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君归返阔别了近30年的祖国。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绝大多数师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极为重视。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地“顶”李政道的建议，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顶”起来，他很机智地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问他这个问题的含义。今天会见中江青等“顶牛”不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会意地回答说：“我想阻力是会有的。”
当时，令李政道困惑不解的是，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都不吱声，而这些老科学家都深知基础科学的重要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和急迫，但是为什么不表态呢？
李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君先后从老朋友和在祖国的亲属交谈中，他们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学家都属“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斗倒斗臭的。仅仅因为中央的保护才免遭批斗。“你是美国人，又是应邀来访的贵宾，顶了江青没事，那些老科学家要是像您这样同江青‘对阵’，早就被揪出来‘斗倒、斗臭’了，弄不好还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妇听了，连连“呃，呃”若有所悟，他们很理解这些老科学家的处境和心情。后后来，他们还知道，就在周恩来主持接见他们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对他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试一下”是冒了政治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泽东后来也表示“赞成”，才算以“建议被接受”而告终。
（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