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六日晚。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病房。
74岁的翻译家、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董乐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守候在旁的家人说：
“做人…还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的骨灰…记得一定要…带到那边。”
这是他的两句临终遗言。
看着家人含泪连连点头，病榻上翻译家苍白消瘦的唇边，浮出一丝欣慰的颤动。
随后，头倏然一歪，眼睛阖上，永别了这块让他一生深爱、却又在晚年醒悟过来后极度失望而愤懑的土地。
就这样的，这位以翻译多部批判极权主义著作而蜚声文化界的文化老人，结束了他与极权主义纠缠大半生的爱恨情仇。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陪伴他的，是家人。送走他的，是星光。
是的，在这世纪末的混浊京城，唯有漫天熠熠星光，才配送他。
我曾无数次地咀嚼他的这两句临终遗言。它们，让我这个比他年轻近半个世纪的后辈写字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感动和敬服，还有一份无比的欣慰——为他觉醒后毅然决然埋骨异国他乡的欣慰。
在他的晚年，他目睹了曾经向往的宏伟乌托邦学说像肥皂泡沫般幻灭，自己一生的理想和追求已然破灭，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生。
于是，他摒弃了中国传统文人千载而下“叶落归根”的执念，转而趋向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这句话翻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进言或辅佐国君施行仁政的）理想无法实现了，国家已背离天道，就乘坐竹木小筏到海上漂流去，或者说，漂流到海外去。”
虽说肉身因疾患无法成行，灵魂也要远走高飞。
等到这把老骨头烧成了灰，定然要葬在万里之外，太平洋彼岸的自由土地。
定然。
那里，也是他身为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所认同、感慕的地方。
既然心向往之，他决定等到自己死后，亡灵远葬，骨灰流亡。
这是他迟暮之年的心声，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是他从少年到白头、从生到死都不曾改变的人格特质，是他平生为人为文的底色，是他宁愿付出代价也要坚持的人生信条。
正如他的同事、同行和熟悉他的人，或用语言或以文字对他的评价：
“董乐山为人正直，有知识分子的气节、文人的操守，绝不贪别人之功，拒绝诬陷他人”；
“对业务对学业兢兢业业、严谨认真，对当官没有兴趣，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官”；
“一身正气，不愿意说违心的话，讲学术良心”；
也有人这样说：“他有自己一贯的翻译思想，就是人文精神，是一个有才华有思想有骨气而又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
“董乐山不是那种功名心很强的人，……，这样清高脱俗的理想主义者”；
“董先生是非常正直的人，一辈子保持科学严谨的学风，看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尊严和社会责任”。
这样的一种人格特质，身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注定了不会选择随波逐流、狗苟蝇营，也不愿自甘为奴、逢迎献媚，更不愿同流合污、为虎作伥。
在一个蛮暴荒诞、是非颠倒、魑魅横行的动物庄园国度里，如此刚正耿直的人，自然不可能平顺安宁，扶摇直上，反而会招来摧折，构陷，铁狱铜牢。
这位正直的翻译家，在生命步入暮年之际，舔着一生的伤口，所幸，终于迎来了迟到的醒悟。
如今，既已看清了红色利维坦的欺诳和邪悖，就让自己死后埋骨异域他乡，安息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于无限之中拥抱自由和尊严吧。
时隔二十余载，当我提笔想要为这位前辈学人撰文的这段日子里，常常陪伴我的，是传记作家兼记者李辉先生编纂、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二零零一年出版的四卷本《董乐山文集》。
这厚厚的四卷本文集中，收录了董乐山的小说、诗歌、剧评、时评、杂文、随笔、书评、译文、文化评论、散文（人物散文、回忆散文、序跋等）、译后漫笔（译著序跋、随感、漫笔）等。这些不同文体的文字，是他的心血，他的魂魄，也是他一生走过坎陷和暗途留下的足迹。
此外，这四卷本文集，还收录了他人回忆董乐山的文章、在董乐山追思会上的众人发言记录，以及董乐山一生各个年龄段的珍贵照片。
借由这些不同文体的文字、及他人的文字证词，可以一窥这位文化人一生的创作和译述全貌，也可以走进他的心灵世界，了解他的人格特质、心路历程，以及他埋骨异域的缘由、一生奋勉著述的原委和动力。
翻阅这些文字，我常觉得自己是个挖掘到宝藏的采矿人，如此的幸运，又如此的幸福。此生能有机缘，与这样一位正直、觉醒的前辈灵魂在书页中神交。
感慨之余，不时会有一、两句古老的异域诗句，隐隐回荡在我的耳边。它们，来自十三世纪的波斯神秘主义诗人鲁米：“黑暗就是你的蜡烛。你的边界，就是你追寻的起点。”
诵吟着这诗句，我恍惚看见你的来路。
啊，译者！你曾拥抱黑暗，黑暗却刺伤了你，用轭和边界困你在深渊中。
在无所希望的冰山间，你忍痛点燃烛火，苦寻灯影，那灵魂里纠结如珊瑚网的曙光。
2
一九三零年代末、四零年代初，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读初三和高中、自幼喜爱文学艺术的董乐山，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也开始了他与文字一生的缘。
课间之余，他撰写并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评、文论、书评、影评等，同时还编辑文学刊物，渐渐地在上海文艺界崭露头角。
这个笔头勤快的中学生，在当时知悉他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眼中，已俨然是一个“少年才子”了。
再后来，他以“麦耶”为笔名，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不少颇具创见、立论精辟、笔锋犀利的剧评（话剧、戏剧评论和影评），被媒体和读者称之为“麦耶剧评”，在当时的上海滩名重一时。
后来，许多爱读“麦耶剧评”的读者和文化人，在得知作者“麦耶”竟是个年纪轻轻的十几岁小伙子时，都惊呼真是“不可思议”。
举个例子吧。在影评《桃花潭水》一文中，他首先肯定了剧作者“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固然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尚有一些向上性”；接着，他指出，该剧本的缺陷或改进处在于，“然而它们在本质上，我觉得终是不够健全的”、“如果剧作者能更进一步深刻地理解到社会病态现象的本质，则剧作者的人道主义才有价值，英雄主义才能从个人的飞跃到人类的。”
