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在这不足三分之一的世纪里，共发生震荡过55次“运动”。这些整肃对象不同、打压目标各异的所谓“运动”，其最终目的其实就是让全体中国人屈服于共产暴政，匍匐在威权脚下，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逆来顺受、任人践踏宰割的顺民。
而为达到此目的，当政者在历次运动中所惯常采用的手段，一是肉体折磨，二是人格践踏，三是精神摧残，四是株连亲朋好友。
众多研究显示，历次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整肃打压对象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也既我们民族中最精华精粹的那个群体。
这个群体尽管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人的表现远不尽人意，但就总体而言，他们是我们中华文化及历史传统的承载者和继承人，他们也是对“外面的世界”最敏感，吸收外来文明最快、能为我们民族带来革故鼎新变化的第一梯队。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拨人——我们泱泱大“锅”上面薄薄漂浮的一层“油花”、精粹，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被撇掉了——或甩到地上，或封存在罐中，成为有口不能言，有笔不敢写的植物人。
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与他有过敞开心扉的交谈，他讲的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不，应该是刻在了我的心版上，一直隐隐作痛，永远无法除去了。这句话就是我本篇文章的题目。下面我简略介绍一下这位“一生怕井绳”的知识分子。
程羡瑞，江苏泰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入校报到后他填报的专业是新闻编辑，但却被分配到汉语言学专业。据他讲，当年北大的新闻专业拟招收100人，但“名额中偏没有我的份。”
“说来也许是一种缘分”，程羡瑞介绍说，他在北大的老师是语言学家魏建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妇孺皆知的《新华字典》的主编，国家一级教授。”后来他们俩相熟了，魏建功先生告诉程羡瑞说：“你的专业是我替你定下来的，你的底子不错，见你填的籍贯是我的小老乡，所以我就给你做主了。”
程羡瑞接着说：因我是学科代表与先生接触较多，有一次先生还告诉我：“你们这一届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将来毕业后大部分要去中国科学院编纂《汉语大词典》。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并勉励我好好学习，敦品力行，要有真本事。
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程羡瑞是如此描述他在北大的生活的——
北大未名湖畔四年的学习生活，真可谓是“绛帐名师星灿烂，书城典籍阁琳琅。”学习环境是如此优美，授课的导师个个学富五车，在老校长马寅初领导下，大师级的老教授们，辛勤地教诲、栽培着我们这些幼稚的莘莘学子。我那时的眼睛简直是长在额头上，一心想成名成家，将来也能成为一名专家、学者，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所以，每天除了听课以外，就钻在图书馆里，读书、学习，学习、读书。
1957年春夏之交，年轻幼稚的大学生们，响应党中央帮党整风的号召，在北大燕园内将大字报张贴得铺天盖地。年轻又浮躁的我也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写了一份大字报贴了出去，标题是《讨阿谀分子和喜奉承者檄文》。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先生来电话把我叫到他的中关园公寓内，疾言厉色地斥责我不该写那份大字报。他说：“你们用《檄文》讨伐对方，就把自己明白地放在了对立面，这难道是正确的吗？”他要我第二天就向班里的党支部书记作检讨。当时，我还觉得帮助党整风没什么大错。
1958年春，毕业前夕，我终于被划出线外，与北大其他500多名学生一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年仅23岁。那时，我真是心力交瘁，万念俱灰。一个周末的半夜，我突然感到胃部很不舒服，起来呕吐了半脸盆的血和饭的混合物。同学们急忙送我到校医院抢救，被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大面积出血。从此这个难缠的消化道溃疡一直搅闹了我大半辈子。（程羡瑞：《我在阳泉生活工作的五十三年》）
我不太清楚当年北大在校生有多少人，如果不足一万人的话，把500人划为右派，其比例是远高于毛的5%之右派分子标准的。
就这样，一个满怀理想和激情，准备毕业后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因为写了一篇大字报，便被抛入“贱民”的行列，沦落为“被改造对象”。
程羡瑞讲：1958年夏季，戴着一顶沉甸甸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拖着瘦弱的病躯，我离开燕园，分配到了山西。记得在榆次专署文教局报到时，因为溃疡大出血不久，体质极度衰弱，领导批准我回原籍休养，一年多后安排我来阳泉工作……在十年动乱中，我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头，干过我体力难以承受的活儿：下过煤窑，拉过排车，抬过矿石，装卸过水泥、石子，当过泥瓦小工等等，等等。有时，为全家人生计所迫，我曾捡过破烂。
程羡瑞到阳泉后，与当地的一位女子相恋相爱，结了婚并养育了三个孩子。
这里需提一下程羡瑞先生生命中出现的一个“转机”：1978年初春，他在阳泉市人民医院看病时，偶然认识了一位叫殷伯年的江苏老乡，这位老乡在娘子关发电厂任车间主任。他听了程的简要情况后，心生同情，就向厂党委书记赵龙作了汇报。赵龙当即表示，我们厂不缺工科人才，但厂子弟学校却缺少学文科的大学生。于是派专人到市相关部门调研了一下，了解到程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将程羡瑞和他的妻子一并调到娘子关电厂学校，使程夫妻二人都当上了教师。程羡瑞先生回忆说：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调到电厂，让三个孩子念到初中毕业后，就去厂里当个工人，再也不要当我这个“臭老九”了。
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范围内开启“拨乱反正”巨闸，北京大学党委给娘子关电厂党委发函，寄来北京大学纠正程羡瑞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随后，阳泉市委也对程羡瑞在文革中被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作了平反。
因为我的岳母与程羡瑞的妻子是同一个村子长大的，是发小又是同班同学，关系甚笃。我落脚阳泉后岳母知道我偶尔写点小文章，就引荐我认识了程羡瑞先生。
程先生虽然身有重疾且长期遭受各种打击，经历了大半生的磨难，但我见他第一面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儒雅、精干、思维敏捷、待人随和、一袭老式知识人的风范。
我后来与他有过几次深谈，他没有把我当外人，给我讲许多老北大的故事，讲他在沦落为“被改造对象”后的种种经历。
那一阵子我正看谢泳先生送我的几本书，其中有一篇文章讲到，许多在历次运动中被整肃，身心遭受摧残，如今已到晚境的人，却一句话都不说，这非常不好。应该写点东西，应该讲讲自己的经历，给后入留下一些可资借鉴的“史料”（大意）。
基于谢泳先生的这个提醒，有一次程羡瑞先生正兴致浓厚地给我讲他在北大的经历，我插话说：“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程羡瑞先生突然停了下来，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换了一副狡黠的面孔，看着我，说：“别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然后，他放缓了语速，一字一顿地接了下去：“我是一朝被蛇咬，一生怕井绳。”然后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我却不想放过他——这个难得“落”在我手里的“老右派”，就进一步逼他：“有些事如果不记录下来，后人就什么也不知道，你所受的苦也就白受了。”
程羡瑞先生望着我，缓缓地说：“道理上讲是这样，但我的伤疤太深，已经什么都不愿说了。我不相信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不抱希望。”
这以后，我与程羡瑞先生的来往少了许多。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回顾“反右”历史的文章，我把其中的一段话摘录在下面，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
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2024年8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