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深圳罗湖街头勇士举牌事件吸引了海内外的关注，这是一次近年来中国大陆罕见的政治诉求明确的个体抗议行为，当事人的勇气令人赞赏，其命运令人揪心，旁观者面对该勇士被警察扑倒后的叫好声，则声声刺耳。同月的另一事件，天津一打工者为抗议防疫措施的生硬粗糙而登高一呼，其率众维权的勇气同样值得称道，尽管这两个事件的诉求主旨和风险系数大相径庭。
本文作者基于这两个事件的共性——“在充溢正义的底色上，自带诸多争议性的点缀色调”，从开启民智、引发反思、鼓舞斗志，以及扩大中共内部裂痕等方面论述了事件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并触及到了体制内外力量联合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问题。作者的文字描述中有强烈的个人价值判断，但也以严谨、克制的态度保留了讨论空间。编者认为，作者对这两个事件的影响力有种一厢情愿式的乐观，其中对革命和改良的理论理解也略有偏颇之意。好在，这些都是值得严肃研讨的话题，而通过事件引发讨论本就是事件的深远意义之一。更重要的是，在专制的黑夜中能顽强燃起的点点火苗，哪怕只存在一瞬，也令人想到光明的存在。
近日有两起事件热传网络、引爆舆论：一是1月13日深圳罗湖区街头举牌事件，一勇士举着“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的标语，并高呼“反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对修改宪法！打倒习近平”等口号，引发大量围观，未几即遭野蛮抓捕。另一事件，大约发生于1月17日左右的天津，打工者在“苛政猛于疫”的残酷封锁和按户籍供给的歧视对待下，忍无可忍，终于有勇士登高疾呼，声嘶力竭地愤怒抗议，呐喊维权，并引发了阵阵掌声与喝彩。
从事发地点来看，一事发于粤南，一事起于津门，似成南北呼应之势，民心觉醒的暗流仿佛已在专制黑幕下的神州大地汹涌激荡。以事发时间而言，发生在中共当局为了“北京冬奥”这一面子工程、为了“疫情清零”这一专制目标而耗费无尽民脂民膏、动用巨量“维稳”资源、高压管控不断加码的准“敏感时期”，且前后相隔不过数日，说明了日益强化的独裁专制统治对民间抗争的势头、维权勇气的爆发、民权意识的觉醒起到了加速催化作用，一些民众的忍耐力也许在当下已接近某种临界点。就抗争效果分析，两件事的终极指向都是不得人心且日益强化的专制独裁统治，有力冲击了毛式独裁的回潮逆流和虐民无休、有增无已的“疫情专制”，在愈发令人窒息的极权铁屋中撞出了振聋发聩的回响，激发了民心觉醒的海啸，掀动了舆论抗争的怒潮。1月20日在推特等媒体上广传一视频，内容是：西安民众围聚派出所，抗议警察对不满疫情专制中的小区定级封锁和菜价肆意暴涨并奋起维权的市民的抓捕，群情激愤地振臂呐喊“放人”，此事很可能受到以上两大事件影响和激励。下面，重点从几个方面分析两件事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首先，两件事均自带诸多争议性话题，拓展了舆论受众的讨论空间，促进了民智开启，加强了受众对大陆民生民情、中共专制现状和毛式独裁回潮的认知、反思、批判能力。两件事的突出共性是，在充溢正义的底色上，自带诸多争议性的点缀色调。
以“深圳举牌倒习”事件为例，该事件在You Tube、推特等（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所引发的最为激烈的争论之一，就是举牌勇士的“捍卫改革开放”的标语是否有局限性。大部分网友认为，“捍卫改革开放”的标语有一定的政治局限性，如果改为“实现民主自由”之类，政治诉求会立即拔高与升华，定能获得更热烈的支持与响应。笔者亦对此略陈浅见。笔者认同网友的这种观点，因为，从举牌地点的政治象征色彩、时代标志意义以及标语口号内容来看，罗湖勇士捍卫的是邓氏“改开”。邓氏“改开”的本质，仍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延续、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大，愚民统治和压制民权的力度一如既往，只是，相对毛氏专制，邓氏专制的有限进步，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文明的总体拒斥程度有所降低而已，且一些方面的恶果较之毛氏专制时期程度更为严重，如特权膨胀、权贵坐大、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官僚腐败、镇压学运、屠戮民运等。
