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峡探索》
【原文编者按：今天是香港回归中国大陆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赴港出席庆祝活动。在此之际，本网特地重刊中国著名记者戴晴在香港回归前所写的系列文章。尽管戴晴的文章写在1997年即香港回归之前，但现在看来，今天在香港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正是她当年所担忧的……】
回归前夕寄言香港朋友（之一）：耻辱与屈辱
北京今天是史无前例且大义凛然地兴高采烈了。从竖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那面倒计时钟，到大小机关铺天盖地的诗词条幅； 从五花八门的献礼： 龙珠、宝鼎、大皮鼓，到连续十天的长安街头杂耍……自从1984年建国35周年大庆以来，北京人已少见盛大公共庆典，款爷和贪官大多是躲在包间里唱卡拉OK。不料今年“春夏之交”以来，不但百姓们给弄得非兴奋不可，就连本来开在秋天的菊花，也因光荣的政治任务，被催着让在七月初怒放——这都因为距他们千里之遥的那个有着摩天大楼和犬马声色的香港要回归了。
香港与新界是在150年和100年前，在当时的主事人的手上，被洋人按着脑袋割让与租借出去的。百年以来，这一事体一直被当作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到期回归于是成了血洗此辱的明证。“百年来魂牵梦绕的愿望在我们手里完成”，又怎么能不大大地喧庆一番呢。
在这一片由官方主导并支持(包括精神与物质)的狂喜和忙乱之余，似乎忘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为什么百年以来，香港，外加曾遍布中国大小都市的英法日德等列强的租借地——种种类似耻辱的集中体现——与中国的没有蒙上这一耻辱的地方相比，在没有收回之前，不但最为修整、洁净、繁华、安全，相当多的中国人，包括著名的爱国者和仁人志士，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无不尽量挤到这些地方住家，并在这些“外国强盗”的治下出版、结社和躲避专制者的追捕。香港（加上新界）因为地方大，二战之后又成了唯一的一块，这一现象就更明显了。
不争的事实是，眼下居住在香港的华人居民的99%以上，都是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志愿迁徙到这米字旗与狮爪之下、志愿接受龙准鹰目的历届港督、布政司、外加各层胥吏们的没什么商量的治理的。他们之中或许有些人有着十九世纪中叶在当时的那座荒岛上打过渔种过稻的先祖，但绝大部分已是那场耻辱的战争之后的大陆移民与他们的子孙，特别是四十年代末中国易帜时那批惶惶的上海天津有钱人、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和文革期间）那批怵怵的刀下余生者，当然还有七、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些排了长队、托了关系、甚至有点不那么合法地怀抱发财渴想前来、目前虽不大能说粤语但已是荷包鼓囊囊的新港人。
其实，说全体中国人都为此感到耻辱，并不十分确切。耻辱感往往缘于作恶。未作恶而无端受辱，确切地说应是屈辱。就香港的割让而言，感到耻辱的首先应是当时英国的鸦片贩子、主张强权贸易的外交大臣、在下院投赞成票的议员，当然还有签订这些条约和造成这样地签约的政治经济局面的清廷的皇帝大臣。百姓们没什么好耻辱的。中国的百姓所面对的，是贫穷、卑陋、蒙昧无识、处处有求于人的境地，这是屈辱。
对耻辱的洗刷是革除旧弊重新做人。平心观察英国政府百年来内外政策的转变，包括对香港治理的改进与革新，说明他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这样做了。中国的统治者呢？150年前最高统治者的独裁、高级官员的昏庸、上上下下的盲目自大、不求进取、媚上求宠，以及对“道统”的盲目维护，包括目前武器及战术的依旧落后于人……，这种种造成当时中国败局的要素，今天又好了多少呢？ 在愧对自己的百姓、不能使自己的百姓骄傲地比肩于其他国度的人们这一点上，中国眼下的统治者恐怕不能说已经洗净前耻了吧。香港回归而依然保持由英人建立起来的制度，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中国目下的一套起码在大多数香港人眼中是不可取的。
一百四十年前，也即鸦片战争后不过十来年，美国的“黑船”以几乎同样的方式逼迫着当时与清廷几乎同样保守腐朽的日本德川慕府签下同样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后世的改革派政治家没有一味诿过于他人，而是在意识与体系的层面作深刻检讨，使国家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一百五十年后，由于在质量与价格上的优势，日本对美国贸易年年顺差——这才叫洗耻。
