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只能死于自杀，不可能死于民间政治努力，但是民间政治成为催化剂之一。那么就要最大的发挥催化剂作用，尽可能加速。
除了八零九零后基于生命本身，天然地没有进入改革-革命话语体系外，要么民国，要么在49秩序外虚无；绝大部分的人，都有”改革到改革已死”从希望到绝望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的时间的过程，而且并不是认识的变化起作用，而是屁股决定脑袋规律起作用，当从改革的受益者变为受害者，或者根本不可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或者干脆就被体制抛出摇篮的时候，这时候就自动跳到绝望立场，而且还有回头和反复。我自己也是从改革立场到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立场的，这个过程紧紧扼杀自己的回头和反复。
既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如何变为自发的，有加速度的过程，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干的事情。如果从立场的金字塔来看，民国是最顶尖的，甚至高于金字塔， 再往下就是政治反对，再往下就是党内民主派（白色五毛），再往下就是红色五毛。这是垂直的上升，要有加速度，就要从更高的价值，伸出手来拉下面的，如民国当归，政治反对派挥舞道德大棒，自上往下挤压下面的方法很不好。
从高空中民国就是宪政，或者宪政本身的高度来鸟瞰，是一系列同心圆，最中间的是民国，外一点是政治反对，再外一点是党内民主派（白色五毛），再外面的就是红色五毛，要有加速度，就要里面的融化外面的，这样造成外围一圈一圈扩大，里面的越彻底规模越大，就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公共表达，对里面的进行反对，通过反对逐渐融化入更里面的核心，例如政治反对的批评民国，慢慢的就变为民国派，白色五毛公知批判政治反对，就慢慢变为政治反对派，赵楚就是个例子。我这几年看到也有很多红色五毛变为社会主义宪政派，接到白色五毛的后面，主张市场经济，宪法什么。
民间主体性，要讲在当下，以我们的能力，能做什么，如何才能利益或力量最大化。 当下性与促进民间抗争的加速度，变自发的为自觉的进程，这两个命题是一致的。我想不是策略，策略是已经是政治主体的策略，如今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成为政治主体，或者入场劵资格问题。
没有当下性，没有当下为将来的最大预备，专制奔溃了，民间还是没有资格进门。所以不能预支将来可能是政治主体，现在就好像就是了，指点江山讲策略讲统战。这种”as if”会造成当下性消失，加速度消失。德国和苏联转型前的几个月，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奔溃是不可思议的，江山永固，也就是说，拿一个革命立场来说服这一些人，在奔溃发生之前是无效的，无用功的。到了奔溃自己进入广场革命模式，这是时事造就的，与革命立场之事先工作毫无关系。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以最大的担心恐惧失去入场劵，来强化当下性的最大努力，而不是坐在这种”as if”中丧失当下性，在未来自己成大事的想象中抚平自己当下的焦虑，这是吸毒。
打破时间差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项原来不读书，我认为其道理在于血气与禁忌，读书多了，血气没了，算计多了，有过多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畏惧也就更多，凡是没有官方许可的事情，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造反也是按照统治者给定的路径走。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造成我们与法律精神之”法无明文禁止俱可为”相违背，有所动作都要自我审查一下，有没有官方许可，从事政治的时候，都是寻求恩赐，祈求官方行动或者寻个圣旨。没有官方，民间就不敢做事。我认为凡是祈求官方做的事情，都是启蒙，不是行动。
