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何正道、谁邪道？

(凸)、改革中央政府

　　因以中国体制漏洞太大——贪官太多，抓不胜抓，未来中国总理李克强为惩治政府腐败，获取民心，传已决定搞大动作，即对国内所有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如国务院原44个政府部门、27个部委，将减到18个，国务院直属的17个机构，只准许留下6个部委办。很多权力大，贪腐错综复杂、互相包庇、抱成团的大小官员，在这场改革中将被新政所加以清理。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克强的动作很大，他要放3把火。将民委、民族宗教、台办、港澳办等全部捆绑成一体——“国家和平统一委员会”。原国土资源部、铁道部等都将取消，由国安部人员充实伪装的、原属中央侨办的海外交流协会、海外联谊会等单位都归并到外办门下。

　　此前已经有传，中共国务院将实行“大部制改革”，核心思路为：把功能类似的政府部门与直属机构进行大规模整合，而大部制的改革也要配合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事业单位根据职能一部份转变为企业或民间团体，一部份则转变为行政机关，并入政府组成部门。以下为不久前在海外中文媒体上流传的国务院将会出现的变动，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如下：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进一步收权，转变发改委职责。彻底取消发改委对微观管理实务和具体审批事项的职权（但中国“党政”体制全球兀峰凸起、绝无仅有，如“中华民国”前70年所走的“党国”之路一样，没有《宪法》的支撑与修订），逐步将其主要职能转变为宏观规划的制定和研究。将发改委全称改为有两子之差的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原中国国家发改委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干预是空前的，小到一瓶药、一桶油、一度电的价格等等，大到江河、湖泊进国家水、电、煤、气等国家布局，几乎无所不包括。国家发改委的严控，不是制定游戏规则，而是直接干预、参与市场分赃、利益，中国发改委实际上是利益集团的掌控者。

　　2）、撤销科技部。将科技部的科研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职能并与教育部，将教育部改为教育科学部。

　　中国教育不是人类的教育资源，而是一党之下的共产党填鸭式教育；一扫中华五千年的中国教育把万万千千的学子变成了一种洗脑、御用工具的一个人，而法治国家的教育是把每一个人当作一个自由的人，而独创造出千千万万、万花筒一样有独立思考的人类。

　　3）、把科技部经济领域的科技管理职能并入工信部。将工业和信息化部改成工业与信息技术部。

　　4）、将国土资源部的资源管理职能并入环保部，组建环境资源部。

　　5）、将国土资源部的土地规划与管理职能划入住建部。

　　6）、将铁道部并入国家交通委员会，在交通委员会下组建铁路运输管理局，负责铁路建设规划、铁路运输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将地方铁路局改制为铁路运营企业集团，实现铁路运输市场化；民航管理局、公路管理局、航运管理局等综合交通机构。

　　中国独家垄断的铁道部，在温家宝总理管辖序列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统领下，制造了中国史上最大的系列铁路腐败集团案有：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案；乌鲁木齐铁路局“窝案”；广州铁路局北亚实业系列案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刘志军掌门中国铁道部的近20年，中国铁路爆发窝案腐败有接近超过5个，先后查处国家铁道部、大铁路分局局长、副局长有超过20数人。最近涉案有：

　□　南昌铁路局原局长邵力平被“双规”；
　□　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被查；
　□　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运部主任苏顺虎被查。

　　在中国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铁道部却一直游离于市场经济制度之外，其内部的运行模式，基本上是政企不分，既是源头的裁判员、又是结果的运动员，权责不明，监管形同虚设。中国国家铁道部长期的一统垄断，造就了中国特色腐败的空前奇迹，演变成为对中国铁道整体资源“既管标准、又管准入、又管招标、又管分配”的超级利益垄断。绝对的权力其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在这样缺乏监督的绝对权力面前出现像刘瑞扬这样的腐败分子，当然不会令人意外。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强权霸占下，不少有权在握，又缺乏监督和约束的人，千方百计为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谋好处，在权力部门、奸商和名人效应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利益链，致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甚至生命形同儿戏，当作他们瓜分的私有财产。真正演绎了一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举世闹剧，在铁道部现有的以上级监督下级为主的体制下，在上级有些权威人物的带头腐败和纵容下，整个铁道部就是中共体制出现一系列腐败案的当然当然结果。没有天然制衡、短缺大自然“生物链”般的体制死结，是中共60年无法国家正常化的根源。

