殯儀館，北京。豆沙/攝
二
原意是要回憶父親，卻從一開頭就偏離了主題，說起豆沙和她的陰陽眼來了。靈界的事我其實說不出所以然，只能將聽來的照錄，卻並不知道該如何自處：到底是該羨慕那些有過通靈體驗的人，還是應該慶幸自己沒有。我自己小時候，經常聽我爸給我講聊齋故事，講山海經以及各種地方誌中搜得的奇聞異事，記憶中都是些月黑風高的夜晚，或在北風呼嘯大雪封門的天氣惡劣的日子。現在想來，無非就是他能夠呆在家卻又鬱鬱不得志的時候。燈光下一冊在手，吞雲吐霧，杯弓蛇影，直到聽得我頭髮豎起，即使兩腿酸軟也不敢垂放床沿。然而，他講的那些畢竟是道聽塗說，我長大了還是可以不信。但一個小孩子跟我這個大人講述她自己經歷的事時，我沒法不當回事。
更何況這個孩子是豆沙。
這次告別姥爺的場景不算，根據我的記憶，豆沙小時候最後一次通靈體驗發生在報考中學那陣，距離前文提到的描畫幽靈的事件又過去了一、兩年。
那個時候，豆沙已經不需要我接送上下學了，按理說，我應該能夠逐漸擺脫照顧孩子的負擔，起碼上班作息可以從容些，但現實卻是我很快就失業了，成了一名自由職業者，翻譯和編輯書稿，整日坐在家中打字，手停口停，手不停口也停。不僅不能孝敬為我帶大了孩子、一生勤儉的父母親，反而可恥地淪落到需要遠在北京的年邁的二老貢獻他們的「盒兒錢」來給我救急。經常是當豆沙從補習社回來，一進門「啪」地一摸開關，燈亮了，坐在電腦前面的我才意識到外面已經天黑了。那時香港媒體從業者的生存環境正變得愈加惡劣，所以不是我一個人在「賣慘」，但我個人的生活確是「屋漏偏逢連天雨」——當時具體的社會環境和我的個人處境，這裡先暫且不談，單說那天豆沙放學回來——也可能那天是個週末——反正我們兩個都在家，忘記為了什麼事，我當時的心情非常糟糕，一邊擦地，一邊衝豆沙大吼大叫起來，發了好大的一通脾氣，直到罵出了髒字才消停。之後我進了洗手間，背對著門，打開水龍頭「嘩嘩」地涮起了墩布。
就在這時，我聽見背後突然傳來說話的聲音，當然，因為太突然，我先嚇了一跳。急轉過身來，只見豆沙站在那兒，眼中充滿了淚水。
「神又對我說話了。」她表情平靜，噙著淚輕聲地說。
我當時還滿腹怒火，所以我的反應有些冷嘲熱諷，但也不純粹是開玩笑地問：「哦？那神對你說的是普通話、粵語，還是英文？」
畢竟，豆沙那時已經可以算是通曉了「兩文三語」。
「是普通話。」她的回答嚴肅而認真。
我的態度也因此肅然起來：「那神對你說了些什麼？」
「祂喊我的名字，連喊了三遍，」她模仿著一種語速緩慢的聲音：「豆沙，豆沙，豆沙啊，不管別人怎樣對你，我都是愛你的。」
聽到這樣一句話，我的內心深深觸動，眼底的淚水也一下湧了上來。
遠走高飛的時候到了 （Time to Fly ，by Christian Schloe)
話說豆沙當初在北京長到了學齡時，眼看上學這事一天都不能再拖了，我遂下決心（是的，至少需要下決心擺正單親母親的心態，從此硬頭皮不再接受出差的安排、工作上不再進取，準備過更加忙碌卻更加緊絀的生活），把她從姥姥、姥爺身邊接到香港。那年夏天回京去接她，我借此機會把久別的在京好友都竄訪了一圈。一個電話打過去，當年經常一起吹水的NPR駐京記者安東尼剛好在城中，於是我們就約在了彼此都順路的三聯書店二樓咖啡館見面。
我對這次見面印象深刻，因為安東尼問了一些其他朋友從未問及的問題，這或許與當天我見他時帶著豆沙有關。
記得安東尼聽我說明此行北京的來意之後，品了一口三聯兒的咖啡，皺了皺眉（在我們以前跑京城新聞的那些年，我們幾乎每次見面都是選在星巴克）。我笑說豆沙不想離開姥姥和姥爺，最後我只好用「帶她去上魔法學校」說服她，打算帶去香港以後再慢慢圓這個「魔法」。
安東尼問道：「那你為什麼非要把她接走呢？」
他側過臉又問坐他斜對面的豆沙：「你想去香港嗎？」
豆沙低頭吸著她的冰凍可樂，懵懂地搖了搖頭。
這時我回答說：「因為豆沙還很無辜啊——長這麼大她還從來沒撒過一次謊。」
安東尼聽了，沒再問，而是重重地點了點頭。他話不多，但沈默的時候總是讓人感覺他很參透。
回憶在這裡開始分岔，父親是一個岔，豆沙是一個岔，我和父親的父女關係、我和豆沙的母女關係是岔道上再分出的岔。日落時分，我在國會山附近一個小徑分岔的花園裡抬眼望去，「一只鳥掠過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机，再把這架飛机化成許多架。」(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 其中一架飛機上載著豆沙，她在北京的殯儀館與姥爺做完最後的道別，為免夜長夢多（時辰上的確已接近中國的鬼節，但這並不是真正值得顧慮的），我支持她不要久留。於是，她在頭七當天傍晚匆匆動身，拿著改簽的機票，飛抵廣州白雲機場，就等天亮轉機返美。