我想通过占房运动，推崇一种精神，不管官方反对或者赞成，我们自己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主体性，告别过去祈求模式。
不管你是否情愿，话语权的战争是艰苦的，漫长的。先到的，总比后到的，有着惯性的优势。而且话语权的战争，往往不是打赢的，而是搭便车赢的。天主教的话语权被新教压住，那是借助于民族国家之确立的历史新格局施特劳斯说，启蒙运动不是打倒，笑倒了正统。当前的公知话语权，在广场革命之前，是不会倒的，也不会被社会人士嘲笑批判倒。不管社会人士多么有”真理感在我”的三个自信，在旁观陪审团看来，只要你不行动，还持话语批判，就是网络混混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先有自己的戏台自己的戏，自己的城自己的议题，然后再去批判公知，去批判公知之外啥都没有属于乱搞，我们这样公知会认为有可能是一家之言，旁观陪审团就会认为尽管我们弱，却有大气象，时间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在话语权与言论自由推动这一路径下，旧秩序与体制内的身份高低，决定影响力大小，就像天主教权威，让普通人不加入新教。我们对话语权与精神领导权的渴望和夺取，得注意这，这样我们必须构建更高的身份如民国归属，来压倒改革派在旧秩序与体制内的优势，站得更高修更古老的城，是话语权战争取胜关键。
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是在场人气带来形象工程，只要有外壳影响就行了，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不再需要洗脑地赞同支持，反对他批判他，可以被用去数人头当政绩，在专制设置的议题戏院中在场，就是“支持”他。批判陷入转型陷阱中。
不要和强世功苏长和们点对点的驳斥，以为扛个旗帜往前冲杀，旗帜能保证民众一定跟上，一定支持，一定跟随，这是预设是不成立的，八九后的历史经验可以证明，民众不一定站在旗帜下面聚集，相反专政恐惧和和利益分赃往往让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东食西住。过去三十多年的启蒙，市场和维权，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场广场革命上，相信改良的也只是嘴上的获取公知身份生意，内心还是期待广场革命来一下解决，启蒙，市场和维权，都是在当下积攒，在预备，期待广场革命的一揽子总体解决。单兵舆论战是在当下无用，无效果的攻城试图爬上城楼。一定要在当下性中，就让我们的少量资产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扬长避短，把穷人的钱花在刃口上。不和他们在舆论上赤膊厮杀，讲道理，而是要自己构建自己戏台，自己的城，自己议题设置。不反驳作壁上观的力量，要比奋勇赤膊厮杀，力量大一千倍以上。对中共以及走狗设置的议题持政治冷漠，比积极反驳作用，前者是零，后者是很大负数，参与越多，负作用越大，参与就是帮忙。
我为什么对苏长和不去针锋相对的反驳，不去揭露强世功的罪恶，做这个那已经是一件很无聊很没人品的事了。这基于一个判断，体制已经不长了，添一分力量不见得是增长寿命，也许是缩短，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打个强心剂，也许就死了，体制已经罪恶如同太平洋，多一条长江黄河注入又如何。我忧心的是，从四五一代到八九一代背叛者这个小世界的对未来的影响，也就是改革对中国和未来是如何一场可怕的，濒临灭国灭族的浩劫。德国改革让德国变为法西斯主义，中国改革让共党体制中本来就有的法西斯复兴起来，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去面对和阐述理解八九一代的背叛者，致力于与他们的精神搏斗，也许能出点拯救之力。
习近平有着最后的空城计:恐惧制造出来的希望。这依赖于斯德哥尔摩症的发作。当被问到专制何时奔溃，当遭遇渴望加入体制分赃的人真心赞美体制好强大时，我总想起电影《让子弹飞》中民众冲进前的黄四郎城堡，里面空空如也，腐烂不堪但外壳看起来很坚硬，让人恐惧不敢行动。就像一个早已烂透的苹果，但外表光滑上蜡，因为信息不对称，民众就不敢动。高高在上，封锁，打击，专制用维稳制造出来恐惧感，然后把民众内心的恐惧感转化为希望，这种希望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幸运和特权，换成政治术语，就是听党的话，不打你或给你饭吃。恐吓你，和赏赐你，都让党成为你人生命运的主宰。