　　1月8日，据《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为孙春芳的《铁道部人事大变动》一文报导，铁道部近日发生负责人发生激烈变动，是盛光祖自2011年2月份走马上任铁道部部长以来“动静最大的一次”。报导称，1月4日晚，上海铁路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免。2011年“7．23”事故中从铁道部总调度长任上空降到上海铁路局担任局长的安路生离开上海奔赴北京，担任铁科院院长；另有南昌局局长郭竹学调任上海局局长，昆明局局长刘振方调任南昌局局长，昆明局党委书记刘柏盛任昆明局局长；武汉铁路局局长余卓民将赴京填补铁道部总调度长岗位，西安局局长汪亚平则将到武汉接替余的位置，兰州局刘生荣则调任西安局局长。另有忽和浩特局局长杨育栋调任北京局局长，济南局常务副局长费东斌则接任忽和浩特局局长；除各大地方路局外，铁道部直属机关也发生重大人事变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吴强在此次人事变动中被调到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其职位由其副手程先东接任，铁道部人事司副司长曲林也扶正成为司长。这是两会召开迫近3月15日之前、铁道部近10个地方局在重新布局。

　　7）、组建大文化部。最先实行大部制改革的领域主要是大文化部,在过去几年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力度已事在人为，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有关文化的出版社、报刊杂志、广播影视、文化剧院基本完成转制，全国大多数省市政府的新闻出版和广电厅(局)已经并入到文化厅(局)，实行大文化部已经是大势已去。

　　8）、将水利部与农业部合并，组建大农业部。包括农、林、牧、渔、水利等。农业，这是关系到中国超过8亿人的一个大产业，还关系到中国13亿人吃的一个持续危机，但中国农业管理严重滞后，还关系到中国出口产品的三分天下有其一。

　　9）、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合并，组建人口与卫生部。

　　10）、将审计署与监察部合并为检查审计部。

　　11）、人社部和民政部合并为社会工作部。负责就业、社保、社会救助、社团注册方面的事务，将行政区划调整审批的职能划入国家发改委。

　　12）、基本保持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

　　13）、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银行不再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独立的国家机构，与最高检、最高法平级。

　　14）、国家安全部降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改为国家安全总局。

　　15）、将国家民委、宗教事务局与侨办、港澳办、台办合并，组建“和平统一委员会”。然而，“统一中国”，中国能兼容香港、澳门、台湾的这个中国国民吗？能兼容有5000年文化历史的中华民族吗？同时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怎样兼容一个中国的公民身份？一个根深蒂固“中华民族”源头的“蒙古国”出去，给中国立下了史鉴，同是一个国家《宪法》必须解决的根源问题。

　　这次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的“改革”，依然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应时之作，将一改历次“国家与发展委员会”成“小国务院”的一权独大。但是次中央政府改革力度63年空前，将新政权力各司其职的组成数个平起的“委员会”，象长期延续了50多年的“铁道部”政经腐败——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市场经济地位”悖论体制、权力行为将得到一些重要的行政改善与释放。但中国“公、检、法”的当然制衡、“独立办案”的“法治国家”大势依然未有效的建树和形成。这些都是“中间”环节的改变，离根源“改革”还很遥远。“根源”是什么？就是“水”起始的地方，“根”开始发芽的第一地方。


（凹）、共产党凌驾于国家之上

　　政府变革，是当代全球所有国家一种不致“革命”（要命）的常态，而中国党的变革要比政府变革更迫切一万倍。是次中国政府变革，是胡温高喊了十年成空、中国另外一次重大变革布局，从而可以看出“习李新政”未来的趋势与成败。就象中国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署长杜导正在“18大”前所说“共产党执政的时间不多了”。

　　中国共产党、“18大”选出中共中央新总书记习近平于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习近平又着重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但党来管国，党来管国家的“市场经济”，党来管这个国家的一切，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邓小平首先提出“党要管党”的说法，如今30多年过去，党成了这个国家的独裁党、垄断党、成了“中华民国”前70年一样的一个“党国”，全球各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市场经济地位“党国”，中国共产党怎样兼容中国国家而与全球的国家不阻抗？