再举一例。在书评《<芙蓉>与<太平愿>》中，他痛心于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破败的农村中的破败不堪的居民”、“华北乡村事实的悲惨，超过幻想的美丽”；他同情“华北乡村豪室专横、农民备受天灾兵祸、苛捐杂税之役的血淋淋的人生”、“华北乡村活在天灾人祸的悲惨厄运下的许多苦难的人们，就算苟安屈服，卑躬屈膝，结果仍免不了被凌辱与被损害的命运。”
通过这些文章，其文字之悲天悯人、正气沛然、哀怜弱者、老练深察，尽在字里行间显露出来。说这个年轻人是古人口中的“慧业文人”，大概并不算为过吧。
这时的他，还不到20岁。
这期间他的大量文章，流露出一个热血青少年对社会上不公正现象的关注和义愤。譬如，在他的笔下，描写并同情上海电车工人罢工、哀悯农民遭受劣绅的欺凌和捐税的重压、讽刺军人欺压百姓、批评政府专制、推崇人道主义，等等。
写在稿纸上的这些文字，也许冥冥之中已经注定了，他终将会与一种崇高、完美而革故立新的思想学说结缘。
他是国破兵荒年代里林草上一滴晶莹的露珠，涓洁、柔润、凄秀而明亮的身姿，自可感动清晨一丝曼吟的风。在那个暗蒙的时代里，他渴望变革，犹如骁将渴望良马，琴师渴望知音，农夫渴望丰年和轻赋。
对于这个才高气清且怀揣理想主义激情的年轻人来说，变革是沙漠的清泉，是远途的驿站，是浑浊尘世间仅有的一线光明。就像海鸥向往着与波涛相遇，稻穗渴求着亲吻大地，夕阳下哀鸣的倦鸟渴望着归巢，在那个内忧外患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叶，这个年轻人在忧愤迷惘之际，遇到了马克思和托洛斯基，遇到了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党报文章，遇到了延安新华社的电台广播。
那么，他遇到的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红色乌托邦学说，向世界展示着锤子和镰刀，展示着红星和火炬，展示着初升的太阳。它其实是一碗滋味鲜美的迷魂汤，那年月却在“美丽新世界”的幌子下颠倒众生，呼朋引类，把一个虚幻的梦高悬在时代的上空。
然而，那时候年青的他，喝着这碗迷魂汤却并不自知，并且欣然，雀跃，以致讴歌。
3
确切地说，他是在14岁就读初三那年，接触到当时蔚为风潮的左翼文化和思想的。
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的知识界、媒体舆论界和大中学生普遍地左倾亲共，与国民政府离心离德。
在众多的大、中学校园里，左翼文人被奉为青年导师，左翼文化和思想风靡一时，席卷校园和知识界，如潮鸣电掣，如涛澜汹涌。
董乐山，这个从浙东辗转来到大上海求学的懵懂少年，也受到了这股左翼思潮的影响。他为之心动，意惹，情牵，激动不已。
这样的心思，日后他将会反复地回忆，拷问，解剖自己。这于当年的他究竟是随缘、抑或愚痴？若是前者，是福缘，还是祸因？若是后者，倾尽余生忏之悔之，他能否对此赎罪？
当时的他，有机会读到了一批左翼的书籍、报刊和小册子——比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面介绍中共共产革命的《西行漫记》等，常常如痴似醉地埋头阅读。身处异乡，他孤寄于红尘，带着江流浩漫的飘荡感，坐在春来水涨的一叶舟中，遥想远方的陕北，犹如在看岸边的花草，隔着一层薄雾，绽放着，摇曳着，内心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对此，后来他回忆道：“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读初中，以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为代表的左翼文化，是我人生路途上的第一次启蒙。”
那段时间，正值上海的“孤岛时期”（1937-1941）。少年董乐山身处国民政府战败后撤出、被日本占领区所包围的英、法租界范围内，既痛恨日军的侵略占领，又痛惜国民政府的败辱昏弱。
因此，他格外地向往中共所占领控制的那些“红区”（或称“解放区”、“抗日根据地”）。自然的，他绝不会认可国民政府对它们的称呼——“匪区”或“沦陷区”。
远在千里之外的“红区”，成了他的精神家园。
“红区”在哪里？在陕北，在甘肃，在山西，在河北，在太行山，在沂蒙山，在千里之外，在明朗之天，在他的胸臆之间，在他的梦醒时分……
而最令他向往的“红区”，是中共友人、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系埃德加•斯诺妻子）笔下描绘的“就像古代中国的一个梦境，又像是一副抽象派的画”的红色圣地——延安。
顺理成章的，这位年轻的文艺爱好者和创作者，在心里一度向往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很是为中共当时的抗日主张、救亡运动、清廉形象、“反腐败、反专制、要自由、争民主”的号召所吸引。
他当时一颗欢慰的心，不时涌动着一股热血，自以为看到了苦难深重的中国的未来光明之希望。
于是，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参加了中共所发起组织的一些学生运动、政治活动。
他散发传单，参加游行，加入请愿，为其他的地下党员传递信息，鼓动工人加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抗议，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以致于，常被身边人看作是——“一个热情的左派青年”。
然而，在当时，相比于其他全身心追随中共、甚至抛弃一切奔赴延安的“左派青年”来说，在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国祚更迭之前，董乐山大致只能算得上“半个左派”青年。
原因是，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内心深处也一直葆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对自由、尊严和独立人格的珍视、对真善美的热爱。
而这些思想特质，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是天然地与“以崇高目的为名、行假恶丑之实、吞噬人性尊严和自由”的极权主义相抵牾的。
这个出身浙江宁波中等商贾家庭、来到上海求学和工作的青少年，自幼年时起心中始终爱好着文学和艺术（话剧、戏剧、电影等），在老家宁波和求学地上海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也长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无论身在何处，走向何方，文学和艺术，始终像是一块磁铁深深吸引着他，成为他心底深处一声深情的呼唤，一份莫名的喜悦，一个斑斓的梦。
1942年，他考入有着“东方哈佛”之誉、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在大学里，他所在的是英国文学系，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专业，更是集中研读了不少英国优秀文学著作、乃至英语文学著作，亲炙了多位专治英语文学的名师的教导。徜徉在英语文学的海洋里，他是幸福的鱼，海涛与礁石交鸣的声音让他沉醉，他自在游弋，怠慢了陆地，忘记了天空。
所以说，自年少时起，这个生于浙东长于沪上的孩子，长期受着散发出真善美的光芒的文学著作和艺术作品的熏陶。
与此同时，在他多年的工作履历中，也有着相当程度宽松和自由的氛围。