若是以民主宪政为举牌诉求、将民主宪政视为立国之基、富民之本、强民之途，则“改革开放”就是制度范畴的应有之义、不可一日废止，无须刻意提出捍卫，这样的话，标语口号的涵盖更广、意义更大。
不过，同时笔者也觉得，依据这位勇士的外貌、衣着、气质和现场言行的镇定、从容、理性、决然、慷慨，以及拍摄角度的准确、视频成功传到墙外，这位勇士应是有备而来，并有同仁在旁暗助，足见其心怀壮志、见多识广、学识丰富、足智多谋，大概率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彻底觉醒者，而非改良主义者。他之所以使用“捍卫改革开放”这样的标语口号，或许出自另有考量的政治谋略：扮作改良主义者的角色和改开派代言人的面貌，以悲壮慷慨的自我牺牲，借力发力，促进中共党内矛盾激化和权斗加剧，狙击习近平无限连任、终身独裁的企图，为中国换来去共转型、民主变革的契机与希望。
此外，对于围观者的叫好，亦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是为警察叫好还是为勇士叫好。对此，笔者认同多数网友的观点：围观者应是为警察叫好。因为，叫好的时间点赶在勇士被警察按倒在地之际，而非勇士站立呐喊之时。而且，依据还有：如今国人普遍奴性深重，这是客观现实，觉醒者比例不会太高。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在围观者中，叫好者终究有限；而在围观者的“沉默的大多数”中，则蕴含着多种可能与希望：沉默的围观，本身也是一种力量；而且，围观的过程，也很可能是围观者心生共鸣、受到启蒙的过程，只是，由于现场刺激过强、观念转变过快、警察云集等原因，不能现场发声支持。
另外，网友对于津门勇士的登高呐喊维权事件，也出现了一些争议性解读。例如，关于本地人与外地人是否应该平权。对此，有的网友认为，毕竟本地人、城里人为当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付出和贡献是最大的，所以，在一些关键时刻多享受一些权益，亦非十分逆情悖理。笔者对此的观点是，公民平权是文明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基本准则与立法原则之一，中共既然表面上亦不否定公民这一法律概念，就应按照关于公民权利的法律界定，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一视同仁。尤其是，由于中共苛酷的防疫封锁严重践踏了民众的基本人权，使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共有责任、有义务对因疫受损的全体民众进行平等的补偿，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再者，中共以各种非法掠夺方式聚敛了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且自我标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此非常时期拔几根毛、用之于民，均惠于众，理所当然。
另外，网上还由津门勇士呐喊维权事件衍生出其他一些争议性话题。例如，关于如何把控防疫的严厉程度，如何在限制民权和疫情防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等等。有的网友认为，疫情扩大带来的灾害也是巨大的，目前的防疫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因疫情防控之需要，确实可以适度限制民权，但是，要在国家紧急状态法令下进行，绝对不能因一己之私、一党之利而将“疫情防控”和“疫情专制”肆意常态化，要充分保障民众对所在地方的疫情状况以及防疫施政的知情权，要在尊重民意的前提下进行防疫施政，尤其是要充分弥补因疫情防控而对民众造成的损失。然而，纵观中共在“疫情专制”中的种种表现，无不令人失望透顶乃至悲愤填膺：坐拥金山，对人民锱铢必较；优待权贵，对弱势剥夺如常；放任鹰犬，对人权侵害加剧。分明是从疫情专制，无节制地滑向防疫暴政！今有义勇之士挺身而出，捍卫人权，奋起维权，乃是天经地义！
一言以蔽之，这两起事件的正面舆论效应可归为：争议未休，民智已开；辩论方止，真知遂来。这两起事件自带的争议性话题，是大陆时代之殇、当下矛盾、公众焦虑、抗争聚焦的舆论投射，给广大网友提供了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契机与条件，使网友在辨析真伪中不断获得事实真相，通过梳理各方的价值判断而更加明辨是非善恶，借助思想交锋对中共之恶和大陆现状拓展认知深度。
