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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曾接受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专访。一晃十多年过去，许教授那些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却仍令人拍案叫绝。
而且，那些针对性非常强的真知灼见，今天读来竟没有丝毫的过时之感。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好事，反倒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悲哀。温故知新，以下为当年的部分访谈内容（记者 倪惠，来源 网易财经），闻道不分朝夕对原文略有编辑。
网易财经：您一直坚守的是市场的信念，您坚守这个信念的源泉是什么？
许小年：市场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另外一个是从效率的角度。从市场伦理的角度坚持市场信念，就是，在现代社会，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伦理标准是什么？社会正义是什么？一个社会如果离开了对社会正义，对善的共同认识，这个社会就会散掉。
在现代社会，社会正义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尊重。
在个人的自由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这不是我说的，是亚当·斯密讲的，就是个人交易的自由。个人在法律框架下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所有手段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任何对于他谋求自己经济利益的限制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不道德的。
为了保证交易自由，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不能搞计划经济，政府不能够干预经济，除非全体国民允许他这样做。任何对于经济的干预都是对个人交易自由的限制。
比如房地产，凭什么政府规定70%以上的房屋都是90平米以下的？你这样规定了，就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同时侵犯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自主经营权。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企业的经营自由，都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都会侵犯个体的权利、侵犯个体的自由。
所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讲，一定是要搞市场经济的。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保证人们的交易自由。
第二，效率。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政府。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市场的效率高于政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退回去，让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甚至让政府来主导经济，没有任何理由！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咱们就干，咱们就试。这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市场优于政府。
这两点就是我坚信市场经济的原因所在。
许小年：非常令人失望！但是这个令人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在上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就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经济学界的反应也是极为令人失望的。那次大萧条后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存在着很多致命漏洞，到今天凯恩斯主义者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
但在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流行了一二十年。大家看到不行，凯恩斯主义推行不下去了，于是才有了西方、东方的改革。
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有一个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在美国有里根推行的改革，在英国有撒切尔的改革，在前苏联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中国有邓小平的改革。西方主要是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反省，否定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上来。东方主要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走向市场经济。
这一次危机之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到现在学术界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何防止危机再次爆发？也就是事后的补救，亡羊补牢的措施，经济学界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本人对学界是极为失望的。
上世纪大萧条之后，起码有思想家出来反省、讨论、争论。一方是以凯恩斯为代表，另一方是以哈耶克为代表。市场不完美，市场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有缺陷的市场和有缺陷的政府比起来，我们宁可选择市场。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在哪里？他在看到市场缺陷的同时，假设了一个无缺陷的政府，这是凯恩斯主义从方法论、认识论上最大的问题所在。
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没有人说过市场是完美的。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不断地进行制度上的改革、调整、创新，来弥补市场的不完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而凯恩斯主义看到市场不完美，就否定市场，拿一个假想中的完美的政府来代替市场。
其实凯恩斯本人也没这么说，凯恩斯本人也没有建议用政府替代市场，但是在世界各国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政客们自身利益的需要，就尽可能地扩充政府，形成了一种用政府替代市场的倾向，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我们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等我们看到代价的那一天，我们会想起来，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效率和公平性的论证，会看到他们的先见之明。
许小年：没有啊，什么叫孤独呢？看你怎么理解孤独了。
许小年：我们国内的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不研究问题。不去深入研究现实问题，不去思考理论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经济学界要么有一些学者热衷于进宫召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金榜题名，然后蒙皇恩进宫献策。现代社会要求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知识分子是有很大出入的，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其目标是发现真理、传播真理，跟利益集团没关系，跟政府没关系，跟民众也没关系，既不媚上，也不媚下。
但是我们现在是有些人媚上，有些人媚下，他不独立。不独立怎么能够做研究呢？不独立怎么揭示真理呢？如果哥白尼跟着教会走，就不会有“日心说”。
而知识分子不独立的原因之一，则是没有一个允许知识分子独立的环境。
许小年：我比较欣赏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之后比较欣赏的是哈耶克，比哈耶克稍晚一点的经济学家国内知道的并不多，是熊彼特，他们两位之后是弗里德曼。
许小年：我最反感的就是“一把刀子，一把票子”，凡是跟着刀子、票子走的，我都反感。
许小年：我还是受亚当·斯密、哈耶克、熊彼特和弗里德曼的影响比较大。
网易财经：这些都是您没接触过的人，在现实当中有吗？
许小年：那当然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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