大学毕业后，作为一个学西洋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当时的环境下，就业的渠道较为狭窄，大约只有“吃洋行饭”这一条路了。
他曾考虑过报考《申报》、《大公报》的记者职位，投考过中国航空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支机构的职位。遗憾的是，均未被录用。
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与当时的民间舆论重镇、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失之交臂。
不久后，他终于走入职场，从任职《东南日报》（系国民党浙江党部与党员公私合营）新闻版编辑起，开始了他正式的职业生涯。
后来，他又陆续任职中央社记者（系国民党创办的中央通讯社）、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译员，总算能够在社会上自立谋生、安生立命了。
他一生的兴趣乃是从事文字工作。初入职场的他，无论是当编辑、记者，还是翻译人员，都是在与文字打交道，这正是他所热爱的工作，他对此大致比较满意。并且，从事这些工作，他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投稿和发表自己的作品。
那几年，他在文字编审和翻译的工作中优游自如；并且，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拥有着相当的自由度和受尊重感。
这样的学、经历和思想特质，使他不时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宣扬的一些思想（鼓吹暴力、消灭异己、管控文艺、高度统一思想、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和革命等）产生疑虑，对中共严密控制成员行为和思想的做法产生不适感。
这导致他，一度与中共党组织有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直至大学毕业那年脱党。
但同时，因着目睹了并忧心着现实的国破民苦，他对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崇高目标，以及具体的一些理念——诸如消除不公平、构建平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告别落后和僵化、建设更合理、更人道和更文明的社会，等等，仍然心存一份朦胧的好感，和一种不可遏止的憧憬。
可以说，在二十岁出头的那几年，董乐山头脑中的思想资源左右参半，价值合杂，如他自己所言：“在各门学科的边缘上逡巡徘徊”。
而对于他少时接触进而沉迷的左派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学说，有着一种半信半疑、半瞋半喜的矛盾之情。
这样的矛盾心理和感受，用二十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的话来说，乃是他——“内心的冲突”。
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宿命。
4
时间，来到了一九四九。
随着政府军在国共内战中的节节败退，共产党看起来即将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对于新政权来临之后自己的出路和工作，时任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译员的董乐山，从心里产生了迷惘和纠结。
对中共，他既有一份曾经的同志的亲切感，和一种少时曾经向往的美好回忆；同时，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疏离感和排斥感。
基于这样的疏离感和排斥感，在1949年初，他向好友、身为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的冯亦代，流露出想要去香港的意愿。
他询问在文艺出版界人脉很广的冯亦代，可有熟悉的人士或渠道，介绍他前往香港谋职，以便离开大陆、另寻出路？
在得知赴港无望之后，董乐山心头感到一阵深深的失落，以及一股时隐时现的疑惧。啊！这身不由己的人生，他呵壁问天，难不成真的就是一处火宅，炽燃着烦煎火焰，竟永无逃离之日？
困守这火宅，他暗地里愁眉不展。因着近些年来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逐渐地对共产主义运动或革命，产生了一些模糊的疑问。
比如，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是否就可以不受约束地采取或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诡诈、背信等？
再比如，为了群体和公共利益，是否就必须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家庭乃至生命？
又比如，……
他生性孤僻、内向、清高，一生结交的知心朋友并不多。在1949年国内政局风雨飘摇之际，他从心里面产生的这些疑问，苦于无人诉说。
当时他身边有一些文化圈的朋友，大多比他大个一、两岁，有的大他四、五岁。这些人有的原先就在上海，有的来自重庆，其中有作家、诗人、戏剧家、漫画家、文学青年，甚至还有演员、明星等。
这些文艺界友朋有时会去咖啡馆喝咖啡，有时大家会一起去某位朋友家中畅谈。谈话内容则离不开文学、艺术、时政、古今等，同时还有人约稿、编报纸、办刊物。
与这些朋友在一起时，他总是感到有些腼腆、胆怯，或羞于或不敢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且，在与朋友们在一起时，他向来只有倾听的份儿，而很少有说话的机会。
当时，惟一能够让他敞开心扉谈一谈知心话的朋友，是他的女性友人郁怡民。
这位女性友人，是他在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的译员同事。她的学术背景、兴趣爱好，与他颇为接近。
这位女同事毕业于上海的中西女中（美国监理会在华创办的一所女校）、复旦大学外语系，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思想颇为西化；并且，与他一样也爱好文学、戏剧和电影。
在美国新闻处共事期间，他俩就经常在一起聊天，谈一些工作、文学和时局方面的话题。
但他几乎并不感觉到她是异性，而只感觉此人是个可以谈心里话且理解他的知心朋友，令他想到李白和孟浩然的惺惺相惜之友谊。
于是，在一次碰面时，他把平日里不敢对人诉说、深埋在心底的想法和疑虑，向郁怡民一一道出：
“天要变了。我对未来有很大的疑惧。
我担心会否丧失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我对自己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所留恋，像是喜好英语文学著作、爱看美国电影、爱好写作等，不知今后会否惹出事来？”
这次，就连这位唯一的知己朋友，也对他的话似乎不以为然，甚至流露出不解的神色。
直到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在八十年代初，有一回他俩在街上偶遇，郁怡民才对他说了心中的感受：“当时我虽然心中感到有些共鸣，但是总觉得你过于悲观了一些，好像生命之火已经熄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佩服你的先见之明。”
问世间，有谁能来驱除他此刻内心的疑虑和愁惧？