其次，两起事件的主人公均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坚定的意志，其临场表现，皆蓄满捍卫正义的底气、奋不顾身的刚猛、舍身为公的豪情、舍我其谁的气概、视死如归的决绝、杀身取义的壮烈，极大地激励了广大网友不畏暴政奋起维权的决心，鼓舞了万千民众反抗专制讨伐独裁的斗志！
对于两起事件中的主人公的大义凛然、无惧强权，饱受中共专制压迫、秉持维权反共立场、厌恨习氏独裁权欲的广大网友无限敬佩，几乎给予了一边倒的激赞，将两位勇士誉为维权英雄。尤其是罗湖举牌倒习的勇士，更被广大网友视为当代的谭嗣同、坦克人。虽然，很多网友对罗湖勇士身畔围观者的叫好声颇为痛心，悲愤交加地怒斥其奴性心态、将其等同于欣赏革命党人之带血头颅的清末愚民和争抢袁崇焕之尸肉的明末顺民，为勇士的义举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但是，这种悲愤之情的背后，仍是对勇士的无畏精神的高度敬仰，这种时代之痛是在本能对比了国民觉醒状态、抗争意识差距之大后产生的，是对英雄精神的别样的、侧面的赞美方式、追随情怀。因此，总体上应乐观看待广大网民被两起事件激发而出的抗争精神和效法之情。下面，从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第一，两勇士的壮举能够激励更多大陆民众走出政治恐惧。
从大众政治恐惧与专制统治维系的关系视角来看，中共得以长期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就是持续推行国家恐怖主义，通过血腥屠杀、暴力镇压、狂抓滥捕、非法监禁、酷刑折磨、污名毁誉、经济打压等方式制造普遍恐惧，吓阻民众反抗。八九之后，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国家恐怖主义手段的倚仗与强化是变本加厉，通过颁布系列恶法、推行系列恶政，对香港、大陆的维权民运活动与参与人士疯狂打压，企图在民间制造更大恐惧，加强专制独裁统治。从民间抗争成本角度说，若是个体或少数打破恐惧、抗争专制，也许会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若是大量已经无惧中共凶狂的民众一起抗争，中共的专制恐怖主义机器很可能镇压无力或镇压失败，从而促成民间抗争的节节胜利，遏制乃至摧毁中共专制政权。因此，打破广大民众对中共暴政的恐惧心态，进而采取同步性、多元化抗争方式，对于加速大陆社会变革和民主转型而言，至关重要。而两起事件中的主人公的弥天大勇、慷慨激昂，已经感染了向往自由民主的万千海内外华人，尤其是罗湖举牌勇士，在恶警棍棒交加、拳脚摧折下依旧彰显出从容不迫、镇定如常的英雄气质，被视为谭嗣同再世、蔡锷精神传人，强烈激发了广大受众、尤其是大陆翻墙网民的抗争勇气，激励更多大陆民众对曾经的唯唯诺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得过且过的活法进行反思，走出对中共暴政的恐惧，以力所能及、适合自己的方式唾弃、抨击、反抗中共专制暴政，并逐渐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地方维权事件等方式增加互动、走向联合，不断壮大反专制反独裁的力量与声威。上文提到的1月20日爆发于西安的民众围聚派出所愤怒抗议呐喊“放人”事件，极可能受到两起事件中的英雄壮举的影响与激励。饱受“疫情专制”之苦和不断加码的习氏独裁之灾的市民，战胜了对“刀把子”的暴力威慑和肆意抓捕的恐惧，团结一致，携手抗争。该事件的突出特点就是现场没有组织引领的个体英雄，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个体英雄精神的召唤效应。每个参与者的心底必然都潜存着一个或多个敢于抗争专制、为人为己维权的孤胆英雄，驱动自己勇敢地走上街头，这时，就如著名反专制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经典镜头那样，人人都佩戴了V字面具从四面八方汇聚一起、对决专制势力，个体英雄精神成为群体抗争动力，个体英雄化身为群体英雄！
第二，两勇士对示威权、抗议权、言论权等天赋人权的勇敢行使，会对一些大陆民众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
