文章导读:

●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奋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启蒙、经济大发展、政治大蜕变、社会大分化和时代大变革。

●改革开放的目标:1、改革落后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2、改革党政合一的政治制度;3、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4、对外开放投资和市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改革开放之嬗变:1、第一次嬗变:本能的反应;2、第二次嬗变:贪婪的驱使;3、第三次嬗变:罪恶的绑架;4、第四次嬗变:本性的疯狂。

●改革开放的四个副产品:之一: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之二:造就了一个“新阶级”——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三:巩固了一个“后威权时代”的专制政体;之四:努力建立一个统一在“共产”价值观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完成前伟大领袖“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大同” 的远大政治抱负

●改革开放失败的原因:1、器物、制度、理念与思想三个层次的改革失于相互依存和促进,改革陷入“后发劣势”魔咒;2、“制度人格化”与“思维制度化”筑成的高墙,使改革难以突破;3、腐败是腐败体制的最顽强“卫道士”;4、片面理解开放和设定改革禁区,使体制失去了全面彻底变革的最后机会。

 

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奋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启蒙、经济大发展、政治大蜕变、社会大分化和时代大变革;

在长达四十年的漫长行程中,改革开放始终在进步与保守之较量、光明与腐朽之博弈中艰难前行;在充斥着自由与正义的伸张、权力与金钱的勾兑;信念与道义的坚守、理想与道路的背叛中经历着一次次痛苦的崛起、挫折、失败、转寰、出卖和嬗变。

改革开放的“初心”及历史条件

“改革落后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党政合一的政治制度、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经济,对外开放投资和市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初心”和总体目标,也载入了共和国发展的史册。在历尽三十年“政治大清洗、生产大跃进、全民大饥荒、国际大封锁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之后,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但悬崖勒马,临危易辙,果断扭转国家前进的方向,其最急迫的主观出发点是拯救执政党,从经济发展中重新捡回被挥霍殆尽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以及岌岌可危的社会主义事业;客观目的是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进而推进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背景。

不管如何,这个顺天遂民的伟大创举还是得到了倍受“贫穷社会主义”摧残的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大众百姓对执政党的“拨乱反正”充满期待,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创造历史的变革当中。

“我们这个体制,毛泽东用它来搞革命,而邓小平用它来搞改革。” 因此突兀了这场变革基础条件的应急仓促和先天不足。

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从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任何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了开垦这块未来 “处女地”的唯一思想原则。

改革开放的组织准备,我们所依赖的体制,正是这场变革的改革对象之一。因此在这场“领袖意志+民意”与庞大的体制势力的博弈中,力量十分悬殊,注定了道路的坎坷和冲突的惨烈程度。

改革开放的“规划设计”准备,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并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总体规划或“顶层设计”。做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公,却是一位“世俗化”实用主义的政治领袖,他此时的思路和理论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其导师刘少奇当年“三自一包”和 “允许剥削”的层面,甚至还涉嫌“抄袭”了更早时期他“九评苏共”中所批判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先试一试,不行就关了”,便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导航灯塔”。

但这位“总设计师”为党为国为民的理想和赤诚之心可鉴,他的“可爱”之处有二:一是独具慧眼地指定了一位思想开明的总书记和一位作风务实的总理,作为改开的“领路人”,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思维,使人民增强了信心。二是“无为而治”的风格给了人民群众无限的遐想空间和用武之地,因而激发了民间的巨大创造力。从农业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工业企业的“经营目标承包责任制”,都萌发于经济基层的神经末梢,进而得到官方的首肯和推广,这使得最初的改革开放,既体现了官方的意志,又顺应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取得了首战告捷的显著成效,形成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潮流的“蜜月期”。

第一次嬗变:本能的反应

严格来说,此时的改革开放,从终极目标、实现方式、到行进路径,无论是对于“总设计师”、领路人还是体制内外精英,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得益于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少数有思想有远见的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开始从两个维度来考量这场历史性变革的真正意义:一是历史的维度,严肃审视了从共产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百年历史,重新思考中国所走道路的现实得失及未来发展;二是从世界的维度,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国民开始窥视到“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世界,开始寻找制度变革的参照系,试图勾画发展的朦胧路径,发出超越当时思想窠臼的呼声。从“西单民主墙”、“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到《河殇》的诘问,都是为了探索“中国向哪里走” 所留下的珍贵思想痕迹。这些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的勇气,萌发了最早的“制度改革派” 萌芽。

