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如同坐在一颗定时炸弹上,炸弹被鲜艳的党旗所覆盖,旗帜上的图案让整个社会患上了遗忘症,旗帜下面不仅掩盖着炸弹,还掩藏着被关进劳教所、黑监狱、法制学习班、精神病院的上访群众,以及被羞辱的整个国民。但谁也听不到旗帜下面的哭喊,只能听到统治者与文化卖淫者发出的和谐呻吟,还有一曲昼夜不停的颂歌——党啊,亲爱的妈妈!

  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突出的问题?世界上有各种现成的路子,但中共以国情为借口,要走出中国特色之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有桥不走而用人民的尸体搭桥铺路。

  同样,在如何解决“六四”问题上,也存在着“国情论”,认为“台湾和外国的经验好是好,但是学不了”,其理由是:当天朝体制仿佛可以永远不变时,社会就会变得更淡漠、更顺从、更机会主义,中国民众还没有觉醒,时机还不够成熟。带着这个问题,我认真研究了苏联、东欧、台湾和南非的经验,从中找出解决“六四”问题的两个重要原则。


原则之一:没有公正就没有共识

  “六四”之后,官方极力要人们忘记那段民族悲剧,并通过发展经济、淡化意识形态来巩固政权合法性。经济发展使得当局与人民达成某种妥协,知识分子有的移民,有的投靠权力,更多的人保持了沉默。大陆报刊媒体对其鲜有提及,历史教科书甚至至今对其只字未提,以至于当今中国很多年轻人对其一无所知,已造成记忆缺失和历史断层。六四事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如果没有公正的定性就没有为六四事件平反的社会共识,也就没有社会为六四平反的更大呼声,更找不到解决六四问题与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结合点。

1、公正定性是解决六四问题的第一步

  自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使用数个名称来命名六四事件,事件爆发时命名为“反革命动乱”,激化矛盾后把“反革命”三个字去掉了直接称为“动乱”,镇压时转调为“暴乱”,事件之后为淡化影响则以“六四风波”指称,但中共对六四事件的称呼变化并不代表定性的变化。近年来,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每当有外国记者问到六四问题时,新闻发言人都是一句格式的回答:“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1989年6月2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的结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六四事件的性质仍然是“反革命暴乱”。但是,这个定性存在一个缺口,就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从此,官方不再使用“反革命”一词,所以外交部发言人不敢把那个“明确的结论”的内容说出来。

  对六四事件的性质,国内异议人士和海外民运人士绝大多数认为是一场“民主运动”,形成了“八九中国民运”之说。但是,也有一些六四事件的受害者不认同“民主运动”之说,原《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著名学者戴晴在六四事件之后因为支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了10个月,出狱后失去了公职,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发表作品。2012年6月她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时说:“民主运动有很多基本条件。20年前发生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差得太远了。那不过是一些纯洁的学生觉得社会有不正义走上街头呼喊一声,接着一些人成为了运动领袖,最后实际上是党内的斗争社会化了。利用了学生和民众,肃清党内异己,也就是导致赵紫阳下台。”戴晴的这种指鹿为马的定性在中国民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因为宫廷内斗留下的文化,中国人最相信“阴谋论”。这个“阴谋论”里的“利用了学生和民众”与党中央文件里的“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是一致的,经过反复传播,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甚至很多参加过绝食的人也接受了“阴谋论”,并为自己当年被利用而感到后悔。因此,在中国对六四的民运性质始终不能形成社会共识。

  如果六四事件真是“内斗”和“利用”的性质,还会有多少民众去支持为其平反呢?六四事件能否平反,关键在于有多少人相信六四事件的性质是一场民主运动。1979年12月10日,以台湾《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诉求民主与自由。因民众长期积怨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竟演变成官民暴力相对,最后以国民党政府派遣军警全面镇压收场。台湾当局把“美丽岛事件”定性为“叛乱”、“台独”,把参与事件的人定性为“共匪同路人”、“暴徒”、“阴谋分子”,许多重要党外人士遭到逮捕与审判,甚至一度以叛乱罪问死,最后在各界压力及美国关切下,终皆以徒刑论处。《美丽岛》杂志社长许信良流亡美国后创建了台湾建国联合阵线,为了迁党回台,他一连11次闯关回台。最后一次是1989年,他经由中国大陆偷渡回台,一万多人顶着警察的枪口在桃园机场迎接。他抵台后旋即被当局以叛乱罪起诉并判刑10年,导致十万民众包围土城看守所要求放人,国民党出动镇暴部队镇压了民众。近年来,中国海外流亡民运人士向许信良学习,先后有王炳章、杨建利、郑存柱、张晓刚、贾甲等人闯关回国,但没有一个民众去机场迎接他们,迎接他们的只有国家安全局的手铐。为什么台湾人民那么心齐?因为台湾人民有一个共识:美丽岛事件是一场民主运动,为台湾带来了民主、人权、自由和主权的普世价值,必将推动台湾社会从威权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迈向民主化时代。

