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驱逐华人居民一个多世纪之后，西方各地城市纷纷以修建公园、竖立纪念碑、发布公告等方式表达歉意。只是，人们常常弄不清楚，他们究竟在向谁道歉，又究竟在追忆什么。
来源：纽约客 2025年9月13日
作者： Beth Lew-Williams
译者： 苏利文
1875年，加州蒙特利的中国渔民。摄影：Albert Dressler /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历史学会收藏
我当时正站在普吉特湾大学的舞台上，准备就美国西部的反华暴力往事发表演讲，这时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走到我身旁。主持人介绍他为塔科马市议员。没有任何开场白，他先直面观众，然后又看向了我。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和解始于道歉。”他说道。“我代表塔科马市，向你们道歉。”
也许那是对在场所有人的道歉。但话语却落在了我身上。
1885年11月，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的白人居民驱逐了他们的华人邻居。整个过程仅用了几个小时。手持棍棒与手枪的自卫队挨家挨户搜查，将三百多名男女老少驱赶到街上，押送出城。在强制驱离开始时，天空下起了雨。其中两名被逐者因受冻而死；其余的人或徒步、或乘火车辗转到了波特兰。几天后，纵火分子又回来，将仅存空荡荡的唐人街付之一炬。从此再也没有华人回去。几十年间，任何尝试重返者都会再次遭到驱逐。这段历史正是我此行演讲的主题，也是我来到塔科马的原因。
那位市议员看着我。我本能地想要做出回应——以自己的举动回报他的举动。他告诉自己孩子的话，我也同样告诉过我的孩子：当有人道歉时，你应当接受。但这次道歉，并非由我来接受。于是我任由它静静悬在空中。
当你走进美国西部小镇的档案馆，查阅有关反华暴力事件的资料，因为你的华人模样，那么对方很快就会频频道歉。在我为最新著作做研究时，就在这样一个档案馆遇到过，那位友善的白人档案管理员每隔二十分钟道歉一次，每当他递给我一份新的证据，都会如此。
“这是一份验尸官的报告，一名‘华人’被不明凶手杀害。真抱歉。”
“在这起案件中，警长试图逮捕一名华人男子，却开枪误击了另一个。令人遗憾。”
“对不起。这一份涉及一起自杀案。他当时在监狱里。”
与他共事的志愿者也跟着附和。一位头发花白、面带同情笑容的女士对我说：“对不起。要不要来颗焦糖糖果？”她在整个工作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会用眼角余光注视我，一边和其他人闲聊野火、她的孙子、一位癌症朋友，以及如何应对那些来到镇上的“非法移民”。这个淘金小镇曾经有过华人，如今只剩白人居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移民威胁的全新恐惧。我嚼着口中缓缓融化的糖果，继续工作。
当我费力地展开一份档案时，那位志愿者未经请求就急忙过来伸手帮我。她修饰得光亮的指甲也出现在我拍摄的资料照片里，衬托着那些关于歧视与死亡的影像。她俯身凑过来，跟我一起看。
“他们遭受的待遇真是太可怕了，”她说，“我真的很抱歉。”
塔科马市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直面这段历史。这一努力始于1991年，当时市议会就滨水区一片地带的再开发征求公众意见。提交的建议中有一封手写便条，来自一位名叫大卫·莫多克的加拿大牧师，他刚搬来此地不久。他提议市政府应当承认1885年的驱逐事件，“我们的城市从未为这种严重的不公正行为道过歉，”他写道，“因此，似乎也因此遭受了多方面的损失（尤其在声誉和凝聚力方面）。”他的解决方案是设立一个“和解区域”——一个带有中国主题的小公园，以及一个市民委员会，“成员必须主要由华裔组成”。
莫多克的这封信出现在一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公共忏悔潮”期间。这股潮流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当时澳大利亚率先呼吁与原住民社区和解，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一场“全球范围内清算道德账目的热潮”。在美国，成立了真相调查委员会，以直面奴隶制、对夏威夷的殖民、塔斯基吉实验、吉姆·克劳暴力事件以及日裔美国人被集中监禁等等历史问题。和解的表述直接借鉴了心理学中创伤、治愈等术语以及隐含的神学概念：忏悔、救赎。
塔科马市的这一举措来得早且独具特色。尽管美国西部数百个城镇都曾发生过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但没有其他城镇曾正式作出过这样的承认。1993年，塔科马市打破了这段集体沉默，通过了第32415号决议。决议并未道歉，但称驱逐事件是“一起极其可耻的行为”，重申了市议会“消除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承诺，并拨款2.5万美元用于修建一座公园。直到二十年后，其他城市才正式开始直面自己在反华暴力中的角色。