这样运作下来，体制视觉上是恐龙，极其宏大，个人是蝼蚁，极其微小，就很难像张麻子那样洞悉体制的空洞腐败不堪一击本质。习大大的法西斯化努力，就在于制造恐惧，营造希望，给体制强化出强硬的虚幻视觉效果，一种魔幻主义。就像一个皇帝死了，还必须打扮成活的样子英武伟大的样子。他只追求这种效果，不管代价。现在社会对他评价很好，就是因为在恐惧氛围中他给人们一个希望工程。以意识形态战争为例，例如澎湃新闻，只有先反共才能占领市场，然后转型，过去十年的论坛，报纸，微博和微信，都是先反共开拓市场，然后阉割成很知名的太监，否则就不会有话语权。维护专制需要暗中利用反共为工具。体制制造设置议题，由公知们反驳，这样发酵，从宏观上还热闹哄哄，参与其中不管是不是反对，都在其剧场之内，都会外界当做这个剧场还很强大，人数很多，他们一旦被外界辨认出来剧场就剩下主席台有人，一个听众都没有，外界就会起来摧毁之。样子吓住人就行，制造恐惧不让人跑掉，营造希望把人迷糊住。
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就是让他们主席台下一个人都没有，我自豪相信这是一把笔一张嘴能发挥的最大政治能量。不跟他们玩，有着民间主体性，自己设置议题，自己搭城搭戏台。在没法革命的条件下，如果能够用话语的力量，做到让他们主席台下空空如也，从而让国际社会抛弃他们，从而让民众觉得他们就是一小撮人好搞掂。民众不敢起来，共党很强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几千万的人，即使出于民主宪政反共的心，也坐在共党的剧院里。民众担心大部分人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至少不好说，心理没底。
我们在大陆的抗争，现在在共党的剧院里面客场作战，只能接招，被动接牌，疲于应付，一直是鸡蛋碰石头，有了一个鸡蛋碰下碎了，大家喝彩，有了两个碰下碎了，大家喝彩，有了……，天荒地老。只有把民国引入，这样在中共改革再也撑不住西方对华政策，二战后国际遗留的中华民国隐退和复兴格局起来后，我们就会变为主场作战，有腾出手来主动出击的能力。
维稳维护小市民的生活，同时也威胁颠覆。维稳暴力威胁小市民的生活，于是维稳的根基小市民被自我摧毁。海德格尔说，极权主义政权只会死于总体性的恢复。整个四九秩序，都是一小撮人代表大多数人，对另外一小撮人进行专政，不管是文革的无产阶级思想专政，还是改革的小资产阶级人民币专政。这样动态的结果，看起来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专政的对象，毛泽东也差点被刘少奇，林立果给专政了。只是概率大小，就像在未知远洋海域暴风雨中的航船，处在例外恐怖状态中。与魔鬼有关系的，抱团的，就有保护伞，就有特权，要想恐怖例外状态活下来，就得找到保护伞保护色。这是决定中枪的概率大小因素。这就像在打官司中的双方当事人，法律只是镇压对方的工具，不会保护自己，自己得努力找关系。文革中如此，反腐败中也如此，被征收与掠夺中也如此。在维稳中，共党也希望团结小市民作为基础，可是维稳暴力威胁每一个人，就像嫖娼总觉得随时会被抓心里不安全，但是有关系有特权的这阴影就没有，所以小市民觉得和党有关系的，事情掉在自己头上概率很小，就会拥护维稳，要让他们成为反对维稳很难，除非灾难落到头上。这有点像腐败，中枪是小概率事件，虽然腐败官员有怨气埋怨诅咒，但是还很拥护这体制。21世纪初开始的维权运动，它放弃启蒙他人立场，不用自己制造市场地盘，光是被专政伤害的民众维权就如汪洋大海那么大，天上繁星那么多。也就是随着王朝末年的逻辑，灾难概率越来越大，代表大多数人越难，过了临界点经济危机一来，除了那一小撮人外，所有的人都成了这个体制的受害者，都要维权。维稳的暴力，它是吊轨的，越使用越稳定，但同时越不稳定，会不断制造敌人。当然维稳并不追求长久，只是想制造时间差。
我看党史，凡是共党自己认为胜利成功都是偶然的，都是赌博。夺取政权靠日俄，美国放弃民国政府，改革开放靠摸石头，如今习大大又想和经济危机赌一把，实现党百年奇迹。在赌博过程中，共党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抓紧党的领导，就像一只远洋上在风暴里面搏斗命运不定的船长，觉得唯一能战胜的就是整顿一下水手。既然与命运赌博，那么就要时间差。人口红利的滥用是时间差，不断把成本往八零九零零零后转移也是时间差，让抵抗的人们敢言不敢怒不敢行动熬过八九一代也是时间差，滥发货币也是时间差，利用公知从而驾驭公知欺骗也是时间差，反腐败与腐败赛跑也是时间差。总之不需要与党国一致，只要有时间差就行，压制差异只要维稳有个时间差就足以消化矛盾。与命运赌博和制造时间差，是习大大最深刻的命题。
