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驗一個台灣政治人物的誠信，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讓他們參加一場立法委員或者縣市議員的選舉。為什麼呢？與牽涉到國家認同議題極深，而且藍色與綠色陣營往往各自只會推出一組候選人，且若同一陣營出現兩組候選人的時候往往會出現棄保效應的總統大選而言，立法委員與縣市議員的選舉往往會更加的複雜。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立委與議員的選舉牽涉的更多是非關國家認同的問題，因此在一個選區裡面，出現來自同一個陣營，但是不同政黨，甚至於相同政黨的候選人彼此較勁的情況十分常見。由於選民的重疊性極大，來自於同一陣營或者同一政黨的候選人們，彼此廝殺的慘烈程度，往往會超過與敵對陣營候選人的競爭。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候選人的道德瑕疵，不只會遭到來自於敵對陣營，同時也可能會遭受到來自於自己陣營的其他政黨與候選人質疑。其中，代表時代力量參選新北市與台北市立法委員的黃國昌與林昶佐兩位獨派大將，就因為被挖出了他們自己本身，或者親屬在中國大陸大賺人民幣的事蹟，而在近日遭受到了泛藍陣營支持者的窮追猛打。
曾擔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目前於國立台北大學兼任教授的黃國昌從2012年「反旺中運動」開始，就積極將自己塑造成台灣社會的「反共」先鋒。尤其是在2014年3月份，爆發了以反對台灣與大陸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宗旨的「太陽花學生運動」的時刻，黃國昌更是以堅決的台灣主權捍衛者形象一戰成名，成為了社會輿論公認的知識份子典範。
至於綽號為Freddy，身為重金屬搖滾樂團「閃靈」主唱的林昶佐，則是從初中時代開始就積極參與台灣獨立運動。除了出任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董事外，林昶佐也擔任過兩次西藏自由音樂會的主辦人，同時也與大陸反體制地下樂團「盤古」建立了友好的關係。如同黃國昌一樣，林昶佐給人的外在形象，也是一個絕對不向中共暴政低頭的自由鬥士。
然而，隨著兩人的親人都被發現在中國大陸有著良好的政經人脈關係，甚至於自己本身也在大賺人民幣的事蹟以後，筆者認為考驗台灣民主制度是否健全的機會也已經來到。看看這兩位來自於本土社會的「反共」英雄，究竟是不是會因為自己的言行不一而在此次選舉中付出代價，或者會因為身體裡流著「政治正確」的血統，而持續領取台灣人所賦予給他們的「道德面死金牌」。
什麼是「道德免死金牌」？
「道德免死金牌」這一個專有名詞，來自於前遠見雜誌社編輯任孝琦女士出版於1997年的著作《有愛無悔－－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此一專有名詞，很諷刺的並不是用來形容當年在海外既反共又保釣的右派愛國學生，而是指那一批在立場上已經倒向了中共的左派人士，如何在相同的政治議題上以不同的標準檢驗海峽兩岸的政府。
受到西方反越戰運動中，「革命的河內與反革命的西貢」概念之影響，保釣左派先天上就認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共產黨從先天上就比處於資本主義陣營的中國國民黨更具備正當性。凡是中國共產黨做的一切，無論帶來的結果是好是壞，也不論這些政策帶來了多少無辜百姓的死傷，只因其動機是為了保衛國土的完整與促使社會的進步，那就是必須要給予肯定的豐功偉業。
相反的，凡是國民黨推行的政策，無論其實質意義上有多麼的造福海峽兩岸的民眾，因為其動機都是在配合「美帝國主義」或者資本家瓜分中國或者壓榨無產階級民眾，所以都是應該要受到人民萬般譴責的倒行逆施。旅居美國的左派保釣大將花俊雄當時有一句名言，就是「國民黨幹了一分的壞事，我們要把他講成十分，共產黨幹了十分的好事，我們要講成一百分。」
