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政之先生在中共易帜以前撒手而去,不能完成他对于大公报的最后眷顾,也不能澄清他创建大公报香港版的最后意见——因为根据一种香港报观,所谓香港报纸之无原则原则,即为那个殖民地办报之原则(见《胡政之文存》下同)。

于是,人们只能翻阅胡先生关于国共内战时期的言论,以揣摩他的见解;并且关注从二、三十乃至四十年代,他对于共产党地位,作用和定位之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胡政之的中国观,胡政之的党派观和胡政之的历史观。

大致而言,胡先生对于中共的考察,建筑在他对于整体民国史的考察和评论之上。因为自从1926年新纪大公报制定不党原则以后,大公报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关系,成为考量其是否遵循不党原则之试金石——而张季鸾先生和蒋介石之关系,又成为大公报是不是不党,不蒋之试金石。

问题的提法是——正如胡先生所云,大公报并不是一味反对政府,正如他不是一味成为政府的辩护士;再是,因为大公报抗战时期之主要任务,是帮助国府度过国难,形成胡先生之主张,即国家中心主义,而不是和政府做对,如共产党之做法。所以,抗战特殊时期,大公报是不是要坚决成为政府反对派,抑或依然坚持自由主义,好像成为一个悖论。其实,这个悖论的解读十分简单——自由主义之大公报可以和专制主义之蒋介石共同完成一家民间报纸之体可能——就像这个体制同样可以成就一家燕京大学这类西方教会学校——亦可以释放类似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军人物,于中国民间社会。因为,大公报之所以存在,一要抗日,二要独立,而这,或可得兼也!

于是,考察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成为考察中国抗战的一个窗口——换言之,民间报纸大公报,是不是要和政府站在一起抗战,成为大公报那个时期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质疑——但是,大公报对于抗战时期后方的腐败和消极,依然写出自主之论(如,《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坚决反对张学良制造西安事变;该报原则,就是胡政之一再重申之国家主义原则,拥护蒋介石原则和维护中华民族原则。此间,大公报发表以胡适之为代表的反对张学良言论,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其他例子,还如,蒋介石通过邵力子,拟刊大公报一文,示明所谓缴匪、换将、剪除张扬——实在意图迷惑日军。但是,张、扬还是发动了政变。于是,胡政之,张季鸾在西安上空散发传单,揭露事件真相,支持国家领袖,维护国家尊严。大公报之正统,不言而喻!(共产党亦表面上支持这个正统。通过共产党人在张季鸾去世以后的唁电,即可读出此涵——这个事情,一直到毛在渝谈判时期大喊蒋介石万岁,亦可见之。)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大公报重申坚持民间报纸之重要性,是和主张建立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互为吻合的。但是,这个阶段的大公报原则,和国人当时对于时局的困惑,延伸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认同共产党不放下武器和不交出割据之地(解放区)的前提下,实行所谓联合政府和国共合作。

问题的提法是:建立一种认同共产党割据的武装力量,而不归蒋介石政府领导。

这是国共谈判之共产党方面的前提。

以后,发生共军还手为攻;李宗仁又提出一样的条件:划江而治;亦同前此共产党提出的割据和不交出(国民党)武装力量。

这个谈判是当时国民党方面的前提。

这两个前提,和一切西方建立反对派力量、建立地方自治之政府,完全不可类比。也就是说,国共两党,本身以拥有武装力量为前提的政治要挟,不是切合而是悖反于西方建立在野党和实行地方自治乃至军队国家化之前提。

如果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各自拥有一堆武装力量,难道可以组成任何所谓联合政府吗?

