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有无数个石燕飞

　　8月27日，我的故乡湖南省邵阳市再次以一件恶性事件成为中国的新闻焦点。这天上午10时多，邵阳市自来水公司清泉大厦6楼会议室发生纵火案，造成3人死亡，4人烧伤。纵火者是公司内退职工石燕飞，因不满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二个孩子（一个孩子已安排进公司工作），冲入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公司党委班子成员泼洒汽油并点火。石燕飞纵火后跳楼自杀未遂，送往医院后死亡。


就业难，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共同痛苦

　　如果将石燕飞的行为仅仅归结于她个人性格比较极端，可能不会理解这一事件蕴含的社会意义。据我观察，这一事件至少牵涉到两根敏感的社会神经：第一，二三线中小城市的就业极其困难，社会底层看不到生活希望；第二，国企封闭性招工——即就业世袭，固然满足了职工干部的需求，但也容易养成职工对企业的过度依赖，引起新的矛盾冲突。

　　毋庸讳言，除了长三角与珠三角之外，中国大多省区的二三线城市都没有什么像话的现代产业。这类城市除了政府部门能够提供稳定体面的工作之外，供水、供电、煤气等公共事业企业就属于旱涝保收、收入福利相对稳定的好单位。在这一点上，邵阳市也没有什么不同。在我记忆中，“文革”时期及改革最初十年，自来水公司在邵阳市级企业当中只算中等水平，规模小，盈利薄。我的熟人当中，凡家中有背景势力的，全都进了当时在邵阳市的央企一纺机、二纺机、湘印机、新华印刷厂等。出身好但没什么门道的平民子弟才会被安排进自来水公司等市级企业。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其他国有企业的衰落，邵阳市自来水公司与电厂、煤气公司等就成了收入稳定、福利好的企业，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当地官员安排亲属子女的重点企业。这些企业也很早就恢复了“文革”时期曾有过的顶替制度，即职工退休后，可以每家安排一个子弟顶替进厂，这一政策深受职工欢迎。

　　一个不起眼的自来水公司，在邵阳市竟然成为就业优选，这当然是邵阳市的经济结构与人力资源状况所决定的。据《邵阳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提供的资料，邵阳市的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市人口为792.76万人，居全省首位；但人均GDP只有10468元，排在湖南省14市州的末位。

　　邵阳市的就业状况在全国可能属于中下水平：全市15-59周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共计454.7万人，除农林牧渔业有39万人口就业之外，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只有61332人；其余在批发零售餐饮、建筑业、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中就业的人口62613人——撑死了往大里说，在454.7万劳动力年龄人口中，只有51.43万就业（公务员未计算在内）——这个数据表明，9个劳动力年龄人口中，有8个未能就业。在400多万未就业人口中，只有少部分外出打工。但由于人口素质明显偏低，大多为初中毕业，文盲人口达22.9万，外出的就业层次也低，外出打工也只能在小煤窑、小砖窑与建筑工地打工。

　　从就业结构就可以了解邵阳市的经济结构又回到农业社会水平，与大明皇朝相比没太大不同。了解这一点，就明白一个自来水公司的铁饭碗，对于邵阳人来说是何等珍贵。这就是石燕飞纵火案的社会背景之一。


就业世袭：就业难倒逼出来的社会现象

　　再来看石燕飞纵火事件的另一背景，即中国国有企业的就业世袭现象。

　　就业世袭现象在文革后期曾出现过。当时知青下乡已经难以为继，造成严重的社会不满。当时的国有企业为了帮助一些职工子弟就业，采取了顶替政策，即父母退休，子女可以等额进入父母所在单位工作。政府机关的做法稍加变通，即子女可以进政府机关，但是不属于干部编制，按工人待遇招工。在改革前20年，由于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就业机会较多，“顶替”就业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失。

　　但自本世纪初开始，全国就业形势日渐艰困。所有社会成员为了就业，不得不凭借家世背景等社会关系竞争。“官二代”可以依靠父母关系进党政事业机关，富二代可以子承父业。在江西乐安这种就业机会稀缺的小城，2010年政府接待办招几个女服务员，竞聘者却全是当地局长甚至副市长的女儿。这时候，在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起死回生并做大做强的许多国企，不仅开始解决一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开始对本单位职工子弟实行照顾性安置就业——社会上将此称之为“就业世袭”。邵阳市自来水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行了这一照顾职工子弟的招工政策，但由于该厂规模实在太小，又要考虑安排各种关系户，因此安置本厂职工子弟不能全部满足职工要求。


失业问题是社会最深层次的不安定因素

　　以邵阳市这个中等城市的就业状况为全国的样本，具有典型性。我相信全中国有一半左右的中等城市与邵阳不相伯仲。这就涉及到一个大问题：中国的人口资源与就业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非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完全市场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现在许多国人已经懒得再思考这个问题，天天在嚷嚷中国人多生多育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就业问题轮番折磨过不少国家。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成功，就是利用了当时德国失业工人太多且对社会严重不满这一社会条件。20世纪70年代曾让世界侧目的意大利红色旅，创始人与参加者主要是失业大学生；9∙11事件前后，阿拉伯原教旨主义中的“人肉炸弹”也多来自于失业大学生。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就业困难。在埃及、突尼斯与利比亚三国，失业人口都高达30%-40%。由于失业人口太多，面包契约难以为继，统治者无法安抚国民，那位突尼斯小贩——失业大学生的自焚终于将这几个国家的独裁者宝座烧毁。

　　中国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就以今年而言，珠三角地区的工厂纷纷关门搬迁，外企纷纷裁员，去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未被市场完全消化，新增的680万又走向社会。安邦咨询最近公布的研究报告说，“失业危机不只出现在出口加工业这个重灾区，整个制造业都有可能出现。最近一个迹象是，一向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出现裁员的迹象。”

　　石燕飞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被生活逼成魔鬼的故事。在纵火之前，她只是中国千千万万母亲当中非常普通的一位：早就内退，生活不宽裕，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成了“啃老族”，卑微如尘埃的石燕飞对生活的全部希望就是孩子能够自立。当她发现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单位拒绝为她的两个孩子提供第二个工作机会时，她选择了纵火杀人再自杀这条道路。

　　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与石燕飞境况相同的母亲，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在某个场域中，都有可能成为石燕飞。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6期
2012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