问苍天，他能否逃离这炽燃着烦煎火焰的宅院？
但与此同时，他的心里，不时还会冒出另外一种声音。
他讶异于这声音，于是耸耳，聆听，竟忘了寒夜。
那声音模糊，迸跃，在周遭嗡嗡铮铮，又如一声颇有威严的吆喝，然后咚的一声落在一面鼓上。它像期待本身，又是期待中蕴藏的希望，仿若经过了漫漫长夜后黎明前的一缕晨曦，从地平线上升起，冉冉缠缠地，温暖人的眼目。每当他想到山河破碎，内战连年，看到官虎吏狼、奸商竞奋、成群的乞丐、卖儿鬻女的灾民，他的心便揪心的痛，好似被一根锥子扎着似的。
像所有的文艺青年一样，他善良，敏感，愤世嫉俗，充满了那种不受社会习俗约束的波希米亚式文艺家的想象力。很多次，或在白天悲郁的时刻，或在夜晚无望的时分，他都会被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经常引用的那句德国谚语“暗透了，更能看见星光。”所打动。也许，那黄土高原吹来的风，那用煌煌承诺包裹着的星星之火，真能创造出一个世界吧，一个荡涤污泥浊水的新世界。
哦，一九四九！一九四九？
前方，会是怎样？
此刻他的心里面，时而被疑惧占据，时而又隐隐有种期待。
这时候的他，真的很矛盾。
在这天地玄黄、风雨飘摇、前路未卜的历史性时刻，他的心，茫然而彷徨。
5
这个单纯而推崇乐善的文艺青年，这个沐浴着欧风美雨成长起来的媒体人和译员，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的疑惧，都不幸而言中了。
并且，后来他的遭遇，比起他当年的担忧来说，更加严重，更加惨淡。
换句话说，他对新政权曾抱有的那一份期望，落空了。
文弱书生的厄运源于性情的耿直和政治的严酷。1957年初，从陕北走来已登大宝的昔日同志党，发起了一场名为整风、实为“阳谋”的政治运动，号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各界专家学者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给党和政府“奏陈进表”。对于这场运动，当局在台面上把话讲得很漂亮，说是要——兴利除弊，改进作风。
运动甫一开展，党魁兼元首数次诚意切切地公开表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意思是，鼓励众人畅所欲言，知道什么就说出来，要说就毫无保留；对于发表言论的人士，是没有罪的，自然也不会治罪，听取意见的一方不管怎样都要引以为戒；有缺点错误就改正，没有就用以自我勉励。
当局的号召和领袖的讲话，让众多知识学人为之动容，如沐春风。
一场人称“五七之春”的言论风潮持续了一个多月，打压的鞭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
要问打什么旗号？答曰：“反右”。
意即，反击整风运动过程中那些所谓“发表反动言论”的“右派分子”群体。
举国上下众多的“右派”们，轻则降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党籍团籍、下放农村或工厂进行劳动改造；重则开除公职、集中关押、劳动教养、判刑入狱；还有一些“右派”，被送往边疆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种二十世纪的“发配”或“流放”。
这其中，不少“右派”们的家属、亲友受牵连，甚至家破人亡——成为二十世纪的“连坐”或“株连”。
更可怕的是，在“右派”当中，有的遭处决，有的遭折磨至死，有的因不堪侮辱而自杀身亡；还有的，在不久之后到来的大饥荒中遭遇群体性死亡。这一幕幕，浸透了血和泪，冤与屈，令人不忍听闻。
这场运动，正是董乐山后来所质疑的“高举崇高理想的革命”采取肮脏手段（诡诈、背信、暴力等）的正当性的现实上演。
当时，时任北京新华社参编部编辑、业务秘书（此前担任参编部翻译）的董乐山，出于对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权力高度集中、专家学者由组织上安排工作岗位、“学非所用”和“用非所长”现象相当普遍、限制个人的创造力等现象的希望改进或改正，在群众会议上发言，提出了几条建议和意见。
他的会议发言要点包括：
让干部和专业人才有自主的择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以便“人尽其才”；
来自苏联的有些产品品质不好；
希望组织上能让他重新担任翻译（新闻翻译），而调离现在的编辑和秘书岗位。因为，他自认工作能力较强、翻译速度快、译文质量高等。
他的这番言论，其实已经积郁在心里边很久了。这次终于有机会得以一吐为快，这让他感到胸腔一阵舒畅。作为一个在中共建政后的新闻单位任职多年的学者型工作人员，他在现实中看到了荒谬，他欣赏古代读书人进言劝谏的言责，他相信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有发声尽言的责任，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乃是规劝主政者“革弊维新”。因此，不可避免地，他的这种思维和言论，与惶惶不安于“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在中国上演的新政权产生了冲突。
尽管，他的这番发言，放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或听在后人的耳朵里，真是再平常也不过了。这些话，只不过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平日里工作、生活中的一点感悟罢了。
而况，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右派言论——诸如“党天下”、“政治设计院”、“成立平反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等等，他的会议发言，根本就算不上大胆、激进。
但是，在新政权的思维逻辑里，在埋葬了旧政权之后，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理当由亿万人民的先锋队和先进代表执掌国权；每一个国民个人，都必须服从集体、国族的利益和长远利益，甘愿充当社会主义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简单来说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再有，中国，作为世界共产革命的一部分，应当坚定地站在共产阵营领袖“苏联老大哥”一边，引进苏联的援助项目、技术设备和技术专家，引入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输入苏联的重、轻工业产品。在当时，这样的外交政策叫做——“一边倒”；苏联各个方面都有先进的经验，苏联各阶层人民在国家建设中表现出了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苏联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代表；对苏联的态度，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是否拥护中苏友好、是否革命的标尺。
董乐山没料到的是，他的会议发言已然触碰到了高压线，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红线。
随即，他就被一股电流击翻在地，脊柱收缩，肌肉抽搐。这时候，他终于能理解了晚唐诗人李商隐曾有过的失意和悲愤，感受了百花凋残，感受了蜡炬成灰，感受了什么叫做夜吟应觉月光寒。