最后,如果提出,大公报也适时提出过军队国家化观点,难点是,如何操作?在1946年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意味着共产党交出军队——而国府(蒋介石)拥有之——这是一种幻觉。

在南北对峙时期,国民党交出军队,产生的是同样一个问题——交出军队和被共产党吃掉,毫无区别。

于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形同虚设。

可惜,四十年代,胡政之和大公报乃及一切中国善良之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叫嚣和平和民主的。他们不知道,中国之命运,不是简单提出一些1+1=2之类的政治“小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民主周期律难点,才是一切问题之关键——只是滑稽而可笑,他是向大独裁者提出这个民主方程式,最后的解释权,归了毛氏,而导致大势已去。民主周期律的警世,十分重要,乃至黄炎培先生,实在是给六十年之共产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毫无迹象看出共产党解决或者暗示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之可能。他们的中国特色论,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一看其模式的世界化可能性;二看西方国家,是不是可以超越资本万能论,以找到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有效路径。

这个可能性或还在襁褓之中。

大公报在四十年代中期乃至后期,也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周期律问题,但却明示,毛不是解决此选项之人选——毛是帝王思想之代表——王芸生批判毛诗时,如是说。事情的逻辑是,非但毛不能解决之,堵塞这个问题之讨论正是此毛。胡先生此段时期的言论,仅就其文存显示而言,无法得到强而有力的回复。一开始,胡先生说,中国只能和平,两党只能让步,因为他认为,国共双方,谁也不能战胜谁?徒然争斗,两败俱伤,而已!(见《文存》)

此后,情势已经朝向共产党之方向转变;关乎此论,文存中亦很难觅宗(也许正像此书所告,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字,未被刊载)。

这个时期,形势比人强。国共战争,很多偶然和细节,使得蒋、国,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如,四平之战,因马歇尔之干预,使得孙立人不能穷寇务追;锦州之战,因卫立煌通共,使得林彪没有被“包饺子”;过江之战,又因为白崇禧看见“一字长蛇阵”而不趋参导;诸如此类,乃成必然乎?……)终使兵败山倒,沦陷于兹。

于是人们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命运之思考——是不是神州赤化乃是必然?这个问题困扰胡先生几十年。

从所谓1927年“清共”以来,远至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北伐战争;近至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如何看待中国全局和如何看待共产党,一直以来,胡先生在思索这个问题。从《胡政之文存》一书来看,胡先生并无专门研究共产党之专著——导致他形成一种比较浅薄的共产主义研究观——但是,胡先生是报业通人,有着中外渊博之知识与活动素养,又是中外文字高手,留日,赴西(他到过西方,参加过巴黎和会,等等),行止万里,字里行间,仍多出警语,时下明判,给出中国之命运很多解释,仍然是难能可贵。人说,胡先生是并世无两之人,确实不虚。

我们看到,胡先生对于苏联和日本问题,结合中国问题,时有大论高见(我们在此文续篇或可一论)——如,他对于苏俄思潮进入中国之分析即是——而对于苏俄,他是持有两端之顾——也就是说,他看到过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各种弊端;但是,也同样坚持苏俄发生论,乃因俄国之专制主义政权和其他国际因素导致之。于是,他的看法和孙文对于苏俄看法多有类同;刚才批评了列宁主义,马上,就又附和之。

——如,对于日本国家,体制,历史,民主宪政之批判。他和很多左倾批日派,多持同论;一言蔽之,就是不认可日本民主。这个看法,笔者认为可以商榷。

——再如,就是他对于中共之看法。他的正统性,不可能使他认同大公报各个时期左倾之看法。问题尚多,择一而论。抗战时期流行一种章太炎和马相伯赞成的容共抗日说。在此前提下,大公报实行自由主义,派遣范长江访采苏区,就是这个用意,而不是赞成中国实行苏维埃主义。应该说,准确说,是受到类似章太炎一类人容共抗日之主张。如此而已!(以后,范氏因为不想做夜班而被张季鸾斥出。不赘。)