而对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本能性的诉求,起步于对贫穷的恐惧,和对财富的渴望,欲望远远超越变革落后体制的冲动和自觉。保住原有体制,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因此,他们只期待对体制做有限的“改良”—提高效率,而不容许对旧有利益格局“伤筋动骨”,更不能容忍他们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于是,这群旧体制的遗老遗少,就构成了能呼风唤雨的“体制改良派”,也为这场历史变革中的一波三折、转寰嬗变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黑猫白猫理论”和“先富论”的世俗口号一时盛行,招摇过市。替代了对市场经济本质的严肃探索和建设性的政治设计考量,大门一旦打开,天使与恶魔一同涌了进来。

“价格双轨制”, 从孤立的市场要素入手,本意是撕开旧体制的缺口,给干涸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借此塑造起新的市场机制。但却瞬间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空洞漩涡 ,来自体制内一批批手握特权的“白猫”,犹如苍蝇扑臭、饿狼扑肉般迅速地“商人化”,抢占先机,权力猝不及防地成为最抢手的“商品要素”。“先富起来”的“许可证”,竟然成为家族政治资历和血缘裙带的“身份纹章”!这即使不在设计师们的预料当中,却犹在他们的默许之下。

念歪了的经和滥芋充数的“和尚”,使得市场化的进程一开始就走上了邪路,直接导致了“价格闯关”改革的败走麦城。实质上,改革落后经济体制的权力运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是改革开放的初衷,一上来就被特权阶层偷梁换柱利用为捷足先登吞噬民利的近水楼台,遂演化成全社会“路怒以目”的体制顽疾。经过十年的积蓄和酝酿,愤怒的熔岩终究以“广场革命”的极端方式爆发了。

路径分歧,加之“欧东风云”的警钟效应,叠加成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弥漫笼罩在统治集团头顶。于是,在两年内连续废黜了两任党总书记之后,在顽固守旧的遗老势力的高压裹挟之下,总设计师向“体制改良派”缴械投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从此,“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面鲜明的官方改开旗帜,变脸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此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混沌水”。

如果说,邓公启动改开的义举,是对山穷水尽的旧体制的背叛,而这第二次“对否定的否定”,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出卖“制度改革派”。与其说是这位实用主义政客见风使舵,善于变脸的政治惯性,不如说是出自统治集团“阶级属性”的本能反应。本能战胜了智商,恐惧摧垮了理想。因此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遭遇了第一次嬗变:廉价庸俗的实用主义迅速堕落为“体制改良—发展经济—(权贵阶层)攫取财富—不掘祖坟—红色江山永固”的市侩化的政治功利准则。

第二次嬗变:贪婪的驱使

此后的改开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在继续,对外开放步伐更快,却呈现了两大特征:

1、开放经济,封闭政治。在商品经济的巨大诱惑下进入了“全民经商” 的黄金十三年。 “十亿人民八亿下海,剩下两亿站在岸边也在撒网”。被百姓深恶痛绝的权贵特权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神圣庇护之下,非但不改,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贪污、纳贿、走私、寻租,在纸醉金迷和声色犬马中,权力肆无忌惮地货币化、财富化、挥霍化和犯罪化。高速发展的经济,成了权贵家族与冒险家们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的“饕餮盛宴”,而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是给这场盛宴源源不断送上的“请柬”和“食材”。贪官污吏当道,腐化堕落成风,则为他们混水摸鱼,“闷声发大财” 撑起了一顶超级保护伞,因而成就了这一时期高速经济与腐败体制同床异梦的“奇葩姻缘”。

2、改革不涉制度,体改偷梁换柱。坚持用从所有权、控制权到经营权都已然发生背离和质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传统理论来禁锢改革实践,却对全民所有权益公平分配的机制建设避而不谈。表面上“肉烂在国有制的锅里”,实践中将全民财富“盗卖”为私有产权。权力与特权化的资本已经形成相互呼应和勾兑,操控着国资与国企改革的总体策划和操作细节,以市场化名义明修栈道,以改制为掩护暗度陈仓,完成从“国家所有—政府所有—部门(集团)占有—家族控股—私人所有”的实质蜕变,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盘根错节、血脉相连的特权既得利益集团雏形浮出水面。在贪婪的驱使下,改革开放完成了第二次嬗变,权力与资本的交易由个体、局部、偶发的黑箱运作,迅速走向公开化、全局化和制度性的明目张胆犯罪。