然而，隨著鄧小平在1979年宣布改革開放，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的真相傳到了海外，讓保釣左派認識到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倒行逆施。自此以後，擁護社會主義祖國的聲音在海外與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主張台灣脫離中國，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的聲音。等到蔣經國總統於晚年開放黨禁與報禁以後，台獨勢力陸續返回台灣，並在島內日益發展壯大。
對於許多無法信任國民黨外來政權，又因為葉劍英在1981年發佈俗稱「葉九條」的《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宣布北京當局調整原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為「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政策，意圖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而對中共不滿的左翼毛派人士來說，台獨勢力很自然的被他們視為最後一支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步勢力」。
尤其是自反越戰運動以來就信仰毛澤東思想，但是本身卻對中國民族主義與中華文化毫無情感的西方左派人士而言，台獨更是成為了同時與三個強權，即「美帝國主義」、中共修正主義派與國民黨對抗的自由鬥士。於是，過去越共與中共所領取的「道德免死金牌」也就莫名其妙的由這些西方左派頒發給了台獨運動的支持者。
換言之，不論以民主進步黨、台灣團結聯盟、建國黨、自由台灣黨與台灣民族黨為首的綠色政黨與所謂的獨派「公民團體」如何違背左派人士所強調公平正義與社會主義價值觀，如何以歧視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的方式違背左派人士所強調，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總是會有一些既痛恨國民黨，也痛恨中共與美國政府的歐美人士替他們遊說辯護。
這些左派人士，以目前在蔡英文手下服務，擔任小英教育基金會分析家與想想論壇英文主編的加拿大人寇謐將（J. Michael Cole）為代表。許多人或許會認為，曾經替加拿大情報機構服務，並且仍在替英國《詹氏防務周刊》（Jane’s Defense Weekly）寫稿的寇謐將是一位極端右傾的反華鷹派，但是他本人卻曾經撰文反駁這樣的指控。
在一篇名為《中國對台灣的瞞天大謊》（The Great Chinese Lie about Taiwan）的文章中，寇謐將以自己在2003年堅決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而且還與古巴領導人卡斯楚一同出現在《反擊》（Counterpunch）雜誌同一頁的事蹟感到自豪。同時，他在該篇文章中也以「台灣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共通點多於和以色列人的共通點」的論點，表達了自己看不起背後得到西方強權支持的以色列。
從美國諸多處理兩岸事務的專家站出來對「太陽花」學運進行批判以後，寇謐將仍然撰文為他們辯護的情形來看，這位自詡「中間偏左」的加拿大人，在意識形態上似乎與一般人想像的那些信奉現實主義哲學的歐美右派有很大的差距。在他出版的許多書籍與文章中，寇謐將確實難以掩飾自己對中國國民黨，尤其是馬英九政府的鄙視與不屑，因此說他有「反華」傾向並不為過。
然而從頭到尾，筆者倒是沒有看到過寇謐將對在人類歷史上造成的浩劫不輸給法西斯主義的共產主義有過任何的批判。甚至，對於打著左派旗號，以毛派手段破壞台灣社會秩序與穩定的「太陽花」學運，他也給是一面倒的予以背書。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寇謐將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反共人士。甚至就連他的「反華」都很有可能是選擇性的。