很快的，有关当局将他的发言认定为：恶意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散布有毒的“干部自由市场论”；挑拨中苏关系，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狂妄自大、自我吹嘘，把党的培养看作是“个人能力”的结果等。
概括之，其罪名乃是——“向党进攻、持反苏言论、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一项项吓人的罪名，以焚尸般的热情，扑向一个知识人天真的头颅。一夜之间，这场阳谋以雷霆万钧之力向他袭来，包围他，攻讦他，折磨他，他一点一点栽倒在它们面前，错愕，隐痛，直至坠入不测的深渊。
晚清文人王浚卿在其撰著中曾写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二十世纪中叶一介书生的几句规劝言论，虽说是于国于民有益的“香花”，而非病民害国的“毒草”，但在一个视权力为禁脔、倚恃枪械夺权进而掌权且时刻忧心国祚不稳的新政权的眼中，便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用当时的政治语言来说，发表此类言论者，实属“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平日里，这些人等混迹在群众当中难以辨别、蒙混过关，宛然一副好人模样。如今时机到了，必须把这些潜伏着的狗屎们引蛇出洞，然后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并且，是以“革命”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
“人民”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表达大量人口含义的数值名词，或指称居住在一国国境之内的全体国民，而变成了一种政治话术，一块偷梁换柱的颂德碑，一个道貌凛然、须臾不容冒犯的国讳。
进而，“人民”，这个古时中国的百姓代名词，时至二十世纪中叶，业已蜕变成了权力巨兽的护身符。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枚虎符，一根廷杖，一副令人胆寒的斧钺和枷镣；并且，常常沦为宵小和庸众罗织构陷的工具。
在这个红旗招展、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的国度，“人民”的主要功能，在于无一日不发作的虚张声势、大吹大擂、众星拱辰，同时集中国土上所有的人力和资源，致力于挖壕筑垒，磨砺以须，以打击和防御那些勇于屹立着、且看透了造化的把戏的觉醒和抗争。
放眼神州大地，数以百万计的“右派”人士（包括“中右分子、内控右派、“右倾”、“疑似右派”等），面对着“人民”铺天盖地的声讨和攻剿，面对着台上这样一位亘古未有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式暴君，以及此人背后所仗恃的高度集权的掌权党、毫不手软的国家机器，纵使长有一百张嘴也辩白不清，只能徒呼奈何、束手就擒了。
董乐山，正是这数百万“右派”群体中的其中一员。
一顶新闻出版界“右派分子”的帽子，沉重而不容置疑地，戴在了他的头上。
从此，他被清除出“人民”的队伍，而被扫入“坏分子”、“牛鬼蛇神”的狗屎堆。
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就这样，这位新闻界的学者专家、学富深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夕之间只因数句进言建议，而跌坠精心布设的陷阱，成了被引出洞口的“丑陋蛇神”。
就这样，他成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专政对象、社会主义铁拳的打击目标、臭不可闻的新中国“政治贱民”和“不可接触者”。
6
被打成“右派”后，董乐山先后被送往十三陵水库工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河北唐山柏各庄劳改农场（隶属唐山市滦南县柏各庄镇），在那里从事强制劳动，或者说——强迫劳动。
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他和一批“右派分子”被分配在了“劳改中队”。
每天，他们都要从事装运土石、清除草皮、修整道路、修建大坝两侧的护坡等劳动。
“右派”们在工地上的劳动，是没有“工时”这种说法的。
他们每天的劳动，几乎都会超过当时社会上普遍的“八小时工作制”。在遇到赶工期时，他们还会加班加点地在夜间劳动，完工后到工棚里躺下就寝时，头一沾枕头就能睡着。日复一日，他们个个都像是骡子一样的镇日忙个不停。
“右派”们在工地上劳动时，使用的多是一些简陋的工具，比如锹、镐、钎、扁担、竹篓和土筐等。
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工具也不使用，就只是徒手干活，有时候还会手脚并用，真的是胝肩茧足，像远古时代的原始人那样。
从小很少干体力活的宁波商人之子董乐山在这里，每天不停地挥锹、砸夯、挑担、把土装进筐里、传土筐、拉车运土，等等。有时候，他会直接就用双肩挑土，走上或远或近的一段路，然后将土挑运到坝上去。在这里，他常常忙得满头大汗，累得腰酸背痛。
“右派分子”们，在整个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大军中，人数上只占少数。
身为“右派”，与其他在这里干活的劳动队伍——包括志愿干部、职工、民工、军人等——不同的是，他们需要在劳动中达到当局所要求的“一破一立”。
“破”什么？怎么“破”？
“破”就是用汗水，来洗刷头脑中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毒素，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来破除自己固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阶级本性，以便积极向党和人民靠拢；
另一方面则要“立”。
“立”什么？
“立”的涵义包括，要树立一种信念——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信念；确立一种忠诚——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忠诚；进一步的，愿意和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从而将自己塑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这些思想要求，是董乐山和同批“右派”们被遣送来之前，被组织上所反复训话和教育的。他们，在身体挥汗如雨之间，在手足重茧之际，也绝不可忘记头脑的“破”、思想的“立”，正如伟大领袖对“右派”问题的重要指示——“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
也就是说，右派们在这个水库工地上，劳动时不可怠惰，思想上也不能松懈。他们长年劳疲身乏，心弦紧绷，只能在暗夜中叹息自己的命运。
后来，在水库竣工后，他又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去“劳改”。
“劳改”的全称，叫做“劳动改造”。它是通过对“右派”们系统性、强制性的体力劳动管理，以达到对这些坏分子改造思想的目的。