塔科马市花了多年时间才建成“华人和解公园”。大卫·莫多克主动联系上了当时城里人数不多的华人——他们大多是新近移民，从未听说过1885年的驱逐事件，最初还觉得那不过是“远古历史”，与己无关。但等到我2009年第一次走进公园时，这种疏离已经化作一种使命感。我与特蕾莎·潘·霍斯利一同前往，她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移民和企业家，她承担了研究、筹款和设计等工作。在努力为当地社区带来疗愈的同时，她还告诉我，她也希望这座纪念碑能在中国引起共鸣。“我们希望那些来自中国的游客大巴能在此停下来，不要只是途径西雅图时路过。我们希望他们能来到这里，来到塔科马。”
2020年我再次回到这里，这次独自一人。公园入口处的地图上写着：“和解之旅从这里开始。”我愣了一下，这句话是对一个与这座城市和它的历史毫无瓜葛的第五代美籍华人说的么？难道我是那个需要踏上“和解之旅”的人？
这段路并不长。我漫步走向“黄金山”，跨过“龙丘”，穿过“驱逐地”，最终来到福州亭，这座亭子是塔科马市的中国姐妹城市捐赠的。沿途的告示牌称赞这座公园是“和解的典范”，是一个“展示和解过程如何带来积极变化，并激励本地乃至全球社区团结”的场所。
如今，塔科马市的华人居民依然寥寥无几，而且没有人与原先的华埠有任何血脉或历史联系。志愿者们花了数十年时间试图寻找当年被驱逐者的后裔，但始终无果。破坏得实在太过彻底了。
这座城市把精力倾注于纪念它所摧毁的一切。而我却不由得想到它的发生：华埠的夷平与十九世纪80年代联邦边境管制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塔科马市驱逐华人社区、不仅是一场地方性的暴力事件，更是全国性种族排斥运动的一部分。
一个多世纪后，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华埠，却有了一座移民拘留中心。“西北移民处理中心”由GEO集团承包运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负责监管，可容纳多达1575名被拘留者，它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移民监狱之一。
如果你继续沿着福州亭方向往前，穿过“和解之旅”区域，沿铁路轨道走，再从高速公路下穿过，最终你就会到达那里。也许有一些后裔居住在那里。
在我第二次前往塔科马的一个月内，新冠疫情席卷全球。5月，白人警察德里克·查文杀害了乔治·弗洛伊德，当时另一名苗裔警察正试图控制人群。6月，抗议活动遍布美国街头，人们呼吁废除警察制度。与此同时，对所谓“中国病毒”的恐惧频频引发了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2021年4月，亚特兰大的一家美容院发生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
随着针对反黑人种族主义、警察暴行和反亚裔仇恨的指控在美国各地蔓延，加利福尼亚州安提奥克市面临了特别复杂的易爆局面。2020年12月，据称安提奥克警察在一名正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的菲律宾男子安杰洛·昆托身上使用致命武力。事后发现，安提奥克警方还互发带有“N”字样的种族主义短信。2021年4月，两名华人女性在该市唯一的亚洲杂货店外遭到袭击，其中两名涉嫌袭击者为黑人。
安提奥克新当选的市长拉马尔·索普是名黑人，由墨西哥裔家庭抚养长大。（两年前，他改名为赫尔南德斯-索普。）即便局势愈发紧张，这位市长仍坚定地怀揣着种族和解的梦想。
在杂货店袭击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他就1876年暴力事件发表了道歉声明。“我认为，我们将成为第一个不仅在旧金山湾区、在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而且在全美，正式为针对华人的不当和虐待行为道歉的城市。”（当时，赫尔南德斯-索尔普并不知道塔科马此前的承认努力。）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纠正过去的错误，来改善当下发生的状况。”
这是一个许多亚裔美国人要求被认定为种族暴力和警察暴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受害者的重要时刻。“停止仇恨亚裔！”成为了共同的口号。网络上流传的许多视频显示，亚裔遭到黑人施暴。一些亚裔美国人呼吁制定新法律并加强执法，却未必意识到，或者选择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黑人面临更高比例的警察暴力和系统性歧视。
那年春天，我在当地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回头翻看笔记，我发现自己竟未提及反黑人主义或“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现在看来，这确实有些诧异。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过于专注自身的种族怨恨，以至于无法超越这些情绪去关注更广泛的问题。
赫尔南德斯-索尔普市长的视野更广，也更大胆。在他的带领下，安提奥克市议会于5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开篇写道：
