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停止对乌援助，乌克兰陷入危机。这种危机并不只是物质援助的减少，还加剧了乌克兰军队士气的跌落。
乌克兰确实存在军队逃兵问题以及民众厌战情绪
据《卫报》等媒体报道，乌克兰军队出现大量逃兵，“人们都累了，气氛变了”，不少乌军认为获胜无望，消极作战，甚至临阵脱逃。还有不少乌克兰人拒服兵役。
其实，俄乌战争三年来，无论是侵略者的俄军，还是反侵略的乌军，俄乌双方都有大量逃避兵役、在前线脱逃或投降者。去年就有视频显示，一些乌克兰男青年藏在中巴车里试图逃往罗马尼亚等国，以逃避被征兵和送往俄乌前线，被乌军征兵/督战人员发现后从车里拉出，这些人痛哭流涕、仍然不愿上战场。类似视频还有很多。
这些乌克兰人逃避兵役、临阵脱逃的情况，很大程度削弱了乌克兰的战力，让俄乌战争更加不利于乌克兰一方。即便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反侵略战争，是伟大的、正义的、必要的，多数乌克兰人及世界多数人民都支持乌军，许多被征兵和上前线的乌克兰人，仍然做了逃兵、放弃抵抗。相反，俄罗斯方面高压管控俄军，也不惜军人成为炮灰，非正义俄军的逃兵现象反而少于乌克兰。
当然，也有许多乌克兰人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如一位被俘乌军在俄军强迫他喊“荣耀属于俄罗斯”时，高喊“荣耀属于乌克兰”然后英勇就义。还有许多乌军战死在反侵略的战场上。这些当然不应忽视、抹杀。这些抵抗者也是乌克兰坚持三年未被俄罗斯吞并的原因，是反侵略、反专制、捍卫乌克兰独立自由的英雄。但也不能否认，乌克兰也有大量民众逃避兵役，一些军人消极抵抗甚至临阵脱逃。
阿富汗政府军和世俗派民众不愿流血抵抗塔利班
捍卫正义一方出现大量逃兵、人们不愿冒着生命危险捍卫正义、自由、人权，并不是孤例。2021年，在塔利班卷土重来、颠覆阿富汗世俗民主政府的过程中，世俗民主政府的军警、公务员，以及厌恶塔利班的世俗派阿富汗人，并没有做出强烈抵抗，相反不少军警放下武器甚至倒戈（哪怕政府军武器精良程度远超塔利班），世俗政权下受益最大的市民阶层也几乎没有武装反抗，塔利班几乎兵不血刃，拿下首都喀布尔，重新统治了阿富汗。
塔利班掌权后，废除民主政治、垄断国家权力、推行伊斯兰教法、压制妇女权利、迫害少数族裔和异教徒，也停止了大多数与国际合作的教育医疗及其他人道主义援助项目。阿富汗的民权民生大幅倒退。这些政策在塔利班掌权之前已有预测。但从军警到市民，世俗民主人士及支持者并未真正有力的、武装的抵抗住塔利班（因为塔利班无法依靠道理说服、非暴力阻止，只有武力才可能抵抗住塔利班），而是要么逃亡国外，要么留在阿富汗、听任塔利班统治而无所作为。
生命的可贵同时意味着贪生怕死和苟且偷生
无论乌克兰人还是阿富汗世俗民主派，面对侵略者、压迫者、邪恶势力，为什么会有不少人放弃抵抗呢？简单来说，就是人对于生命的眷恋、对死亡和伤残的恐惧、对放弃抵抗仍然得以苟活的侥幸、不愿为自由民主及国家民族和他人而死的自私心理。而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其实是人之常情，是许多人都会有的心态。
尤其是当敌人确实并非无差别大规模屠杀、自身不抵抗和投降后大概率能保住生命的情况下，与其选择冒着较大生命危险继续作战，不如投降换取生命安全、苟活于世。这从个人功利角度，确实是“最优解”。
而且相对于古代和近代，随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繁荣、社会进步，这样的“贪生怕死”反而会越来越多、越发普遍和严重。
在历史上，因为人们普遍贫困，医疗条件又差。人们缺衣少食、日常在贫困中挣扎，生活往往是痛苦的。即便不上战场，也很容易死于生病、各种意外、劳作事故，做工务农也并不比打仗更舒服和安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死于战场的概率低于煤矿工人事故死亡率；如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军队，其战损记录显示，大多数军人死亡往往是非战争时期也会遇到的各种传染病，而不是刀伤枪伤。那时各国人权保障也都很低，平民日常会遭受官吏、贵族、强人的压榨欺凌，活着并不幸福。
于是人们宁可选择上战场，为荣誉而死，还求之不得。若能活下来，还能凭军功得到不少奖励，或者干脆在战场上抢夺战利品。无论侵略者还是反侵略者，都不太恐惧死亡的危险，而将战争视为阶层跃升、摆脱日常苦难的机会。
历史记载的许多英雄、死士，如春秋战国的侠士、汉唐的将军，之所以重义轻生，起码一部分人只是生活贫苦、正常活着也大概率病痛而死，于是不如为名利一搏。而若既为正义而战，又可以搏命升迁，就更多人趋之若鹜。例如汉代汉军抗击匈奴、宋代岳飞率岳家军抗击金军，人们不怕牺牲，也是因为战乱下十室九空，不参军作战也并不会好过。而若参战立功，还有机会封妻荫子。多种原因下，古人就不很惜命，而愿意在战场搏杀、为君主/国家/百姓牺牲。