夸大胡先生任用苏区采访者而定义大公报所谓拥共功绩,实属误导。

二,

我们将胡先生整个文集中,关于如何看待共产党之文字,稍加凸现,以诚一论,是要说明大公报自由主义之宽容——而这个宽容,绝对不是依靠或者仅仅因为张季鸾和胡政之,吴鼎昌,王芸生的明智善思或者独立思想可就;这个举动和内涵时有发生——但其存在,不可以去掉一个偌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孙、段(祺瑞——乃至以后之冯玉祥,阎锡山等公之专制主义政府之)蒋体制之大文化大政治背景——这个背景之存在,是大公报得以存在的基础之基础,核心之核心 —— 一旦这个基础瓦解,大公报,自然消失——如,现在之所谓大公报,其实只剩下严复所写之报头三字,再无其他——实实在在是名存实亡。

时间跳回到北伐时期。根据胡先生总结,四一二清共背景,发生于整个北伐时期——也就是,蒋介石对抗军阀的特殊战争时期——而正当北伐军(即“党军”)“占领上海苏常镇江各地,南京四面受敌,鲁军在上游作战,急于三月二十三日撤回,鲁军既去,党军未来,地方无主,秩序大乱,因有二十四日清晨杂军抢劫外人之事,时共党分子,潜伏军队,党方大权,操自左派,蒋介石极感痛苦,故蒋氏由芜下使,二十六日过宁,并未登岸,二十七日午抵沪,命何应钦赴宁办善后,以白崇禧负责江浙军事,经略江北,二十八日入扬州,战局渐移至蚌埠徐州,由津浦而迫近陇海,奉军在豫汴郑之间,防务已固。许昌鄢陵,先后攻克。一面与鲁军取得联系,以巩固皖防为保全鲁豫之大计,战事重心,至是完全系于皖北之争夺,而党军因内部争夺斗,影响军事,不特停顿无进,孙传芳、张宗昌辈且收反攻之功焉。”这里所谓败于孙,张,是因为“内部争斗”,就是国共争斗。

于是,胡霖写道——

“党方实逼此处,不得不先其所急,乃极谋制止之策,蒋氏在沪,压迫工潮,反蒋空气,沪汉同盛,党中耆旧,遂尽力于请回汪精卫之运动,四月二日蒋汪相晤于上海,约定由汪制止汉方反蒋运动,免鲍罗廷职,沪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
此后,汪又与陈(独秀)联名宣言,为国民党不满。
汉宁分裂。……同时,沪宁清党运动,亦极猛烈,总工会被解散,工人死伤甚多。
“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于十四五日决议弹劾共产党及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认第二第三次之中央全会为鲍罗廷所操纵而非法,且停止武汉中执委会;……”
武汉政局陷于没落,时湖南共产党猖獗,杀人甚多,上海广州各处国共仇杀之事,亦复盛行”
蒋汪互反。
胡先生说,大公报(《国闻周报》)连刊“‘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述略’……同时将左右派争点中心农民问题,加以研究,由吴达诠君撰《农民问题案评论》”上载。
南方清共,“北方亦于四月十六日搜查俄使馆,捕获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
蒋冯徐州会议;北京改制,张自称大元帅;日本出兵山东。
汉唐(生智)反共不和蒋。鲍罗廷经库仑回国。
九月,叶挺、贺龙一度尝试占领汕头。
十二月,共产党一度占领广州。
该年末国民党政府断交苏联。(以上均见《文存》)

很明显,胡先生对于历史的周到记者,是其本职表现和表达。对于国共两党的分析,多为客观和宽容,不是后路人所谓“历史局限性”所致。“湖南杀人太多”,不是胡先生一家之言;痞子运动大兴,亦实为事实。中国割据已然,之所以产生北伐,也是因为割据之前提——这个前提,对于专制主义而言,是合久必分,分旧必合之趋势,之规律——从历史上政权更替和天道不变之大局观察,蒋介石和秦始皇要想统一中国,实为梦想——所以,才有包含共产党在内的多股势力,绕行期间,灭之不灭,喷薄欲出。

