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主义的“定义”。西方语境中的民粹主义其实可以大致区分为自由主义民粹主义(libertarian populism)以及权威主义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然而大部分当今欧美的学术上和媒体上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都集中于权威主义民粹主义,因此下文的“民粹主义”基本指代权威主义民粹主义。本文主要是笔者对《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sim》(Inglehart & Norris, 2019)一书第三章《VarietiesofPopulism》以及《RoutledgeHandbookofGlobalPopulism》 一书中的《Left, Right, and the Populist Structuring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的总结。yibaochina.com

从非实证的角度来看,权威主义可能与顺从、僵化、保守、安全、忠诚以及爱国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单边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恐同症(homophobia)、性别歧视、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有一定关联,甚至被一些学者用来理解法西斯主义、新纳粹主义和极端仇恨团体。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可能与个体自由、社会正义、人权、少数民族权利、性别平等、和平、后物质主义、多元文化、世界主义、欧洲一体化、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有一定联系。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互动中,权威主义价值观的持有者倾向于将他/她们的环境视为不稳定和有威胁的地方,往往很难相信其他人,并习惯坚持一套“铁定”的规范,而民粹主义领袖往往试图吸引、利用这些权威主义价值观的持有者,因为他/她们在排挤、孤立和攻击少数群体和社会精英的同时,往往也会接受、服从和膜拜某种强权。yibaochina.com

民粹主义的定义方法虽然有很多种,但是比较受到认可的方法是把它定义为一种表达和宣传的方式和风格,而非以具体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为基础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治理策略”。 民粹主义往往可以通过它的“目标”定义,也就是它希望撼动当前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中的政治权利结构和被选举的政府代表的权力,并希望把权力转移给“人民大众”。民粹主义体现了一种犬儒主义(cynicism)态度,即忽视了政府“应该”如何做的思考,而着重于政府最终由谁统治的“结果”,民粹主义的“硬币背面”是多元主义(pluralism),即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来自于政治代表的选举以及自由民主主义的各机制所带来的相互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比如说“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yibaochina.com

权威主义民粹主义给自由民主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在于侵蚀公众对于“民主”本身的信任,并且把既存的保护少数群体、多元辩论、媒体和结社自由以及司法独立的政治机制和公民社会带向强人领袖(strongman leaders)之下,尤其当社会处于某种“动荡”和“危机”的时期,即存在权力真空(power vacuum)之时。yibaochina.com

二.民粹主义的“特点”。欧美语境中的权威主义民粹主义的“修辞手法”存在一些共通的特点,而这些修辞手法围绕着两个“中心思想”或者说“叙事内容”。一,唯一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只来源于“民众”(the people)。二,现有的政治领导和精英是自私的、腐败的、无能的,他/她们背叛了公众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信任,所以应该被“赶出去”(thrown out),即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民粹主义提倡通过某种“革命”以“真的人民”建立“真的民主”或“新的民主”。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叙事内容是民粹主义的的核心特点。yibaochina.com

以这两个叙事为起始点,民粹主义为了吸引支持者衍生出了以下的论调:政府权力应该“直接”“归属”于“民众”,也就是“多数决定原则”(majority rule),这些“普通”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而目前的政治领袖与“真实民众”是“脱节”(out of touch)的。民粹主义强调他/她们的“草根性”(grassroots credentials)。即使“民众”的想法与科学专家、政治家、政府代表、主流媒体和媒体评论人大为相悖,“民众”的声音也应该被优先,而且多数的观点和声音应当被置于少数群体的需求之上。所以,为了“赶走”现有的“不作为”的政府精英,强硬派(hardline)的领导人应该接管。民粹主义者的仇恨有两个移动的方向,它不仅“向上”怪罪政府以及商业和学术精英,而且“向下”憎恨少数群体,比如移民者、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因此这两个群体成为了民粹主义语境中的“替罪羊”‘(scapegoat)。yibaochina.com

三.民粹主义的“传播”。民粹主义的传播渠道主要以公共行动(collective action)为主,包括一系列的政治集会、群体抗议和示威、意见调查和全民公投等。除此之外,电视脱口秀节目和现代的社交媒体,比如说推特也是民粹主义诉诸的与支持者和潜在支持者的沟通途径。这种传播渠道的选择是民粹主义领袖试图“越过”传统媒体的审核而试图与公众进行直接的、不经过滤的对话的结果。yibaochina.com