但到了21世纪，人类的物质丰富程度、人权保障水平，已达到古代和近代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水平。温饱问题已解决，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还有较完善的医疗和教育，冬天有暖气、夏天多数人也有空调，人们生活的舒适和安全达到前所未有程度。各国人权保障水平虽参差不齐，但除朝鲜等极个别国家外，哪怕专制国家也有了基本民权保障，人们不需要见到贵族磕头作揖，遇到抢劫诈骗可以依法讨公道，治安环境大为改善，人们不再真的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即便仍然存在不平等和不公不义，中下层仍然被剥削压迫，但生活勉强还是过得下去。
物质繁荣和社会进步，就让人们的生命变得“金贵”，人们在相对舒适的生活中，也更加眷恋生命。而且人们生活变得舒适优裕，也降低了心理承受能力。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人见惯了昨天还活着的人今天变成许多肉块、自己断了一条腿和睾丸碎裂、妇女乳房和混凝土化为一体、一场血战后到处是蠕动的残躯；今天的许多人类连断了根指头、胸部扎上弹片，都会哭喊惊吓的要精神失常。人们更不愿失去舒适的生活，不愿失去玩游戏、看视频、享受阳光沙滩的幸福。人们也会对战场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厌恶，多少荣誉和鼓励，都很难把人们从舒适的环境拉向弹片纷飞的前线。这正是二战后世界实现高度和平的重要原因，但也削弱了战争来临时人们应对战争、反抗侵略的能力。
而且，当人们更加在乎个人而不是集体，有人反抗侵略和暴政而死亡，从纯粹功利角度，他/她自己会死，自然不能受益；如果没有家人，家人也不能受益。受益的是其他人、“外人”。要一个人为其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丧失后半生的生活，很多人是不愿意做的。
历史上许多英雄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宗教信仰、为了忠君爱国。而如今这些东西都被一定程度的解构、淡化，人们也更在乎自身物质利益，个人主义、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追求，普遍超过了集体荣誉感和共同体的利益诉求。自己死去换取他人自由幸福，从个人主义看是“亏本”的事，不仅自己性命不保、少了几十年幸福生活，还为他人做嫁衣裳，让别人（包括那些不反抗的顺民）占便宜，可谓“亏大了”。
相比古人，现代人普遍有了更多人权意识、更加自我中心、更在乎自己的感受和身心健康、更珍视自己的生命，这是人权进步的体现，但也让人们没有了古代“愚忠”者那种服从君主/主人、服从大局、捐躯报国的牺牲精神。
于是，当今就不再有那么多人愿意付出生命代价，不愿冒着炮火去捍卫其他的东西，尤其那些抽象的荣誉、集体的利益、他人的诉求。哪怕是正义的战争，是反侵略的保家卫国，是反专制反教权的保卫自由生活方式的抗争，人们也觉得相对于失去生命，放弃危险的抵抗换取苟且偷生，以失去部分权利自由为代价多活几十年，也是一个虽然不美好、但可以接受的选择。
而且，越是自由主义者、反对专制/侵略/教权统治的人，往往越是个人优先、不愿为集体牺牲，相互也没有团结性。例如阿富汗的世俗人士，很不喜欢塔利班的统治，可大家没有人愿意为反抗只有武装方式才能抵抗住的塔利班。大家宁愿坐美国飞机逃跑，或者坐家里等待黑暗时代来临，也没有拿起武器搏斗的勇气、为其他同样世俗生活的人而死的献身精神，大家也并不能团结和组织起来。这与不怕美军和政府军攻击、许多教士官兵甘愿为信仰而死、其组织性团结性极强的塔利班，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的心态和选择，当然不止在乌克兰和阿富汗。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及可能性。
台湾人有多大决心流血保卫台湾？
很多人担心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其相似性体现在多方面。不仅都面临极权势力的侵略威胁，当地军民也都要面对战争中的残酷、自身在专制下苟活还是流血牺牲中做选择。
相对于较贫困、较强民族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国民在各方支持下仍然和俄军作战超过三年的乌克兰，更加富裕安乐、族群认同多样、民族精神并不强烈、生活更舒适的台湾人，有多少人准备好牺牲自己乃至家人的生命，抵抗中共解放军的入侵了呢？虽然有民调显示，高达76%的台湾人声称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但根据征兵困难、许多台湾人更希望和平方式、在国际社会帮助下解决两岸争端的态度，实际愿意上战场保卫台湾的人恐怕并没有七成六那样的高比例。