这也就是周期律问题,民主问题,未始实行,解决甚至了解之故——好像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也是打打争争,不一而足——到了民主律实现以后,才有美国之两百年,英法之上百年。但是,中国不民主,不统一(时时有换姓起义,农民造反——也完成了一个叫做专制周期律的东西——就是人变天不变——任何一个新兴政权,都要完成对于前朝的文化和宗教认同,唯独蒋介石以后之毛氏,要断开历史,实行“时间结束了”之革命),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没有他的历史嬗变论。这个嬗变论,就是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积累的是消极和积极因素之兼容,之间性。更是成就中华文化之全部原因。

所谓不可以数典忘祖,就是这个道理。

二十年代末之蒋介石“统一”大业,实在可以打些折扣。其所谓蒋,冯,阎,李,只是貌合神离,并无极权主义一统天下之实质——这就是胜也萧何(孙、蒋发迹),败也萧何(蒋与杂派矛盾)之根据——我们所谓专制主义不是极权主义之道理,刚好在此。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实在没有任何超越军阀混战的优越性;但是,其主义之张,离间和蛊惑了中国工农和知识分子,使得几乎在胡先生视野边缘的加伦,鲍罗廷之流,变成了以后的主流。这是胡先生直到四十年代末叶,也没有想得清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所言社会主义潮流之变的、全世界魔鬼上身之问题。

于是,我们在上述胡先生记者当中,也发掘了他的思考之道。这个思考之道,就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苏俄问题的展开和结束,导出共产党势力的出现,做大之大趋势,大走向——僭越这个过程,战胜中国人这个种宿命,任莫大焉!换言之,中国人丧失了专制主义的周期律,是不是依靠极权主义的非周期律,可以补丁这个缺失——从理论和实际上看,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用胡先生的话说,就是黑化之国民党(含孙南段北)乃至整个共产以前之中国之黑,是不是赤化的根据,而赤化,是不是一定要取代黑化,完成我们所谓“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呢!

这种“黑”,和赤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广而言之,黑化,是专制主义之破产和非法的必然——而赤化,则完成了从专制走向极权的过程。

这个过程实在是在反对邱吉尔所谓民主不好,专制更坏的定解,而走向专制不好,极权更坏之路径。其实,这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种实际,一种悲哀,一种绝望!了解了这个关系,胡先生临终以前的犹豫和担忧,就会得到些许解释——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之!(其实,摒除社会主义之近问,依然发生。就是资本主义和其附属国和(前)殖民地受资本控制之问题。

(简单而言,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台尔曼上台,会走社会主义路径,而不反对右翼希特勒政权——这是我们对于拉美左派受到美国基辛格之流迫害,含智利阿连德之死的一种反思——如果,以阿连德为代表的左派,实行某种民主操作而不是斯大林操作,其存在性反思,就直接接壤委内瑞拉查维斯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究为何物之质疑——因为绝对不是说,查维斯的合法性等同于斯大林,毛和卡斯特罗;那样,反美合法性,就会淹没在认同卡斯特罗之非法性上——可惜,查维斯就是这样做的。

之所以提出左右问题,刚好因为对于人民国现在是左,还是右之定性,模糊不清所致。)

从这个定解出发,我们看到,大公报多少接受了反黑趋赤,这样一条不归之路。这是胡先生,王先生(芸生前辈)之大失误,大悲剧。

三,

胡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军阀横行,政治堕落,财政则诛求到骨,秩序则土匪披昌,此中现状可称黑化,今日国民心中对赤化固不欢迎,对黑化亦所恐怖。假使主持赤化者渐以小恩小惠,施诸民众,久而久之,无知国民,必然淡然相忘而惟黑化之是恶,是则黑化者正为助长赤化之工具,此实至可忧虑之事,吾望世之打赤化者,同时亦注意黑化之可怕,则赤化不足患也。”此文名《国民之两种恐怖心理》。恐怖之所谓,按照胡先生名之,首先是赤化,而后是黑化——因为明摆着,胡霖要“打赤化者”,为其前提也。