她發了個短信報平安，然後說先打個盹兒。可在我心理上，因她身上發生過太多陰差陽錯的事，所以這次對我來說也一樣，她只要還沒抵美、落地、入境，報什麼平安都不算數。事實上，從我成全她的自吿奮勇回京探姥爺那一刻起，我就開始把心懸起來，對外一個字都不吐露她的行程。除了屬於一般人之常情的牽掛，還有很多很複雜的額外顧慮，包括但不限於她是我正深陷其間的兩宗關聯案件的聯合當事人、證人和證據本身。
果然就在她打個盹兒的工夫，再睜眼時，原本人聲鼎沸的機場，這時竟然空空蕩蕩。這時她聽見機場廣播說，超強颱風「蘇拉」正在逼近，當地開始進入最高級別颱風紅色預警，這是百年一遇的。因應海事局啟動的應急措施，機場臨時清空、緊急關閉。而她之所以沒有被清走，這時她才得知，自己乘坐的，是機場關閉之前放行的最後一架國際航班。
弔詭的是，上一次她去北京探親後登上的返航班機，同樣也是所謂從北京放行飛出的該航線最後一架航班。那是2020年春節之後。隨即便是世紀疫情導致的天各一方，直至今次天人永隔。
父親臨終更想見上一眼的人當然是我。說來多少也算得上離奇：我雖然從沒有通靈體驗，但在父親「出大事」之前，至少算是體驗了一次「第六感」，它能發生在我們父女之間，似乎是在印證：無論我翅膀硬了之後怎麼叛逆、怎麼自以為割斷了跟父親的感情臍帶，但在我年少時確曾存在戀父情結。
我查了一下，是在8月1日那天，我除了給豆沙，還曾經給茉莉姐、丹鴻及小莫姐等三、五好友發過內容大同小異的如下信息：
前幾天我在超市買花時，康乃馨竟只剩下白色，只好買了，而且這次它凋謝很快，昨天一天之間突然全部枯萎。我預感我父親已經不久於人世，甚至已經不在了。我不敢問妹妹。
茉莉姐回了一句：
到你这个年龄，都要做好父母离世的心理准备。我十几年前父母相继去世，他们都活到高龄，我们在心理上接受了现实。父母走了，我们就自己面对人生终点了。
說這話時，我父親也已過耄壽，該來的人生大限終於會來。疫情大流行以來這種預感愈來愈強烈，是故今年春節我在賀年文章專門提及了父母親。
第二天，豆沙也短信回應我的不祥預感，說：「他還活著。」她開始準備行程。
在此之前幾天，我爸剛剛做了一個白內障手術，終於又看得清了，妹妹說他回到家喚著我的乳名在屋裡串來串去找我。這可真不像他。他從來沒有說過想我，我們也已經有二、三十年彼此表現得不在乎彼此。這次也就因此難得一拍即合，父女視頻了一次。他異常仔細地用剛剛恢復了視力的眼睛湊近手機屏幕打量我，眼光清澈，滿臉前所未見的慈祥，完全沒脾氣的一個人似的，我說什麼都點頭讚同，這完全不是他原本的樣子。不是才好，否則我會有惻隱，戀父情結怎麼能解開？
誰知隔了沒兩天，晚上起夜他就不小心跌倒，後發燒急救車送院。我妹說「情況不容樂觀，不知還能維持多久。」
而奮戰在法庭一線的我飛快地判斷了一下，結論是趕不及見父親最後一面了。從我的意識清晰地觸碰到這個銅牆鐵壁般的現實那一刻起，我就把情感與記憶的閘門強行關閉，讓自己的心披上堅硬的盔甲，讓自己繼續雷打不動地拼盡全力守在法院，彷彿守住的，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之間唯一通往重生的出口的地方。那些天裡，我一邊惴惴然俯首聽命於死神的擺佈、束手無策地等著大洋彼岸的噩耗如期降臨，一邊又像個不肯認命低頭的義無反顧的戰士，有淚有汗，就是滴水不漏於法庭卷宗之外。一個回合下來，轉眼已是頭七，信筆散在這裡的文字，全是從心理閘門之上溢出的水。
然即便是如溢出之水，我仍守住小心構築的心防，哪怕讓情緒的出口淤塞，都有意不去觸碰父親這個話題，因為我想起我正面對的那另一個「父」，一個撒下彌天大謊因此不惜鋌而走險的冷血動物，一個為逃避歸案而在他所經之處佈下層層陰謀論暗樁的江湖大盜，曾經在通過中間人來騙取我的信任而獲取豆沙的DNA樣本之後、在承認檢測比對結果跟他吻合之後，來信顧左右而言他：「你的父親是不是蘇聯留過學？」
我沒有回答他這個貌似突兀而又不相干的問題，但我瞬間猜到，他在豆沙的血液抗原形式所表現的遺傳性狀中讀出了什麼。
遠航（Voyage，by Christian Schloe)
（註：特以此文鳴謝檀樹先生，感謝他在我危難之際伸出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