虽然在数十年前的两蒋时期，中华民国的国军曾经在台湾海峡击退过中共军队的攻击，如1949年金门战役、1958年“八二三炮战”等若干海陆冲突，不少国军殉难，保住了台澎金马。但如今已不是那时。台湾人已几十年没经历过战火，社会充满“小确幸”的氛围，人们更在乎个人享乐。相对于当年民国国军“反共”、“保卫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的信仰，今日台湾人身份认同较为混乱，摒弃“大中华主义”后又没有真正的台湾民族精神，其武力捍卫台湾、对抗大陆武力进攻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意志都是可疑的。
反过来，中共解放军承受战争伤亡的能力，应该是显著高于台湾方面的。这很大程度在于专制政权更容易让军人和民众服从、付出代价。而且中国大陆军人和民众生活水平也低于台湾，还有大量较贫困者。中共对这些人软硬兼施、强迫和物质激励并行，是能产生不少“死士”的。虽然相对于几十年前国共内战、朝鲜战争等时期，解放军的牺牲勇气也有下降（这从1979年的中越战争、前几年的中印边界冷兵器对抗中就能看出），但仍然高于台湾军民。
而且在大陆和台湾军力对比上，大陆具有明显优势。而美国并未准备好协防台湾，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实用主义、战略收缩，更不利于台湾。日本及其他国家更不愿意为台湾与中共解放军全面开战。这样，台湾方面即便拼死抵抗，恐怕也难击败解放军。在胜算不高的情况下，台湾军民的战斗意志恐怕将进一步下降。
一个比乌克兰人生活更舒适、又没有乌克兰人的民族精神的族群，是否准备好面对战火硝烟、是否做好强硬抵抗并不惜家园成为瓦砾、自己在炮弹子弹中死亡或残疾呢？我想多数台湾人应该是并没有准备好的。口头上的“抗中保台”，若变成血淋淋的战争，又有多少人愿意挺身参战呢？
香港和大陆民众同样不愿付出无限代价
前几年的香港，也曾爆发反抗中共的大规模运动，600多万人口的香港有超过100万人上街。期间虽发生激烈冲突，反对派一度占优，但中共通过解放军坐镇、警察出动、各个击破的方式，最终镇压了整个抗争。经过多管齐下的镇压，尤其《国安法》的颁布、对知名反对派和激进人士的抓捕和通缉，多数香港人选择了接受现状，而不再反抗。许多曾经走上街头的香港人，选择回归日常平淡的生活，不再参与政治。还有一些港人离开了香港。
虽然香港人深知自由民主的可贵，但绝大多数人并未愿意放弃生命或者以坐牢为代价追求自由民主。许多港人曾经走上街头、和军警对峙，只是那时反抗代价较小、入狱几率较低。当镇压强化，多数港人都不再反抗了。台湾人若在反抗中共入侵代价巨大情况下，表现恐怕并不会比香港好出多少。
而中国大陆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中国民众并没有奋起推翻中共残酷的专制统治，同样和物质繁荣、社会进步下，人们的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心态有着密切关系。笔者曾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下、未来》一文中，分析中共长期统治屹立不倒的原因，其中之一即是人在物质条件改善后，更能苟且偷生，不需反抗暴政也能生存：
“经济成果的分配确实存在极大不公，但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比以前有巨大提高也是事实。哪怕这种提高的原因是席卷全球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式提升，而非中共一党一派自己的功绩。
古代和近代频发民变，人们不畏死亡的反抗，很大程度在于生活极端贫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常事，反正都是死不如起来暴动博个富贵。但今日不同，即便是没地位没文化没门路的底层，肯辛苦做工的话，一日三餐吃上简单但足量且可口的饭菜还是没问题的。
最近一百多年，人们生活的舒适度也有了惊人的改善，普通人能够享受到古代帝王动用全国民力都难享受到的物质生活和服务。此外，科技发展和产业更新，也使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劳动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而中上阶层则更能生活在物质非常丰盈和优质的环境中，这些最具变革能力的人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模式的受益者，更没有革命的物质动机。而反抗政权，则是牢狱、酷刑、送命，还要连累亲属。
