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右派”杨全松的遭遇
1949年当时中共的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已占领了中国长讧以北几乎所有的领土。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国民政府，被迫退至长讧以南，欲靠长江天险对抗共军的南侵。此时中共便在长江以北大肆招兵买马，同时招募大批的青年学生与社会青年，组成所谓“南下工作团”，配合共军南下作战。在中共夺取的南方省份中让这些人充当干部，统治、管理所谓“新解放区”。这些人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便被称为“南下干部”，成为中共干部队队伍中，一个特别的称谓。
本文中的主角杨全松先生，江苏省溧阳人，1930年生，其时正高中毕业。便被中共招募加入了“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为中共夺取江山，也尽了一份“汗马”之力。1950年，北韩的金日成在斯大林唆使下，悍然发动了侵略大韩民国的战争。随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组成联合国军进行干预，将金日成的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退到鸭绿江边。于是斯大林便命令毛泽东出兵北韩援助金日成。由此将中国拖入了韩战。当时正青春年少的杨全松便成了中共用正规军队组成、对外却谎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赴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众所周知，毛泽东与联合国军打韩战，就是拿中国军人的命不当回事，以所谓“人海战术”去消耗对方的枪弹、炮弹，死伤惨重是对方的十倍。再加当时中共毫无制空权，补给线几乎瘫痪。于是饥饿、寒冷、病死更是让所谓的“志愿军”大幅减员。杨全松就在这九死—生中，终于活了下来，好不容易盼到停战后回国。1956年转业到四川旺苍县人民银行，由于当时的高中毕业，在共产党干部中属于较高的学历，故被分配担任了该行的秘书股长。
杨全松心想如此舍此忘生为党卖命，到此该会是苦尽甘来了吧！谁知在这个县银行“秘书股长”的位子上，椅子都还没坐温热，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肃中国一切不愿说假话的知识人的“反右”运动，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淹没了神州大地。所谓的“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暴政通过土改、镇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对中国民众、尤其是上、中层的知识份子仍感到不放心，觉得这些人还没有完全听党的话，臣服于党，因此还需要下功夫加以“整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的干部队伍中半数以上（特别居于中、下领导职位的）都是一些从农村跟着老毛造反的流氓无产者。基本上是—群半文盲，甚至文盲，许多人连他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批条子只好刻个私章盖上去。但由于人家“打天下”有“功”，开口闭口“老子身上还留有几个枪眼、炮眼的疤”。甚至说“老子对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总还有点疲劳”，于是他们还给自己取了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名字叫“大老粗”。因此在这些“大老粗”眼中，读过初中的就叫“小知识份子”，而杨全松是高中学历，在他们眼中看来当然是大知识份子了。再加杨全松家庭出身是富农，就凭这两条，杨全松虽然在运动中既没“鸣”也没“放”，也早铁定该是“右派”了。
所以杨全松从1956年由军队“转业”下地方，仅半年多时间，便从“革命”军人，“南下干部”，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了。
1958年4月8日杨全松被押送到—个对外名称为“415信箱”的劳教队进行“劳教”，失去人身自由形同囚犯。这个415是专门为中共修铁路的筑路支队，关押人员既有大量“右派份子”，也有—些偷盗之类的人员。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更差，饭都吃不饱。劳教干部凶如虎狼，逼着被劳教者不顾安全去冒险完成其高指标的“生产任务”。因而时有死伤事故发生。 在修内昆路的过程中，“猴子岩塌方事故”—次性就造成几十人的死伤。杨全松在韩战的枪林弹雨中，侥幸免于葬身异国他乡，却没想到又被自己的“革命战友”送去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幸而“福”不大却“命大”的杨全松又—次次从死神眼皮下溜走了。
苦苦熬到1962年劳教期满，然而却不能回家。据人家说思想还没“改造好”。于是强迫留队送四川永川新胜茶场“就业”。这里所谓的“就业”，并不是如现在的“下岗”工人找到新的职业了那个意思。而是换个地方把你关起来继续“改造”。不同的仅是有几文少得可怜的所谓的“工资”。人家还把这叫做“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给出路的政策”。当时所有的被劳教、劳改的政治犯（笔者也在内）几乎都会“享受”到这种“给出路”，而且不是“有期”是无期。若不是毛太祖驾崩，邓小平上台，这“出路”也会成为一种另类的“终身制”。
可能杨全松先生真的是没“福气”，就连这稳稳到手了的“就业员”他也干不长。1963年突然飞来横祸，几个如狼似虎的“公安”，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给他戴上手铐，推上一辆吉普车送进了看守所。1963年11月四川高县法院以所谓“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对其宣判如下：
杨全松于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劳动教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悟。1962年6月积极参加以周犯居正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联络员”，传送“情报和委任状”，并发展反革命成员二人，交李玉平“履行入盟手续”。逮捕后，拒不坦白，又与李犯传送纸条，订立攻守同盟，气焰十分嚣张。
本院认为：杨犯—贯仇视党，仇视人民政府，其罪行经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后，毫不悔悟，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入狱后，拒不认罪服法，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份子，罪恶重大，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杨犯全松无期徒刑。