在民粹主义的传播中,语言技巧扮演了调动情绪的重要角色。民粹主义领袖往往喜爱使用一些简单的、重复性的、煽动性的的词语和句式,并且熟练运用一些直白的甚至粗俗的针对当前政治精英和社会上的少数群体的调侃甚至侮辱、诽谤。借助于这种语言技巧,民粹主义领导可以把信息迅速传递给一些或许教育程度较低的、生活在没那么现代化、国际化的地区的公民。以此,民粹主义者区分开了“我们”(“普通民众”)和“他/她们”(社会精英和少数群体),“我们”成为了戏剧故事里勤奋正直的“平民英雄”,是“民意所归”,而“他/她们”是自私自利、无恶不作的“坏人”和“敌人”,最后应该被“打败”。 然而即便民粹主义者们把自己粉饰为“屠龙少年”,往往最终却终成了不折不扣的“恶龙“。yibaochina.com

因为民粹主义的叙事中缺少实质的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计划,所以当民粹主义领导进入了政府之后,它们往往对社会现实不负有责任(not held accountable),所以宣传时对社会政策的模糊处理便是一种责任的“逃避”。正因为民粹主义强调“草根性”,往往“无政治经验”被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视为了一种“优秀品质”,而非“不够格”。yibaochina.com

以特朗普为例,他的竞选演说和宣传强调了他的“草根性”,也就是说他是“华盛顿政治”(beltway politics)之外的一个靠自己努力成功的商人,他希望“代表”“被忘记”了的美国“民众”,并且试图清除那些“无能的政治家”、“不够格的公务员”、“不诚实的游说家“、“疯狂掠夺的华尔街投机分子”、“假的主流新闻媒体”、“自负的科学家”、“反美势力”以及“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者”。对此,他给政治对手起了“校园暴力”式的绰号,比如“Crooked Hillary”和“Sleepy Joe”。他往往拒绝科学证据和逻辑分析,诉诸于反智主义,强调“普通人的智慧“(the wisdom of ordinary folks),并且善于使用绝对化、证据模糊和煽动性的句式比如“相信我”(”Believe me”)、“许多人说……”(”Many people say…”) 、“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建一面墙”(”Build a wall”),喜欢提议“简单的解决方案”(fast fixes)和“能快速赢得观众鼓掌的台词”(quick applause lines),比如“I’m with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I am your voice…I am with you, I will fight for you, and I will win for you.” 并由此让观众感觉他/她们和特朗普站在“统一战线”,在一起挑战强大的建制。有趣的是,特朗普虽然对国内企业家实行“自由市场主义”的减税经济政策,对外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不时批判和贬低(甚至退出)UN、NATO,、NAFTA,、TPP和 Paris Accord等国际组织和协定。yibaochina.com

四.关于“民粹主义”的小结。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所提出的社会方案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连贯的、明晰的“蓝图”,而是追求观众及时反馈的、日常语言式的、脱口秀和小报式的修辞手法。它的目的在于挑起人民对立,影响当今的基于共和制的民主共识(liberal consensus)。所以我们可以说,民粹主义是关于政府“合理性”的一种解读和批判,而非关于实质性的社会政策,它强调“改革”,却往往不提具体步骤。最后,除了权威主义民粹主义,还有许多种民粹主义的“变体”(hyphenated varieties或者populismwithadjectives)的政党和领袖在不同国家地区和历史时间段可以找到,所以每一个情况都可以做具体分析,一些民粹主义可以同时混合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视角。yibaochina.com

在今天的政治学中,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维度去绘制政治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分布,一个维度是“传统”的左-右的经济学维度,一个维度是更“新”的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的社会心理学为度。经济维度的坐标的一端是国家经济控制和再分配(demarcation),另一端是自由市场(integration),而社会心理学的坐标的一端是文化相对论和民族中心主义(demarcation),另一端是文化多元论和普世价值观(integration)。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所显现的社会心理学的维度给予了民粹主义党派和领袖一个机会结构(opportunitystructure)来吸引对于现有系统和机制有“幻灭感”、感到自己成为了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公平的失败者的投票人,也促使现有党派直面如何站队和平衡相关全球化议题的挑战。因此在西方语境中,近年来的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s)和党派竞争的空间(contestationspace)更多的在于“价值观”的冲突,而不是传统的基于社会阶级和经济资源的斗争,所以在西方如今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中,传统的左翼/右翼的区分往往被更现代的新左/新右的概念所取代。yibaochina.com

作者为早稻田大学博士生yiba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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