排除追求权利和尊严等非物质层面，从纯粹的利益和基本物质欲求角度，如今的人们已没了舍命反抗的必要。至于不公不义，反抗之后会遭遇更多更大不公不义。一面是劳动就可生存，一面是维稳体制的铁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本能的选择，哪怕这种生存缺乏尊严、不体面、不自由。
人既欲壑难填，又容易知足，就看环境如何诱导、体制怎样规训。工业文明制造的“奶头乐”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管用的，而它的成本却很低。最重要的是，中共政权不仅有“奶头乐”之类的“胡萝卜”，还有暴力机器支撑的维稳“大棒”。只要经济不崩溃或者发生较大的下行，中共政权就能长期的继续维持下去。
……”
正是如此，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并没有强烈动机以失去生命为代价反抗中共统治。与许多乌克兰人、阿富汗世俗派、台湾人、香港人一样，多数中国大陆老百姓同样厌恶专制者、侵略者，对现状并不满意，但并没有到主动牺牲生命追求自由解放的程度。人们知道中共不好，但还不至于为反抗中共而不畏死亡和坐牢。即便一些反对中共口号喊的很响的人，也只是停留在口头及一些象征性的反抗，而不会舍出生命去殊死搏斗、武装暴动、孤身冲击党政军机构和权贵住所。
物质的繁荣带来了人们生活的巨大改善和社会进步，却也滋长了人们苟且偷生的心理，磨去了相对贫苦环境中人们舍命一搏的英雄气概。就像当年中共在民国时成功组织许多暴动，也是因为当时确有许多人温饱解决不了，不如博个富贵、为理想献身。若当年物质有今日这样发达，即便不公不义再多，中共恐怕也根本发展不起来，没有几个人愿意为革命而送命。时代的变化，让人们由“舍得一身剐，把皇帝拉下马”，到得过且过、“难得糊涂”。这也是多年来中国“犬儒主义”和“告别革命”风气盛行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也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相对于20世纪中叶及以前，全世界的革命的频度和烈度都大大降低了。虽然镇压者整体也比以前更讲人道，但远较历史上更“软弱”的镇压，足以威吓住大众不再反抗。因为大众对镇压的承受力更弱、人们更“脆弱”了。“奶头乐”等物质享受让许多人放弃了暴力反抗，反抗带来的痛苦和代价，与苟且偷生还能过好日子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而之所以发生苏东剧变、“阿拉伯之春”等，只是由于镇压者权力不足、镇压不够坚定、统治者还有一些底线。
自由和繁荣让世界减少了牺牲的勇气
中国、朝鲜、缅甸等地不惜代价、没有底线的镇压反抗者，即便力度远小于历史上的暴君对人民的迫害，但镇压造成的损害在现代社会已足以造成巨大恐怖，统治者都成功稳固了统治。（将人民生活水平和镇压烈度指数化，古代人们生活水平是10，镇压烈度可以将生活水平降到-100；现代人生活水平是90，只要镇压烈度将人生活水平降到-25、-30，就已让当今人们相对痛苦和损失，超过古代人被更残酷镇压时的受伤害程度）
另外，之所以各国没有直接派兵援助乌克兰，对于是否军援台湾也颇有犹豫，也是在于各国军民并不愿意本国军人去为他国牺牲。法国、英国、德国等国一直有派兵乌克兰的计划，但始终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俄罗斯压力和避免战争扩大是一方面，但也在于担忧本国军人死亡，引发民意不满。美国和联军撤出阿富汗、放任塔利班重占阿富汗，同样是不希望本国再投入大量军费、许多生命死在异国他乡。这同样和现代社会人命变得“金贵”、人们贪生怕死有关。
要这些国家的人捐款支持他国的抵抗者，尚且有不少人愿意慷慨解囊，但若直接参战、付出卷入战火、可能丧失生命的代价，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的。面对实力弱的多的敌人，对方不怕死亡，己方却重视生命，那反而不得不退缩，为保全军人生命而放弃正义。
苟且偷生 vs 捍卫正义
虽然这样的贪生怕死现象是不良的，但也可以理解。扪心自问，我们许多人即便反对专制、反对侵略，但是否愿意去参战、面对枪林弹雨牺牲？是否敢于接受丧失生命或肢体残疾的风险？即便有这样的决心，真的到了战场，看到一颗导弹让一个排十几个战友瞬间成为灰烬，还有多少勇气？即便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大多数民众都是过日子的生活的人，又如何能要求普通公民普遍都是不怕死亡的英雄、冒着炮火冲锋的死士？
