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赵湖是我家那里——鲁北平原的沾化县在大跃进期间所建的一个大型水库，官方称作南赵水库，南赵湖是民间的说法。水库1958年春天开建， 1961年即完全废弃还耕，存在不过三年。但这三年正是当地人记忆中最惨痛的三年。水库的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农田，并引起周边土地盐碱化，致使库区粮食产量锐减，饥荒严重，死人无数。村里的老人提到这段往事至今仍感心有余悸。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述这些事，南赵湖和与之相关的饥荒、死亡在我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得我对五十年前中国发生的大跃进和大饥荒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跃进、大饥荒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80后、90后的学生或者不知道大跃进为何物，或者把大跃进等同于两蛋一星强国盛世，我教的本科生里甚至有人拒绝相信中国曾经发生过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而坚持认为毛时代的中国国家强大人民幸福。2008年暑假，我在沾化翻阅了大量文献、历史档案，并访问了许多老人，试图能对与南赵湖有关的事宜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小事件的追述，使人们，尤其是年轻学生获得关于大跃进这样的历史大事件的准确认识。
一、全民兴修水利与大跃进的开始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在中国农村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关于大跃进，人们一般只想到人民公社、大食堂以及大炼钢铁，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内容——大修水利。事实上，大跃进正是从全国大修水利开始的。据博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1957年九十月间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通过《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之后全国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大跃进的号角正式吹响。当年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继续推进大跃进。深翻土地、兴修水库等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
山东省作为传统的政治型大省，是大跃进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几个省份之一，在兴修水利上投入自然就多。在省政府的号召下，黄河沿岸兴建了大量大型平原水库，用以引黄蓄水灌溉。这些工程大都缺乏调查、论证和合理设计，盲目上马，存在严重质量问题，1961年后被陆续被废弃。兴修水利所造成的严重的土地、劳动力消耗，与激进的粮食统供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大食堂政策、大炼钢铁运动等纠集在一起，共同引发了1959-1961的大饥荒。一份资料表明， 1958年山东省由于青壮年农民投入炼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份之一。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了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也就是水利工程最为集中的黄河沿岸。
南赵湖修建即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
二、南赵湖的修建与饥荒的产生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南赵湖1958年3月开工兴建，以沾化北部大片低洼地（南赵洼）为主库区，靠人力挖土筑堤而成。据1994年1月编纂的《沾化县水利志》记载，水库占地13.5万亩，全县9个乡7316人参加施工， 6月份完成一期工程，7月份开始蓄水。此后，当地大饥荒的序幕慢慢拉开。
南赵湖位于沾化北部的低洼地，库区大部分属于现在的李家乡。当地地多人少，村庄稀疏，土地虽多盐碱，但可耕种土地仍能解决吃饭问题，大量的低洼荒地，即使遇灾年歉收，人们靠野菜、鱼虾也可勉强充饥、活命，虽贫困闭塞，但在1958年之前，当地历史上似乎没有大规模饥荒的记忆，旧版县志始于明代，遍翻其中也找不到陕甘一带县志中常见的“饿殍遍野，死人万千”类的文字。有笑话讲当地文革时期，忆苦思甜，一位老太太声泪俱下的控诉起59-61年的大饥荒，大会组织者赶紧上去阻止，说大娘你别讲这一段，你得讲解放前旧社会。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解放前要饭还有处要，挨饿的时候（指59-61大饥荒时期）连要饭都没处去要。
