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Farce, Reformabil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原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布莱恩（A. G. Brain）英译
曾建元中译yiba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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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29日哈维尔于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总统府接受群众欢呼。（照片出自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Václav Havel Library Foundation）网页）yiba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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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总统当选人彼得．帕维尔（Petr Pavel），预告将于1月31日与蔡英文总统远洋通话，宣示活跃对台关系，绝对符合捷克国家利益。（照片出自帕维尔《脸书》）yibaochina.com
这是一个奇妙的巧合：苏联军事入侵镇压布拉格之春二十周年，恰逢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yov）试图在苏联进行大规模改革，而由苏联任命并盲目服从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督，也被迫谈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马克思（Karl Marx）的著名观点是，如果某件事在历史上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便是闹剧，这在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完美的证实。到目前为止，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次复兴过程”，已经具备了闹剧的所有特征。我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不想花太多篇幅来讨论它：在我看来，整个“奇妙的巧合”，就是要邀请我们去反思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更普遍和重要的事。yibaochina.com
首先，容我先来说说甚么是我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闹剧”。为什么是“闹剧”？yibaochina.com
在苏联干预之际，他们期待能为人民运作这个国家和展开“正常化”之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个团队最终主要是由遥远过去的遗老拼凑而成，他们是僵化的斯大林主义者（Stalinist）和一些终其一生随时能够倒向任何一方的墙头草。毫无疑问，其中也包括一些明眼人，了解事情的真相，但这些人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极可能是因为缺乏勇气去发挥他们仅有的影响力。正常化团队花了二十年在迫害任何与布拉格之春改革有关的人，以及所有不是百分之百忠于该政权的人。这个国家当前的领导，换个词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反改革者，而在过去二十年中成功地创造了当今世界最顽固、最了无生气、和最呆滞的共产主义类型。当他们开始对改革咕哝，就让自己成了笑柄。没有人把他们当真，没有人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实际上只是空话，背后隐藏著不想改变的固执决定，不允许任何人取得控制权。二十年来一直在伤害这个国家的人，今天开始批评这种破坏并谈论纠正和改变的需要，却不打算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特权，必定会被所有明白的人所嘲笑。毋庸置疑，就是如此。yibaochina.com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不是热情的民族。他们很少为什么事而激动。虽然，在1968年，他们热切地相信万事万物会更好，也因此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被灼伤，为他们的热情至今二十年来一直在付出代价。只有傻瓜才会期望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之后，他们可以再一次热血，和再次被说服去为他们的投入承担类似的后果，特别是当他们被那些长期系统性惩罚他们过去热情的人要求投入之时。yibaochina.com
怀疑主义现在已经达到了如此普遍和深沉的地步，以致于使我无法想像是怎样伟大的领导人会站在胡萨克（Gustáv Husák）的位置上才能让这个社会再次运转起来。当然，我们总应相信政府的话并要求它实现它的宣告。这是《七七宪章》（Charter 77）多年来一直在做的，而许多人和团体也在做类似的事。然而，社会整体却什么都不做。是的，人们是基于利益和同情而致力于此，尽管他们知道这是应当去做的正确的事，仍极度地谨慎。历史教会他们，怎样也不要相信共产党人。其结果是，政府不断地呼吁进行全国性的讨论——无论是关于新的“企业法”、新宪法，还是其他任何事项——在所有预定进行此类讨论的会议上，人们都像石头一般保持沉默。这是当前捷克斯洛伐克闹剧情境的另一个层面。yibaochina.com