这其实是一种“仁政”，一种执政当局“爱之深，责之切”的苦心之举。对于“右派”这类有知识有文化的坏分子，一般的说服教育办法是难以奏效的；让这些人留在原单位，也不能继续留用；让这些人再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他们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在此情形下，党和政府出于“宽宏大量、宽猛相济”的考量，决定把这些坏分子们收容起来，加以劳动改造，以使他们在生存权得到保障的基础上，通过改造以“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哪一副智慧而慈悲的心肠，能出台这样的一种新型政策？唯有菩萨。
是的，唯有菩萨能如此。当菩萨附体，主政者在台上庄严讲经，拈花微笑，通过报纸和广播、文件和会议传法，向九州播撒爱与和平。于是，本来只该被消灭的虫豸般的“右派分子”们有福了。
于是，神州大地上众多的劳改农场应运而生。
柏各庄农场，就是其中的一个。
柏各庄农场，地处渤海湾边，南临渤海，是在一大片蛮烟瘴雨的盐碱荒滩上，开辟出来的一个大型国营农场。
在这座农场，除了发送来改造的“右派分子”群体之外，还有大量的农场工人——当地人称之为“农工”，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县、乡、镇的青年农民。
在农场里，无论是“农工”还是“右派”，众人常年主要从事大面积的种植水稻。此外，还有种菜、饲养牲口，等等，以及其它的各种农活。
在这里，要和海风缔姻，要跟苦辛结缘，要与斥卤不毛、野无青草的盐碱滩为邻。当冷冽的寒风劲吹正在干活的手脚时，唯有向忍耐取暖；在大饥荒来临食物极度匮乏的日子里，只能以忆想充饥。
“右派分子”们，在稼穑艰难的苦役中度日，在卑身贱体的监治下煎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疲悴中昏昏默默，殷殷期盼。
每天，董乐山会和其他“右派分子”一道，脱下鞋袜，挽起裤管，走进一片密茫茫的水稻田。
被送来农场后，董乐山和一众“右派”即从翻地开始，接着是育苗、播种、插秧、栽植、耕田、施肥等；最后是放水、收割、捡拾稻穗等；此外，还要不断地去挖排水渠。出身城市商贾家庭的他，自小并没有干过农活，因此在农场里整日忙活，既不熟练也不麻利，身体也常常经受不住。
很多次，他在水稻田里干了一天的活，傍晚收工回到宿舍时，整个人累得就像骨架快要散了似的，倒在铺上无力动弹，有时连饭也不想吃。
他原本是个常年嚼墨喷纸、从事文字工作的知识分子，被押送到这个劳改农场整天干体力活既不在行，也吃不消，常常他在干活时看起来动作笨拙、进度缓慢。为此，他可没少挨管教干部的批评、训斥和责骂。
很多回，管教干部在看到他干活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大声斥责他是在“偷懒”、“抗拒改造”、“丑化工人农民阶级的形象”云云。
“右派”们被押送到劳改农场进行强迫体力劳动，固然是非常地辛苦、疲累，但这还不算是顶痛苦的。
在农场里最折磨人的，是没完没了的所谓“思想改造”。
一来到农场，分管“右派”的农场干部——或曰“管教干部”，就召开大会厉声地对一众右派们，高声宣布道：“你们来到农场是要接受思想改造的！你们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们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
这几句训词，还将会在往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有如念经，又如诵咒。直到“右派”们烂熟于心，心领神会，与身心融合为一。
接着，管教干部向“右派”们宣布了一些规章制度，或者说，纪律规定。
这包括：一个星期开几次政治学习会，每个人在会上都要发言，作思想汇报；每个月末要作本月改造小结，到年底要写年度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人检讨自己，农场里鼓励检举揭发他人；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斗争；等等。
这些纪律规定，乃是右派们被送来农场的“终极目的”，或者说是“本”。而右派们平日里的强迫劳动乃是“末”，是为了服务于“思想改造”这个“本”而存在的。
管教干部手握国柄，口含天宪，一众“右派”们在台下噤若寒蝉，胆战心惊。他们知道，在这个农场里，他们既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沉默的自由，更没有辩解或申诉的权利。唯有夹紧尾巴，忍辱负重，但求早日脱离苦海。
如此一来，每日“右派”们干了一天农活，到了晚上，个个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他们还是都得按照管教干部的要求，强打起精神来开会，进行集体政治学习，争取思想改造。而此时此刻，在同一个农场里的那些农工们，都已经可以休息或自由活动了。
在集体政治学习会上，许多“右派”会翻来覆去地沉痛检讨自己的“罪行”，深刻挖掘自己罪恶思想的根源；有的人痛陈在党的光辉形象的映照下，终于体悟到了自己的丑陋和罪恶；有的人对照党的文件或报纸文章，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有的人对着领袖像决然发誓，保证低头认罪，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洗净自己肮脏的灵魂，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有的人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悔恨交加，痛哭流涕。
这时候的农场，已经俨然变成一个“戏场”了，每个人都成了鲁迅笔下的“做戏的虚无党”。在严威逼迫之下，人人都像是表演家似的，说一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违心话或假话，或者是，起劲地百般作践自己，演一出或迫不得已或强死强活的“荒诞戏”。
“右派分子”们，这一个个卑贱而渺小的言论罪囚，面对着庞大而阴悍的国家机器，面对着不容置疑的制度和权力系统，又岂敢挺直了腰杆鸣冤叫屈、争辩反驳？又怎敢不老老实实地认罪服法、低眉折腰？每当这时，董乐山总会想起法国作家加缪的那句名言——“荒谬不在于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
日复一日的，董乐山在这农场里劳作，身疲，心惧，困耗，忍辱苟活，荒废生命。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日是一个尽头？
他想念妻儿，思念双亲，渴望亲人的消息，怀念过去的光阴，常忆往昔的片段。
多少次，他梦见妻儿的声声呼唤，梦见双亲的殷殷担忧。他梦到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书架上的书籍，梦到三十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里的英文原著，梦到四十年代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梦到三、四十年代上海城里那些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梦到儿时的红糖姜汤，梦到曾经的笔墨生涯。
这些梦宛如一团爝火，给他以慰藉和温暖，伴他走过一个个劳形苦心的日夜，度过了一个个恐惧着且看不清前方和希望的暮夜。
亲人和文艺，是寒夜中皎白的月光，是炎夏里欢快的蛙声，是苍茫远方的教堂的钟声，是哀惧日子里的一味安慰剂，在他的内心一隅存留，温莹，灿亮，从不曾褪色。
