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周劼网络炫富成为一个热搜话题。在中国,但凡引发巨大负面舆情又非直接涉及政治的事情,一般能够得到官方迅速跟进和回应。周劼所在的江西国控集团已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江西省纪委亦表示要进一步调查。新闻媒体和网上对此事进行了各种讨论。我认为,“周劼事件”的要害不在于这个年轻人的炫富秀权行为,也不在由此所体现的阶层流动受阻,而在于它暴露的行业或系统的近亲或家族繁殖现象。这也并非是个新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在就业困难,流动和上升遇到更大障碍的今天,它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此种腐败的总成本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亚于通常意义的权钱、钱钱交易的腐败。

根据国控集团的调查,周劼本人不在江西省的交通系统,但是他的家族主要成员都是该行业的职员。其父现任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货运物流处四级调研员,据称是副处级,曾任原江西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客货运输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其母为南昌长运公司客运五分公司原副经理,2017年退休;大伯为江西省高速集团原党委委员、工会主席,2012年退休;二伯为南昌长运公司原职工,2017年退休;三伯为江西省交通设计院原党委副书记,2021年退休。从他们的职务看,周劼的家族在当地并没有什么显赫背景,由此推断,其网络秀权部分如他所说,可能有为虚荣而编造的成分。尽管如此,这一家子也称得上“老交通”,若划分阶层,属于地方交通系统的中层偏上一点,这种交通世家,在本系统或行业的社会关系其实也不可小觑,以周三本大学的学历,他被安排在江西国控集团工作,就是这种“社会关系”所起作用。我很怀疑江西国控集团也是交通系统的关联企业,即使不是,其业务可能和交通有关,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挖掘。

此种一个家族在某个行业或系统工作的情况,被称为“近亲繁殖”。这种现象可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就业制度和身份制度。计划时代的就业和社会流动都受到严格限制,一个人基本上终其一生,在一家工厂或单位上班。如果他们的子女考不上大学,也被安排在父母所在单位消化。尤其夫妻二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更是如此。所谓的子接父,女接母的班,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初期还这样。随着改革推进,特别是国企的私有化才被打破,但是也有遗留。夫妻二人或者父母子女在同一企业或同一系统就业的还有很多,只不过多数可能都是普通职员,也就不引入关注,尤其在一段时间内,国企或行政单位的效益不高,待遇不好,更难引起舆论注目。

行业或系统的近亲或家族繁殖,成为舆论抨击的一个靶子,是在改革的红利大部分消失,阶层流动出现困难,国企尤其大的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重新成为民众特别是大学生就业争相抢夺的“香饽饽”,公务员越来越成为一个旱涝保收的职业之后。从时间来说,应该在十多年前,初期人们对这种现象还不是太敏感,但随着就业市场的竞争激烈,人们不得不更多考虑“关系”后,就不太能够容忍它的存在。

前文指出,系统的近亲繁殖不是现在才有的,然而现在的近亲繁殖和计划时代以及改革初期比,出现了一个质变:一方面,它是就业困难阶层流动受阻的表现;另一方面,正因这种系统近亲繁殖现象在近年大量出现,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就业困境和流动受阻。所以它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还须指出,如果说计划时代和改革初期的系统近亲繁殖受制于体制,有不得已的因素,那么近年这种现象的流行,就是权力干预和交易的结果。由于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重新成为人们职业的首选,权力之手也就插进来,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安置在这些企业行业和单位。社会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力”,是权力在背后支撑着社会关系。这就是我说的“质变”。

在许多人不仅苦于找不到好的工作,而且苦于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一些人却因背靠行业或系统的家属、亲人、朋友关系,轻松获取别人得不到的职业,这会制造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这么说并不排除在这种权力和关系的交易中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腐败行为,但与之相比,当近亲繁殖现象成为一种社会默许的所谓体现机会和身份优越性的行为后,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单位和行业、系统会投身于此,久而久之,每个企业、单位和系统都会把好的东西留给本企业、单位和系统的职员,从而使它们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肥水不留外人田”,整个社会也就日益走向封闭,并因封闭失去活力。至少理论上会出现这种前景。所以此种腐败的危害其实一点也不亚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而且,当这种现象严重时,它不仅在社会制造机会不公,也在企业、单位和系统内制造不公,因为能够近亲繁殖的,多半是本企业、单位和系统握有权力的领导,一般员工没有这种机会。

我们从当局的巡视组公布的国企状况看到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2015年,中央巡视组在对央企进行专项巡视时指出,中石油、中海油、中国太平保险、中国人寿等9家单位存在“近亲繁殖”情况;2016年,中央巡视组对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时发现,该行“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2020年3月,中央第三轮巡视的45家单位向社会公开了整改进展情况,招商局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国家电网等多家中管企业不同程度存在的“裙带关系”“近亲繁殖”及任职回避制度执行不严等问题进行了整改。可见,近亲繁殖不单发生在地方,央企或许更严重。因为央企基本是垄断企业,工资福利和待遇远高于地方国企;且央企的规模都很大,本身自成一个系统,有些央企就是由原来的行业合并组建成的,故近亲繁殖的空间更大,机会更多。

与国企系统的近亲繁殖一样,中国官场的近亲繁殖现象也不遑多让。多年前,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的《中县调查》博士论文曾走俏舆论,该论文有专门章节记叙当地官场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作者用“政治家族”一词来概括它。在冯的记录中,“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要职,令人触目惊心。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调查显示,政治“大家族”在中县有21家,政治“小家族”有140家。以论文列举的第一号政治家族张家为例,其核心人物做过中县下属的某公社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临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地区劳动局长。该核心人物的妹妹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妹妹的丈夫曾任中县某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其姑老表曾任中县某乡党委书记、临县副县长、地区畜牧局长。他的八个子女,儿子任地区海关关长,大女婿任地区旅游局局长,二女婿任地区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任某区副区长,六女婿任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她妹妹的儿子任地区急救中心主任,儿媳妇任某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妇的的父亲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地区二工局局长。此外,这位核心政治人物的大女婿也是一个政治家族。

冯军旗记录的中县政治家族来看,不少都是在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其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中县调查》论文反映的是2008、2009年时的状况。现在十多年过去了,由于没有更多的材料披露出来,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地方官场是增多了还是有所减少,但不管如何,根据常识可知这应该还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比起平民家庭的子女来,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好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据称北大清华等中国的一流名校,来自平民家庭的子女很少,来自贫家的子女几乎没有。而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也容易形成一个熟人圈,加上父辈在政治上的刻意栽培,都会使得子女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尽管现在进公务员系统都要经过公考,但只要过了考试关,这些干部子女向上的空间比非干部子女的机会仍大得多。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给每个人以希望。当多数人因为就业困难流动受阻,说明这个社会的制度和机制出了问题。而不论是国企系统的近亲繁殖,还是地方官场的政治家族,他们对国企职位和基层权力的垄断,会固化原有的社会阶层,令平民出身者难凭才干获取职业上升的空间和政治前途,从而窒息人们的希望。说穿了,这是中共体制的痼疾难以解决的。因为维持等级差序是维系官员忠诚的手段,从而也是维系统治的需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这种系统的“近亲繁殖”和官场的“政治家族”是一种植根于体制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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