国门打开,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也引进了适应市场经济所需的生产组织手段。但是我们拒绝了代表现代文明的先进理念和治理模式,守着陈腐的“坛坛罐罐”舍不得打烂。结果却全盘承接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血腥最邪恶的“原罪”,十三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十三年的权力腐败,带来了十三年的社会堕落,形成了本时期改革开放的明显特征,中国陷入了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预料之中的“后发劣势”魔咒。“四个现代化”的理想伊甸园,早已沦为止于“器物革新”层面的“二次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终究走不出百年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改良思想窠臼。

第三次嬗变:罪恶的绑架

政治体制改革久攻不下,本时期改开另辟蹊径,提出了“建立法制,依法治国”的治理方向。这本不失为理性科学治国的进步,深得人民的赞赏。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设,其实质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权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缺一不可的两大重要功能目标。然而,在没有解决好权力授予程序的合法性、统治权代替治理权、以及权力监督“家法化”的三大根本性问题之前,法制建设很快就陷入了“法大还是权大”自相矛盾的窘境中。在理论上标榜“立法为民,依法治国”,宣传上声称“把权力装到笼子里”。而在理念上顽固固守“权大于法,立法治民”的“法家之治”,实践上或以政代法、强奸法制;或野蛮执法、执法犯法。一旦政权与民众利益发生分歧或出现矛盾,“法制”就马上露出 “公权打手”的真实面目,不惜以“法治”之名践踏人权、剥夺权益、酷刑枉法、甚至草菅人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本性不改。由此种治民固权思维派生出来的“维稳”治理模式,公然凌驾法制之上,以人民为假想敌,以驯化民众为社会治理目标,高压恐怖手段无一不用其极。强占强拆、以黑欺良、强取豪夺、杀人越货,弹压底层民众维权诉求,残酷打击政治“异见”人士,铲除宗教自由信仰。如此法制,俨然成了一场践踏人权和法治理想的逆向“改革”。

改革开放进入了新世纪,中国成功加入了WTO,有力促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推动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因而带来了经济的连续爆发性增长,GDP规模跃上全球第二的地位,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暴富”明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中国模式”也被自我陶醉为创造奇迹的“神器”。然而,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官方刻意压制相应的制度改革,分配公平和司法公正机制长期缺位,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形成畸形的“基尼系数”。又由于社会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营造了充满戾气、暴虐乖张的社会环境:欺诈的营商氛围、人人互害的生存链条、崩溃的信仰、沦丧的社会伦理和堕落的文化,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丑陋特征,成为改革开放派生的“副产品”之一。邓公曾说:如果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那就是失败。很不幸,这个端倪已然显现。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体制改良派”的代理人经过近三十年的攫取吞噬和苦心经营,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不法之财藏匿逃逸、销赃洗白—变身合法资本杀回市场,横扫鲸吞、控股垄断社会财富的“资本变奏三部曲”。尔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国家经济的主命脉,固化了瓜分改开红利的基本格局,并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议和苗头,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匪夷所思的困局。层层权力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维护这个腐败体制的卫道士,既成为施行罪恶的帮凶,又是沆瀣一气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中国模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改革开放“副产品”之二—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最适宜土壤。

“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如果他们摧毁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在罪恶绑架之下,改革开放完成了第三次嬗变:一个米洛万•吉拉斯笔下的“新阶级”—权贵资本集团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改革开放从此走上了穷途末路。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时任国务院总理近似哀鸣的告别词,盖棺定论宣告了“制度改革派” 的努力失败和“体制改良派”的逆袭成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理想的最后绝唱,也是对未来命运凶兆的一个占卜。

第四次嬗变:本性的疯狂

改革开放的航船,走过整整的四十年。国家财富获得了迅速积累,政权地位得到了空前巩固,人民的生活水准也有了较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无可争辩地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这场堪称人类文明史上历时最长、最声势浩大的社会大变革,是否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是否实现了改革开放的初衷呢?可从两个维度来分析:1、社会变革的内涵,通常包含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个层面。器物指物质条件,包括设备设施及技术等,我们基本达到了变革的目标,中国已发展成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制度方面,笼统来说包括经济体制及政治制度,充其量我们只做了一半,而且很不彻底,因而陷入了“后发劣势”的魔咒。理念与文化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的现代普世价值,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成了禁区,重商威权淫威下的社会文明日渐式微,距变革的初衷愈走愈远,如此改革开放不可谓成功。2、改革开放的结构性目标有三大使命:一是达到经济自由;二是推行政治民主;三是实现法制社会。时至今日,从国家的层面,和“先富者” 的层面,可以说是基本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经济自由(财务自由),但对于在现有分配模式下仍然只能依靠“按劳分配”手段取得收入的绝大多数民众来说,相差甚远。非但没有经济自由,甚至还要为经粉饰的“被自由”、和经不起任何生活风浪的“伪自由”而牺牲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不从根本上解决由“国家经济自由”到“国民财务自由”路径的机制和模式问题,真正的经济自由无从谈起。第二、三层面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制度保证,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夭折了,政治民主转为“捍卫原有体制”;法制社会建设变质了,“依法治国”变脸为“恶法治民”,沦为保全“既得集团利益” 的工具。虽然说实现这三大目标不能单靠一次改革开放完成,但这场旷日持久、世人瞩目的社会大变革,我们连政治公开和法制公正的基础目标都没能达到,谈何“社会正义”的树立?