一开始，共党就像清入关一样，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可以坐稳的。他们入得北平城就像做梦一样，自己也不相信。也就是说，除了他统治出来的歌德斯尔摩症患者，没人相信它要长治久安，他自己也不信。民国一位外交家在有人劝他回大陆时，说贵党何时不是特殊时期。邓小平八九后说杀两千万获二十年和平，这就是时间差。那一些斯德哥尔摩症患者才会以和平转型长治久安要求共党。命运注定共党统治是短暂的，临时的，能多一天就意外收获。这是其高大威猛神明英武之光明中绝对黑暗之刺。制造时间差，它并不排斥异质和敌对，只是要把它们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不能破了大局。邓小平对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利用就是如此。
只以行动者为同道
我回头想了一下，上网路论坛时也算论坛之执牛耳者之一，但努力超越，在学术刊物发表过不少东西，又在报纸上写文章，算踩着学术刊物和纸媒，超越网络论坛，踩上学术刊物和纸媒之路，还是借助于网络博客网站等做一点行动和发表一些比较出格的文章，也算超越学术刊物和纸媒。微博兴起时候，我一直没去开，觉得过于破碎，磨磨蹭蹭也开了，如果说有超越以前的地方，就是有了同城圈和转世党，以及靠微博来宣示行动的朋友圈，思想靠微博微乎其微。微信算微博延伸。我不知道我个人能否利用微博微信做出更高的什么。网络仅仅是工具，要超越网络之外，努力抵达网络之上，切不可有几百微博粉丝和十几人的小圈子，就觉得天下在握，而在网络的小旮旯里面称王称霸。
微博微信短平快，对于传播事件，行动有着很大优势，对于思想理论主义，却是很大短板。沉湎于微博微信，不写长文不从经典与实践相结合，很容易落得眼高手低嘴浅薄。时评也是快餐，也无法承载公共性，批判还真无法立起什么，对公知的批判，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在当前困境中开拓出一番新天地。出身于社会的人士光是立场批判苛严于别人，自己又没有行动，拔别人毛自己一毛不拔，给人印象就是社会上的小瘪三网络混混。写长文庄严肃穆，即使出身草根，也会让大方大家觉得是一家之说，作者是一方人物。
这里有个广场革命的入场券问题。我一直对八九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和之前公共领域大名鼎鼎的老师之间关系问题很困惑。看起来像后者发动了前者，可是广场上学生对老师的排斥，是异常明显的，学生很不鸟老师。老师进入广场，进入政治的渠道和资格是可疑的，要不是六四后清算坐牢，让这一些老师暴露出来，就从一般社会公众视野里面来说，他们压根就没有进入广场革命，不过就是被连根拔起的时候，被带出来的土壤泥巴，不是萝卜本身。这还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以老师的父权政治革命发动作为背景。在当前这样一个知识父权权威瓦解，每个人都可以自学的网络时代里，而且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民生问题为主导的时代里，这是自发的了，在将来农民工蚁族为主要部分的广场革命，之前在网络上对他们启蒙革命立场的，与中共和公知争夺对民众代表权的社会人士，会不会获得入场券，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并不是弱弱的喊几个革命口号，在犄角旮旯里面除了自己们听到，小圈子自娱自乐，就等于革命，就等于必然领导革命。革命发生以及革命果实归谁，并不是你觉得革命真理在身，就归你了。
革命果实是经常被攫取，可是要扪心自问下自己有什么资格来攫取，连手都没有，只有几张嘴巴。参与都参与不进去，还摘桃子。这种心理状态堪与毛泽东在窑洞江青肚皮上领导中国抗战相比美，以为想出来持久战，中国抗战就是他领导的。不要以为喊了两三嗓子革命，就是写出了符合当下的革命理论体系，并且成为共识，革命与成果也极有可能无关。
过去几十年启蒙运动，迫使他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虽然不是启蒙的功劳，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科技，更加上是共党抛弃统一战线和分赃不均的功劳，但大多数人内心站在我们这边，人心向背已经清楚。可是这又有什么用，至少在当下性中作用不大，我们还是边缘作业。所以不能把立场相同者当做同道，可以当做异道，但当做同道没法扩大阵营，统一战线力量，我坚持行动的标准，共同行动的标准，不管其内心怎么想，立场如何，站在我们一边，以行动支持的，是同道。不站在我们这边的，不行动的，鬼才知道他们归属那一方，既然不确定，就没法当做同道。