从权利意识、维权视角来看，长期以来，大陆民众被中共暴政蛮横剥夺了各种天赋人权，诸如示威权、抗议权、言论权、知情权、媒体使用权等，无不受到中共的严重践踏。此类权利虽在中共自制之“宪法”中有所体现，但若关涉到维权抗争、自由民主等中共“大忌”，则等同一纸空文。据悉，很多大陆翻墙网民或曾经有过翻墙经历的海外华人，在使用翻墙软件的时候都有一种五味陈杂感，屈辱感、欣喜感、担忧感等兼而有之。自由使用、浏览谷歌、推特、脸书等媒体本为天经地义，但无奈自己生不逢地，遇到这个“五千年不遇”（网传经典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阻塞民智不遗余力的邪恶政权，连这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被剥夺，连用下国际流行社交媒体都要以近乎偷偷摸摸的“翻墙”方式来实现，连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半专制国家的人权状况都不及，如何不生屈辱之感！在体验到自由获取信息、自由使用国际媒体的欣喜之余，还不免时而担忧“防止翻墙”之类的恶法恶政的迫害，若是处于人多场合，还不敢打开一些反共频道、节目的声音，只能戴着耳机战战兢兢地听！连自由上网尚且如此多折多磨，更别说实现示威、抗议等抗争权利了！别说到中共警局申请无果，还很可能因此被加以“寻衅滋事”之类罪名、遭到拘捕！然而，罗湖勇士和津门义士却无所畏惧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使了示威、抗议、言论等天赋人权，让很多已然对这些天赋人权渐趋麻木、近乎淡忘的大陆民众为之一振，热血沸腾。两勇士那慷慨激昂的声调、拼尽全力的呐喊、宁折不屈的身影，甚至令一些翻墙网友热泪盈眶，在片刻之中便被两勇士行使权利之际的英武气概扫除了久积的政治屈辱、激活了做人的基本尊严、找回了久违的维权冲动、唤醒了压抑的自由本能！仿佛意识到，这样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行使基本权利，才算真正活一回，才算活得像个人！也许，很多网友受到激励之后仍处于“心向往之，实不敢至”的境地，但是，既然权利行使意识和勇气已然在心中觉醒、在体内倍增，就有了喷薄而出的必然、知行合一的能量。即便仍不敢单枪匹马地登高一呼，但是，当其他民众上街抗议后，至少自己也敢于追随众人脚步，为集体怒潮增一份力，从中共暴政手中夺回本属于自己的部分天赋人权！1月20日爆发的西安民众围聚派出所愤怒抗议事件，就是“疫情专制”时期爆发的民众行使示威权和抗议权的重要事件，必定受到了两起事件或相关事件的影响与激励。再退一步说，即便人权意识觉醒者因缺少同仁、担忧安危、顾及家人等原因而暂时不能将觉醒之勇转化为示威抗议、举牌呐喊等行为，也会在其他一些方面体现出来，如，翻墙勇气的增加，翻墙之际不再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畏畏缩缩、窝窝囊囊，而是将翻墙行为视为行使天赋人权的光明正大之举，坦然面对周围的人，并与人分享翻墙心得与软件！尽管不能像两勇士那样成为光芒万丈、震动四海的大英雄，也至少做了唤醒亲友、温暖周边的小火炬，释放了促进人权、追寻自由的正能量！
再次，两勇士壮举激荡的巨大舆论风潮会对体制内产生微妙而广泛的影响。两勇士壮举已然广泛影响体制内外。上文所述的各种影响，主要限于体制外。但事实上，如此重大事件，其影响力早就及于体制内。
从舆论传播视角分析，在舆论传播领域，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事件总能获得高度瞩目。包括深圳、广州等城市在内的珠江三角洲是大陆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发源地，此前，在这一地区，已有不少勇士走上街头，举牌呼唤民主自由，均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但是，似乎从未有人举牌捍卫邓氏改开，更未闻“打倒习近平”的公开口号。所以，如此标语口号一出，必然在体制内掀起重大影响、引发各个系统的关注与聚焦。
从体制内信息传播角度分析，总体上说，由于体制内在信息获取、媒体使用等方面比体制外享有更多特权，且体制内某些方面的人际交流、信息扩散等较之体制外更具深度和广度，因此体制内人士对于重大抗争事件的知情比例、解析深度不会逊于体制外。尤其是在中共新闻、政法等系统，记者、编辑、国保、国安等人员必须时刻了解国内外重大舆论动态，享有很大程度的信息特权，因此，此类领域人士往往对中共专制统治之痼疾和大陆社会症结之所在有着更为清晰、准确的了解与判断，只是，多数人出于利益考量而长期隐忍不发。