2、六四事件的定性应该回归事实原点

  如果六四事件失去了民主运动的属性,就偏离了中国人民当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诉求,也就失去了解决六四问题的意义、价值和机会。那么,六四事件到底有没有民主运动的性质?要回答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当年六四事件中的口号、标语、请愿书、宣言、大学海报、演讲等。

  六四事件是由大学生悼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民主主义者”胡耀邦引起的,大学生热爱胡耀邦是因为他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并成为之后集结发起悼念活动的最初动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于上海数间大学的学生海报上除了赞扬胡耀邦外,也将主题逐渐转往更加严肃的的政治诉求,这包括新闻自由、人民自主以及官员财产公开。4月16日于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400人追悼会中,便有学生发言公开表示:“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

  4月18日凌晨,5千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后,学生代表们在天亮之前就起草和通过了一份“七条要求”,其中有六条是民主诉求:一、肯定胡耀邦对于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承认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错误;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讯息应向人民公开;四、解除报禁并允许民间创办报社,停止新闻检查制度并施行言论自由;六、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限制示威游行的“十条”规定;七、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人展开改选。

  为了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定性问题,数百万名学生与群众发起了四二七游行活动,纷纷举起如“民主万岁,人民万岁!”“要民主,要自由”的横幅标语。

  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一同在北京大学的球场外召开记者会,学生代表宣读了《告香港同胞书》,其中申明:学生的活动是一场为了加速政治改革、反对贪污腐败、提倡自由民主的爱国运动。

  5月4日,北京五十一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呼吁“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

  根据以上事实,不需要辩论就可以得出公正的定性:六四事件是因中共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名义打压民主思想而引起的抗议事件,它是一场学生及知识分子顺应反腐败民意,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中共加速政治改革,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及港澳台同胞支持的民主爱国运动。

3、六四事件“民运”属性的现实意义

  解决六四问题的目的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只会清算历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六四事件的民主运动属性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最佳路线图。“六四”打断了原有的政治改革路线图,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众多所谓“改革攻坚阶段”的矛盾和困境,其实是被屏蔽的“六四”游行口号、演讲、请愿书及宣言的显现,比如民主、科学、法治、自由、公平等问题,都是“八九民运”的诉求,这些诉求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导致23年来的跛足发展,使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严重脱节。如果想全面看清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六四”作为原点进行观察,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我认为“六四”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原点。在中共享尽了所有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源时,温家宝提出推进政改,但他追求的政改绝对不是指解决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政改。他在“两会”上答记者问时明确自己所追求的政改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使党“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

  温家宝的政改不是要回到“六四”这个原点上,而是要回到邓小平画的另一个圈上,这明摆着是死路一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上进行过探索,也实行过党政分开,但执政党做不到“集中精力管党”,在“管路线、方针、政策”时继续向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继续是变相的权力高度集中,继续是权力滥用,继续是剥夺公民权利,一直到这个制度无法继续存在为止。戈尔巴乔夫把不属于党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但他又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使党政分开成为形式主义。1990年后,在社会激进势力的推动下,他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体制,但为时已晚,1991年的“八一九”事变导致苏联解体。

  匈牙利事件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匈牙利民众对苏联的傀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满,从而自发进行的全国性革命。最初以学生运动开始,以苏联军队入驻匈牙利并配合匈牙利国家安全局进行野蛮镇压而结束。匈牙利国家安全局逮捕了试图推动民主化、自由化与退出华约的匈牙利政府总理纳吉,1958年纳吉在秘密审判后以叛国罪之名被处决。

  1988年,纳吉的女儿同其它四位与纳吉一同遇难者的遗孀组成一个“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在纳吉被处决的30周年纪念日,有几百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匈牙利事件平反,立即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如何看待“1956年事件”是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匈牙利如果不触及1956年事件,就不可能改变党的独裁形象,就不可能与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不可能获得政治改革的主动权。正如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所说:“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历史的教训说明,政改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脱胎换骨的结构和成分——宪政民主。在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很成功,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主义。能大胆地回到六四、面对六四,解决六四问题,这是成本最小的政改原点,是开启“美好的未来”的密码和金钥匙。