“鉴于在‘驱逐行动’期间，安蒂奥克正式成为了‘日落镇’……为了每天晚上从工作地点返回家中，这些华人居民修建了一系列地道……1876 年，白人暴徒告知这些华人居民，他们必须在下午3点前离开安提奥克——没有任何例外……”
鉴于上述及其他种种不当行为，市政府向“所有早期华人移民及其后裔”致以歉意，并宣称：“真诚道歉并寻求原谅，是种族和解过程中一项重要且必要的第一步。”
全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不久，赫尔南德斯-索尔普带领摄像机走入市中心的一处地下设施，指给镜头看决议中提到的“华人地道”。安提奥克历史博物馆表示，1851年的一份县级条例禁止华人居民在天黑后出现在安提奥克街道上——而他们则通过在城市地下挖掘地道来应对。
“真不敢相信我们竟然这样对待过别人。”赫尔南德斯-索尔普下到地下后说道。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曾参观“阿米斯塔德”号的经历——看到那艘奴隶船的情景让他作呕。
记者们并未对安提奥克的历史叙述提出质疑，而我却提出了疑问。1876年那次驱逐和火灾确实有史可查，但那些隧道却无从考证。在安提奥克，也找不到任何关于“日落禁令”的记录。当我写信向博物馆索要相关文件资料时，他们立刻改口：根本没有那样的法律，而关于隧道的问题也存在严重疑点。
有关“华人隧道”的神话已经流传了一个多世纪。在十九世纪，这还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幻想——华人男子像老鼠一样潜行于城市下水道，绑架水手、奴役妇女。而在安提奥克的版本中，这些隧道却成了中国人智慧和生存能力的象征。但神话终归只是神话。
历史学家埃利奥特·韦斯特曾写道：“历史讲述的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惊讶和不安的故事。记忆给予我们的是那些我们自以为需要的故事。”无意间，安提奥克的公共道歉努力，已经跨入了记忆的范畴。
在安提奥克致歉声明几个月后，圣何塞和洛杉矶也相继作出了类似的道歉。随后，我与赫尔南德斯-索尔普一同参加了KQED的《论坛》节目，这是一档现场接听听众来电的节目。他首先发言，在不经意间，把“黑人的命也是命”与“停止针对亚裔的仇恨”联系在一起，也在不自觉间游走于历史与神话之间。
“坦白讲，真正触动我的是去年的种族反思运动，那是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伴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热潮而来的。”他说道。“在那段时间，一个被搁置的问题就是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这非常令人不安，但显然并没有像它理应被对待的那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他感到遗憾的是，在2020年的这场重大道德检讨中，亚裔美国人被忽视了。他一直致力于种族正义，但那股针对亚裔的暴力浪潮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让我特别困扰的一点是，当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停止针对亚裔的仇恨’之类的内容时，却有人留言说：‘好吧，那就叫你们那帮人别再欺负我们’。”他接着说，“当你看到一些有色人种年轻人讲出这类话时——真的令人失望。”
他的话里透出一种羞愧感——既像是替黑人社群承担的羞愧，也像是对亚裔愤怒的一种本能回应。（我能体会这种情绪，因为我也曾在相反的位置上感受过。）但赫尔南德斯-索尔普并不愿直接谈论羞愧或冲突——至少不愿直截了当。（毕竟，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呢？）于是，他转而诉诸历史的类比，提起十九世纪70年代的安提奥克，希望借此把信息传递清楚：“那时的处境，其实和我们今天在某些群体身上看到的情况并无不同。”意思是，我们每个族群都曾经承受过各自的种族创伤——那么，为什么不能携手去疗愈它们呢？
节目后半段轮到我发言时，赫尔南德斯-索尔普已不在线上。直到一位名叫唐的听众打进来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唐是一名黑人，他对历史并无兴趣，只想谈论当下。他谴责“针对任何群体的暴力”，但坚持认为那些袭击亚裔美国人的人只是“罪犯”或“精神失常者”——这些人同样会攻击他们。换句话说，他质疑“反亚裔仇恨”是否真的存在，而“反黑人主义”却确实存在。
“每天，”他告诉我们，“我在埃尔塞里托的街上走着，就会被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亚裔会绕开我走。一位华裔女子在我去拜访朋友时对我‘言语攻击’。在巴塞罗那，华裔孩子还曾当面嘲笑我。”
赫尔南德斯-索尔普或许知道该如何回应。主持人米娜·金只是表示了歉意。“对于那些经历，我感到抱歉，”她说，“我想知道，您是否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中所谈到的——既承认华裔美国人过去的遭遇，同时也承认针对黑人美国人的暴行——这样的努力，是否有助于我们在彼此的经历中建立起一种共同的理解？”
“你在问我吗？”他反问。