这个逻辑在张季鸾关于赤化之文字中也见端倪——

张先生《党祸》一文,一上来就呈现大公报两边都骂的特点。他说,“而凡挟私杀人者,使其附于右,则将曰吾杀左派也,杀共产党也;而附于左,则曰吾杀右派也,杀反动派土豪劣绅或工贼也。党以外,无噍类矣;叫做不国则共,不左即右。

“武汉方面为左右之争,自沪宁方面,则为国共之争。然旁观论断,无一是处。

“左派之最大标榜,为工农政策。然于中国土地分配政策之现状,与夫地主佃户之关系,未根本调查以前,而遂定方案,倡言解决土地问题。”致使中等良家无端破产;地主家属,不得糊口;劳资两穷,“其量狭窄,其气绝盛”,苟有异议,就是反革命。

“湘鄂赣之杀右,与沪宁之杀共,今仅其发轫焉耳”。

张还特别指斥蒋介石是容共——反共之始作俑者——他的革命和反革命逃不出干系(也就是他后来痛斥,然后又甚赞之之两面性。这个东西,很辨正乎。)

——这就是张先生的高人之处——两党都骂了。于是,这里不单就四一二事变有了一个高论,对于赤化、黑化问题,也伏笔其中,很容易解释了。而胡先生随之而论的黑化、赤化问题,就是从他对于苏联问题的解释入手的。虽然,和张先生一样,他对于苏联,也是两面说法。其一,他知道,列宁回国,实际上,就是接受德皇马克,回来签订和约,顺便夺取政权之革命加间谍行径。胡霖说,“威廉第二欲快个人之雄心,不惜乱世界之和平,私为之也。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指出列宁通敌而已。

但是,对于俄国究竟实行的国体为何?其革命为何?布尔什维克为何?又多有不一样说辞。首先就是列宁“通敌”,拿着威廉皇帝赐予之几千万德国马克,来颠覆克伦斯基政府——继而,成立独裁政权——镇压工农,取缔议会,屠戮人民——是“巧黠之犹太人,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

——这只是胡先生之一面论;他还有反面论。他说,俄国革命后,日无宁日,国无国序,乃为过渡时期暂时之状况也;“新经济政策”不是专制主义;“列宁政府亦有政纲,亦有组织,其主义虽不无可议,而在吾辈外国人观之,终为俄国多数人民之主宰者(——请注意,和刚刚“利用劳工把持国柄而已”,持论相反)。”

又说,“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主治之”。

他还说过,一个政党要想有效,统一,事半功倍,以俄为师也。等等。(均见《文存》)

到了四十年代中叶,萧乾自由主义论中,尚有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多数人主张的国家体制:政治欧美化,经济苏联化。(于是,胡先生在这些政治经济课题上,和其友吴鼎昌一样持有“统制经济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吴氏统制经济学观点是这样——

“对于统制经济这一经济学的新名词的源由,吴鼎昌也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统制经济在国内成为舆论的热点,是由于‘中国人专喜欢用日本名词’,而正是日本人将经济统制(Economic Control)称为统制经济。这样,统制经济从日本到了中国,而盛行于英美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反而无人注意。在一度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视为同义之后,出现了对二名词的辨析,认为‘统制经济,仅是资本主义者维持其原有的经济制度的一种补救办法,一种舍本逐末之消极的经济政策’,而计划经济则是‘依一定之计划,用统制之方式’,根本改造不良的经济关系,积极地创造经济新形态,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徐建生文)

怎末是欧美的“计划经济”呢?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吗?)