原则之二: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没有真相的国家与正义无缘。有了真相,才有正义;有了真相,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照在你我他的脸上,才能永远照耀这块大地;有了真相,才能和解,才有宽容,才有持久的和谐与繁荣。下面,我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匈牙利1956年事件和南非和解事件来为以上论点提供论据。

1、不要指望独裁者主动说出真相

  独裁者在六四事件中有没有进行大屠杀,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关了多少人,自杀多少人?竟然有人指望独裁政权来调查事件真相,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都镇压过民主运动,有几个独裁者会告诉世人,他们用坦克和机枪杀害了多少国民?对于他们,掩盖真相就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惟一真相。

  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台湾光复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也在台湾和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页。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此事件触发2月28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请愿市民遭驻署的卫兵攻击,事件因此由请愿转变而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进而激化为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镇压。此事件中,造成许多台湾平民伤亡;而死亡人数有少于一千人至几万余人的概估。

  二二八事件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台湾依旧为禁忌话题,政府绝口不谈,还以“不要挑起族群冲突”为理由禁止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1987年解除戒严后,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于1988年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便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

  1992年台湾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终于出台,将二二八事件定位为台湾人要当家作主,脱离中国的叛国暴动。报告中写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已让台人大失所望,但陈仪(国民党的台湾行政长官)为了粉饰太平而将驻台的政府军内调大陆剿共,台湾的兵力顿呈空虚局面;激进分子遂以为必可推翻陈仪政府,乃大胆鼓动民众反抗政府。”二二八受害人家属及台湾民众不相信这个研究报告,因为它是官方的一面之词。因为没有真相,解除戒严后的国民党政府仍然改变不了独裁者的形象,民众不断抗议,民进党借势而起,国民党失去了执政地位。2006年2月,具有民进党色彩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出版,该研究报告由台湾行政院设立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来完成的。这个报告认为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台湾人要求政治清廉改革却被当成叛徒,并认定蒋介石是二二八的“元凶”。对于这样的结论,国民党和外省人不接受,也引起台湾学者的广泛质疑。学者甘怀珍在《岂容历史学只是用来定罪》一文中说:“历史的真相是在学术社群中产生,而不是由官方的委员会中的大官或御用学者去公告。由统治者公布历史真相更是对历史学者的羞辱。”他指出:“找元凶是一个社会的集体堕落。尤其这个社会的菁英藉由找到元凶,好比中世纪后期的猎女巫运动,将这个社会的腐败、人性的贪婪都推给这个元凶,于是万方有罪,罪在元凶,自己是绝对清白,是无辜的被害者。”

  2008年国民党夺回执政权后,马英九为了选举和连任的需要多次向受害人及家属道歉,承认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不是省籍、族群冲突”而是“官逼民反”,并承诺对二二八的真相“继续调查”。但这只是他的个人表示,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和祖师爷蒋介石的形象,他是不愿意将真相调查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只能是有选择地阐释真相。

  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全世界独裁者的共性。他们为了“红色江山代代传”,为了家族和利益集团永远世袭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特权,总会极力掩盖真相,甚至出尔反尔,自欺欺人,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东欧巨变中,1989年1月匈政府宣布准备重新安葬纳吉和同案人,1月28日匈共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宣布,由他领导的“重新评价历史委员会”根据调查得出的结论是,“1956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统治的人民起义。”2月6日13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发明,表示拥护“人民起义”的结论,并强调只有公正的对待历史,政府和民间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将加深政治危机,丧失国家振兴的有利时机”。

  正当人民欢呼胜利时,匈共中央又改口了。2月10-11日匈共提前召开中央全会讨论“1956年事件”的结论问题,在这次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党内明显分为两派,最后双方协商向外公布的结论是:“1956年由于匈共领导在改革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政治性群体事件发生,10月以前是真正的人民起义,10月以后运动失去控制,一些复辟力量、社会残渣余孽混杂进来,使运动的性质发生改变。”这样的结论是寻找镇压借口的结论,失去了公正性,必然激发更大的反抗,这时各种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加速了匈共的灭亡。

2、真相调查必须保证社会“转型正义”

  台湾不仅有《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等多部调查巨著,还有二二八纪念碑,二二八公园,二二八纪念馆、《二二八事件处理补偿条例》等等,为什么仍然不能抚平“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民众的伤痛,仍然不能平息台湾民众寻求真相的诉求,仍然不能实现社会和解?