“是的，我很想知道，”她回答。
但他没有给出答案：“我真不知道。”随后，他又回到自己被华人骚扰的种种经历，并坚称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这个态度，本身就已经是回答了。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谷的“孤独点”渔村（一个华人聚居区）在1906年5月16日被大火彻底烧毁。我研究过数百起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但第一次听说这一件是在2020年该市为此道歉的时候。
那份议会决议让我感到惊讶：它篇幅罕见地长，内容详尽而精准。它逐一列出了村民的名字，肯定了他们对渔业和海洋科学的贡献，并且毫不回避地指出了责任方。其中部分内容写道：
理事会向那些尊严受到侵犯、声音被压制、家园被焚毁、财物遭掠夺、社区被摧毁并被迫流离失所、经历和历史因种族主义、恐惧、庇护心理或羞耻感而湮没或被掩盖的人们，郑重致以歉意。
我想知道是谁起草了这份决议。最终，我找到了金·布伊，她曾是蒙特雷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如今是太平洋谷D.E.I.工作小组的成员。与她交谈，我了解到，这份决议实际上是延续了另一位女性的努力：格里·洛–萨巴多。
二十世纪90年代，洛-萨巴多发现自己竟是那个渔村居民的后裔。她感到震惊。“我1949年出生于蒙特雷，怎么却对那里的华人历史一无所知呢？”她在一次采访中问道。“我完全不知道那里曾有个华人村落，而且还被焚毁了。”
从那以后，她把余生都投入到让这段历史公之于众的事业中。2011年，她发起了“纪念行”，以此铭记那场火灾的日子，并积极推动设立一块纪念碑，几年后终于揭幕。此后，她年年都组织纪念行活动，直至2021年去世。
布伊告诉我：“格里让这一伤害变得触手可及。她让人们看到创伤如何通过家族血脉延续下去，也让人们看到这个社区的坚韧不拔。”
布伊继续了洛-萨巴多未完成的工作。她起草了道歉声明，与当地居民会面，并敦促市府机构采取行动。她的部分白人邻居对这一前提表示质疑：那场火灾难道不是少数不良分子的所为吗？其他人（尤其是年长的亚裔美国人）则担心重新揭开伤疤：为什么还要回顾呢？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了。但布伊坚持不懈，一次一次地进行沟通，坚持推动。
决议顺利通过。可在她看来，未免过于轻易。没有公开辩论，没有反思谁在道歉、为何道歉。市长比尔·佩克于2022年5月11日签署了这份决议，这就是他全部的作为。布伊邀请他几天后出席“追思行”，当着后代和社区成员的面宣读这份道歉声明，他都婉拒了。最终，只有一名市议员（唯一的亚裔议员）宣读了这份决议。
一年后，我访问了蒙特雷。我请金·布伊带我去看那个村庄曾经的所在地。她提议，我们一起走完“追思行”的最后一段路。
蒙特雷湾的景色令人屏息：锯齿状的海岸线与高耸的常青树框住了一道蔚蓝。尽管当年的白人评论者把那个华人渔村描绘成碍眼的存在，但幸存下来的照片却诉说着另一番景象：长长的木屋矗立在水面之上，由细长的木桩和一块巍然巨岩托起。而另一些照片却令人难以直视：中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灰烬中翻找；而白人掠夺者也在其中搜寻。
黄昏时分，我们漫步前行，经过一块镌刻纪念标识的简朴小石碑，走到一道人行止步的围栏前。一块牌子上写着：“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海洋站。海洋生物保护区。请勿越过此处。”布伊告诉我，村庄的大部分遗址就位于围栏后面的那片地。我早已知晓这段历史事实：这片土地已被开发成一个“大学公园”，目的就是确保华人无法在这里重建家园。我给围栏拍了张照，然后转身离开。
第二天早上，我又回到这里。大门敞开着。我径直走了进去，找到了一间办公室，开口解释我来此目的。
“你得去见唐纳德。”有人说道。
霍普金斯海洋站的图书管理员唐纳德·科赫斯先是问我：“你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一起绕着这片区域走。他指给我看格里·洛-萨巴多的祖先曾经建屋的地方、举行葬礼的那片地、照片中那块巨大的岩石。他还讲述了渔民们的精湛技艺、他们对早期海洋科学的贡献、华人妇女和儿童的存在——以及那场大火。他的语调带着哀伤，但并不带歉意。
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里华人的历史，但直到最近才有人开始关注。和解之路，那座纪念碑，布伊推动的决议，这些都触动了一些人。一名学生正在筹划研究项目；一位作家联系了他；一支纪录片摄制组前来拍摄素材。最近一次纪念活动上有五十名后代到场。我并不是第一个不请自来，要求参观遗址的人。
当我倾听时，听到的并不是和解，而是对那迟来的、不完整的、依然在延续的过往的承认。这座城市的道歉并未抚平创伤，它既没有用某种统一的隐喻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也没有召唤出某种集体的宽恕。道歉所做的，不过是让沉默更加难以维持。
Beth Lew-Williams著有《无名氏华人：美国种族法下被遗忘的华人生活历史》和《华人必须离开：美国的暴力、排斥和外国人的形成》。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