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次中东战争不同，对于2023年10月爆发的以哈冲突，各伊斯兰教国家的立场是四分五裂的，其中三大国埃及、沙特和伊朗的动向更是举足轻重。中东和平的关键，是伊斯兰教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率先迈出了第一步，付出的惨重代价，是被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巴解组织“法塔赫”前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随后跟上，两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色列总理拉宾随后却被犹太教极端分子暗杀。
不久前，在美国的斡旋下，沙特正在和以色列就关系正常化接触谈判，此举成为触发伊斯兰极端组织哈马斯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动因。众所周知，哈马斯最大的支持者正是极端仇视以色列的伊朗。同为伊斯兰教国家，埃及、沙特的和解态度与伊朗形成了鲜明对比。
结论很清楚：“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极端派不除，中东永无宁日。——请注意，极端派不仅仅在伊斯兰一方，也包括以色列方面的。换言之，二分法不能解释中东的乱局，我们至少要四分——对立双方内部都要区分温和派与极端派，然后，设法让双方的温和派都成为主流。只要有一方是极端派占优，和平就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方法。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办法是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但是非常抱歉，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一则神话故事，民主化恰恰有可能促使极端派成为主流。
理由何在？让我们回到十多年前令全世界民主人士热血沸腾的“阿拉伯之春”，以埃及为例，听我讲一讲当年那些令西方天真汉极为尴尬的、对全世界人民都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
2011年2月1日，抗议者聚集在解放广场。图片来源：Peter Macdiarmid/Getty Image
2011年1月，埃及等中东国家开始新一轮局势动荡。此前不久，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信心满满，不但准备自己9月份竞选连任总统，还想让儿子世袭总统职位。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作为美国和西方30年来的坚定盟友，历年得到美国数百亿美元的援助，竟然在短短二十几天之内，他的美梦就变做了噩梦。更讽刺的是，推翻他的势力恰恰是深受西方民主理想鼓舞的民众。敌对的双方，穆巴拉克这边，是西方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但既腐败，又独裁；另一边，是反对腐败独裁、聚集在西方自由民主大旗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但这些人民群众对西方国家而言是敌是友，则完全不可预测，知情者认为，敌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势力十之八九会趁机崛起。
按照西方盛行的民主观，“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秉持推行全球民主理想的美国，支持民众一方义不容辞，然而十足吊诡的是，这很可能意味着在支持自己的敌人。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这就让所有的西方国家全都乱了方寸，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就没有对策，就只好两面下注。两面下注，既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两头落空。进入2011年2月，眼看穆巴拉克是挺不住了，美国开始对穆巴拉克说狠话，又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要被美国人抛弃了，政权更迭指日可待。
然后呢？会是民主吗？埃及新政府会是亲西方的吗？我在当时就坚定不移地认为：不会！并且断言，所谓“阿拉伯之春”决不会有好结果，理由很简单：中东国家的选项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要么亲西方的专制、要么反西方的专制。
然而十足可悲的却是，西方各国政府毫无远见，争先恐后，忙不迭地赶紧站到获胜者一边，对穆巴拉克落井下石了。穆巴拉克下台，新总统穆尔西上台执政，西方世界一片欢腾。
非常讽刺的是，短短一年之后，西方舆论180度翻转，普遍承认“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我的预见几乎丝毫不爽地兑现了。最讽刺的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新总统穆尔西继把持了议会和制宪委员会之后，干脆无视现行宪法规定，下令罢免总检察长，并且不顾反对派的抗议，下令举行全民公决，强行通过新宪法。穆尔西信心十足，拥护他的穆斯林兄弟会选民是绝对多数，按照穆斯林兄弟会的意图制定的新宪法，一定会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全民公决中顺利通过。果不其然，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
穆尔西明目张胆攫取独裁权力的企图引发了反对派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全国骚乱，反对派包围并洗劫总统府，放火烧毁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在双方的暴力冲突中至少有3人死亡，近350人受伤。穆尔西见势不妙，做出和解姿态，呼吁和反对派对话，但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巴拉迪毫不买账，严词斥责穆尔西，说“跟独裁者没有对话的空间，他实行了最暴虐、最可恶的措施，然后却说让我们撇开分歧”。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不支持巴拉迪的立场，继续抹稀泥，呼吁双方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实际上等于偏袒民选总统穆尔西——是的，您没有看错，穆尔西货真价实是民选总统。
倒是德国人看得更准。德国《世界报》11月26日发表文章说，“身为总统的穆尔西正在攫取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由的幻想春天过后，用暴力发泄不满、发生内战，或内战已经发生但结果尚无定论的漫长严冬早已随之而来。没有人相信明天会比昨天和今天更好。”
埃及此番民主化的结局是什么呢？军方发动政变，塞西军政府上台，实行比穆巴拉克更专制的专制统治。就这样，春天结了冰，成了冬天。什么时候能化冻？没人知道。你如果去问西方人，十之八九，他们依然会信心满满，回答说：等到下一次民众起义。
我们中国人对这番景致毫不陌生。1945年抗战胜利，美国人在中国面对的局势简直就和2011年的埃及如出一辙——廉洁的中共高举民主大旗、同时坚决反美反西方；而亲美亲西方的国民党既腐败又专制。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典型，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时经常会遭遇的局面。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出路在哪里？绝大多数西方人至今仍然稀里糊涂。其实事情很简单：没有法治、宪政的稳固确立，没有法治宪政对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切实保障，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决民主变成反美反西方的多数暴政，这种事毫不稀奇。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政治现代化）道路同样走得一点都不轻松，和非西方国家一样，失败的案例居多。现代化理论告诉我们，第一，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第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第三，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