改革开放在前景迷茫中步入了习近平的“新时代”。说实在的,交到这位踌躇满志地走到舞台中央的领袖手中的,绝对是一副好牌。于是,全世界都在屏气凝神地注视,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眼花缭乱、膛目结舌的“国策”:

1、经济上,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实质上推行一条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打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进程,果断推行“国进民退”、逼退外资、摧毁新生产业、挤压民企民资发展空间等一系列收缩战略。频繁通过并购、混改、置换、投资等各种市场或行政手段,急剧扩张国家资本,抢占市场份额,达到国家资本全面把控市场方向、主导经济发展的目的。极力培植一批以国家资本为主干的骨干企业,通过“国家队”来控制重要行业和新兴技术领域,构建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政治目标和国家规划为发展战略的“命令管理与市场运营大杂烩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采取了以下手段:(一)GDP目标模式,本届政府将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GDP模式推崇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在高调制订GDP指标的国家规划目标下确定国企经营目标考核体系和地方经济评价体系;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封官加爵;确定国家财政收支以及地方负债发展的规模。这种明显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粗放型治理手段的目标只有一个:只要国家经济的绝对增量,哪怕是以扭曲经济比例、破坏发展平衡、牺牲经营效益为代价也不足惜,因为有了经济增量,就有了财政收入的现金流量,执政集团就能把国家的主要经济实力牢牢控制在手中,以便实施其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长期施行这种畸形粗暴的治理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指标弄虚作假,经济实力“杀鸡取卵”,经济发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官员贪污腐败和百姓怨声载道。   (二)不惜代价、不计效益的强势国家投资,如毫无开发价值和战略意义的“雄安新区千年规划”;遍地开花又风过花落的自由贸易区;负债沉重而亏损累累的高铁项目;辉煌雄伟的航空枢纽和跨海大桥,以及挥金如土的豪华盛典等等,一方面的确彰显了国家资本的霸气雄风,一方面却彻底暴露了罔顾市场规律的胡作蛮干和“土豪暴富”的忘形心态。(三)不问国际规则,严重缺乏战略考量的对外经济扩张。如大肆张扬、撒币炫富的“一带一路”项目,丝毫不顾忌地缘政治、开发理念、文化差异、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经济犯罪和投资安全等诸多因素,毫无忌讳抢占战略资源和发展空间的“新经济殖民主义”倾向和意图,引发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警惕和抵制。又如战狼式全球出击恶意收购优质资产和企业股权的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市场公平交易和反垄断竞争规则,引发全球性的恐慌和限制。(四)将中国特色的“黑猫白猫”痞民生存法则运用到国际交往中,如公然背弃对世贸协定的承诺;在吸引外资时强迫技术转让、在国际贸易中垒高门槛,滥发补贴,不对等交易;利用“千人计划”盗窃他国知识产权等等,构成了毫无市场伦理和道德底线的经济侵略和公开掠夺,充当了恶霸、强盗和无赖的不光彩角色。终于激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和反制,断送了形势大好的中美贸易前景,极大损伤了国家的对外形象。(五)通过混合改制、并购侵吞、权益置换、罚没接管、强行划转等方式,整合重点行业和关键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资源控制模式,公开吞噬私有财产,扩充国有经济份额。并在基层经济中重推“供销社”、“农业合作社”、“全国统一市场”等早已被市场经济发展所淘汰的落后经济组织方式,为全面复辟计划经济模式做准备。