访问当地老人，提到南赵湖和大饥荒，老人们会从1957年新粮政策开始讲。
1957国家实行新粮政策，粮食统供统销，要求农民把家里的余粮全部上缴，村干部挨家挨户翻，有拒不相应号召者，粮食强行收走，人游街批斗。我姥姥就因不肯上交粮食而被抓去坐禁闭，我姥爷是渔民不在家，还是我大姥爷（我姥爷的哥哥）代她被关。之后，村民家中再无余粮。1958年大跃进开始，成立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前期粮食尚充足，浪费严重，有年轻小伙子进行吃饭比赛，吃饱之后，拿一筐馒头来，打赌看能不能再吃下，地里的庄稼村民也懒得收获，地瓜成片烂在地里。与此同时，大修水利、深翻土地等非正常的生产活动大肆进行。土地深翻到1丈二，地表熟土被深埋，庄稼无法生长。春天，南赵湖开挖，大量劳动力被调往工地， 7月，水库蓄水，4.18万亩耕地被淹没于大水之下，并使周边4.76万亩耕地发生次生盐碱化，无法种植庄稼，其中2.65万亩几乎寸草不生。1982沾化县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水库所在的李家公社全部耕地面积为13万亩，按这一数字推算，当年南赵湖的修建使得当地耕地减少了70%以上。如果考虑到1958年到1962年间土地的增长，这个比率会更高。
土地、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使得农业产出锐减，1958年秋，粮食不足开始出现，到1959年春，已经发展成严重的饥荒，但水库的修建仍在继续。《水利志》记载1958年秋、1959年春南赵湖二期、三期工程继续进行，与第一期工程加起来，共使用劳动力2.11万人次，最多上工人数1.3万，库区几个村庄的青壮年几乎全部投入水库建设，土地抛荒，粮食产出锐减，饥荒蔓延，繁重的水库修建工作只能在饥饿的条件下进行。1959年水库大食堂就借用我姥姥家的房子，附近村庄的妇女被组织起来在食堂里劳动，每天淘洗野菜与少量粮食混合做成食物，送往工地。繁重的劳动加上饥饿，许多青壮年劳力死于水库修建，尤其是地主、富农子弟，因为出身不好，在水库上干最重的活，领最少的食物，饿死尤多。我家对门的大姑，家里为地主，她讲她的弟弟在水库工地上抬土方，眼见性命不保，被获准回家，8里路程，一整天尚未到家，昏死在桥上，被同村的人扶回家。他的母亲用土改中幸存在一点衣服、首饰，偷跟人换了几个鸡蛋，才让他奇迹般得以存活。另一个青年从工地回来，摔倒在村头，被牛蹄坑里的一点水淹死。死亡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我家所在的村庄，当时有1000多人，据老人们回忆，饥荒最严重时每天有七八名青壮年死亡。尸体无人掩埋，只能用村里仅存的牲口拉到村外。性命尚存的人全身浮肿坐在墙根下延口残喘。壮年劳力连水都挑不动，只能拄着棍子用茶壶从村头湾里取一点水。孩子们更是饿得只剩下一个大脑袋，肚皮透明，里面绿色的肠子清晰可见。根据沾化县志记载，全县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发生在60年、61年、62年，三年非正常死亡率分别为60‰，55‰，32%，共死亡2万3千多人，但库区所在的村庄严重的死亡早在1959年春天就开始，《水利志》中也承认，由于水库的修建，库区饥荒比其它地方提前一年发生。县志里一份按性别统计的人口资料显示，从1957年到1962年，全县男性人口减少了29749人，女性人口减少14098人，也就是说，饥荒中男性死亡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其中的原因固然与男性对食物需求量大有关，但修建水库也难逃其咎。考虑到死亡人口并不是在全县平均分布，而是主要集中库区和另外几个有类似激进行为的公社，则局部死亡密度比全县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我去县档案馆查阅这一时期库区详细的人口死亡资料，发现档案记载的数据比实际情况要低得多。可能是当时的公社领导人想通过水库建设来提高政绩，因而不报告真实的死亡情况，现有大饥荒死亡人口统计数字可能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有一个传说，说在水库召开的现场大会上，库区公社书记满怀激情规划未来的社会主义美景，要在水库里养鱼、养荷花、划船直到县城等，另一公社的书记忍无可忍，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看看身后的冤鬼。
饥荒除了导向死亡，还带来亲情、人性的丧失。当时许多家庭因为饭量不同而分开吃饭，虽父子、母女、父亲也难以互相照顾。我家的一个邻居，一家人各自去食堂领饭，十多岁的小女儿害怕饭票被家里其它人偷走，就到处藏，有天藏在屋后的草中找不到了，急得哭天抢地，晚上打着灯笼围着屋子边哭边找，状如鬼魅。另一家，母亲和女儿还能出去挖野菜，父亲已经奄奄一息，苦苦哀求母女俩分给自己一点野菜，母女俩却狠下心来不顾。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对浮肿的老头儿说，你快点死吧，省下你那份口粮，我还能多活两天。上学的孩子，每天可以分到半个窝头，老师从来不当着同学的面切，而是背后切好，以便从中间匀出薄薄的一小片。