亲人和文艺，是他的爱，是他的系恋，也是他的残梦。
所幸在那些日子里，他心有所系，残梦尚存。
这些不为人知的系怀和残梦，令他不至于倒下，也不致心死。
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在农场期间，母亲因肠癌在家中去世。时间是——1959年。
他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侍奉在旁。他未能为养育他长大成人的母亲戴孝，为操劳了一生的母亲送终。
这成了他一生的负疚，终身的憾事。
后来他离开农场，过了一段时间，才获悉母亲病逝的事，为此大哭了一场，涕泗横流，痛不欲生。
长年的强迫劳动、思想改造，使他的心像农场里的水稻田一样疲惫，衰颓，默默忍耐。
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农场劳改生涯，出现了转机。
转机的时间，是1961年。他的原工作单位新华社，因为要为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出国记者培训外语，特别成立了一个培训班，名为：“外文干部训练班”。再有，新华社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需要借调几名业务水平高的翻译专家，以完成一项翻译任务。
当时，由于英文教员和高级翻译的缺乏，新华社遂想到了正在河北唐山进行劳动改造、本单位该领域曾经的业务尖子——董乐山。
于是，新华社向有关部门申请，为这位英语人才兼翻译专家“摘帽”，以便返回原单位。
就这样的，董乐山得以返回北京，离开河北唐山，离开柏各庄劳改农场，离开唐山市滦南县柏各庄镇。
再见了，柏各庄。再见了，劳改农场。
但愿此次再见，再也不见；经此一别，即是永别。
日月如梭，转眼之间他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已经将近四个年头了。
回到北京新华社后，他以“摘帽右派”的身份，为准备出国的记者们讲授英文；同时间，他还参与了“反修灰皮书”的翻译校订工作，这是当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分派给新华社等单位的政治任务。
后来，由于新华社的外文干部训练班，被合并到新成立的“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里，他又被安排到“二外”的英文系，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在“二外”，他的政治身份依然是“摘帽右派”。
所谓“摘帽右派”，意思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但并不等同于“平反”。
“平反”是什么？“平反”就是推翻先前结论、洗清冤屈、沉冤昭雪，通常会伴随着赔礼和道歉。它意味着，当事人在经历了一个不名誉的阶段之后，彻底恢复名誉。
而“摘帽右派”，表示当事人被摘帽之前是“右派”，从此摘帽之后就不再是“右派”了。虽然已经摘掉帽子，但并不恢复当事人的名誉，也没有道歉的含义。
这就意味着，“摘帽右派”在当局和民众的意识里是又一顶“政治帽子”，仍然属于受监管、遭歧视、低人一等的政治贱民之列。当然，这顶政治帽子，比之于“右派”来说，等级、程度都要轻一些。
上述教学、翻译工作，对于他来说，虽说并不尽如人意，并且是在以“摘帽右派”的政治贱民身份，在被监管、被歧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他觉得，这总比先前在劳改农场的境遇好太多了吧。
用董乐山自己的话来说，这时候的他依然“名列另册”。别人见到他，仍然仿佛像是见到了麻风病人一般，避之犹恐不及。
从有形的高墙，到无形的高墙，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却怎么也冲不出铁丝网；从政治贱民，到次等的政治贱民，他被一只巨靴踩在了脚下，茕茕窒息于天地之间。
午夜梦回之际，他常常渗出一身孤寂凄然的冷汗，仿若置身苦海，风雨飘零。啊，月光！只有月光，飘颻于窗外静静流泻，将他多年来的苦楚，一一揽入怀抱。
当微风拂过月色，他不知道前方是黎明还是更黑的夜？他也不知道，生命是否比苦海更浩淼无涯、更无法超拔？他并不奢求黎明快快到来，只希望，倘若更深沉的黑夜来临，自己也能够撑持过去。
毕竟，那清柔的月光，在每一个孤苦的夜，从不曾离他而去。
7
经历了将近四年的劳改，让他身心交瘁，尤其是，心常常滴血。
他年少时的左派信仰，在这个新生的国度第一次遭到了重创。
他有如一株小小的被移植的绿色植物，在全新的土壤里，被一阵暴风骤雨吹翻，冲塌，零落成泥。
是什么风从高原上刮来，冲打着柔静的植物？是什么雨从穹苍上滴落，敲捣着一颗纯净似水晶的心？他感到自己少时的左派信仰或信念，就像是老家乡村一堵长满了青苔的土墙，在暴风雨的冲刷之下缓缓倒塌，只剩下了粘土、稻草、石灰和泥土四处散落的一处废墟。
还好，当年的这份信仰，只占了他的思想资源的一半而已。
而另一半流淌在他血液里的信仰——对自由、尊严和真善美的热爱，支撑着他度过了漫漫长夜而不曾倒下，不至于在苦难和折磨面前一蹶不振，沦为行尸走肉。如今，更让他找到了此生的人生使命，找到了继续在一片瞒和骗的大泽中活着的意义、生存的价值。
他暗暗自忖，希望自己的文字工作从此转型。
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他的文字工作分为两个时段：
1949年之前，从事的是各类型文学创作、媒体编辑和文化翻译；
1949年之后，则主要是新闻翻译。
具体来说，自四九年后入职北京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之后，他所从事的，主要是新闻翻译方面的工作，包括新闻稿件的翻译、审稿、校订和定稿等事务。此外，他还编写了几万字的《新闻翻译手册》。
可以说，自一九四九年至今，他长期沉浸在中、英文的新闻稿件文字里头；并且，被业界公认为在新闻翻译领域成绩显著，资深望重。
如今，他开始将目光转投向另一种翻译领域。
什么样的翻译工作或事务？
一种可以映照他价值取向的翻译，一种能安置他清异灵魂的翻译，一种得以捍卫读书人的人格和气节的翻译，一种有助于传播真相、揭露谎言、呼唤伦理道德的翻译，一种讴咏自由和人性尊严的翻译，一种传递真善美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翻译，一种焕发知识人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翻译。
这，对他来说，就是翻译那些“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国外人文和社科著作。
确切地说，是“译介”。
也即，翻译介绍那些来自外国的有助于启迪世道人心的优质著作，给国内，给国人。
这样的译介，是他今生的使命，也是他往后活着的意义。
他选择的这一全新翻译领域的起点，是二战后一部全景式描写希特勒纳粹德国兴衰、覆亡历程的英文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
1961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新华社图书馆的书架上，无意中发现了这本刚刚出版不久、美国战地记者兼作家威廉·夏伊勒所撰写的英文原著。
将书借回家之后，他立刻就被这部史料翔实、夹叙夹议、文笔流利生动的历史著作给吸引住了，以致于手不释卷、废寝忘食。
他花了整整两个礼拜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一千多页的史学巨著。