　　“阳光政府”是全球所有合法政府、法治国家的源头。然而，中国政府在60年后的今天开始“阳光化”运行了——公开财政运行的出处，但在中国各级政府至上、独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在“阳光”下运行？中国共产党系从中共中央及其序列，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市、地区行署，县、区，乡、镇等构架，都享受着国家财政拨款的巨大资源投入，但却没有国家财政的阳光化机制。今天（2013年）中共系的运行与90年前（1921年7月时的共产党）的中共一样都长期处于地下、不能“阳光化”财政资本运行。共产党系（各级党组织、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等）的能否囿地下走向阳光化运行？

　　今天“中华民国”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已将国民党党产“清零”，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中国国家的财政资源用做党的资产在运行，还有全球第一大党的党费举世最大财产的举世尖端。中国共产党的党费——财富可敌国，全球所有国家怎么面对这种举世绝境？在国家与国家、党与党派之间，谁能与争锋、博弈、同行、融合、人类一样的继续走下去……

　　今日中国的“党领导一切”没有任何中国国家的法律之源——恰恰是暴力革命后“占山为王”的强盗逻辑。而世界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等暴力成功后，却把国家权力交还给51%以上人民的人民、立法机构来当然国家“合法化”，中国共产党从第1次党代会“地下”到今天第18次党代会依然处于没有人民站队的“地下”财政支出，都没有任何国家合法的机制。今天，中国违反宪法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落实“党在法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特别是对独裁党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中国《宪法》条文能赢得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公民老百姓的掌声和信任，但是各级执政者听着都会不舒服，因为每一条都像一道铁栅栏，要把各级执政者的“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里。

　　国家之间的党派，原本就是一种工具，与国家没有任何干系。一如5000年的中华民族，与党有何干系？有“乱党”之国嫌；一如地球上的全人类，没有党这道中间工序，大自然就避除了1/2以上的人类成本。追溯党之源，来源于黑道、黑社会、海盗。党一统垄断的占有国家资源，那么就是人类成本增加一倍以上！

　　翻遍中国现行宪法1—138条，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莫名其妙的五个字，只是在《宪法》“序言”叙述中，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字样，同时写进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是人类普惠的大自然之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发现“社会主义”时，是白的、黑的，都没人能说清楚，而今却唯独要“占山为王”的共产党来加以实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但“序言”不是《宪法》法律的条款，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锴说：“序言不是法律规定”。未来，中国宪法的历史纠结将长期链接、攸关着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新政《宪法》修改会不会再写进“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什么“游戏规则”？有什么标的？）；是全球98%国家走邪道、还是全球2%的国家走正道？胡氏邪道、正道说，把共产党摆在了今日世界、世界文明历史的尖端巅峰之上。到底共产党、社会主义是什么道路？自己说黑就是黑道，自己说红就是红道？人类地球至今的200年、300年、1000年、5000年，早已做出了历史、天地永远分明的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答案！

　　中国要解诀的几大根源问题（根，是所有植物第一发芽生长的地方；源，是所有流水生命的第一出生地）：

　　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正常方式（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辛亥革命等都是这样）。一个正常法治国家是不需要革命的。

　　一如中国63年来反反复复上演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林彪事件、“六四”、王薄事件、十数次路线斗争等等等，就是中国法律形同虚设、法律根源不彰、无法律制衡、零《宪法》法律的必然结果。

　　运行中国的成本，是古今中外举世极致最高。中国除了政府运行的成本之外，还有各级共产党机构的运行成本（古今中外都不用政府负担）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且也高于政府运行成本，还要负担工、青、妇、文联、作家协会、各种协会等等都要纳入国家财政开支（而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这些都不是国家、政府财政不必负担这些），中国党、政、工、青、妇、文联、作协等等大多数协会，都要靠国家、政府财政供养，所以中国运行成本举世之最。

　　在全球198个（到2011年末）国家中，中国绝无仅有的是：绝对高度一统极权垄断体制；绝对全球贫富天下悬殊；绝对人类发展环境持续恶化；绝对男女比率严重失调、人口迅速老化；绝对人类生物链、生存与大自然环境举世尖端……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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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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