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滲透全域的權力形式，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稱之為「生物政治」（biopolitics）。
微觀時代的抵抗與美學：給困在宏敘事裡的前輩們
·王崢（新加坡）·
美學，是我們最後的抵抗嗎？
由於工作的關係，近年與不少前輩作家、藝術家對談，我時常感到一種跨世代的鴻溝。這並非源於語言習慣或文化趣味的差異，而是思維結構上的固著——一種屬於二十世紀華人知識分子的「通病」：他們仍深陷於一套早已失效的宏觀敘事中，對它懷有近乎浪漫的忠誠，卻忽略了生活本身的力量。
從二十世紀末進入九〇年代以來，全球進入了所謂的「後–宏觀時代」（Post-Macro Era）。現代主義那種堅固、整齊的宏大敘事——革命、民主、民族解放、反殖民——被不斷解構成無數生活的碎片。有的碎片被商品化，有的被世俗消解，更多的則沉入遺忘之中，或者被轉譯成無數瑣碎的次級議題，甚至只剩個人情緒的投射。最後它們在今天都淪為一句名言：「個人觀點，僅供參考」。象徵流徙為符號，集體獸散為原子，這和羅馬尼亞宗教史學家米爾洽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說的「神聖（Sacred）坍縮/扁平化」的理論不謀而合。
在這種語境下，「時代精神」（Zeitgeist）不再是有效的概括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本土化、虛擬化、聚合（assemblage）化，甚至流體化（liquidation）的趨勢。當概念邊界被打破、線性敘事被重塑，那些曾支撐現代主義的核心詞彙——「民主」、「民族」、「去殖民」、「知識分子」、「對抗」——就成了無法觸動現實的空殼。它們就像在古廟中的泥塑，看起來仍有些神氣，但其內核早已風化流失。
於是，我常見到這樣的場景：前輩們試圖用二十世紀的「宏敘事武器」去對抗早已變成「微觀敘事」的新興權力結構。結果不僅無效，還難免帶著幾分可笑與荒謬。這也是為什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女權運動或民主運動，往往在短暫的高峰之後滑向自身的反面——它們只是瞬間模仿了現代主義的姿態，但其內核卻早已是混雜與矛盾的集合體：各種互相抵觸的立場、利益、語境共存於一個「運動」之中，最後往往自我消解。
更諷刺的是，這些運動所依賴的基礎——網路平台、媒介語言——本身就包含了高度自我塌縮的潛能。你用電子郵件發表對某種意識形態的高論，你用二十一世紀的流行用語喊出口號，那些工具與語言早已在背後解構你想要維護的意義。最終，女權論戰演變成匿名帳號之間的互罵，民主訴求變成權力交易的舞台。
面對這種滲透全域的權力形式，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稱之為「生物政治」（biopolitics）——它像空氣分子一樣，進入生活的每個細胞、滲入社會的每一寸纖維。若權力的運作是如此具體、日常、無所不在，那麼有效的抵抗，也必須與之對應——不再只是抽象口號，而是提煉生活本身的美學。
這裡所謂的美學，並非狹義的藝術審美，而是一種存在方式、一套日常選擇的感知結構。它甚至可以發生在吃飯、睡覺、抽菸、上廁所的瞬間。一根煙理所當然地可以獨自抽完，但我偏偏選擇走到街角的黃色吸煙框，與幾個陌生人閒聊，交換香菸——在短短十分鐘內，我們生成了一個即興的「微型民主空間」。這種帶有即興性與共同體感的場景，或許比在宏敘事中呼喊，更能在當下產生真實的力量。
然而，許多長輩創作者沉浸在大歷史與宏敘事的激情裡，卻常常忘了生活中的詩意——而詩意，本身也是抵抗。
當然，這並不是鼓吹犬儒式的「唯美主義」。真正的美學抵抗，往往是偶發性聚變的觸媒。回望蘇聯解體前夕，東歐劇變常被歸因於經濟危機、工會組織、宗教復興，或是哈維爾等人的政治才能。然而，我們怎能忽視另一條隱秘的脈絡——那些在七〇、八〇年代暗中交換盜版披頭士錄音帶的青年，正是後來在千禧年紅場流淚聆聽保羅・麥卡尼的中年人；那些在布拉格街頭與警察對峙的知識分子，曾經也只是躲在昏暗房間裡反覆播放地下搖滾的聽眾。在2023年的法國街頭，作為遊客的我被捲入了一次因警察暴力執法而引發的反種族歧視的示威遊行中，而讓我驚訝的是，那些參加遊行的青年在中午時分仍然會各自放下旗幟，在街頭享用長達兩小時的法式午餐，並且在出發前討論當日的穿搭-彷彿他們不是去參加遊行，而是去參加一場時裝秀。
當然，有人會反駁：社會變革不是「請客吃飯」，而是實打實的「真槍實彈」，就算這些「子彈」以美學服務意識形態的形式出現。但他們往往也忘記了，如今瓦解這些「子彈」的力量，往往並非以「正面」的形式出現，而是躲在「暗處」，將自己分化成無數個「納米機器人」，就能將那些勇敢但卻缺乏策略和耐心的「子彈」們瓦解於無形-它們甚至不屑於召喚現代主義的幽靈，因為法律和道德往往是一層煙幕；就算它們出現時，那些「子彈」也只會穿過那些孔洞，並從牆壁上反彈回來。另外，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那些以政治為出發點的美學表達往往是失敗的，僵硬而缺乏活力；而如果反過來，追求美學本身的表達，往往會在創作和傳播的過程中，在時間的洗滌下，逐漸證明其超越政治本身的意義-意義就像影子，當太陽出來時，它就會追上你；但我們不應主動追著它跑，或是為這些影子畫下過於侷限的輪廓。
同樣地，1968年之前的新浪潮導演們，他們拍片只是逃避現實政治——卻在影像語言中積蓄了對體制的反抗能量；這並不影響如戈達爾等人在巴黎之春放下鏡頭，和眾人一齊走上街頭。面對記者，他說：「學生們都站起來了，還拍什麼電影呢？」但我相信，那些學生中不乏他電影的擁躉。在電影「精疲力盡（Breathless）」的小偷形象，如同一個隱喻，將一場逃遁演繹成了抵抗。宏觀的改變，有時是由無數微觀的審美選擇所累積而成；而這些累積則會成為偶發性變革事件的契機和場域。
因此，我更願意相信，二十一世紀的有效抵抗，不一定長成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它也可能是一個小而具體的生活選擇：今天下午「藝術地」抽上一根「抵抗式」香菸；在洗手間牆上貼一張阿巴斯的電影海報；在辦公室偷偷播放你老闆不會喜歡的音樂。
抵抗，可以很小——但它必須是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