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水库劳民伤财修成，但实际上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坝体薄弱，土质疏松，又一面临河，汛期一临，则全面溃堤，需要抽调大量劳动力抢修加固。《水利志》上记，“到1960年汛前检查，水库坝坡已经前面坍塌，严重段坝身坍去1/5～1/3”。1960年水库开始排水还耕，到1961年春天全部废弃还耕。排水之后，村民到低洼处捕鱼，一麻袋一麻袋的鱼被捞上来，成为活命的食粮。这似乎是整个饥荒时期能回忆起的唯一快乐的事。靠黄河水压碱和淤泥，排水后的库区土地阴差阳错成了良田，村民靠其中的野菜、草种挨过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在1960年冬天，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导农民生产自救，其中明确指出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961年秋天库区业开始实行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包产到户政策。大片肥沃的土地加上全力以赴的农民，粮食出现了空前的大丰收， 1962年秋粮收后，饥荒逐步结束。
按照老人们的说法，大饥荒中人们是被一步步逼到绝路上的：如果不是1957年的新粮政策把农民家里的粮食全部收走，即使后来粮食歉收，靠存粮配合野菜草种，人们或许也能活命。即使粮食被收走，如果不是集体劳动、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等，人们辛苦一季，也可以再种出粮食。如果不是挖南赵湖，也断不会死这么多人，壮年劳力累死饿死不说，大片土地被淹没和盐碱华，使得人们连挖野菜都无处可去，少了最后的活命机会。
三、南赵湖留给我们的思考
南赵湖的修建只是大跃进中的一件典型事例，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全国比比皆是，仅在山东省就有大量像南赵湖这样先蛮干后废弃的水库，其背后必定是同样的惨剧。某个当年的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县志上记载大饥荒时期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沾化虽饥荒严重，终究还没有听说过吃人的事情。看来，全国饥荒之惨烈，有甚于沾化者。
50年的时间过去了，大跃进大饥荒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在沾化，三十岁以下的人已经很少有知道南赵湖的。南赵湖如一滴凄苦的眼泪，逐渐在岁月中风干。只有在老人们的叙述中，它才被还原成一段段真实的往事。中国的大跃进大饥荒，一直为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者所关注，有大量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来解释饥荒的成因，但是模型和回归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历史描述，代替不了口口相传的叙事中忧伤的细节和悲怆的情感。那些档案、文献、数据，在口述的历史中，都被还原成鲜活的生命，他们的悲惨命运使得那些枯燥的模型和回归充满了悲凉。
乘车从曾经的库区经过，发现这里现在是一片片茂密的庄稼，数万人血泪筑成的堤坝已被铲平，变成了农田。人们在地里辛苦劳作，远处有牛在吃草。忽然间明白，所谓的国泰民安不过是人种地牛吃草。而这样的图景，在很多时候却由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侵入而丧失。一个有能力调集全部资源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应付战争、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或承办大型活动、创造世界奇迹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其对社会的威胁也足以令人胆战心惊。正是出于对这种威胁的恐惧，产权、民主、国家权力约束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近年来，在中国的学者和普通民众中，弥漫着一种浓重的强权膜拜情节，张口国家利益、国家尊严，所谓的“人民经济学家”更是为中国的改革开出“国进民退”的歹毒药方，呼吁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控制来纠正改革中的问题，并因此获得无数拥趸。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南赵湖、大跃进、大饥荒的回顾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些有关的灾难、饥荒和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应该成为一把高悬在头上的利剑，时刻提醒人们强大的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背后的危险。
（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