虽说纳粹德国——这个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现代“利维坦”，早已于十几年前灰飞烟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已经结束了十几年，也就是说，这本书中所叙述的那段历史早已经成为过去，并且主要发生在德国和欧洲。但是，这本书中所写的种种史实，让他——一个中国大陆的知识人、翻译工作者，读起来依然觉得是那样的熟悉、真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有种身临其境、旧梦重温的感受。也许，这就是文学家所说的“代入感”吧。
很多次，读着读着，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的受难经历。甚至于有时，他觉得自己的蒙冤受难经历，并不亚于当年这个欧洲极权帝国治下的集中营里面，那些承受着地狱般苦难的犹太人。
正因为此，他对这本书中的众多受侮辱者和受损害者，不时会产生一种感同身受、同病相怜的感觉。真的，他很想跑到一处没有人的山岗上大声喊叫，告诉山上的松，告诉呼啸的风，他熟悉和理解书中受难者们的苦难，就像熟悉自己的体味一样。
读罢全书，他，一个资深的翻译工作者，一个怀揣使命感的知识人，觉得这本书极有译出的价值，是一部非常值得翻译过来向国人介绍的著作。
原因呢？
乃因为，在这部历史学巨著之中，诸多的主题集中地呈现了出来：野蛮与文明的对峙、兽性对人性的摧残、暴政对人权的践踏、谎言对真理的侵蚀，等等。他很笃定，这部史学著作，将有利于帮助国人了解人类史上的那一段黑暗历程，有助于华人社会全面了解纳粹独裁政权的历史、和它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戕害；并且，呈现那段不堪回首的极权黑暗历史，必将会对后人有启迪，对后世有警示。
于是，他竟忘了自己的戴罪之身、贱民之位，提笔给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国际问题老前辈冯宾符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郑重推荐这本英文版的史学著作，建议将之翻译成中文，予以出版。
很快的，冯宾符回信给他，表示要借阅这本史学著作，回去好好通读一遍，然后再作决定。
一个月后，读完全书的冯宾符经考虑后，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后向上级主管部门呈报出版项目，请求准允出版该书的中文版译本。
获批后，出版社确定董乐山为该书的第一译者。同时决定，由他牵头和领衔，邀请其他翻译工作人员，与他一道完成这项庞大的翻译工程。
于是，他出面邀请了多位翻译界同行，皆为他心目中的一时之选、译界翘楚——包括李慎之、郑德芳等人，与他一道翻译这本总共三卷本、长达一千多页的大部头英文史学著作。
这真是一项浩繁的译介工作啊。从翻译、校对、校订、修订，到核对引文、处理图表、查对资料、统一体例、名词规范化，再到最终正式出版，足足花了这群翻译工作者两年多的时间。身为领衔译者的董乐山，更是三次通校全书，逐字逐句地加以推敲，其中一次竟长达一年之久，真可谓“字字看来皆是汗，数年辛苦不寻常”。
然而，再怎么辛苦，再怎么费力劳心，他觉得，只要能尽早将这本书翻译出来，以中文版本的形式，在中国大陆乃至华文世界流传开来，也都是值得的。
在翻译这部史学巨著的那些日子中，他不时会联想起自己在四九年之后所经历的政治灾厄，所耳闻目睹的种种悖谬，以至于常常泪腮满襟，不能自已。更令他痛苦的是，书中那些对共产主义——年少时他曾十分向往、怀揣期望且一度参与的思想主义——的描述，让他读来简直是五雷轰顶，魂不附体，有如晴天霹雳般地震动心头。
比如，书中有这样的一段：
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192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就在这个时候，他（戈培尔）发表了一封致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
每每读到或想到上述这段话，在他脑海里，都会不由自主同时又胆战心寒地冒出一个成语——一丘之貉。怎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他很想否认这件事实，很想不使用这个成语，可是在这部庄重而严谨的史学著作面前，他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事实，是一件毫无疑义的事实！这让他的心既痛苦万分，同时又生出有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喜。
这样的心情起伏，让他在翻译这本巨著时格外地有使命感，也格外地有热情和干劲。
时至1963年12月，这部英文史学通识类中文版的皇皇巨著，终于出版问世。
中文译版的书名，最终确定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由于书中涉及一些所谓政治敏感内容（如对共产主义的颇多微词、对斯大林的语多不敬、一些价值观与国内相左等），当年，这部史学巨著在出版时，被有关当局定性为——“暂时内部发行”。
所谓“内部发行”，意思是，在一定范围内可控制地出版和流通，通常是限定在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才可阅读，比如“限县团级以上人士阅读”。它针对的是，内容具有潜在危害性，但又具有参考研究价值的出版物。
虽然在一九六三年底，该书以“暂时内部发行”的方式问世，只在小范围内流通；但是，在六、七十年代，这本呈现人类一段二十世纪极权黑暗史的史学名著，在中国大陆的许多地方广为地下流传。借阅者、传阅者和讨论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手抄书中的章节和段落，甚至有人冒着危险去手抄，然后私下里争相阅读和传抄，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
该书因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在大陆民间产生了极大轰动，成为一个报禁时代甚为罕见的出版物奇观。
文革后，这部史学名著终得以正式地公开出版、发行。
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图书匮乏、文化荒芜的年代里，这部“暂时内部发行”却在地下广为流传的史学通识类著作，成为众多阅读者和讨论者的精神食粮，一本像陨星那般划过夜幕的启蒙读物，一把来自渺远天庭的神秘天火。
在那个万马齐喑、奉一套诡伪理念为至高圭臬的时代里，这本译著，成了东方大陆云雾迷蒙中的一道闪光，龙荒朔漠里的一脉清泉。
多年以后，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的湖北作家胡发云，也难忘最初读到这本外国书时的震撼，他形容当时的感觉是“石破天惊”。他认为，“这本书在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因为纳粹的口号和做法都和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相像了。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了要重蹈覆辙。”这句话，是这本译著扉页上遐迩闻名的引语。
这句话，也是身为译介者的董乐山，最想要向国族、向国人所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