  南非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转型的社会,面对二二八事件和六四事件这样的真相诉求,必须将“转型正义”法制化,其中包括把真相调查纳入法制轨道,以取得调查结果的公信力。调查历史真相,需要动用巨大的公共资源,当然要依靠政府,但仍然有办法去掉官方色彩。国家应组成真相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立法院立法设立,委员任命由总统提名经国会同意,由国会把握委员的学术性和独立性,使调查有法律效力,调查后可以移送法院审判。这项做法绝不是处罚加害人及家属,而是把责任调查清楚后,对历史有交代,加害人也可以申请赦免,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和解。

  南非曾是世界上种族冲突最为激烈的国家。新南非没有用纽伦堡和前东德警察审判式的举措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转型正义。转型正义是民主国家对过去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弥补,冲突或战争罪行所引发之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之行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为,取回犯罪行为所得之财产权利。此外亦考虑“制度性犯罪”的价值判断与法律评价。转型正义之目的为巩固和保障基本人权之普世价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调查、惩处、矫正、和预防未来政府对人权的侵犯。转型正义是“迟来的正义”,也可能违反信赖保护原则,但这涉及“制度性犯罪”之评价。转型正义必须以体制内的方式来实现,并符合国际法庭或国内法所公认之法律原则。

  1995年1月24日南非公布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该法案提议由11—17名独立人士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简称真相委员会)。1995年11月29日,南非政府宣布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享有厚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担任委员会主席,其它16名成员由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法官、律师和宗教界领袖组成。真相委员会的具体任务是:尽可能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通过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考虑对那些出于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真相委员会于1996年5月开始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一系列听证和申诉工作。同年8月,国民党和非国大等先后向侵犯人权委员会提交了材料。截止到1998年12月9日,已有7124人向赦免委员会申请赦免。1998年10月29日,真相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长达数千页的5卷本报告,说明了南非历史上种族冲突各方所犯的侵犯人权问题,分析了南非发生粗暴践踏人权的社会体制特性等。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控诉种族隔离时期白人统治者暴行的平台。南非人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改变了南非的历史,让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委员会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为南非今天的稳定与和解奠定了基础。

  南非的经验告诉我们,调查真相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公民良心自救的过程,

3、传播六四真相必须联系其它历史真相

  中国政治学家资中筠在接受《人物周刊》记者访问时说:“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六四事件不是孤立的,传播六四事件只有联系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的其它事件真相,才能让年轻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从而看到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解决六四问题的必要性。

  由于中共维护独裁的需要,年轻人从教科书上得不到历史真相。年轻人最需要知道的是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三大改造、三年自然灾害、反右斗争、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历史真相,知道了这些真相,他们就自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成为统治阶级和生活上的奴隶,就自然地认识到六四民主精神的珍贵。

  传播历史真相仅靠互联网是不够的,最有效的办法是用纪念仪式激活人们的记忆细胞。仪式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程序化的;不仅是形式化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其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美国社会科学家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了社会记忆的传递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观点,他指出,按时序重复举行的仪式尽管也是开始和结束的标志,但仪式上所展示的一切也向非仪式的行为和心理中渗透,“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他高度重视仪式在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为现实社会提供正当性和社群的认同,还在于它的记忆作用。他认为纪念仪式有强大的惯性,形成之后,个人无法改变。

  在红色恐怖的今天,我们无法通过仪式纪念六四,但我们还可以纪念中国五四青年节。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民主、自由、科学”,但被中共定性为“爱国主义”。为了培养更多的爱国愤青,这一天官方也有各种纪念仪式。五四的民主性质与“八九民运”的诉求完全吻合。1989年的五四青年节,正是“八九民运”发展高潮的标志日,在这一天北京五十一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

  如何利用五四青年节纪念六四?匈牙利为中国提供现成的经验。每年3月15日是匈牙利青年节,匈牙利青年都要举办仪式,以纪念1948年3月15日匈牙利青年在布达佩斯的抗议政府的大规模集会遭到镇压。1989年的青年节到来之际,匈共中央呼吁与其它团体联合纪念这个节日,遭到拒绝。3月15日纪念活动分两处举行,官方的活动是在贝姆广场,民间的活动是在裴多菲雕像前。官方的活动凄惨暗淡,民间由31个政党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呼吁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宗教自由的演讲接连不断,最后全场一致通过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为民族节日。5月9日匈共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6月16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为纳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国葬”仪式,30万人参加了吊唁安葬活动,标志着匈共的时代结束了。

  结论:历史可以被暂时遗忘,但只要正义没有恢复,它就会成为一个创伤记忆。随着中国民众的觉醒和中国特色走到绝路,现在是恢复和唤醒创伤记忆的最佳时机。没有公正就没有共识,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掌握了这两个重要原则,就可以掌握解决“六四”问题的关键性技术,从而促进民众觉醒,抓住时机,少走弯路。

《公民议报》首发
201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