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崔浩新，写诗的时候署名——安然，那个笔名有一种对吾国古老的文字狱的祈禳之意，但当它被拆开来解读，又寓示着安拉的定然。当我怀着恐惧写下那些诗行的时候，自知那是上天降下的命运的使然，是劫难也是试炼，不能，也无法抗拒。
我来自一个传统上信奉一神教的族群，它是亚伯拉罕种下的那株橄榄树上伸向远东的一根侧枝。古兰经说，安拉的光好比一盏璀璨夺目的琉璃明灯，灯芯是一株吉庆的橄榄树，那树不必点燃，便会发光。但光到我们这里已然黯淡，如一抹令人沉默不语的金晖。少年时，我对回回民族这种自闭性的沉默还很不理解。直到2020年，在那座人类建造的石穴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正月，我才明白，人们的头颅为何会在生存的重轭下那样低沉，先知为何会说今世是信士的监牢……此后的三年，我闭紧了嘴巴，像个天生的哑巴，只有在做核酸测试时，才会不情愿地张开嘴巴，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咿咿呀呀的杂音，那是因为那根著名的小棉棒搅动起了一个人的痛苦与屈辱！那句“祸从口出”的劝诫像黄钟大吕一样时常在我的脑袋里响起。或许那是因为恐惧，或许那是脑震荡后遗症，我的脑袋一直是晕眩的，自2020年1月23日那晚开始。那个庚子年，我在济南市东关大街派出所的一间审讯室里触柱自杀，当时我真的很愤怒，感觉被欺骗了，血气上涌，就像蔺相如被秦王的那副无赖嘴脸激怒了一样。
聂鲁达说过，我们诗人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其成分大都是火与烟。那晚我像点燃的火药爆裂，令派出所内顿时炸了营。我感觉自己轻飘飘地悬在半空中，被人七手八脚地抬走，有人给我套上头套，有人把我的手反拷上，那身橄榄绿的羽绒服也被剥去，但感觉不到冷。昏沉中，只在脸颊和手上，有黏黏的液体如蚂蚁般一点点蠕动的感觉。
两年前，我还是当局的座上客，被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鲁迅文学院的少数民族诗人培训班；两年后，我就变成了垂死挣扎的阶下囚。这让我想起一位与我同姓的摇滚歌手在1989年唱过的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1989年，我不明白，因为我太小，才十岁，但三十年过去了，年已不惑的我依旧像无数的前人一样不明白！
我不明白为什么又要搞运动，而且还是以恶作剧的方式进行：回民的圣殿经历了静悄悄的风暴，穹顶被掀翻，悬挂了数百年的阿拉伯文招牌被勒令从清真饭店的门前取下，学校成为瓦砾，书刊送回造纸厂……总之，一切都被逆转，这是要恢复某种“往日的天堂”吗？这天堂是“用夏变夷”思想的复活，还是叫喊着“不破不立”的群魔令人窒息的回潮？二者在相互为敌多年后，又携手作恶，否定人的尊严与多样性 。
……
多少年，
天方的断章，
荒腔走板地吟唱，
半闭的眸子偶尔闪过记忆的
蓝色磷火。
他是那个遗愿的
囚徒。
一个降生在革命风暴里的
穆萨，没有先知
变蛇的手杖。
父亲死在五八年，翻开
那场宗教民主改革的
黄金册页，
在一行放光芒的赞辞
下面，压着
一副隐隐作痛的
白骨
……
写下这首《王阿訇即将出去了》一年多后，我就进去了。苏轼因诗得祸，史称“乌台诗案”，我为清真教门鸣冤叫屈，可否称之为“清真诗案”？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史学名著《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我笑不出来，在狱中我整日哭丧着一张脸，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平日里对人们的生活指手画脚的原教旨主义者在运动中保持着坚定的沉默，为什么只有我这个并不靠着贩卖经文吃饭的“蝼蚁”(“蝼蚁”的称号是1月23日下午审讯时，一位睿智的副所长同志给予的，他识破了生活的真相)选择了与整个不幸为邻？！出狱后，我望着镜中未老先衰的两鬓微霜，觉得自己可笑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真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王阿訇那首诗是有一个故事原型的。对于新疆发生的事，早在2018年，内地的回民中间已有窃窃私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玉门关外都有自己的亲友。讲述者用了很多隐语曲折地讲述着一个大家心领神会的故事，大意就是王阿訇因为积极改造，就要被放出去了。临别时，他笑着对大家说，你们也要积极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争取尽快出去。仿佛意犹未尽，又或是出于职业习惯，补上一句“因沙安拉”。这句时时仰仗真主的口头禅惹恼了无神论的管教们，看来被改造者远未被改造好，王阿訇走不成了。这个啼笑皆非的故事听起来耳熟，反讽意味强烈，余音袅袅中，仿佛见到一位阿凡提坐在驴背上朝我们回首邪魅一笑。