但是，习氏上台后，为了一己权欲修改宪法，企图以无能无德之身长期独霸“一尊”之位，并以选择性反腐、政治性的疫情清零、扩大独裁权力、加强个人崇拜等方式折腾体制内，使愈来愈多的体制内人士对习近平的厌憎与日俱增，甚至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以政法系统为例，该系统在最近几年中“叛将”如云、接踵入狱，究其原因，除了贪腐这个中共官场通病，其他原因应当如上所述，主要因对习氏个人独裁作风和行径不满而反抗，希望邓氏开创的权力分赃性质的、部分经济领域接轨全球化、贪腐自由度更大的弱独裁体制能够维持下去，很不希望习近平横插一杠、变党天下为家天下。所以，深圳罗湖勇士提出的捍卫邓氏改开的观点、以及为此在抓捕现场遭受各种虐待仍坚定不屈、凛然无畏的表现，必能在相当部分的体制内人士中引发共鸣。至少，笔者可以肯定，在中共新闻界、政法系等体制内系统，有相当比例的人士会同情罗湖勇士，并以此事为契机，进行交流和扩大共识，进而结成新的反习拥邓的同盟，对习近平加强独裁、企图无限连任的卑劣动机与努力进行新的阻击与抗争。这样，中共内部的裂痕与矛盾就会不断扩大，客观上为大陆维权民运力量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津门勇士的壮举亦能在体制内产生类似的舆论影响效果。要知道，主要为实现习氏个人独裁意志的政治性的“疫情清零”“疫情专制”，不仅对体制外的大陆民众造成了各种次生灾害和人权侵害，还使得相当比例的特权有限或几无特权的下层体制内人士及其家人、朋友的负担更重、麻烦更多，甚至毫不例外地与体制外普通民众同受变本加厉的“疫情专制”之苦。当加班加点进行防疫排查的医院下层的医护人员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下班后，还要面对婴孩嗷嗷待哺以及因小区封锁导致的缺菜少粮等生活负担与困境，他们作何感想？当他们在此处境中从同事和上级处获悉了科室主任、医院领导、卫健委官员依旧在防疫折腾中享有佳肴送上门、办公室闲坐品茶等各种特权，他们又作何感想？至少，他们会在朋友圈等处发出抱怨，少数人还会在海内外媒体发表文章，揭示下层体制内医疗人员在防疫折腾中的真实处境。类似情况，还会发生在其他体制内系统的下层人员身上，例如，在车站、码头、街头等处进行防疫排查的协警、编外政府人员、街道办职员，等等。
而且，据笔者观察和分析，如今体制内下层人士往往比体制外人士有着更多的英雄情结。大部分体制外人士对物质利益的重视超过了精神追求。而体制内下层人士收入虽低但比较稳定，也很少有搞副业的业余时间，因此物欲久被限制，相对不是很强，加上受到服务意识、奉献精神之类的表面宣传的影响，精神生活和追求更多一些。而且，因体制内下层人士对体制外社会底层的辛酸痛苦和体制内中高层的贪腐堕落均有着深刻了解，所以，对大陆体制内外全面革新的渴望也更为强烈，并把此类愿望寄于体制下层和大陆民间的英雄，整体上也比体制外人士更为欣赏和认同“行侠仗义”、“仗剑天涯”、“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自横刀向天笑”、“莫以成败论英雄”、“拼着一身剐，要把皇帝（贪官）拉下马”、“图穷匕首见”、“引刀成一快”等传统英雄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所以，津门勇士面对“疫情专制”中的不公对待和各种虐待而登高抗议怒吼、英雄气概爆发、仿佛陈胜附身的视频，必然能够引发他们的同情、共鸣、赞赏，以转发和发表相似主题和诉求的视频、文章等方式表示支持，这样，无形之中就扩大了体制内反专制、反特权的声势，并与体制外的抗争浪潮遥相呼应，从而促进全民反专制、反暴政、反独裁的时代巨流的形成与扩大。
结语：
发生于2022年初的深圳罗湖勇士街头举牌倒习事件，以及津门勇士不堪“苛政猛于疫”的凌虐而登高疾呼、呐喊维权事件，均有着深广的政治、社会背景和多方面的现实价值、意义，有力冲击了毛式独裁的回潮逆流和虐民无休、有增无已的“疫情专制”，在愈发令人窒息的极权铁屋中撞出了振聋发聩的回响，激发了民心觉醒的海啸，掀动了舆论抗争的怒潮。
两起事件自带诸多争议性话题，促进了民智开启，加强了受众对大陆民生民情、中共专制现状和毛式独裁回潮的认知、反思、批判能力；两起事件的主人公的非凡勇气、坚定意志、正义豪情、献身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广大网友不畏暴政奋起维权的决心，鼓舞了万千民众反抗专制讨伐独裁的斗志；两勇士壮举激荡的巨大舆论风潮，也会对体制内产生微妙而广泛的影响。
两起事件注定对2022年度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大陆政局民情产生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可归于大陆民主化之路的标志性事件中，光彩熠熠，永照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