所有这些看法关涉如何看待中共政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毛在重庆谈判时期主张的“民主”论,和后来制定的“共同纲领”,是怎样一种体制,大公报没有说清楚,讲明白。这个讨论,可以说,并不及格。牵涉到中国文革以后,关于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接续之讨论。人们在区隔其统制经济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和党内民主之议题的时候,就像胡、吴先生一样,再度陷入困境。

这个政治议题,还牵涉到苏维埃体制和中国历史传统接轨,或者不能,无法接轨的问题。于是,极权主义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开始用一种新的中国特色,代替历史上古往今来的民主自由传统——且接续中国民主人士和报界精英关于苏、美共治说的残余,继续搅混这个论题的基本轮廓——现在则是中美共治——而欧美资本,在其中兴风作浪。

为了巩固其低端市场和攫取超级利润,中美报界故意将一个名副其实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政权,硬性加上过渡政权的烙印,从而使得中、美关系(正如他们言及前苏联,说他正在变得自由——美国一些政客如是说于二战前后——这等同“中国进步”说,变化说),变成“同舟共济”之关系。

而大公报在此问题上,也同样没有厘清共产党的本质和影响,遂使得大公报成为一家逐渐和蒋介石之“黑化”越来越远,和共产党赤化越来越近的报纸。这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不容回避的。

胡政之派遣曹谷冰访采苏联而写出歌颂苏联之小册子,是为一证。

这个谎说苏联的故事,直接导致范长江继之歌颂苏区。

而重庆谈判时期,大公报歌颂毛主席之文字,也在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记者群中,传为佳话。

所谓杨刚的革命副刊和正版的不同和异化,都是大公报走向左倾,反对黑化,赞成赤化之实例。

加上大公报本来就已经夹杂很多共产党人,其最后的命运,就是北上,就是(报社)自杀,报纸沦陷,取缔,且在文革后不得恢复——文革,反右中,左派大公报人几乎悉数遭殃,罹罪,自杀,流放,不一而足。

但是,即便这样,以王芸生为主的大公报笔杆子,还是秉承自由主义媒体的批判原则,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议题上,对共产党的军事与政治举措,提出了独立见解。这个批判系列就是王芝琛先生(王芸生公子)在九十年代中叶开始的大公报研究文字。

此前,大公报之李纯清,唐振常,后期学人谢泳,丁东加之笔者等人,都前后参与了这个批判(反正)系列之写作。将“可耻的长春之战”,中条山事件,“沁园春.雪”之评判,政学系问题等伪命题,伪论证,加以推倒,重见天日。大公报正论正见,得以还原。新华社和毛泽东之面貌,得以揭穿;自由主义之理念,得以光大。

这是九十年代,大公报人及其后人不可磨灭的大公报再研究之贡献。

于此同时,将大公报继续拉往共产党系统之统战写作,也并不绝耳息声。这个写作和不久前纪念胡先生120周年冥诞,有异有同。简单而言,纪念,总是好事。出版《胡政之文存》,总比不出要好;虽然,出版本身,也是审查制度的延续,喜中自悲,聊胜于无。

四,

提及四一二,不能不提三一八北京惨案。所谓南四,北三,是为此端。

一个是北伐中间的后孙文时代,蒋介石等人对于中国命运之言判。有蔡元培,吴稚晖等清共派,有陈独秀,汪精卫等调和派,也有蒋介石等反苏派。这些国民党人,成就了一半之命运之反思。这是南方的事情。在孙后段祺瑞之北方,则出现所谓孙、段(加冯玉祥)两体兼举的专制统治。虽然,孙文,不管在策略上,还是在战略上,对于段府,不无首肯之词(见《文存》)。三一八事件,比起四一二,要早了一年。事情原委,说法各异。国人多从鲁迅文字中生发愤怒之情,批判之态,见之,熟之。可惜,看过胡先生文字,感觉不太一样。于是,由胡先生引发之思考,和鲁迅引发之批判,实在不同。因为,其间,胡先生对于当时北平人士,并未采纳在野批判和否定之态度。其访采京中人物,多为溢美之词。说明其正统一面,非批判、在野一面。如,其访采于右任,访采张学良,访采胡汉民,访采阎西山等等。都从肯定该员优势出发,不是一字军阀,即备打倒。