说起来，“阿訇”一词，既不同于阿拉伯语的谢赫(Sheikh)，亦不同于波斯语中的伊玛目(Imam)，它有一个更靠近东方的词源Akhund。在涵义上，与“阿訇”一词最相近的是希伯来语中的拉比(Rabbi)——“受人尊敬的老师”——他本应远离权力，埋首经书，在那些流散的社会内部传递古老的智慧，但这一传统在近现代屠杀与革命的交响曲影响下，日趋衰落，王阿訇的故事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
我再讲一个自己家的笑话。祖父去世后，众人忙于分家，念兹在兹的是房产、存折和金银细软，我懒得理会，心中怀揣恶意地想：再来一场革命，这些浮财又会成为你们的“罪证”！在一堆被扔在一边的废品中间，我发现一件斑驳破损的牛皮纸袋，鼓鼓囊囊的，像是装着什么，打开一看，翻出一摞写的密密麻麻的旧年信纸，每一篇的开头儿都工工整整地抄写着伟人语录，一笔骨力劲健的柳体字从神策碑里化出。祖父出身的那个家族颇多传奇，本已没落，却在民国初年的工商业发展浪潮中逆势而起，他本人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住在一套前后三进的大宅门里，私塾发蒙，后又转入新式学堂，老来还能对《古文观止》里的篇章如数家珍。解放后，他像所有人一样经历了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然后对自己的身份做了几十年的忏悔和自我审查，这何尝不是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我的父辈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我的“再教育”是在那座圆形监狱里完成的。
出狱后，警察先生曾以“成家立业”循循诱之，我笑着答道，“谁敢找我这样天天来公安局报到的人啊？！”压路机梦魇一般无声碾过，多少代沉埋在这块有历史却无记忆的硬土下……我为什么还要复制下一轮生物性的苦难呢？我不愿再把无辜的生命端上权力的宴席。历史，请在我这里停下！
监狱里的一个老者曾向我描述过那座监狱，如同一幅八卦图，没人带着，走也走不出去。我听了憋笑，他大概是三国听多了，把这里当成诸葛武侯的八卦阵了。后来，我曾用Google地球找到过那座在地图上没有标识名称的建筑：八条关押犯人的长廊围绕着一座圆形大厅，呈放射状分布。我不禁悚然，他怎么摸得这么透？
那是一个干巴老头儿，虽已过耳顺之年，却两目炯炯，不怒自威。按照他的说法，是打小在这里(看守所)长大的。
“那时，这不叫看守所，叫劳改营。”
他不经意的一语却如一记闪电，在我昏沉的脑海里召唤出那位苏俄作家的身影，做梦都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我竟会走入了他描绘过的那幅灰暗的图卷，当年，阅读他那部标注着“内部出版”字样的三卷本巨著时，只觉得他笔下的那个寒冷而忧伤的世界令人生畏，也令人生疑。它是如此遥远，遥远到与我无关！即使那句“昨天的太阳被用黑色的担架抬走”时常萦绕耳际，但我怎么会是天真如稚子的曼德尔施塔姆，怎么会流落到了一座“孤岛”，被拿走所有衣物与眼镜，在众目睽睽下一丝不挂地套上一件囚服，打电话被拒绝，见亲人被拒绝，更不要奢谈什么权利与律师……可这就是眼前的现实，令人难以置信！我是在二十一世纪，可明亮的群岛依旧在雾霭沉沉的海洋上若隐若现：学习班、夹边沟、牛棚、五七干校、劳改营、再教育营……
在囚室冰凉的地板上，在梦中，我见到那位满脸胡须、先知一般的老人，可我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因此下面这首诗虽然构思在狱中，却是后来追记的。
索尔仁尼琴说：
一句真话的份量比整个世界还重。
我有幸体会了这份重量。
命运的馈赠
不能拒绝。
至今，
这沉重的礼物
还在我的骨头上
隐隐作痛
肩伤是抓捕时留下的。那天是年二十九，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
下午先是突然停电，我似有预感，在屋内徘徊良久，才开门查看，当时躲在楼道一侧的三个人一拥而上，将我制服，把我死死按在一张椅子上，如果不是我大声质问董政委，你们是否想折断我的臂膀，那三人都不肯稍稍放松。我出狱后，父亲问起我，椅背怎么断的，才发现那张南美胡桃木的硬木椅子竟然从椅背上部斜斜地断裂开来，我一直懒得去修，只是搭上一片绒布略加遮掩，而我的左肩也是一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这是刻在我身体里无法修复的恐怖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