雖然筆者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寇謐將如同他的加拿大醫生前輩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一樣，是一個在暗中替中共政權服務的國際主義者，目的是要藉由動搖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的統治基礎來促使兩岸加速統一，但是從意識形態上來看，他的所作所為確實像極了60年代以降那些在歐美社會高舉毛澤東相片與五星紅旗遊行示威的毛派份子。
或許哪一天若中共宣布停止改革開放政策，重新回到昔日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治國道路，寇謐將會一瞬間的由「反華急先鋒」搖身一變的成為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也不一定。然而，這類由西方親共左派人士在60年代為越共與中共所打造的「道德免死金牌」，如今卻廣泛的為台灣選民與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用來替綠色政黨們辯護，就不難讓人質疑這批人的反共究竟是真是假了。
將自己塑造成「反共」先鋒的綠色政客
儘管台灣獨立運動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就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甚至於領導，但是除了外圍一些標榜左翼的「公民團體」，如台左維新或者基進側翼之外，獨派政治人物比較不會在與國民黨鬥爭的場合中公開打出紅色旗幟。之所以不願意突出或者標榜獨派運動的左翼歷史傳統，首要原因與兩蔣在台灣推動長達六十年的反共教育有密切關係。
台灣大多數的選民，雖然在李登輝與陳水扁二十多年的教育下大多對兩蔣父子已經沒有好感，但是透過過去中國國民黨的教育，對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搞階級鬥爭的歷史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就連對國民黨反共教育質疑最深的台灣人，也因親眼目睹了大陸人民在毛澤東統治下的貧困生活而很難再對共產黨有任何的信任。
在這樣的情況下，以盡最大可能吸收台灣選民選票支持為目標的民進黨以及其他的獨派政黨與外圍團體，自然必須想方設法的讓自己與中共切割。就算是要宣揚左派革命的歷史，也以宣揚北韓、越南、古巴或者蘇聯的歷史為優先。如果非要提到謝雪紅領導的台灣共產黨，也務必要在強化台共與日本共產黨歷史淵源的同時，切割其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其次，已經於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將反台獨鬥爭明確制定為國家政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少在表面上已經成為了仍未放棄《台獨黨綱》的民主進步黨之最大敵人。因此就算民進黨本身不強調反共，而且與北京當局也沒有甚麼深仇大恨，他們也必須要藉由「反中共」的口號來鞏固深綠支持者對自己的向心力。
當然，包括自稱沒有民進黨包袱，能夠毫無顧忌反對中共暴政的黃國昌與林昶佐等時代力量立委參選人在內，幾乎沒有一個綠色的政治人物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或者是有親人在海峽對岸投資的。所以從2010年反對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開始，許多人都認為綠色政黨發起的種種以「反中共」為宗旨的政治運動，只不過是排除自己在未來爭奪買辦地位的障礙而已。
最後，則是在於早年參加台獨運動者，可能有許多確實是懷抱理想主義，而且具有高度獻身精神的左派革命份子。然而今天在政治舞台上高喊台獨口號者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過去兩蔣時代跟著統治者一起吃香喝辣的買辦。當年這些人不僅沒有強烈的社會主義信仰與分離主義意識，而且在配合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鎮壓親共與台獨人士的時候也是一點都不手軟的。
