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年9月30日，星期二。黄昏时分，我从县城坐公交车失魂落魄地逃回沙梁——我的老家。我没有回家，直接沿着村后的那条村路去了大沽河。我父亲在河边看桥，我去看父亲。
我包里只带了3本书，口袋里只有7块钱。
但是父亲不在河边，和父亲一起看桥的河东李连军叔叔说，父亲去了东北，我唯一的伯父去世已经9年了，临近忌日，父亲去给他扫墓。
李叔一见我就说，“放假了？正好，秋收太忙，我回家收庄稼了。你帮着看桥吧。”
第二日是十一长假，七天。我木然点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桥东的苍茫暮色里，才收回目光。此刻，夕阳如血，照着一川浊流，无语南下。
我不是回河边度假的，我是回来疗伤的。
一个星期前，我被临县莱州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告上了法庭，案由是侵犯名誉权。前因是我代理了一起民告官的行政侵权案，乡政府收提留，抄了农民的家，砍了他家的果园，开万人大会批斗他，还发通缉令抓他上访告状的儿子。我代理这个叫陈永年的农民起诉了乡政府，还在《民主与法制》发表了《弄权无忌，法律无言》的文章。法院判乡政府败诉，乡党委书记升迁受挫，发泄私怨，把我起诉了。
原告的律师——上一个行政案的被告代理人，颇有谋略，他认定我这样的律师，肯定与当地法院的关系不会融洽，在我们县的法院告我，胜诉赢面很大。的确，执业三年（含实习的一年），我在我们县法院打赢了5起行政诉讼，让六名刑事被告人无罪释放，赢得了一个“李无罪”的雅号。我的名片上印着八个大字：为国护法，为民请命。法院院长在内部会议上说，一个小律师，又是护法，又要请命，还要我们公检法干什么？
我是我们市（县级市）第一家合伙制律师所的律师，其时，律师制度正处在转型时期，原来属于体制内编制的律师正在慢慢转型为个人开业的合伙制，而我们所除了几个合伙人都是直接从社会上招聘的考取了律师资格的律师，身份本来就是自由职业，由此也被公检法机关歧视，一度被叫作“民办律师”。这种身份再加上不听招呼，被公权力压制和歧视也是情理之中的。
本案开庭，法院将大会议室腾出来，县政法委组织了公检法司三百多干警旁听，原告律师还请了七八位北京大媒体的记者来报道庭审。原告律师——即墨市的一个公职律师，在庭上断言：被告的律师执业生涯很快将终结！
庭审法官一边倒，审判长动辄训斥我，限制我发言，对方却可以随意侮辱谩骂我，把庭审开成了批斗会。这样明显地偏袒引起了公愤，法院内部也起了争议。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子时，一名资深法官——刑庭綦庭长说，我看认定被告侵权太牵强了，李建强代理的那个行政诉讼案毕竟胜诉了，发表的那篇文章基本内容都被法院判决书印证了嘛，怎么就构成侵权了？如果要认定侵权，那也要先推翻行政判决书才说得通。再说了，如果构成侵权，也是杂志社和作者共同侵权，怎么只告作者，不告杂志社？是不是柿子捡软的捏？
两天庭审，莱州的一百多名农民分乘好几辆大巴车来声援我，北京来的媒体记者一个字也没发出来。法院受到了压力，院长做出决定，组织两个调查组去莱州分别调查官员和农民，以求搞清文章内容是否属实。
庭审中止了，我却心灰意冷，满怀疲惫回到老家。坐在河岸上，望着滚滚河水，想着心事。大沽河水域刚刚下过一场秋雨，河水湍急，河面上金光浮动，渐渐薄雾升起，隐入黑暗。
二
我耳边还在响着原告律师的那句威胁：被告的律师生涯马上要终结了！实在说我对这句话并不感到惧怕，反而有些许解脱。因为当律师并不是我孜孜以求的结果，而是个误会。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高考那年，我帮一个同学写上访材料，让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父亲获得平反，同学们给了我一个“律师”的雅号，甚至多年后在一次同学会上，有同学调侃我：李建强上高中时就露出了当律师的嘴脸了。我却只能苦笑，内心并不认同。
我学法律也是出于误会，当年高考落榜，复读又因上访事件被母校拒绝，只好去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排挤到镇政府干了几年临时工，1989年胡耀邦去世那天辞职，在家闲了几年，学写小说。父亲当时是村里的调解主任，镇政府有个朋友——张克强，跟父亲说：老李啊，你们家有人才呀。我们这些人不行，脑子太笨了。你何不让建强学法律，考律师？