三一八惨案发生,胡先生文字,同样站在正统方向,予以深省反思,不是一味指责。我们引证他的文章,做出一点分析;而此分析,涵括对于五四运动之回顾——而我们,则从这样对于学运之总结,也看顾六四运动——以完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印证。

胡先生在文章《“三一八”惨案之根本善后》中指出,一,教育界政治界腐败黑暗——实为黑化(而三一八之案件,有李大钊等人参予,是为了赤化——自立)。二,群众政治权利不得保障,理想之“朝为劳工,夕入国会”,“昨为平民,今登揆席”,或为不能。三,学生参予,无可厚非,但是,胡告:“仅能以教育感化政治,不能以政治恶化教育。”掷地有声,一言见的。他说,“数年来,教育界随政界而腐败黑暗,卒酿成三一八血案”。四,政界卖国未必,误国才是;当启用在野人才,一并治国。五,青年领袖,不学无术;“先辈师长,实尸其咎”;“充此曹狂妄浮躁之积习,使革命而果成功,则中国之祸宁仅亡国而止?”六,“五四运动为中国少年所艳称。然试问当时操纵利用之者谁乎?北京学潮为极盛,凡所标志,莫不光明。……大抵教育家视学生,入军阀之视其士兵,如劳工运动者之视其工人,胥有据为私有因时利用之之意。故学校等于地盘,争长犹如夺帅。此事研究系开其端,国民党步其后。”以下注意,“迄于共产派兴则卢布横飞,丑声四播,久已观之,而物极必反。三一八案特其总结算焉。是又先辈师长所造之孽,而青年学子则横被他人结帐之牺牲,斯诚为哀痛者也。”后人可读出胡先生一二反省处乎?七,教育界党争极盛,“俄人乘之,以金钱收买青年,专以鼓动虚矫之气为务。其言夸大,其行卑劣,目的虽可以说明,手段则实难自解。于是共产非共产之辩,右派与左派之哄,自中年以至青年,由政治及于教育,搅成一团,扰攘无已。”八,……易培基流氓,吴稚晖荒谬,马叙伦无耻,徐谦徒论耶教(救国),李石曾勾结共党,。九,这一点最为重要:政匪学匪,混杂不清。

在另外一文,胡先生直接明示,“大凡新政治家不贵能鼓动群众而贵能节制群众,盖能发能收”;“运用一失其宜,危险亦不可思议”;“而事实上能免乎此者乃又至献,何则?领袖人物之知识魄力不足故也。”(这是多么深切的提醒。)

胡先生所言难道不是师长教诲,苦口婆心乎!从实际上讲,中国学运,是不是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在看来,难道不是要多打一点折扣吗?所谓群众运动之意解,亦乎如是。实际上,政匪,学匪,贯串其间,各怀鬼胎,生之为诡,死亦为诡,年复一年,世复一世,不得多少解脱。五四,就是一个实例;此例一开,愈发不可收拾。所以,大公报和胡适之,给青年多通信函,讲究此事,切中世弊。最为重要的,是王(芸生)继续胡,提出“学生不党论”。

王说,“青年学生之爱国热情及其政治欲,此吾人所最同情者,且偿目睹近来国民党之成功,与此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吾人绝不敢赞同此为健全现象。……若以青年学生为党派竞争之工具,演成惨烈之党祸,实为残忍的愚举,而走上民族自杀之路也。”

又说,“青年学生之入党,实出于国民党之奖掖也,此一支生力军,诚为党国出力不少,而其结果,造成无数的革命走卒,同时却为学术的低能儿。推而至极,必使全国国民变为热狂的破坏者,求一建设人才而不可得。其为损失,何待赘言?驯至党略一变,昔之忠勇同志,无一非可杀之暴徒。在军阀政权下所葬送之青年学生,可勿论矣,这二年以来,粤桂湘鄂江浙各省,因反共而杀戮的青年学生,何止千万。

“他斥责某些‘党人’:‘爱者加诸膝,恶则坠诸渊’,翻云覆雨,或为党人之特长,其如国家前途之生机何?其如民族前途之生机何?