就以曾經擔任台灣團結聯盟主席，參拜過日本靖國神社的李登輝愛將蘇進強為例，他在蔣經國時代就是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指派的反台獨先鋒，專門在官方報紙上配合政府宣揚「愛鄉更愛國」運動，批判獨派人士。雖然在陳水扁執政的那八年裡，蘇進強為了撈取好處而委身投靠了台獨陣營，不過等到馬英九執政並開始推動兩岸交流以後，他又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共政權在島內的傳聲筒。
由此可見，目前在檯面上搞台獨的政治人物，本身就是沒有政治信仰的一群人。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社會主義、三民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分離主義都只是用來滿足個人權利的手段而已。來自綠色陣營的本土派政治人物追求的，只不過是希望取代目前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成為美國與日本在島內的代理人而已。而假若中共能夠給他們足夠的好處，甚至於當北京的代理人也不是不可以的。
不過，在目前中共尚未承諾能夠在統一後給自己任何好處，比方說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讓綠色陣營在島內維持五十年的執政權的情況下，民進黨還不能夠如蘇進強那般完全的往北京的立場上靠攏。唯有透過在表面上把自己塑造成「反共」的頑固派，並且以一切合法與非合法，理性與非理性的方法阻礙國民黨推動兩岸交流，本土陣營才能夠避免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大陸的眼中完全「邊緣化」。
換言之，民進黨與其他綠色政黨、「公民團體」的所作所為，完全只為了累積日後與中共談判統一，並且爭取一個買辦來當的籌碼而已。然而，對於此一綠色陣營「反共」的可悲真相，不要說許多的台灣人假裝看不懂，就連許多在海內外活動的大陸民運人士也是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於選擇性迴避。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兩批人選擇給綠色陣營此種「道德免死金牌」呢？
台灣人與大陸民運人士的「雙重標準」
當台灣有一大批選民，一邊享受與對岸經貿交流所帶來的「和平紅利」，一邊指控馬英九政府「賣台」的同時，也有不少來自於海峽對岸的民運人士，甚至於所謂的「國粉」在大陸與海外痛罵國民黨背叛了先總統蔣公的反共信仰，只因為馬英九政府在經貿上實現了與大陸的接觸，同時也藉由在新加坡與習近平的會面開啟了未來兩岸政治談判的大門。
與此同時，這一批台灣人與大陸人卻對民進黨或者其他綠色政黨、團體與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明著暗著的接觸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這就讓人感到嘖嘖稱奇了。撇開那些立場已經「轉紅」了的泛藍外圍政黨不提，馬英九政府與中共方面的接觸與談判，絕大多數都是在資訊高度透明的情況下進行的。至少大陸哪個官員來到台北，或者台灣哪個官員去到北京，都逃不過媒體記者的掌握。
相反的是，綠色政黨與「公民團體」派人到中國大陸去，究竟跟中共的官員談了些什麼，哪一些與經濟或者政治相關的議題，無論是在島內、大陸還是海外的媒體都因無法掌握而一無所知。比方說2014年1月份，蔡英文派其幕僚林全前往大陸與中共高層會晤，雖然已經被報導出來，但是雙方之間會面談話的內容直到今天外界都還是一無所知。
雖然關於蔡英文與北京建立直接溝通管道的消息，在台灣一直以來都時有所聞，甚至就連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都親自出面證實過此一消息。不過，對於民進黨與對岸接觸的消息，一般台灣選民與大陸民運人士不僅不會像對待馬英九那般給予嚴厲的指責，甚至還會想方設法的替這些背棄反共原則的行為背書。
會出現這種反應的原因，首先在於大多數的台灣人與大陸民運人士認為民進黨與其他的綠色政黨都是「在野黨」，本身並不具備對中共出賣台灣的實際權力。除了認為與大陸方面建立溝通管道，象徵著民進黨更加務實與理性之外，他們往往也傾向於相信綠色的政治人物通通都是立場堅定的「反共」人士，前往中國大陸與共產黨周旋，目的也只是要為台灣爭取更多的利益而已。
