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一年多了，一直想到达州看望一下魏心玉女士。魏女士是中国民主党重要成员王森的妻子，王森与胡明君在2001年入狱后，魏女士不仅定期到川中监狱探望王森，而且顶着各种压力和承受着诸多苦难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这样一个为中国民运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伟大女性，一直为我所钦佩。然而由于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羁绊约束，我数次准备前往都未能成行，只好委托朋友向魏女士捎去我的问候和关心。今年春节我终于下定决心前往达州，并有幸见到了魏女士。
2010年2月21日也就是大年初八的上午，我乘坐8864次“蓝箭号”列车顺利抵达达州，由于不知道魏心玉女士的家庭地址，我就首先联系上了鲁登川。鲁登川是达州的一个民运人士，“八九”民运发生的时候他正在部队当兵，由于他在部队上公开发表支持“八九”民运的言论，最后他被军队政保部门处以三年劳教。出狱后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当上了一个乡镇干部，不久之后就因为志同道合而与王森等达州朋友走到了一起。1998年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成立后，鲁登川和王森闻讯倍受鼓舞，于是在1998年底鲁登川专门到遂宁找到了四川民主党重要成员欧阳懿。在我与佘万宝被当局抓捕判刑之后，王森、鲁登川等达州朋友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与欧阳懿、胡明君等人一起继续顽强战斗，为四川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2000年，胡明君等人建立了中国民主党四川分部，王森等人则建立了中国民主党达州分部，并且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组织领导达州工人开展维权活动。王森与胡明君出事后，鲁登川逃亡到了外地，后来回到达州也受到了“取保候审”的刑事处分。去年鲁登川到遂宁来看我，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民运有着深厚感情和信念十分坚定的朋友。
再一次见到我，鲁登川显得很高兴，他立即联系上了魏心玉女士，同时还联系上了达州另一个著名的民运人士侯多蜀。吃过午饭之后，我们就在一家茶馆里见了面。魏女士年纪大概有四十多岁，穿着非常朴素，仅从外表就看得出来这些年来她生活得很不容易。听魏女士说，王森出事后，她也受到了很深的牵连，被达州市国保部门关押了三个月，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管，国保人员每天只给他们一顿盒饭，两个孩子被饿了十多天，直到王森父母知道情况后才把两个孩子带走抚养。很多年里，魏女士为了抚养两个孩子到处找工作，但每次都干不了多久就在国保部门的干扰下而被迫失业。直到去年魏女士在朋友们的关心下开了一个小摊，一家人的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正常的保障。魏女士还说，去年女儿王菁在海外朋友的帮助下准备到美国读书，但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却遇到了当局的阻挠，理由是王菁的身份证在电脑上显示出“该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王森进去的时候，王菁还是一个孩子，这些年来她一直在母亲的抚养下认真读书并且考上了四川大学，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社会活动，她怎么可能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呢？出狱之后我与遂宁国保经常打交道，同九十年代相比，我感觉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进步，然而从王菁不能出国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达州国保的思维仍然比较僵化落后，我认为这与胡温政权所强调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很不协调的。魏女士说起这些事情时情绪有些激动，我和侯多蜀听了都不免为之动容。
我和侯多蜀也是第一次见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他还在监狱里服刑的时候，我就从曾与他一起服过刑的廖亦武、李必丰那里听说过他的名字，1997年他出狱之后我们曾经通过电话。1999年我到川东监狱的第一天，狱政科的警察就问我认不认识侯多蜀，我说我听说过。后来我被分配到川东监狱六监区服刑，正好是侯多蜀以前服刑的地方，我就有机会从许多服刑人员那里听说过侯多蜀在监狱里生活的情况。他们都说侯多蜀是川东监狱的一条硬汉，不仅没有减一天刑，而且经常被关小监和严管队，特别是在1997年2月监狱举行邓小平追悼会的那一天，侯多蜀因拒不参加追悼会又被送进了严管队。听我说到这些事情，侯多蜀显得非常兴奋，他补充说其实那次他只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从严管队回到了六监区。侯多蜀还说，“八九”民运爆发时他当时是达州师专的一名教师，当看到没有人出来领头时他就勇敢地站了出来，组织达州师专的学生上街游行，对北京的民主运动进行声援，后来他又组建了“达州学界联合会”，领导达州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失败后，他曾经逃亡了几个月，被捕后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先是被送到四川的蓬安监狱服刑，后来才转到川东监狱，与廖亦武、李必丰、许万平、佘万宝等“六四动乱分子”关在一起。对于这些坎坷的经历，侯多蜀至今仍然无怨无悔，出狱几年之后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他给儿子取名为“侯小反”。
