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如珍：最后的哀怨嚎叫
吴如珍去世已有15年，与所有荒谬的农村故事一样，她生前倍受欺辱，死后丧礼壮观，五彩缤纷的三角纸旗插在田槛上迎风招展，锣鼓唢呐震天，道士做斋勤勉，酒席大摆数日，亲朋送礼不断。吴如珍死时是个耳聋的72岁老太婆，一辈子没吃过几顿像样的饭菜，身上穿的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旧衣旧裤，那个打着赤脚、弯腰驼背、脸上布满灰尘污垢的矮婆婆，即是她。我大约三岁时，她曾手拿一个斗碗来接我的童子尿，说是拿回去治病，喝了大清热。她丈夫死得早，一辈子没再嫁，待儿子大了，这儿子却像老子一样天天吼得她不敢说话，就连她跟路上行人打招呼，也被儿子吼“狗日话多泼烦”。村里人不知道她是怎么活到72岁的，若换成别人，营养根本跟不上，又被终日吼得谨小慎微，就算没虚弱死，也早被气死了。
这位生命力顽强的老太婆，更多人说是“被虐待死的”。那是1998年的旧历冬月，吴如珍病倒了，以往生了病她会跑到各家各户问各种草药哪里有，然后拿着镰刀到树林、田壁、院子去找诸如苦蒿、金钱草、天荷芋之类的草药，可这回她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站起来头就晕得想栽下去。她只能忍受着儿子、儿媳一遍又一遍骂“懒虫疙瘩”、“老不死”，嗔唤个不停，像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希望他们能带她去看病。来的是乡村医生，输了一次液，留下几副药，然后就走了，再没来过。吴如珍在床上躺了两天，吃完了所有的药，仍然不敢下床，一直在喊“冷”。她的女儿知情后，在看望她时给她带来了一床电热毯。插上电后，人暖和了，也就不叫唤了，每天安静地睡在床上，被儿子称为“像死人一样”。
这床电热毯，是吴如珍死前在这世上得到的唯一温暖。至于吃，反正饭端过来了，放上几根菜就完事，你爱吃不吃。人有吃喝，就有拉撒，起初儿媳还扶老人帮着脱裤、擦拭、提裤，可后来儿媳看她叫唤大小便的次数越来越多，就骂她“日妈硬是屎尿多”，不再理会，吴如珍只能拉在身上。儿子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一回到家中，疲倦至极之时听见老太婆哎哟翻天地叫唤，脾气更为暴躁，于是干脆扯掉了电热毯的电源，咒吴如珍“要死就死快点，不要叫得烦人”。从扯掉电源到吴如珍落气，一共有三天时间。这三天，吴如珍的房间被锁上了门，里面漆黑一片，她没有进过一粒米，饿得心慌，冷得发抖。如此绝境，一个正常人尚且精疲力竭，更何况一个重病在床的虚弱者。吴如珍与其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被饿死冷死的。
在吴如珍以全部力气发出最后的哀怨嚎叫时，路过的村民有几十个，许多人都说这声音让人听得渗得慌，却没有一个人有哪怕一丝一毫的行动。在吴如珍隆重冗长的丧礼上，她的儿子、儿媳披麻戴孝地跪在棺材前纷纷磕头，听道士宣念祭文听得泪流满面，众人叫他们节哀，称他们孝感动天。他们是村中最勤劳的夫妇，起早贪黑，干活卖力，可在对待吴如珍这件事上，显示的何止是冷漠，简直是视同仇人。想当年，守寡的吴如珍在挣工分得口粮的年代，为了能多挣点工分，干活的时间总是比别人长，割草的份量总是比别人多，为的就是让子女不挨饿。母亲曾为子女付出的一切辛劳，在子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以后，却全被遗忘。母亲被折磨得痛至骨髓，竟不如听不得叫唤的儿子在情绪上的所谓痛苦，这种冷血，人性何存？
何修能：乞讨让他更悲惨
76岁的何修能在死前做了一件为生存而战的事：乞讨。他计划着乞讨一点钱来看病吃药，总比拖着等死要强。他在乞讨前做了三件事：一是把被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虐待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唯一信任的同龄老人；二是向这位老人交代他死后埋在哪里；三是说出乞讨的计划。何修能确实去乞讨了，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右手拄着竹棍，左手端个碗，逢人便说“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在赶集的日子里多数人对他视若无睹，少数人随手扔个一两元。如果不是因为有人将此事转告了他的儿子，恐怕当天何修能乞讨所得远远不止36.5元。他儿子搭乘别人摩托，迅速找到老父，像警察押犯人一样连推带拽地将他带回家中，声如洪钟地严加训斥，最后还逼老父交出乞讨的钱，老父拼命护住，死活不干，竟被儿子抢过碗砸烂在地，老人哇哇大哭。
这次乞讨事件成了何修能晚年命运的分水岭：此前，一天到晚没人与他说一句话，逢到吃饭时，他坐到属于自己的小桌前，坐在大桌上的儿子扔过来一碗放点菜的饭，注意，只有“一碗”，想再吃不准添，想不吃也不行，必须干干净净一粒不剩地吃完，吃完以后把碗翻过来扣在小桌上，乖乖离去。整个过程，不准说话，这跟我们平常喂狗喂猫差不多，何修能这时也确实和狗、猫相仿，尚且还能四处走动。乞讨以后，他再也不准走出自家院坝，一旦迈出半步，就会被立即吼回来，威胁不拿饭给他吃，他也就只能退回脚步。至于那36.5元，虽然未被儿子、儿媳没收，却也仍被孙子盗去。何修能义愤填膺地问责36.5元的去向，迎来的却是众人之骂，儿子还说：“别说没拿，就是拿了你又敢咋样？狗日丢人现眼，没打你就是好的啦。”