其次，則是在於支持民進黨與其他綠色政黨團體者大多數以台灣的閩南族群為主。這些生活在21世紀，卻還懷抱著強烈大閩南主義的本省籍選民相信，與自己流一樣血統的閩南籍政治人物，先天上就不會出賣台灣的利益給中國大陸。而如果真的要選一個人去出賣台灣，那麼他們首先選擇的對象也肯定會是以來自本土政黨的閩南籍男性代表。
身為客家人，而且又是女性的蔡英文出馬，雖然在很大的程度上衝淡了綠色政黨內的大福佬沙文主義，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年輕世代的客家、外省與原住民選民支持，但是她畢竟相對於有外省血統的馬英九與朱立倫而言，還是更能代表台灣的本土利益，所以大家還是會寧願選擇相信今日的民進黨與其外圍團體在面對中共威脅的時候，會有更堅決的立場。
至於大陸民運人士，撇開那些領了民進黨錢財者不提，絕大多數選擇無條件相信民進黨的原因，可能是在於對國民黨的失望。對於台灣島內政治局勢與兩岸現狀缺乏基本瞭解，意識形態還停留在冷戰時代的許多對岸民運人士而言，僅能夠簡單的透過國民黨與民進黨雙方公開提出的政策來判斷這兩個政黨究竟哪個是反共，哪個又是不反共，而且還親共的。
可能是在中共統治下受到了太多的委屈，這些大陸民運人士，尤其是所謂的「國粉」將擺脫困境的希望，盲目的寄託到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然而，在看到馬英九沒有辦法像昔日蔣中正一樣高喊反攻大陸的口號，或者至少學習蔣經國那般堅持與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原則而大失所望之後，他們只好將希望投射到另外一個台灣主要政黨，也就是民進黨身上了。
雖然他們也知道，在心態上把大陸當外國的民進黨，對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並不像表面上表演的那麼關心，甚至還動不動就會流露出無差別歧視對岸人民的心態，但是民運人士仍然會在心裡把唯一還在高喊反共的民進黨視為保護中華民國傳統價值的最後一道防線。畢竟目前在中華民國實際控制的台澎金馬地區也只有綠色陣營，還在公開的與中國共產黨唱反調。
有趣的是，除了一般的台灣選民與民運人士外，很多「由藍轉紅」的統派人士也很積極在掩護民進黨與本土陣營政治人物的親共作為，從各方面將他們塑造成堅決配合「美日帝國主義」圍堵中國的「民族敗類」。甚至就算明明知道民進黨的領袖與政治人物在大陸有複雜的人脈關係，也選擇替他們隱藏，不讓台灣島內的民眾瞭解真相。
為什麼就連在意識形態上與獨派對立的統派，也選擇替民進黨緩頰與辯護呢？新黨主席郁慕明表示，如果把民進黨與其他綠色政黨領導人如何在大陸投資賺錢以及在中共官員面前卑躬屈膝的實情公佈出來，只會讓這些假台獨真的切斷了與對岸的往來，變成真的台獨而已。不過以筆者的觀察，實情恐怕遠非郁慕明講的那麼簡單。
統派人士之所以也急於替綠營辯護的原因，可能是在於如果台灣社會與中共知道了民進黨本身並不是一個堅決的反共與台獨政黨，而是可以經由金錢買通而妥協的機會主義者以後，他們做為兩岸統一後，北京在台代理人的地位會遭受到本土派的威脅。筆者個人，則更傾向於相信慣用兩面手法的中共，其實是同時在操縱紅色統派與綠色獨派一起分進合擊顛覆中華民國。
全世界最廉價的「反共」
台灣最大的危機，並不是在於所有人都賦予了本土政黨與社團一個可以賣台的「道德免死金牌」，而是在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似乎把「反共」這兩個字看得太過於廉價。名嘴鄭弘儀可以因為罵馬英九髒話就成為「反共英雄」，藝人徐若瑄可以因為出席東京影展遭到中共打壓成為「反共英雄」，商人高為邦也可以因為在大陸投資失敗而成為「反共英雄」。
好像一夕間，只要張嘴喊一句「我主張台灣獨立」的年輕人，通通都可以變得比當年在一江山戰役中抵抗解放軍而壯烈殉國的王生明將軍還要神武，還要偉大。這些在溫室中長大的年輕男女，沒有上過戰場，沒有奉獻過鮮血，只需要利用馬英九總統對民主價值近乎超越極限的遵守，就可以在警察完全不敢主黨的情況下佔領立法院，並且享受滇緬孤軍健兒們一輩子都沒有得到過的社會讚賞與榮譽。
到了立法院以後，這些學生第一件要求的事情不是發表什麼轟轟烈烈的反共宣言，而是要求院長王金平給他們開冷氣。無論是在立法院還是行政院，他們做盡了一切打砸搶，甚至於偷竊食物與財物的事情。然而，只因為他們給自己塑造出了的年輕熱血與天真浪漫形象，就立刻受到了社會輿論的滿堂喝采。可惜的是這一些年輕人，似乎忘了什麼是日久見人心的道理。