见了魏心玉女士和侯多蜀之后，我这次达州之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打算当天回遂宁，谁知侯多蜀却说：“明天是正月初九，达州人每年这天都要登凤凰山，明天我陪你一起登山。”魏心玉女士和鲁登川也在旁边附和，于是我就不好再坚持。达州的登山节非常有名，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常听达州地区的服刑人员说到过它的盛况，我也确实想见识一下，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侯多蜀在达州“老码头”餐馆做东请客，我们又在一起把酒言欢。吃饭过程中，侯多蜀的妻儿也赶过来了，我特别与“侯小反”干了一杯，小家伙才八九岁，见了生人还有些害羞，却不知他现在已经闻名遐迩，几十年来全国的“反革命”儿女不知有多少，但敢于以“小反革命”为名的恐怕也只有他“侯小反”一人。吃完饭后，魏心玉女士由于身体有病就先回家休息了，鲁登川也有事先告辞了，我与侯多蜀就到一个茶馆继续喝茶。言谈间我提到川东监狱的服刑人员曾告诉我说侯多蜀喜欢下围棋，于是我们就下了几盘棋。他的水平本来与我不分伯仲，但可能是他这些年长期在外奔波做生意，招数不免有些生疏，这几盘棋我都赢了，最后侯多蜀安排我住进了一家宾馆。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侯多蜀就来到宾馆接我，我们一起乘车到了凤凰山下，这时山脚下已经挤满了登山的人们。听侯多蜀介绍，登凤凰山是达州人沿袭了许多年的一个传统，主要是为了纪念曾经在这里做官的唐代大诗人元稹。达州人忘不了元稹，不是因为他写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流传千古的名句，而是因为他在治理达州的时候为官清正并促进了达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元稹排行老九，达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就在每年的正月初九举行“元九”登高活动，这与端午节划龙舟纪念屈原的用意完全一样。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的正直品格并造福一方，他就能够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而那些为了自己的私欲私利压榨和盘剥人民的斗筲小人则永远会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骂。凤凰山大概有几百米高，我们从十点钟开始爬山，沿途满是爬山的人流，有男女结伴而行的，有朋友成群结队的，但更多的是全家人倾巢而动，许多人都带着各种食品，我与侯多蜀则分别拿着一瓶矿泉水上山。在中途休息两次之后，我们在中午爬上了山顶——凤凰台，这时山上已经坐满了休息的人们，而山下仍是不绝的人流。有人说这天爬山的大概有几十万人，除了二十年前我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看到过上百万人游行的壮观场面外，这辈子我还没有见过任何地方有如此热闹的民间活动，这真是一个人民自己的节日。
在凤凰台下休息的时候，我与侯多蜀一起凭栏远眺四周的风景，偌大的达州城尽收眼底。这时我突然想到，要是王森兄在外面的话，此时他一定和我们结伴伫立在凤凰山头。我一直没有见过王森兄，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也是在监狱里面。大约是2004年，达州监狱的一名服刑人员到川东监狱的医院治病，他托人捎话叫我到医院去看他，我知道他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于是就装病来到了医院。原来这名服刑人员曾经与王森和胡明君一起关在达州市看守所，当他说到王森和胡明君因为组织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而被分别被判刑十一年和十年时，我的心情万分沉重。这名服刑人员还特别说到，王森和胡明君在看守所里表现得非常坚强，他们经常向号里的人宣讲中国民主党的主张，这让我对王森充满了敬意。后来妻子来会见我时说王森和胡明君都被送到了川中监狱服刑，与四川民主党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佘万宝关在一起。2008年，川中监狱几名职务犯转监来到川东监狱，我从其中一人那里了解到，王森和胡明君在监狱里一直拒不认罪、不愿减刑，因此他们一直被关押在川中监狱的严管队即十监区，言行动向一直受到监狱方面的严格监控。我出狱之后认识了曾经与王森、胡明君关在一起的“六四”天网义工梁凯旋，梁凯旋对王森和胡明君在监狱里的坚强表现一直赞不绝口。川中监狱政治犯的处境比川东监狱远为艰难，我真心希望王森和胡明君早日获得自由，少受一些非人的折磨。在去年年底我终于从网上知道了王森减刑的好消息，今年7月王森将刑满出狱，四川民运界又会增添一名坚强的战士。虽然此次未能与王森一起登凤凰山，但我相信以后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等王森出来之后，我一定还要再去一次达州，并且一定要与他一起再登一次凤凰山，希望这个不高的愿望能够早日变成现实。
下山之后已是下午两点，我与侯多蜀都累得走不动了，只好又到一家茶馆休息了几个小时。鲁登川和魏心玉女士又来道别，魏女士特别花了一百多元钱买了一袋达州土特产“叮当香”牛肉送给我，我提着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望着她那饱经沧桑的脸，心里感到特别不是滋味，只能祝福他们一家人早日团圆，希望王森兄出来之后能够多陪伴家人，重新过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下午六点半，我搭上了8867次“蓝箭号”列车，离开了中国民主党人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达州这片沃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块土地上一定会绽放出自由民主之花，一定会结出自由民主的硕果。
写于2010年2月24日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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