张克强还给父亲带来一张《山东法制报》，上面有出售法律教材的广告。父亲动了心，花了60块钱，从福建邮购了一套12本法律教材。为了抚慰父亲被我伤透的心，我放下小说，用两年时间把这套书学完了，还通过自考拿到了法律专科毕业证书，1994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律师资格。当年十月，入职李岐佐——我的本家兄长，在县城开办的合伙制律师所，开启了三年的律师生涯。
李岐佐和李明君都是市法律顾问处的在编律师，他们根据规定辞去公职，又从门村法庭找了一个有律师资格的法庭书记员，三个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取名“新华”的律师所。又从社会上招聘了老魏、小徐、小吴、小杨和我一个八个人，在市法院对门的一座小楼上开业。
我一遍遍在河边思考自己的来历，律师不是我自己要当的，是父命难违。不干了，也无所谓。
我想起老子的话：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悟到，这里的“身”，其实就是欲望的具相，一个人有了欲望，才有忧患，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忧患了。当律师不是我的欲望，不让当了也无所谓，不当就是了，何必患得患失呢。
三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河水中摇晃着满天星斗，一轮金黄的下玄月亮在水中闪烁。岸边的芦苇丛中，秋虫唧唧，蛙声一片。
我起身，把桥头的栏杆升起来，任由行人随意过桥。
回到父亲在河边搭的小屋，有被褥，有煤气灶，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
父亲还养了几只走地芦花鸡，一条四眼柴狗，都是河东李叔春天的时候跟过河的人讨要的狗崽鸡雏，转眼就长大了。
那条狗记性真好，一见我就摇尾巴，我在它很小的时候抱过它，喂过它两条火腿肠，还给它起了名字——“孔乙己”。这个名字只有我叫，李叔叫它“四眼”，父亲叫它“小黄”，来小屋里下棋打牌的村人们则直呼它“柴狗”。它摇摇尾巴，毫不在意。
孔乙己摇着尾巴，围着我转来转去，用脑袋蹭我的小腿，嘴里呜呜地叫。我知道它饿了，找到一包面条，几个鸡蛋，下了两碗鸡蛋面，一碗自己吃，一碗给孔乙己。
孔乙己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它的那碗面，又眼巴巴地看着我吃面，它是太饿了，估计李叔没顾得上喂它。我心一软，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它。
孔乙己很快又吃完了我的那份面，还不满足，眼睛定定地看我。我说：“孔乙己，我的面都让你吃了，你还要怎样？”
它又歪头看看父亲放在饭厨上的那包挂面。我很生气，骂道：“孔乙己，你不能贪得无厌，那是明天的饭，你今晚都吃了，我明天喝西北风吗？”
被我训斥了一番，孔乙己臊眉耷眼地钻进它自己的狗窝，睡觉去了。我也躺在父亲的床上，想着父亲。
四
父亲是在我回家的同一天早上走的，坐青岛到通化的火车，现在已经出了山海关了吧。
父亲只有伯父一个兄弟，祖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祖父虽有再娶，却没有生育。据说伯父个性很倔，不能接受继母，从来不叫娘。在一个大年夜，他不肯给继母磕头，被祖父罚跪了一夜。韩战最激烈的那一年，17岁的伯父偷偷报名当兵走了，但是没有去成朝鲜，他身材健硕，相貌英俊，被挑选留在了北京，当了仪仗兵。1957年，伯父转业，去了潍坊的一家国营企业，因为说了对时局不满的话，被内定为“右倾分子”，好在上级有了新精神，不在工人农民中打右派，伯父侥幸逃过一劫，带着新婚妻子去了吉林。
我小时候见过伯父一面，那是文革最黑暗的年月，“九大”开过，林彪元帅还没有出逃。祖父病重，伯父带着堂妹建华回乡探亲，他跟父亲很像——穿着灰呢大衣，个子很高，腰板笔挺，眉宇间有些英气。堂妹四五岁的样子，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漂亮的红方格外套，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明亮而美丽。印象最深的是，堂妹不能吃我们家的粗劣食物，吃饭时老哭。父亲就从供销社买来饼干给她吃。祖父摇头叹道，“一个丫头，咋能这么娇惯？”
伯父住了几天就回东北了，祖父去世他也没有再回来。只是寄了20块钱回家给祖父办丧事。
20块钱不济事，但是伯父一家七口，家累沉重，没有余钱，寄来这点钱也是尽其所能了。