2、政治上,推行以执政党权力集团为核心的“新威权主义”。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思想、一个声音”的政治理念;改变改革开放所确定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路径,大树领袖的绝对威望,高度集权,无限度扩大执政集团的权力限度和边界;强调统一指挥,定于一尊,以期达成“说一不二”和“一呼百应”的政治局面。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采取了如下施政手段:(一)“核心”上台伊始就以“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为诱惑,推出一个华而不实、毫无实质内涵的所谓“中国梦”的理想泡泡,借此煽动起一场“领袖崇拜”的复古旧梦,掀起一股战狼式的疯狂民族主义狂潮,为实施其“宏伟”的政治抱负铺陈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二)有预谋、有计划地陆续推出从缅怀“无产阶级专政”功绩,到肯定“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地位;从重温《共产党宣言》,到篡改“十年浩劫”为“艰难探索”结论,进而修改史论和教科书等系列政治复古操弄,以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民众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氛围引导回归到文革时代的理论体系、思想空间和语言环境。(三)强行修宪,否定政治改革成果,废集体领导制度,立终身领袖规则,搭建个人长期专制的政治架构。(四)全面禁言,管制媒体,实施恐怖治民、警察治国的高压“维稳”模式,强力打压民众合法维权和自由知识分子及体制内精英的“异见妄议”,营造“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五)对内推行全面无缝隙无死角的意识形态教化和基层党建,实现社会生活高度政治理念化和监控网格化;对外展开红色大外宣和战狼式外交,全球兜售中国特色的“命运共同体”。

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新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已形成掌控中国政治经济局面的“犄角”之势。人民在看到经济持续发展,国运昌盛,国力爆棚的同时,却看不到新威权主义所主张的“政权回归民权,治权尊重人权” 的渐进式民主化进程。相反地,却发现被带回到反右时期的钳口封言,文革时期的恐怖管制,大跃进时代的骄奢穷横、夜郎自大,毛体制下的领袖独裁、无法无天的荒唐年月。党的“核心”按照以往生活经历所铸成的固有思维烙印和认知能力,走着走着就回到了一个前世纪传统的党国集权专制治理模式,所谓的“中国梦”也蜕变成一个强权、强盛和强悍的“帝国梦”,让前总理“文革重现”的预言一语成谶。

至此为止,改革开放不仅挽救了党于危崖,还巩固了一个“意识形态+高压维稳”的后威权时代的专制政体,这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之三。接下来,便是志得意满,放眼世界,开始转守为攻,全面出击。旨在建立一个统一在红色共产价值观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身体力行地践行前伟大领袖“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大同” 的远大政治抱负。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改革开放“副产品”的定义范畴,业已成为“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的终极恶果,改革开放一副好牌,终于打成了一塌糊涂!

此阶段的改革开放,已然进入了球赛终场前的 “垃圾时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等于吹响了改革开放的终场哨 。 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将市场机制已日益主导资源配置条件下的企业运营作业,偷换概念为计划经济思维下的政府主导经济投入的宏观决策,旨在为后来推行的“国进民退”和“一带一路”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借口。所谓的所有制 “混改”,就是为了实现扩张国家资本和抢夺市场份额的明显的功利性目标。倍受称颂的反腐打黑倡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削弱了“新权贵既得利益集团” 的势力,保护了改革开放的部分成果。但选择性的反腐策略,却暴露了在政治上打击异己力量,在经济上为另一个新生的既得利益集团敛取浮财的真实意图。而且只破不立,迟迟不见根除腐败的建设性制度和法律落地, 坚持用“家法”惩戒贪腐,以纪律代替法律,网开一面。贪腐分子 “前仆后继”,像“韭菜”般割了一茬长出一茬,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百姓永远看不到希望。至于涉及最高级别权力中枢的“制度改革”,只见把国务院的行政权力,像蚂蚁搬家似的一项一项交到各种莫明其妙的“小组” 手中,这完全背离了“放权松绑,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开放原旨,俨然成为了一场走向“党国专制,一人独尊”道路的权力博弈游戏。这个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以复古和强化旧有体制为目的的 “逆向改革开放”。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摆在面前: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走完四十年艰难历程之后的遭遇,比做第四次嬗变,这已是一次从上至下、由里及表的本质大蜕变和灵魂大嬗变,它已完全背叛了“总设计师”邓公的伟大理想,彻底背离了这场伟大历史变革的“初心”,断然绝然地走到了人民大众和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所谓改革,其真正的目标,是让政权更稳定,让国家更强大,让官员更富有,让百姓更驯服。” 对统治集团,以及在改革开放中靠国家资本主义暴富起来的“新阶级”——权贵资本集团来说,他们的目的似乎已经实现了。

“改革已死,中国在向末路狂奔。”