但若大家都不抵抗、都苟且偷生，那么侵略者、专制势力、法西斯，将越来越得势，更加肆无忌惮的扩张势力、侵害人民，剥夺人们的物质和自由，人们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害怕短痛，就有长痛；恐惧流血，会流泪更多；不敢拿起武器，就要从精神到肉体臣服于侵略者、压迫者。这当然是可怕的后果。人们要明白，自由不是免费的，正义也不是无代价的，今日世界比以前文明繁荣的多的生活也是牺牲许多生命换来的，还需要许多人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去守护的。当然每个个体生命也很珍贵，反抗的代价问题也要考虑，但不能为保护生命而放弃守护正义，而应该在保护正义和尽可能减少伤亡中寻求平衡。
面对相对不怕死的侵略者、压迫者，如果没有同样甚至更加不怕死的勇气，那么正义一方就很难打败邪恶一方。侵略者会得到现实的奖赏和精神的激励，去侵略奴役更多人、更多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对于专制国家的人民，如果不能奋勇反抗，专制的奴役和枷锁，也会长久套在自己和一代代人民身上的。
那么，如何能够在如今人们贪恋物质生活、害怕战争与死亡的情况下，激励人们不怕牺牲，反抗侵略、反抗专制、为自由和正义斗争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艰巨的工程。若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唤起人们为宏大的信念和他人的解放而牺牲的精神，需要有基于自由民主、但超越自由民主的新的信仰、有足够动员和组织正义一方人民的共同体。
正如先贤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当今的、物质繁荣却又面对种种邪恶挑战的现代世界，需要足以让人们愿意“舍生取义”的思想、力量、路径。人们还需要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为他、为公、为民的利他精神，而不能只顾自己的生死得失。
正义要打败邪恶，不仅要有信仰，还要有组织和动员力。自由民主固然是重要的，但它往往是缺乏足够的组织和凝聚力的，并不能足够有力的团结人们一致对外，更难让人们为之牺牲生命。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轻松打败世俗派政府和世俗市民阶层，正是宗教的信仰、组织力、坚韧性，都超过了一盘散沙的世俗派。最重要的是塔利班的宗教信仰，让他们不怕牺牲。所以即便阿富汗世俗政府武器先进，也打不过武器简陋的塔利班，城市市民更无力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世俗生活。
所以，自由民主人士需要在自由民主之外、之上，形成新的、足以凝聚人心、令人愿意为之牺牲的组织力和共同体。
当然，这些都是漫长的工程，即便设想都很复杂，实践更加困难。但人们需要思考、着手去做。否则，不仅乌克兰早晚沦陷于俄罗斯，其他许多处于被侵略危险下的地方也会沦陷，专制和侵略者的版图越来越大，自由民主阵营将更加萎缩。极权统治者也会凭借暴力更加作威作福。人民忍耐服从、免除了刀兵之灾，却背负了更沉重的枷锁和负担。这样的世界是黑暗的，人民是更苦的，是不应该的。反抗侵略、推翻专制，人类才有光明的未来。
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自由，毋宁死”、“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这些箴言都讲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史学家司马迁也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自由和正义而死，比泰山还重；苟且偷生，甚至为恶人效命，比鸿毛还轻。
如何能让现代社会里习惯了“奶头乐”下苟且生活、普遍不再有牺牲生命勇气的人们，重新变得普遍不畏牺牲、“重义轻生”、愿意付出生命在内的沉重代价，反抗侵略和专制主义、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是个复杂艰难的、极具挑战性的课题。笔者个人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主要只是点出这一重要问题及提出若干简单建议，更多的应对措施需要集思广益、更加深刻的思考和全方位的努力。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Post Views: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