因為包裝的再怎麼好的謊言，最終還是經不起現實的考驗。先不論蔡英文本人的家族在大陸投資海霸王餐廳的真相為何，也不去管平常煽動「反共」反中輿論的民視總經理將女兒嫁給了中共高幹，甚至也不去提民進黨立法院總召集人柯建銘的兒子在香港國企上班領人民幣的事實，光是黃國昌與林昶佐兩人與對岸的關係，其實就非常值得我們檢驗了。
黃國昌的岳父在大陸投資賺錢這件事情，象徵了他是一個標準不一的投資政客。一面嫌棄大陸不好，一面卻讓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對岸出版書籍，甚至於自將國格自稱來自中國台灣地區，只為了賺人民幣的作法，凡是任何有基本道德嘗試判斷的人，都會質疑其誠信的不足。熟知兩岸關係的人，也會懷疑他的目的高喊愛國口號阻止別人去對岸的做法，只是要鞏固自己多年來在大陸累積的利益。
至於林昶佐母親黃惠英的角色則更是經典，因為根據立法委員林郁方先生的舉發，她不只在1995年就前往大陸投資，而且還擔任上海市的仲裁員。由於2002年以後擔任上海市仲裁員此一職務的台灣人，包括黃惠英在內僅有三人，林昶佐家族與中共政商高層的關係絕對不只一般。目前已經有不少人在質疑，林昶佐的競選經費是否是由大陸提供。
對此，一位筆者不是很認同的網路陰謀論者王大師，倒是做出了少數令我感到拍案叫絕的評論：「或許最終，這群政客只是想搶對中國的買辦主導權，待政權輪替後，無須跨過國民黨這個牽猴子居間，直接將人民幣活水灌入綠色口袋中。否則，為何與蔡英文麻吉麻吉的張忠謀，能輕易獲南京設廠的入場票？想像看，如果是4年前，TSMC若想赴大陸設廠，會如此輕而易舉嗎？」
王大師繼續說道：「眼看Freddy吸著媽媽的人民幣奶頭，漱著RMB奶水，黃國昌也不會如2012年對蔡旺旺喊「反中資壟斷」般抗議。林昶佐也不會對柯文哲廢囤屋稅，跟對文林苑與大埔炒地事件期間的大喊「居住正義」。柯一正不在自由廣場擺攤反核了、陳為廷也不出來練掌力了，整個台灣的社運界一片祥和、國泰民安。」
最後，王大師對於台灣島內如此奇怪的政治現象，也忍不住的在他的部落格上做出了本土政黨支持者、大陸民運人士甚至於台灣的紅色統派所不願意面對的結論：「我終於知道台灣過去8年來的病灶在哪了，因為2014年的「公民不服從」，就是對2012年「選民不服輸」的呼應。所以台灣是個非常幸福的小島，一切島內的問題，只要某黨取得政權後，就能迎刃而解。」
也因為擁有這樣的「道德免死金牌」，筆者相信無論未來關於這些綠色政客與大陸高層往來的消息有多少被報出，他們在台灣、歐美社會甚至於中國大陸都還是會有廣大的支持群眾存在。由於沒有人會相信，甚至於懷疑這些人可能把台灣送給中共，最後的結果可能就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五星紅旗就在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上飄揚起來。
當然，現在筆者講這些，可能都讓人有危言聳聽甚至於言之過早的感覺，但是我還是必須要在這裡勸本土年輕一代的政治人物一件事情，那就是「反共」絕對不是你們想像那麼廉價的兩個字。如果沒有做出被清算，被鬥爭，甚至於父母孩子一起被共產黨殺死或者勞改的準備，就千萬不要輕易的把「反共英雄」這四個字貼在自己身上。
這樣做的話，不只中華民國的反共先烈會笑你們，就連那些從1917年蘇維埃革命開始，在全球各地抵抗赤禍，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人也會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據說，林昶佐先生非常喜歡聽盤古樂團唱的兩首歌曲，一首是《天生我材必反共》，另外一首則是《白軍》。想請問林昶佐先生，如果俄國白軍領袖高爾察克的母親被發現與紅軍有所勾結，他還能夠繼續當俄羅斯民族的精神象徵嗎？
就連那些在二戰期間為了抵抗蘇聯紅軍，而選擇加入納粹武裝志願隊外籍志願兵田的東歐人，在看到黃國昌與林昶佐兩人如此反共，也會感到非常無奈吧？想必那些參加了武裝親衛隊第14「加利西亞」師的烏克蘭反共戰士，會恨不得把黃國昌與林昶佐這樣的人拉到樹林去挖一個洞，然後集體以MP40機槍掃死在裡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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