对于立场相同者，我不觉得一定是同道，如极右翼，如嘴巴上极端革命的，这没法保证是同道，即使有着共同的敌人。不同道，可以异道，只是不能当同道而已。倒是共同行动的，不管立场如何，都是可以同道。
不能行动或共同行动，或者支持行动的同立场者，往最好的说，顶多是不靠谱的援兵。就像一场战役，要清算我方力量，那么不靠谱的援兵，就不能算入，不能如曹操那样三十万说成百万，因为搞不清楚到底会不会支援，作战方案不能确立在不确定性和暧昧上，没法赌一把或者把把都赌。我们只能算愿意和我们一同作战的。
长期以来，民间政治只有话语舆论，其武器只有装弱者争取同情，这时候外界是否舆论支持，自己是否有道义性，是否有道义英雄变为至关重要，而所谓抗争就是广播，就是广告，把政治性当做新闻性，没有政治事件，只有一件又一件的新闻事件，谈资和话语泡沫。这样的格局，就是表演，只要有个宣传部就够了，而不需要政治局，只有有个政治部就够了，而不要司令部。外界支持渗透内部，取消了内外分界。如果以行动为标准来划分同道与不同道，就会以行动的首要性来要求同道，在行动时降低内部冲突，而对外面来说，是尽可能争取外面的支持，而不需要按照外面各种纷乱复杂的要求来影响内部，影响作战。如果如我一直所坚持的，民间政治不止有舆论，就要有这种内外之分。
任何一次革命和大规模运动，都有针对它及其领导骨干的批判诋毁否定伴随其中，这也是其中内在组成部分。只有胜利了，这一些才归于黑暗，革命和运动才被神话得非常光辉。批判也有成全和超越的维度，宪政制度中的反对党制度，就可以让这个维度发生作用。民间政治不能太依靠道义英雄和道义力量，因为注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和不义在其中。不过分依靠道义英雄和道义力量，靠同情，就经得起批判，并且利用批判来发酵，扩大参与。
批评者经常以为自己站在局外，看得更清，其实他们是站在另外一个谜局里面：争取眼球的渴望，占据道德制高点，驾驭控制行动的统治欲望。他们把政治问题行动问题简单扭曲简化为知识问题伦理立场问题，其实这一些行动者本来都知道，只是行动时没有选择，也没有办法乔装成超越性姿态，只能将错就错。
网友赵翔说，民间政治被边缘化是要在开展中时时审视的问题。乐观点来看，如有资源并伴随较强行动力的群体会迅速崛起。我们的主张只有在我们的控制下才是我们的，否则就是别人的。公义固然是个大前提，但同时能顾上自身的的利益，是需要考量政治智慧的。
我认为，有行动的，虽然立场不同，想法不同，互相冒犯批评，越界也可以被理解被原谅，因为有行动在哪里一俊遮百丑。
南街运动理论旗手王爱忠说，在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道路上，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以后要去争取，去团结的朋友？只要稍有了解民运圈的人就会发现，本来就人数不多的这个圈子，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是打酱油的，虽然这些人也都对政权不满，要求改变，但他们没有自己认同的政治理念，践行的主张，明确的抗争路径选择，比如有的人是主张革命他支持，反对革命主张改良他也支持，主张暴力他支持，反对暴力他也支持，他们有一句高大上的口号，“只要反共的我都支持。”可以说这类人在未来的民主变革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严酷的抗争环境中，他们不可能会成为我们坚定的同仁，他们更多的是把搞民运当成了一种身份。未来中国民主变革的任务早已经不是要不要结束一党专政的问题，而是怎么去结束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理念，践行主张，行动路径的才是在未来的民主变革中能形成力量的有价值的同道。
谁是专制的殉葬品
最近立人图书馆被官方关闭。但是立人有着“草船借箭效应”。基于对启蒙的轻视，我一直对李英强的立人，没怎么鼓掌，顶多就是把王俊秀发的立人消息微博转发下，从一开始就不看好。立人几年启蒙目的不知达到几何，却有一班人，马聚集骨干以启蒙去政治化的运作是不错的。去政治化除了聚集人外，还有一个就是充当中共箭击的靶子，立人一被箭击，就立即重要起来，成为热点。还是我说的，49之内的抗争其意义取决于中共有多大力度的镇压，力度越大价值越高，其本身是没意义的或者不大。如果不是把这种做实事用来倒逼政改，而是构建公民社会本身，那么去政治化做大箭靶，越多人马，受的箭越多，其积累于身上的道义资源就越大。这也算化被动为主动，化挨打为力量的”草船借箭效应”。一开始就大嚷大叫政治化立场，没法有这种效应。而且从过去到现在，温和派最容易被抓，而激进口炮党没事，也就是在共党眼里，压根没有成气候的机会和资格。