就这么草草率率，空空洞洞不满三百个字的所谓“判决”，便将一个人定为终身监禁之罪。送到原四川省第四监狱服刑。文革中我在芙蓉煤矿劳改队被视为“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送入四川省四监狱“收监执行”。因而认识了杨全松先生。据杨先生告诉我，这个“判决书”中的“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个子虚乌有的冤案。近年来，当年的一些受害者与知情人也纷纷撰文揭出，当年这个所谓以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为首组成的所谓“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彻头彻尾、苦打成招的冤假错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右派”劳教们，星期日通过请假，还可去附近集市上走走，平时也可接近到当地的一些农民，因而对社会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当看到那时农民吃草根，啃树皮，饿殍遍地的惨景时，一些头脑敏锐的右派，开始发出质疑与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下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而此时中、苏两党的分歧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这些人经常在—起发点感慨议论，而在议论中不免有人情绪激动，言词趋于偏激。有的人还相互传阅一些自己写成的文字，抒发自己的观点。这中间有个叫姚奉启的“右派”劳教人员，成天都在盘算着如何表现“立功”，以期早日解除劳教。见此情景，便以为“立功”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也装出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甚至说出一些十分“反动”的话，获得了某些人的信任与他无话不谈。当他把许多情况“套”到手后，再添油加醋，经一番加工便密告上去，结果被上面认定为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集团”。于是一下子抓了几十个人，经酷刑逼供后，有的人受刑不过，又乱“咬”一气，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至一百多人被捕，几个所谓“首犯”被枪毙，其馀的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成了一个所谓惊动了中央的“反革命集团大案”。文革中这样的冤、假案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内蒙古人民党”案，简称“内人党”案，被捕者达数千人，这些被捕者受刑不过，互相乱“咬”，最后把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都给“咬”上了，中央才赶忙叫停，否则再“咬”下去，恐怕周恩来、朱德都“危险”了。最后证实全是假的。杨全松就是在这样的“咬”剧中，不知给谁“咬”上了，他至今也不明白，人家更不会告诉他，因为这大概属于“国家机密”。
1979年12月12日当时正在四川省四监狱服无期徒刑的杨全松，突然被叫到狱部办公室去。这时里面坐着两个人，—个是当时该监狱的狱长吴庭尧先生，另—人是狱部管教科的罗家平。杨全松到后，罗家平拿出—张纸来，像念个通知似的念给杨全松听，非常简单几句话大意就是：杨全松通过政府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据此，将杨全松改判为有期徒刑—年。—-“终生监禁”与一年徒刑就这么像变戏法—样的变过来了，真是比儿戏还更儿戏。但这至少对杨全松来说是件好事，可以马上“满刑”而且早已超期服刑了。他们看着杨全松既一脸惊喜又一脸茫然的样儿，罗家平先生又从抽屉里拿出—张纸，在杨全松面前晃动了—下说道，“关于你57年划右派的事，你们原单位也给你撤销了”。于是杨全松提出想看—下那纸上说了些什么，却被罗家平拒绝。他说“这些存在你档案里，以后你原单位组织上会告诉你”。这时吴庭尧狱长又说道“我们监狱是执行机关，法院判你多久我们就按判决执行。现在给你改判为—年，你的刑期早满了。我们马上释放人，其它的事与我们无关，既不负责解释，更不负责解决。你回去找你原单位与原判机关，我们不管”。停了—下，吴庭尧又补充道“有一事我们管，你动身回去的路费我们发给你，你马上去财务上领路费，马上动身”！
现在有句话叫“信息不对称”。当时杨全松就与监狱处于信息完全不对称的状态。他关在监狱十几年了，根本不知道外面什么给“右派改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等一系列“信息”。因此喜出望外“—步登天”由无期而释放，还给你路费。你还不快点走，莫非还想“赖”在监狱里吃“劳改饭”不成？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他的狱友，都在为他庆幸给他“道喜”。觉得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意想不到的大喜事。
谁知人家是精心“策划”好了的。给你留了个“—年徒刑”，虽然你可以马上出狱了，但在政治上给你留了“尾巴”。就是说你杨全松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并未完全否定。即便不是主犯，不该判无期徒刑，也算“从犯”，哪怕你并未“积极参加”，也是“参加”了的，一年徒刑就算“有罪”，—切该落实的政策均与你杨全松无关。这就是人家的毒招，阴招！这是1957年对一切“右派”实施“阳谋”构陷后，再一次实施的阴谋手段。
果然，他回去以后，旺苍县人民银行说，“你一判刑就被开除公职，不是我们银行的职工，与我单位无关，你去找法院”。他去找法院，法院说，“我们只管判刑，判—年就执行一年，其他什么右派的事你去找县委组织部”。他去找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的人说，“找不到你划右派的档案，你的档案在法院，你去找法院”。他再去找法院，“法院说划右派的事不归法院管，不知道”。可是他们法院在1963年的判决书中还称杨全松为“右派份子”，“疯狂向党进攻”。现在谁都不知道了。这种无耻，这种不要脸，天下还有第二家吗？
当然有！在中国有这种遭遇的岂止杨全松—人？官方承认“改正”的五十五万多右派，只是“右派”中的一部份。当年实际遭难的，据香港有人初步找到依据的就有一百多万人。许多人都被官方“赖账”了。御用文人甚至将这些被“赖账”的受害者称为“假右派”。杨全松从“革命”军人，南下干部，到“右派份子”，再到“反革命”，现在又成了“假右派”，就是这个不公正社会的缩影。
已年逾八十的杨全松老先生，如今只有靠当地一点微薄的“低保”救济维系生活。幸好当年同因冤案、同关在四监狱的徐莉女士，出狱后与杨全松结成了伉俪。后来他们有了—个女儿，现已成人。而且能干又有孝心，不时给父母在经济上—些帮助。这也许就是命运之神在剥夺完杨全松先生的一切幸福后，给予的一点慰安吧！
2011年11月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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