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给联署《改革共识倡议》72学者一记警世钟

　　最近72学者联署《改革共识倡议》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等六项主张。联署的知名学者多是曾经熟知或者现在熟知的师友。2006年我发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之前，我的政治立场与这一些师友大同小异。我近年来坚持“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立场，而且观察到这种对改革绝望，而另开途径，是改革派的必然归宿，几乎都是从报有希望，走向时而希望时而绝望，最后彻底绝望，回归民国或者1949年之外的秩序。如果拒绝承认自己在这山坡上下滑的，那是一个名为改革派实际上是保皇党人，忠诚的专政主义者。

　　我基于自己立场，拒绝参与倡议改革共识，或者废除劳教，或者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但是我仍愿意给予正面的评价，这一些言论性行动注定是“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可是可以做一次很好的模拟政治参与，让更多的人出现在公共领域，可以作为维权运动的广告形式。也就是可以作为“改革已死”政治形势之下的一次行为艺术，一次吸引眼球的事。

　　我警惕和批评这类的“公车上书”，来启迪和贩卖一种可以推动改革，抵达政改目标的倾向。我认为这类的事情，好坏参半，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发表这记“警世钟”，用来纠正。也提醒各位师友是不是一味沉湎于这种政治效果上的暧昧性，沉湎于一种意图伦理，而浪费了时间和机会，致使走向相反的结果，不愿意看到革命，却以一种放任和不作为的方式，给革命添油加火。

　　由于党国专制不给予政治参与的空间，让我们获得政治训练，获得健全的政治意识的空间，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的过程，一波一波地，永远停留在刚起步的状态，很少自我反思和超越自我，克服我们所处在困境的政治能力，而被我们的困境所制约内化，成为固定模式和惯性。打个比喻来说，都如进法院的复转军人，把当下需要审判的案件，当作其学习的实验，实习生就成了主宰者。我们的政治参与永远停留在实习生阶段，不断重复并不一定能找出出口，也许是在迷宫中长久迷失。该《改革共识倡议》亦如是。


舆论已死

　　英国卫报网络版曾发表英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的文章，表示最近薄熙来事件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显示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纽约时报》曾评论中国近两年的微博热说：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个社会热点时，就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足以推动变革。福山对法新社说，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官方管制已不像过去有效。

　　槛外人看房内，注定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一些人士都是基于反对文革来推进文革的范式，是一种刻舟求剑，不知道轻舟已过万重山，还在两岸怨声啼不住。陷在从无中生有渐渐有了的喜悦和感恩戴德之中，自下而上，丝毫不考量已有的和目标之间根本性的断裂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像一个人，攒了两瓶子硬币，写上买房专用，还为买房继续攒下去。依靠移情和投射，以渴望的幻想来平息政改的焦虑。没有自我反思，没有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渴望，境界的提升，如何从专制的魔井中挣脱出来。

　　而我们必须与之不同，自上而下，从目标和未来宪政的高标准出发，来苛求当下的贫瘠。一言以蔽之，不管左右派，在权贵官僚体制面前，都是噪音污染，没有任何得势的可能。舆论，思潮甚至党章决议，政策对现实的推动力等于零或负数。苛求的目的在于更高处。并不是赞扬一定导致进步，相反是批判可能性更大。

　　薄王事件这个事情证明，舆论仅仅是政局的装饰品，不可能改变或者主宰政局。致力于扶持汪洋上台，觉得自己会起作用的党内民主派可以洗洗睡了。有天中午吃饭时，我看到电视里面在播放《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怒未被邀请参加蟠桃会一节。纵然在体制外做到“齐天大圣”尊位，且获体制认可，也在权贵官僚体系中毫无位置。

　　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发展的归零。这是埃及帝国，罗马帝国等世界历史证明的，凡是权贵官僚集团的主宰，下场就是崩溃，都死在官僚集团强大的自杀能力，绝无自我调整的可能性。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发展的归零。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癌症，这在历史中是常态，能够克服掉的极少。官僚集团就意味着文明的窒息，就是身体的癌症。罗伯特.奈斯比特曾经揭示，现代行政国家是西方社会衰败的原因。