闹剧的第三个层面源自意识形态。当一个政权，在花了二十年使用意识形态的工具去粉碎改良主义的理念后，要合理化它自己的反对者的改革，而现在突然开始要借助它最喜欢的马克思主义伎俩去宣传一个“新的改良主义”，并且把它描绘成是它先前反改良主义路线的部分，那么这种舌灿莲花的招数，不可避免地对所要达成的目的而言，就是可笑的。比拉克（Vasiľ Biľák）先生和福伊蒂克（Jan Fojtik）先生的一些演讲现在已成为畅销书，在地下书市可以卖到好价格：不是因为他们的敢言，而是因为他们的无比荒谬。yibaochina.com
别把我搞错了：我并没有在提倡怀疑主义，我只是在提醒它的存在。yibaochina.com
现在我想谈谈一些更一般的事情。“复兴”、“改革”和“改造”（Perestroikas）这些已经规律性反复出现的概念以及它们重复受到的镇压。yibaochina.com
第一、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tadt Mutiny）、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团结工联时代、赫鲁雪夫解冻（Khrushchev Thaw）和现在的戈巴契夫的版本等等，——当然，它们都是“想要做点什么”的尝试，虽然存在著上千的个别差异，却都是单一历史趋势的变形：社会想要限制、调整或减低共产主义体制的极权主义性质。这并非巧合，迟早，所有这些事件会以一种或别种形式提出相同的基本要求：更大的精神自由、更少的集中制、政治多元化、工人在产业中的声量、企业的独立、经济竞争、小型私营企业、真正的工会权利、对执政党或其机构的全能的限制、减少警察的全能、消除历史和其他类的禁忌、平反所有暴虐下的受难者、更加尊重民族独立和少数权利等等。yibaochina.com
共产主义制度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一直是极权主义制度，无论它是否有一张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时代的人性脸孔（当时甚至有可能生活美好）还是波布（Pol Pot）政权的流氓行径（在那里死亡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制度的极权主义性格与生命自身的根本倾向相矛盾，后者是多样性、分歧性、独特性、自主性，即多元性。这就是为什么生命必然要蔑视和抵制极权主义制度，而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如采取流血起义的形式、非暴力地创建平行结构、或是第三种，将生命的自然要求渗透到政权的大脑和器官中。第四种是抵抗，有人能以其超能力去漠视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无论以何种方式，它始终是对于同一现象的同一抵抗：生命对抗极权主义。yibaochina.com
有些人推崇喀琅施塔得起义和匈牙利革命，并认为其他——尤其是戈巴乔夫的改造——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因为在他们眼里，不是全赢就是一无所有，因为枪是共产党唯一懂得的事。相反，有些人推崇布拉格之春，吹捧戈巴契夫，却认为其他一切，包括波兰团结工联运动，都是无可救药的反共者、资产阶级反动派、极端主义的胡闹。两者态度都是出自不幸者，而把自己封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典范、教条和陈腔滥调中，或者是，在务实（这意味著展现他们非凡的政治远见）中。对后者而言，前者是反共意识形态狂热的可怜奴隶，他们基本上只看到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灭共。对前者而言，后者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及其天然对应者的可怜奴隶；他们走在辩证的平衡中，总是能够巧妙地“区别”甚么是适当和可以说的，和不可以说的，如果他不想承担丧失左翼身分证的风险的话。但要劝说历史根据某人的意识形态梦去运转是不容易的。它历经一波三折，通常采取完全不同于各派意识形态先知所开示的路径。这就是为什么生命对极权主义的抵抗采取了如此多的不同形式。yibaochina.com
这些历史事件自然可以在一个冷静、客观和适格的式样中被描述和分析。但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拒绝某些或接受其他的，仅仅是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偏执，而允许人们在某处依照某一特别的原则抄捷径。这样的取径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在所有个案中，结果或许可见：但事件的意义依旧晦暗不明，因为它们的共同基础被隐藏著。yibaochina.com
其次，在这几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出版界──我指的是在海外由流亡者出版和在国内的地下出版物（samizdat），对一个争论常时起困扰，我发现它不但离奇，且从未能被理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几乎和当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期复兴”一样滑稽。我把这个争论称为共产主义的“可改革性”。一方面想要去证明它是可以改革的，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两方面都充斥著激情。yibaochina.com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问题。只有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而更喜欢把头搁在意识形态云端的人才会感兴趣。在此之外，意识形态家同时也是先知，因其所关怀者乃是世界的未来，因此，它知道在一特别的体系里可以或不可能发生什么。这个争论之所以是可笑的，因为是两群先知之间的争吵：一方相信共产主义是无从改革的，因此不可能受到改革，而另一方则相信共产主义是可改革的，所以面对改革是开放的。yibaochina.com