当下时局，已经开始计算谁和那些部分是体制的殉葬品了，随着经济危机的靠近。用体制红帽子带来的合法性保护，已经破碎，内斗的第一批牺牲品就是这一些骑墙的。按道理说马云已经显赫于全球，已经全球化，还是出没中南海风波里。
维权与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等概念的提出，并不在于迫使他人从改革立场上叛变，即使全部人都不相信改革了，改革也不会发生，革命也不会发生，中共体制已经强大得已经不随人心的变化而变化，只随着国际大气候和上帝之鞭如经济危机而瓦解。就在于提醒知识分子，即使你嘴巴上没法脱离改革语境，但至少要为就是不政改的后果做准备吧，鸡蛋总不能就放在政改这个篮子中吧。这是一个”怎么办”的思路。总得留条后路吧。
老右派铁流最近被“寻衅滋事”。我见过老铁流一次，在他家，他追问我政改的希望。我说了一通改革已死。之前更是打过笔仗，我当时对茅于轼的先富论进行否定，说后来不可能再共同富裕。老铁流写文章以自己亲身下海经历有别墅有名车来否定我。我心里说，这老爷子发财不是用关系才怪。我其实对茅于轼老铁流对改革真理的虔诚信仰和不顾一切的捍卫挺佩服的，这是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吻合，如果能上升到足够高的理论高度，而不是与政局搅和在一起，也许就能留下浓重的一笔。与政局搅和，这种改革教福音，就一起殉葬了。
高超群在纪念改革三十周年民间座谈会上，坐在我边上，他说同一政治派别不同代际的差异鸿沟，甚至比不同派别的都要大。茅于轼老铁流这代人的生命体验就这样了，他们的生命被改革福音震撼了，攫取了，就像晚清西学东渐那一批人，在生命迁越的时间内，被西方的民主震撼了，攫取了，这是类似于基督教的信仰状态。当然他们没法在体制之外寄托改革教福音，体制之外从一个经历二十世纪累累政治运动的老大爷来说，缺失没法放心。不幸的是，越与体制沾边，越没希望，但是越没有希望，他们就必须越捍卫希望，在过去八十年代那里考古，在新君投射移情。这已经与政治无关，而是一种宗教心理。改革福音，是可以与改革进程，改革政治方案，与时局分离的。我觉得，可以用维权来促成这种分离，并且继承这种改革教福音。如果去思考怎么办，不是在当立场督察，就容易感受到分离的可能。
有了80后90后冲进来，有了初步能保障生存的市场，一个“可以没有共党”的生活关系世界可以形成，虽然我们生存时没法避开，但只要我们不求在共党体制中成为人上人，就不会让扭曲的人生观成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将共党从我们的生活关系世界排除出去，不邀请它成为主体甚至主宰。原来有的民间政治，封闭于与共党的主奴关系中，它就像古龙小说《萧十一郎》中逍遥侯的玩偶山庄。这样封闭的体系，直到它自己瓦解之前，只能有大规模的非暴力，而暴力成不了体系，当有一天成了规模时，憋得太久了有可能就成了恶魔。如何在非暴力下获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思考的。
我觉得如果从外面从天而降新的叙事如民国当归，超出49体制，超出玩偶山庄的力量洪流冲进来，非暴力革命有可能取得胜利或者是胜利的最大可能。暴力革命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复辟更古老秩序或者缔造更新秩序，而让民国在抗争革命中就在场，就是更好地复辟或者新造，立法与革命同时进行，不要延迟到后面。既然专制只能死于自杀，那么民间政治只能是催化剂之一，那么在当下更需要考虑的是重建，宪政化民间政治的生活关系世界，建设我们自己趋于宪政，而不是去反对共党或者摧毁共党成为我们的信念灵魂。没有它比反对它，更加接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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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2 17:4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