“他继续论述“学潮”与“党派”的关系:‘学生党争之风,自军事告一段落,似已稍杀,然事实上之斗争,仍俯拾即是。北平学潮之波澜重叠,及各种复杂现象,任何人皆不能断定无党派背影。……在近代立宪国家,多行军人不党制,所以防军人供党争也。然此非一党专政之事,尚不必据此以论中国问题,而学生不党,则为万分切要之事。愿各党各派认清民族生存之前提,共成此美德,尤望学生诸君自加觉悟,勿以歧途自误,自害且害国也。”

“在《六寄北方青年》中,王芸生似乎有点‘现身说法’地写道:‘学生参加党派之争,我是深知其况味的。我是过来人,我有许多朋友为党派流血了,尤可痛心的是多数人供党派做撒豆成兵的资料,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这对于我们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王芸生临终前,回忆起《六寄北方青年》时仍坚持‘读书第一论’、‘学生不党论’不‘反动’。”(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

但是,朦朦昏昏之辈,多不能静心思省,他们说,啊,华北放不下一张书桌了!云云。书桌是危险,但是不学无术,投笔上街,放羊驰骋,就不危险!说是娜拉要跑,向着自由;最后,还是关进延安,瑞金这样的笼子里去,成为出卖灵魂者(见韦君宜)。读书,不对乎?不读书,绝对不对!因为你不读书,就无脑,就盲从,无论你的专制主义信仰、还是自由化信仰,都不能救命,救人;就是别人的抢,棍,刀——乃至最后你自己也成为抢,棍,刀——中共青年学子成为刀笔吏,成为“四条汉子”,不是历史,不是事实乎!

在另外一个方面,极权主义之群众运动和人民运动,乃是建筑在人民无知,洗脑和盲从之根据上。因为一切朝代,一切政权,一切党派,都是并不完美的。他们改朝换代,利用百姓,兴亡矣已!所谓西方体制之治衡局面,使得民运变成秩序之一种。哪怕是暴民,在孟德斯鸠言中,亦为治衡之力;所以,君王,议会,人民,始终是英国政治体制之三节棍,不可去少任意一环。查理一世要上断头台,也是要先在议会里面坐一坐,聆听对其审判。而东方国家之治衡,多是在上层统制集团之间性存在里面——只有这种间性变得式微和势微,治衡才会打破——但是,接下来,就是人民造反,这种长周期治衡,就是改朝换代。

这个革命前提是什么?就是专制主义官、匪多元存在的先声和历史。这种游民和官家的互相渗透,通融,流动,成长起来,就是官民之间性存在。这也是一种治衡。蒋介石政权和反对派,和冯,阎,李的关系,就是这种派系互存互动之历史。而极权主义没有这样的互动前提。所以,毛之秦世,不单消灭派系,还要消灭社会;就变成无社会无阶级无派系之无传统,无时间(历时性文化接续等),无文化,无经济,无政治(就是只有一个人的政治而无众人之政治;更无阿伦特所谓正面意义的政治),无人权之体制。这样伸发开去的意味,在于回到胡先生的题目上去。因为,胡先生讲的是,是民国这个体制包含可以教育,可以民主,可以自治,可以批判,可以大公报之因素;虽然民主很少,自治很不成熟,等等;但是聊胜于无,不是“有无”问题,是“多少”问题。

所以,胡先生之群运、学运研究,前提设置是在专制主义,不是在极权主义体制中。三一八和五四运动,其政府背景也不同于当今共党政府,共党政治;更不是毛氏大翁大哄之群众运动,“人民文革”;甚至也不是六四;不,他不是研究所有这些无此元素之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群运,学运;而是针对冯玉祥,段祺瑞政府之学运。阐明这一点非常重要。

胡先生当然不能想象六四学运,党派介入之因素,之困局,因为政治前提不同。

五四,三一八,甚至一二九,不是六四,没有可比性。因为背景迥异,体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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