　　想什么都没用，左想右想都是白想。路线和舆论对体制性结构的作用力，等于零蛋。体制按照其官僚利益的逻辑在无限扩张，这样的过程，是不断将自己过去所承载的政治理想，剔除干净的过程，尤其体现为去毛化。官僚权贵体制的运转，与任何主义都无关。去毛化，去政治领袖之后的官僚体系自给自足，砍掉脑袋，还是能够大闹人民的“刑天”。任何时代再有能力的上头，都无法改变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自身运转逻辑，例如汶川地震的官员，舟曲地震的官员会贪污发国难财。

　　什么派都没用。脑筋有问题，官僚体制之外，哪有得势的可能性。不外乎城堡之外的杂音，能影响城堡分毫么。不管左右派，在权贵官僚体制面前，都是噪音污染，没有任何得势的可能。思想革命带不来政治革命总之还是一个摇摆过渡的时期，决定性的时刻尚未显现。这是舆论所需要，可是中国的舆论对体制和体制性问题，其推动作用已经等于零蛋或者负数。“改革已死”击中了庞然大物的罩门：一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告诉博讯记者，这次上台竞争如此激烈，可在中国民间与海外竟然很少人关注，他认为，民众对谁上台已经不关心了，或者说是心死了，海外也差不多，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继续改革，所谓内斗只不过是争夺权力而已。

　　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有了实力，其他的都好办。在中国，舆论算个蛋。只要他们商量好了，舆论力量就不存在了。改革已死，现有的体制，与所期待的是南辕北辙。希望硫酸中长出树来，并且把这个方向当做批判现实的标准，是不是也需要修养性治疗了？

　　民众的最后生命防线，已经不在农村土地，而在于死亡本身。当经济危机一来，回老家也不是出路。中国穷人的出路，是濒临死亡，中国富人的出路是美国，总之在中国都没有出路。在当下，党国的最后防线，已经在美国和瑞士银行，你只有打下美国和瑞士银行，他才会和你共和。

　　将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在舆论之外如同地火运行。在今天中国，凡是重要的，对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一般不会出现在传统媒体杂志上。有着网络还好，可以让这种力量展露一点头角。一如魯迅所說，在地下，那裏寄托著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和希望。舞台之下的观众，即将涌上历史舞台。舞台之上的演员，即将无足轻重。一到了台上面的，就意味着淡去。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都是背叛自己阶级和舞台的人。

　　从历史来看，台上的注定要隐入黑暗与死亡当中，只有在台下的才是出路。不要去关注已经在台上，和我们没关系，也不要幻想自己能挤上台，已经没有位置，我们的身体在于台下，就不要说“好像在台上的话”。

　　我们经常看到，总有人是把广场当作剧场，又把剧场当作广场？也就是把舆论微博上发言，就等同于在政治局发言，同时把政治局的权力分赃运作，等同于公共舆论的流派分野。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乱？那是因为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影响民意，觉得民意掌握杀生大权。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唯一的舞台。把自己的脑袋，又当做广场，又当做剧场。整个就是精神病！


体制内良心推政改没作用

　　看问题的尺度问题，决定如何看体制内良心的作用。当今中国凡是至关重要的，都上不了媒体。能上媒体的都是滞后的，不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不说体制内的人没良心或者不努力，而是说其真的没用。体制内媒体如说还有用，那就是作维权。有让我们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干嘛要学上一代人，把自己塞入黑洞，泥牛入海泥菩萨过河呢。

　　应该说，体制内良心是毫无空间的。或者说体制内的人，如果想介入政治，超越行政和官僚体制，获得公共性，那是不可能的。除了遗臭万年，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大。共党体制有浓厚的革命军事色彩，不能叛逃，不能后撤。做土匪都这样，上船容易下船难。当逃兵，不能脱离，不然就枪毙，后退就是死路一条，除非和他一起为恶，否则就好惨。