这个道理从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看得特别清楚。
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当作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做自由宪政确立的分界线，那么，英国的自由化进程至少花费了四百多年。从1688年到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这期间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是有自由没民主。从1832年到1918年基本实现民主化，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又用去了八十多年的时间。
美国的民主化历程也大体如此。美国宪法不是保障多数决民主的宪法，而是既防止君主专制、又高度警惕多数人专制的“共和宪法”，这是美国民主能够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参与权利。美国1776年建国，但是，无财产的白人成年男子、妇女、黑人男子、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20、1964、1965、1971年才得到，1841年之前的“公民”仅限于年满21岁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
这种刻意限制一人一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百姓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倒是越来越多的左翼精英，一直在大骂美国宪法“不民主”，他们尤其痛恨反民主、不受民意支配的独立司法。这些民粹民主的信奉者制造了两大神话（myth“迷思”），一个是“多数决神话”，把少数服从多数当成天经地义；再一个是“选举神话”，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民主化的乱子，多半源出于这两大神话。
匪夷所思的是，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美国广大人民视自由至上的美国宪法为神圣的民情民意，和埃及、中国，乃至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民情民意，其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各国人民的声音、乃至一国内部人民的声音，不但根本就不是一种声音，甚至可能是截然相悖、互不兼容的种种声音，难道它们都是上帝的声音？全能的上帝会这样胡言乱语吗？
再回来说埃及。穆巴拉克最大的过失，就是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期间，都丝毫不考虑推行实质性的自由宪政改革，一味仰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坚持专制独裁、特权腐败，一直拖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强行开启民主化的大门，到这时，一切自上而下，主动、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都谈不上了，只能随波逐流，被民众的激情推着走，推到哪里算哪里。
当年的蒋介石丢掉政权，原因之一，也是由于无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规劝，拒绝进行宪政改革。——话虽如此，当年的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也同样不理解，民主和宪政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他们同样误以为，宪政一定就是全民普选，而事实上，如今的埃及也好，当年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也好，实现普选制良治民主的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此而言，不管是穆巴拉克，还是蒋介石，惧怕普选式大众民主并非毫无道理。
中东国家太多的案例表明，贸然推行普选的结果，十之八九，就是把各派穆斯林极端势力选上台；伊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等等，无不如此，哈马斯就是被这样的民主选上台执政的。穆巴拉克2005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压力下开放总统和议会大选，结果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差一点成了气候，逼得穆巴拉克不得不反手施以铁腕镇压，然后——然后，穆巴拉克就被西方国家的民主派钉上了耻辱柱。
埃及给全世界上了一堂大课。归结起来，最关键的就是一条：尽快把法治、把自由宪政推上轨道，切实有效地监督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手中的权力，切实有效地治理特权腐败，切实有效地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指“第一代人权”，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即民主权利），然后，随着法治、自由宪政、人权保障的制度和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充分发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相对平等的分配使得穷人变成极少数，倾心于自由宪政的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民主化的条件就逐步成熟了，这时再把“第二代人权”即以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化提上日程。
只有这样做，才可能走出一条风险较小、代价可承受的，渐进、有序、可控的政治现代化之路。这不是幻想，相反，乃是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操作的现实最优方案。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1月31日发表了题为“阿拉伯之春的成功与失败”的文章，作者是该报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扎卡里亚对比埃及和约旦，得出了明确结论：埃及走错了路，约旦做得更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埃及在自由化之前选择了民主化”，“在约旦，国王并不急于举行选举”，而是实施渐进的宪政改革。该文说：
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两个最大的民主试验品——伊拉克和埃及——同样都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它们都在制定宪法之前举行选举，都将大众参与置于推进个人权利之前。结果是在伊拉克建立了“不自由的民主”，而埃及也有出现类似体制的危险。
托克维尔及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其实托克维尔早在1856年就讲过这样的话：
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改革，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
202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