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涵义。改革从哪里开始和结束？什么属于这一范畴，什么落于其外？例如，如果我们说有著更多容忍的共产主义——人们可在其间更自由地呼吸和引领向更幸福的存在、警察不能为所欲为，——是“改革的”、“改良主义的”，或“改革中的”，那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此清晰，以至于纠缠它毫无意义。我们都知道，生活在例如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杜布切克的共产主义、卡达尔（János József Kádár）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波布的共产主义，或是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的共产主义之下，是截然不同的。明显地，其中一些共产主义比其他更加容忍。如果容忍程度是改革的指标，那么共产主义肯定是可改革的，除非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一律都是不许容忍的。yibaochina.com
然而，如果我们是在辩论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基础，那就另当别论了。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与生俱来的，是它向来的倾向，无论它是更能容忍的在地变异形还是完全无法容忍的。这种极权主义基础的外在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的领导”原则。在一个更容忍的共产主义中，这个原则也更容易建立。事实上，可以说，这样的共产主义比较起其他是比较少极权主义的。然而，非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在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过的。如果共产主义无从改革的想法是由一个认识到改革意谓著共产主义放弃其极权主义基础的人所持有的，那么我必须承认，我充分地同情他。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向完全的政治多元化开放。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本质具有如此巨大的惯性和如此复杂的操纵机制，以至于任何挑战它的尝试总是受到严厉的镇压。但是，纵使这种不可改革性的拥护者得到我的同情，这并不代表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或许他们是对的，关于到目前为止发生些什么。但我否认他们肯定共产主义将永远不会放弃其极权主义本质的主张。他们怎么会知道？如果各种强大力量（如不断加深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国际压力、社会里的自主性自我组织、政治领导者思想的变化等等）有一天结合了神圣力量，而强大到足以克服极权主义的惯性呢？它或许在几天内便戏剧性地发生，或者可能在持续几十年内的渐进过程中发生。但是，谁能敢完全确定而傲慢地说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或曾经出现？yibaochina.com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yibaochina.com
几乎很难想像，在可见的未来，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会彻底地放弃它自己的极权主义特殊待遇（甚至可能只有凭借其领导人的觉醒）。这是多少不言而喻的。但在我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历史也不可能保持静止。yibaochina.com
当然，可能会有一场世界大战（尽管我个人非常不相信）。在那之后，共产主义可能遍布世界各地，或者相反，可能不在任何地方。最可能的结果是，但愿不要，既不会有共产主义也不会有民主，因为什么也不会留下来。yibaochina.com
但这些实际上只有二择一的选项，历史将永久停滞，还是走向终结？这肯定是无稽之谈。在我看来，同样荒诞的而完全不可能的是，断言某些可容忍的共产主义形式会变得越来越可容忍，直到有一天，──只有上帝知道它何时、如何以及在甚么样的影响之下，最终失去它极权主义的本质。yibaochina.com
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yibaochina.com
在我看来，对我们而言唯一可能的选项，不是去担心意识形态的假议题，而是做出实际的努力——在这里和现在，不论我们在做甚么，或我们人在何处，为了更好而改变事物、试著赢得更多自由、更加尊重人性尊严、为了使经济更好而工作、减少破坏地球、让更明智的政治家统治、让真相被讲述，——以及最后，让人们在面对真相时不要丧失希望，而且取而代之的是，尝试从中汲取到实际的教训。yibaochina.com
1987年10月yibaochina.com
民国112年1月30日11时半yiba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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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翻译为繁体中文，议报此处改为简体，以方便大陆读者阅读）yiba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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