母亲从我舅舅家借了120元，给祖父办了个像样的葬礼。
我在镇政府当临时工的时候，伯父也病了，患了鼻癌，需要杜冷丁镇痛。正在长春上大学的堂妹给我写信，我就去找在南村医院当院长的镇长夫人。镇长夫人对我印象不错，每次给开三支，凑满一盒就给堂妹寄去，寄了几次，堂妹来信说，伯父已经走了。
伯父去世的时候父亲有没有去送葬，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次台风过后，大沽河水泛着黄沫，凄凉地呜咽，父亲坐在河边，默默流泪。我特能理解父亲孤苦的心情，他没有姐妹，只有这一个哥哥。
1995年，我当律师的第二年，有机会到东北出差，买了两张机票，和父亲一起去了吉林，给伯父扫墓。
那时候堂哥建军也早已去世，两个孤坟，一高一矮，矗立在大东北枯草连绵的旷野里。父亲在伯父的坟前坐了一个下午，抽了一盒烟，没有再流泪。父亲不喝酒，我烧了一蛇皮袋黄纸钱，将从山东带去的2瓶兰陵酒全部洒在了伯父和堂哥的坟前。
五
我想着父亲，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这一觉睡得特别香甜，心思纯净，一夜无梦。我好就没睡过这种觉了，如果不是那只芦花大公鸡的啼叫，我还能继续沉睡。
桥上传来人声，河东的乡民们挎着篮子挑着担子推着车子，纷纷过桥到河西赶集。我懒得放下栏杆收费，既然是节假日，那就让乡民们自由过桥吧，别坏了他们的好心情。
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嘻嘻哈哈过去了，老实巴交的村民却不好意思占便宜，他们有的放下一把葱，几头蒜，一个南瓜，算作酬谢。有人探头探脑进来打个招呼，我一律不睬，只管躲在屋里，埋头看书。
我读的是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读这本书需要一个安静的心境，不然是读不下去的。
书我是在北京的万圣书店买的，买了好几年了，却一直没读完。这一次，我用了一天时间，居然读了一半，一开始觉得艰涩、难懂，甚至莫名其妙，读到一半，才渐入佳境，甘之如饴。
瓦尔登湖之于梭罗，正如大沽河之于我，只有在它身边的人，才能感受它的丰腴，领略它的风神。
傍晚时分，我读书累了，出门散步，远远看见弟弟开车来了。弟弟很诧异：“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嫂子说你昨天就回来了，我一猜你就在这里。你干嘛不回家呀。”
我说：“你不是看到了吗？我在替父亲看桥。”
弟弟苦笑道：“哪里用得着你来看桥？再说——他指了指那根升起来的栏杆——你也没收费呀。”
我指了指门口的那一堆蔬菜和瓜果，说：“那不是？”
弟弟不耐烦地把我拉上车，锁了小屋的门：“好了好了，跟我回家吧，别让母亲担心了。”
我跟着弟弟回了家，妻子和儿子也回来了。大家闷闷地吃了饭，说了些闲话，谁都没提那件烦心的官司。
饭后，我又让弟弟把我送回到桥上。“我答应李叔了，要替他看七天桥，不能言而无信。孔夫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再说了，孔乙己还在桥上，它还没吃饭呢。”
我给孔乙己带了母亲煮的红薯，它不喜欢，鼻子哼哼着不想吃。我猜它还是想吃面条卧荷包蛋。
我看了看篮子里仅剩下的三个鸡蛋，对它说：“不多了，我也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听了，只好委屈地去吃红薯了。
第一天的晚上，我做了一宏大的梦：一轮红日冉冉西沉，放出霞光万道，照在大沽河上，在这气势夺人的暮色中，天地间的一切，树梢，芦苇，小屋，坟茔，河岸，连同我自己，都被染成了红彤彤的一片——红得非常鲜艳，好像是鲜红的草莓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似的。
巨大的奶黄色的夕阳落到地平线下，又猛地升起来，接着又落下，再升起，如此三起三落，终于坠入浩渺宇宙中了。大沽河上的霞光一缕缕收起，就像有一只巨手在收拢一束金线。当最后一缕金线被收走之后，一切都陷入了凄凉的静寂，沉入浓重的黑暗。
我热泪盈眶，悲怆至极。猛然悟到：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我才32岁，就已经在大沽河畔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终局！
大沽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