　　可长可久的东西，已经于中国无用了。现在能上媒体的东西，都是被阉割过滤过，很次要的东西。而野生野长的，一部分人可以在网络上存在的，才是最为重要的。

　　不跳出自己的屁股，就是短视。在大学的拉锯战，不是重点，在半官方媒体上的拉锯战，越不是重点，凡是被重点控制的地方，都不是重点，不值得做水磨工夫，这一些地方都味同鸡肋。需要在这一些之外开辟敌后根据地，如黄巢与毛泽东，也就是维权运动。

　　这一些地方当然不能放弃，需要据守，但是仅仅需要据守。这一些地方是灰色地带，专制因素与自由因素混杂的地方，采取据守或者守护，或者辩护性的姿态，而不是沿袭过去的扩张性唤起启蒙，就会消除自己的毒素。

　　能公共的，那就党国缝隙里面能存在的，也就专制容忍的，或者压根就是专制的组成部分，专制是一个具有特殊弹性的东西，连反对他都会被他利用，成为专制在伪自由海面下的大陆架。也就是公知是专制有机组成部分。异梦但同床，对于专制来说就ok，想超出床沿就被剪掉，不可能再是公知，如微博上大V就销号。

　　无边无尽的苦难，都只能转化为新闻事件。成为新闻事件是靠不住的。就像坐在手电筒的光柱之上。就像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奖，把希望当作了已有的成就。报纸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困难太多，救济途径太少。苦难只有成为新闻，才是重要的，变为了异化，这样中国的进步，久而久之为了报纸而牺牲，是间接的暧昧的无意义。

　　每一具鲜活的生命，牺牲唯一的意义就是成为报纸的铅字么？小伊伊成长不希望被媒体干扰，让我想起邓玉娇的“清零”。有两种人，一个为自己活着，一种不惜代价活在别人心理。我们卑微得只想为自己活，我们只要平凡的活着，生老病死，不要被革命、改革以及各种实验当做试验品或者小白鼠。

　　国家人民不幸报纸幸，说成吃人血馒头并不为过。报纸幸，我喜且忧。专制之下抵抗力量，是灰色的，有着原罪的病菌。让社会承受无尽代价推动制度建构或者新闻自由？同样是高唱“纵做鬼也幸福”，切莫切割出油与水的两层来。这一点统治者的伪装，都更亲民。

　　历史不会记住的，因为文字震撼不了人心，在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和文字铺天盖地的网络时代，希腊式文字征服时间的古老范式已经over，将来让人记住的，只有森林般的拳头和淋漓的鲜血。

　　不要总是无关紧要的当做重要的。微博上说的话，还少么？说话对一些问题一点用，那是因为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势力均衡。现政体和知识分子话语霸权把民众驱除出政治，说话有个什么用。不让你说话，并不是害怕你说话，而仅仅是不让你说话。也就是虽然说知识分子讲话没屁用，但是放屁还是不允许的。

　　　如果考虑到民心向背，民众对官方或者准官方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怀着一个相反解读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前提，那么环球时报对民主事业的推进，要比南方周末大多了。

　　中国有着几百万的记者，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一个层面的原因是，他们的主流观念已经彻底过时，没有接的地气，但地气本身还没有足够理论化体系化，可以支撑改变他们的主流观念，南方系的破落已成事实，但新的路尚未足够强大。

　　不可能绝大部分媒体人被官方吸纳，能被吸纳参与分赃的尽可能是少数人。这一些少数人，无法产生吸引力，让大多数人模仿。因此就会在媒体人内部产生价值冲突与分化。长期与来，媒体人坐在自己屁股上产生的改革立场，已经严重滞后。冲突与分化，就会对屁股所决定的立场，进行摧毁。

　　通过要求新闻人提高道德，也是不可能改善政治环境。逆水行舟的事情，精神可嘉，效率可耻。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单从道德上要求继承大勇气者的理念和衣钵，未免是苛求。先改善政治环境，而不是先要求道德。