悲壮的挽歌

中国改革开放,这场由邓公、胡公和赵公亲手开启的历史大变革,风雨雷电四十年,走到今天如此地步,让先人难以瞑目!如此结局,纠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1、改革的内涵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个层面,改革举措必须协调同进,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只改器物,不改制度和思想,必陷“后发劣势”魔咒;只改文化理念,不付诸实践,属空中楼阁。我们走过的路,两种倾向皆有之:“制度改革派”中途失权,英年早逝,所有改革思想都成了“空头理论”,含恨而终。 “体制改良派”坚持捍卫旧体制和套取改革红利,遂走上改革开放“反动派”的疯狂之路,最终敲响了改开的丧钟。2、理论•道路•体制,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每当改革开放来到“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决定其胜败的关键因素是人—改革开放的执行者。无论是“总设计师”、领路人,或是任何层级上的高官微吏,既然是“体制中人”,就必定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几十年浸淫其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体制结构中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而制度理念则融入了每个人的血液中。人•体制•利益的高度融合,我们看到了“体制人格化”和“思维制度化”所筑成的一堵高墙。除非产生“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级领袖,否则谁都无法“破墙而入”。 “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世界,改革开放败于这个庸俗的“真理”!3、腐败的制度必定产生无度的权力,而任性的权力往往产生“公权私用”,这就是特权滋生的土壤。特权是改革红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而特权利益者又成为了腐败制度的最坚强捍卫者。因此,“腐败是腐败体制的卫道士”,这明白无误地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任何一次嬗变及其背后设计的致命机密。依据以上三条原因,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是意外,失败是必然,终究逃不脱“戊戌变法2.0版”和“二次洋务运动” 的宿命。但是我们还是要谈一下第四条原因:改革开放中的“开放”,严格来说应该包括并不限于市场、言路、思想和制度开放。可四十年来我们只开放了市场,而关闭了或并没开放其他三个窗口,而且极力回避对后三个窗口相应管理制度的改革。这个最大的历史性误解和错误使我们错过了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启蒙,半途夭折了充满希望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失去了系统、全面和彻底地整理、思索、批判、清算和扬弃统治我们思想达百年之久的指导理论的机会。进而无法施行对七十年所走道路的科学、理性、对比的总结、评价、反思、纠错,以及选择、试验和实践最佳的发展路径。致使思想上盲目迷信建立在废墟瓦砾之上的所谓“四个自信”,实践上固执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大大降低了改革开放的成功概率,付出了走弯路、错路、倒退、和痛失回头机会的沉重教训。制度的封闭性,严重限制了对其维修、改良、吐故纳新的机会,导致其功能衰减,效率下降,进而引发结构性陈旧疲劳、病变毒化。更致命的是其闭环自洽的刚性逻辑,禁锢了对制度内核精神的深刻探究和批判,扼杀了制度进化的本质生命力,痛失一次又一次浴火涅槃, 脱胎换骨的历史机遇,令人扼腕叹息!

假如我们有机会从头再来一次,我们会发现: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只是与生俱来的初始权利,而不是后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更不是权力和财富的积累,后者的实现机制必须是公平与公正。据此来重新定位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我们也许会在“山穷水复”的道路尽头,找到“柳暗花明” 的契合转机。我们会从《共产党宣言》中重新读到:马克思说的是“扬弃私有制”,而非“消灭私有制”,任何通过剥夺财产和消灭阶级造成的“平等”都是血腥的和邪恶的,所有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都必须重新经受“扬弃”。我们也会从实践中发现:公有制的本质内涵,与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同样重要的,是权益的分配和公民财富的实现方式,偏废任何一项,都不是真正经济意义的“公有制”和“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利用公权力对公众财富的占有和掠夺。我们也能从七十年的血泪教训中总结出: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国有制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所有制中没有“民”,基本上跟全民无关,更与“人权”无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探讨和尝试“公民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何不呢?只要制度是开放的,言路和思想是开放的,只要对“任性的权力、腐败的体制和疯狂的特权”能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我们完全可以重写改革开放的历史!然而,历史悄然翻篇了,改革开放已经时过境迁。

自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中华民族就进入了风云际会,错落跌宕的“两百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尽管历史的航船历尽风雨沧桑,千折百回,但终究在痛苦与希望的交替中顽强前行,螺旋上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已然完成了其特有的历史使命,正在悲壮地谢幕。但历史大变局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稳健地步入荡气回肠、百年期待的“大结局”。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将是一场更伟大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大转型、命运大转寰和人间大嬗变。

让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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