何修能在乞讨之后活了五个月。这五个月里，他总盼着能有人到这个在他看来“亲人都变成了鬼”的家庭来，即便他不开口说一句话，也还能听出别人话中的人味来。与对待老人的野蛮不同的是，这些儿辈孙辈的人，在对待外人方面，却是相当谦虚，无比礼貌，特别殷勤，格外周到。可一旦外人消失，一个个都变成仇敌，看何修能一眼瞪他一眼。何修能倒床的那一天，是他坐在院坝看夕阳的最后一天，比起过去还能看看风景，他倒床的日子是那么孤独和恐惧。他具体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他76年里做过什么，也无人提及。在他死后，那位同龄老人最为愤怒，握着已成尸体的何修能的手，大骂这些后辈人面兽心、不得善果，再命令他们必须把何修能埋在他们母亲的坟边，然后抹泪离去。这一年，是1999年。
紧接着的故事，就是这家人再也没有一个年老体衰的“老不死”，全家人外出打工，孙子娶妻生女，孙女嫁夫生子。原来的破烂瓦房也一概推翻，变成了面积巨大的二层楼房。他们对外照样礼貌周到、温和客气，也会在难得回家的时候，带着鞭炮、香烛、袱纸到何修能的坟前磕头祭拜，求他保佑全家人财源滚滚来，全年无病灾。具体有没有保佑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那种生前如仇敌、死后假善心的事，我这辈子见得太多了，只想说该忏悔的都去忏悔吧，该赎罪的都去赎罪吧。我还记得何修能生前最后一次走出院坝找同龄老人的场景，他是那么老泪纵横地声声泣血，说“人老被人嫌”，“早死早超生”，这两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为何我清楚？因为何修能寻求倾诉的那位“同龄老人”，便是我当时尚未去世的爷爷。
邹福英：11个子女的冷漠
邹福英如今还健在，已有82岁。在一个几乎要热死人的夏日，她全身湿透地来到我家，与奶奶聊天。她此行的目的，是焦急地寻找孙女，因为她身上的钱全都用光了，唯一愿意偷偷拿钱给她的，只有她尚在念高二的孙女，可我们没有谁知道她孙女去了哪里。邹福英如今的生活的确惨淡，我以为像吴如珍、何修能的悲剧只能发生在上个世纪，没想到她仍在这样的黑暗深渊里无法自拔。邹福英总共有11个子女，大多数已外出打工，在家的共有三个，见她如未见，各家管各家。她只能住在没人住的房子里，望着已空的米缸，摸摸更空的裤兜，不知道该向谁索取粮食或者基本的赡养费。你也许会说中国有法律，你去起诉子女啊，绝对管用，可是100个被冷漠的老人有99个不愿意这么做。他们嫌自己是累赘，能活下去就是最高的要求。
之所以造成如今的难堪，各有各的说法。有人很有家族赡养老人的经验，认为这些子女应该开个家族会议，规定每个子女每年固定拿出多少钱，然后哪几个月让老人在哪家生活。可是邹福英的长子生性懦弱，从来没有发言权，谈得上关心邹福英的，居然不是子辈，而是孙辈。邹福英虽然不具有挣钱的劳动力，可是在帮助照顾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方面，确实付出了心血。跟邹福英有感情的，不是亲生骨肉，而是第三代。可是，这第三代一个个外出打工、各自娶嫁之后，又各顾各家，别说寄钱给邹福英，就连一个问候的电话也没有。邹福英只能凭着每个月90元的农村老人养老金过生活，实在没钱了，她的孙女只能从高中住校伙食费中抽出一些来偷偷递给奶奶，不能告诉大人，否则会被骂。
我亲眼目睹过这个家族的冷漠。这个懂事的孙女，父母外出打工多年，她从县城高中回趟农村老家，那么多伯伯叔叔姑姑，居然没一个人问她吃没吃饭，更无一人开口请她吃饭。她也就只能自己买菜回来，亲自炒菜，叫奶奶一起吃。注意，是“买菜”，在这广袤农村，一顿饭的菜值几个钱？亲人之间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更不像话的是，这个家庭有次遭来横祸，房屋被人纵火，电器、厨具、桌、椅、床、衣服等，统统被焚为灰烬，这种一无所有的状况，竟没有一个亲戚站出来说句安慰的话，或请这个唯一在家的孙女吃顿填肚子的饭。这就是真正冷漠的农村家族，自己被蚊子咬了一下，似乎比别人手被斩断还要痛，别人的灭顶之灾之于自己而言，从来无动于衷。人们善于推卸责任，善于猜疑嫁祸，可就是不善于救人于危难之际，送炭于风雪之中。
邹福英如何有了这样的悲剧家族，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一些子女众多的家族都爱“一碗水端平”，大家出200元我就出200元，有一个不出我就绝不出，谁要是首先倡议表态出多少钱，轻者被骂是傻逼，重则被骂几个狗卵子钱，显摆欺人。表面上，争的都是一个“钱”字，可我却看到那么多对老人无比冷漠的人，一旦赌博起来，几百上千元的输赢都无关痛痒。他们一个个把自己“小家”的事办得风风光光，穿得体面，吃得丰盛，可为什么不愿意把养育过自己的老人也当成家人，反而当成路边掩鼻而过的垃圾？摆在邹福英面前的，不是她的赡养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她没有向任何子女提出过索要钱或粮食的要求，这11个子女也就当她不存在，他们以为每个月90元已经够她活下去了。不管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恩怨，养老是铁打的责任，恩怨不是借口，贫穷不是理由。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倾向摇滚乐，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业已奋笔十年）
2013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