　　并不是那一些单位有一些爱好自由的媒体人士，就和自由宪政扯上关系。人也许扯上，单位绝对不会。单位就是自由化的，这样预设了通过可以通过启蒙改变权贵官僚集团，改变体制。意淫中的夺权行动，或者是精神领导权的宣示。把道统从政统中分离出来。

　　媒体言论已经推动不了什么，而说出真相除了引起愤怒之外，再也没有效果，此时放下路径依赖。深究起来，其是改革派都是革命派，他们隐藏的权力欲望，迫使他们都在暗中希望中国乱，也就是革命。毫无疑问，他们的启蒙是不会发生效果的，只会为革命做好预备，积累怒火添材加火。因为不断增长期待的革命，目标越高，革命越强。君不见农民革命领袖大多科考落第。

　　民间维权用来推动政改，没啥意义，用来重建公民社会，形成新人心秩序，意义大。用来推动政改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浪费和挥发。在这方面努力的人，注定两手空空。他们八十年代的好日子过惯了或者闻过好日子的味道，总是会怀念。在怀念中时光流逝，老大徒伤悲。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还陷在与专制笔杆子，如《人民日报》进行意识形态搏斗时，反对五不搞的，公车上书的，都是异议花瓶的调情和撒娇。九鼎在野，人心向背已经清晰，专制已经放弃笔杆子，甚至去年政治局决议“去毛化”，抓紧了钱袋子和枪杆子。与时俱进，钱袋子和枪杆子才是民间需要关注的重点。

　　民间推动宪政的任何努力，在于重建公民社会，护着底盘，放弃政治上的改革，体制内发生不发生垮塌，并不是我们努力地方向或者政治立场的预设条件。将来的几十年，只有混乱，没有秩序，所以要求的是死得不那么惨。


武器的批判

　　所有困惑，希望和条件性限制，都是在站在改良之下思考的。只有期待改良的，那一些理由才成为重要制约条件。我们压根不要改良。追求革命，哪一些理由就无关紧要了。如废除劳教这样喊着呼吁要修补的呼声，不会发生作用，而且会看起来产生反效果，好像这个体制还能修补一样。 除了是一次失败的政治参与，好歹“练练兵”，制造希望以好变得绝望之外，我几乎不给与其他正面评价。

　　 统治者越来越不耐烦使用胡萝卜解决问题了，改用刀枪和镣铐了，“国力”越强大，越肆无忌惮。受众的思想不需要启蒙，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手段，凝聚人。网络算其中一种。不需要启蒙，而是凝聚。

　　重大利益格局调整没有可能，权贵官僚集团只会按照自己掠夺或者抛人弃船的逻辑运行下去，向左也可不能，向右也不可能。维稳本来就是权贵官僚集团的本能，就像杀毒软件会自动运行，不是左转也不是右转。左转右转或者左右之争是放狗屁。维稳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与左右没有半毛关系。

　　权贵集团并不在乎意识形态，在乎的是维持现有利益格局。这你就想错了，政府要的是你不关心政治，不参与，你关心参与政治，不管你以任何名义，包括拥护党的领导，政府都想抓你。不信你到政府大院去打一个横幅：拥护党的领导，看他们抓不抓你。

　　他们需要的是，你别参与政治，而不是你是否支持党的领导。官僚权贵体制的形成，是统治本身私有化和腐烂的内在必然性，之前发动奠基掌权的任何主义的政治性或者革命都无关，都是必然发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其统治方式强化了后者。社会主义是无罪的，而且是方式和组织是有罪的。统治有着自己的逻辑运转，所谓宪政，不关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而是关乎如何限制统治。

　　改变不了根本格局，除非大规模死亡降临于权贵身上，那就需要武器的批判。有枪才有话筒。有民众暴力才有势力均衡。说话为革命预备有用，用来政改一丝丝用处都没有。民众被迫是沉默的大众，起来说话那已经是拳头或者隐藏的枪支了，当权者并不是怕广场上人的话语，而是怕众多人的力量，说话之后隐藏着群众暴力。

2012年12月27日
转载自《参与》网刊
http://canyu.org/n65492c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