说到屈辱，不能说香港人没有感受：百年来，强占了你的地方，还把你当二等民对待，即使在种族隔离已得到革除、社会福利已受到重视、肃贪等举措已认真贯彻以后，香港人的感受应该说比北京人仍真切得多。然而，这一屈辱感并没有阻碍（哪怕缓解）从大陆拥入香港的移民潮。本世纪以来，应该说,每当大陆发生不适合平民生存的动乱，移民就一古脑儿涌向香港，直到1950年代不得不加以限制之后，依旧有上百万人在大陆亲朋钦羡的目光下，先是一个，接着是配偶，又契而不舍地拉上一大串，以至香港人口在百年内增加了上百倍。
不能说香港人心中不具国家民族豪迈之情与人人皆有之的屈辱敏感，只不过此类女王总督治下的屈辱与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压迫、自由剥夺，以及长达数代的贫困相比，似乎显得不是那么不可忍。□
回归前夕寄言香港朋友（之二）：国家富强与平民安乐
同为六月，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和八年前比，已大不相同。这不同不在城楼灯笼焕然一新，也不在枝形华灯新装了灯泡，而在于人，广场上的人。携妇将雏呼朋引类地到这里来遛遛湾儿、顺便(或专程)看看倒计时钟的北京人，已不像八年前那样一腔忧愤，他们今天满心欢畅，为什么？“香港要回归了”，“咱们的祖国更强大了！”
这面容、这言语、这情愫一点也不陌生，1949年是这样，1966年是这样，邓小平主持改革后的1984年也曾是这样，笔者本人在一生最好的年华里也一直是这样。不仅中国人，想想1930年代的德国人、1950年代的苏联人、1960年代的古巴人，起码从新闻报到看，不都是如此吗？装模作样者微乎其微，他们的高兴是真心的——或出于高尚的理想，或囿于政治家的眩惑，前者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后者是由于知情权被剥夺。当然更多的是出于在中国已盘桓百年、什么事情一套即了事、什么严正的检讨和无谓的纷争均可在一瞬间烟消雾散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而当当局正打这手牌的时候，就更显得理直气壮和安全了。然而，应该说的是，无论哪种情况，都在这一点上出了毛病：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富强与平民安乐成了一个概念，民族情怀正是这二者的调和剂：香港那么大一块肥肉安安稳稳地回到咱们中国人手上，还有比这更让人骄傲的事吗?
他们没有机会细想，更没有机会发表见解，比方说，国人收入如此菲薄，只因为执掌权柄者把钱用来造原子弹、造大水坝、造自己逃命的地下公路和游幸的离宫了；孩子的学校缺乏体育设施，是因为当局决定培养金牌选手为国争光去了——国家光彩的时候，在其治下纳税和隐性纳税的民众并非幸福。
如果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看做志愿移民国家(澳大利亚最初为押解移民国家)，香港大概可以称作“灾难移民”之地了。这就是说，每当母国出现灾难，就有大批人流入安全与自由的香港。1937年、1949年、1966年(最近二十年与前几次不尽相同)……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流动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履行了那地方要他们履行的一切、遵从那地方要他们遵从的一切并最后呆了下来。与目前还在北京喊口号的同胞相比，他们大都有胆有识，有些还相当能干甚至非常优秀。从自身——有些还是相当惨痛——的体验中，他们终于弄懂的是，抽象的统一富强和具体的平民式的安乐富裕之并不永远是一回事，二者兼有之当然最好，恰如现在许多国家那样；但如果必须二者择一的话，这批人的选择，往往就是后者了。
不料，就在他们辛辛苦苦迁徙并拼打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甚至不过刚刚站稳之后，好不容易逃离的那个统治，包括它的观念、方式甚至用语，又跟了来。而香港人也“好了伤疤忘了痛”，口说着“我们中国”，目睹解放军攀着水喉飞快攀上楼顶等祖国强大之噱头，也兴高采烈起来了。
没有人会对香港人的勤劳智慧和香港目前的财富聚积持异议。香港的发展是一个奇迹，也是中西理念、中西治世手段融合的一个初步解答：既是英人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但家业再大、平头百姓再能干刻苦，也禁不起折腾，尤其是那种集权式的、被一批不具常识、不受制约、不担责任、永远不会遭到批评与追究的人的胡折腾。内蒙的草原和云南的森林怎么消失的？沈阳的天空和上海的苏州河为什么那么脏？古老静穆又不失活泼与华彩的北京怎么成了今天这种又脏又乱不伦不类的怪物？大陆“表叔”怎么一个个又傻又贪？手执中国护照旅行怎么处处遭人严厉盘查？……中国这份家业难道不比香港大？生活在大陆的一代又一代“泥”（此处读四声ni4）在运动、文件和口号里的人不是和香港人一样肯吃苦有心计？如果这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得不到回答，国家强大不但是虚幻的，也是会被用来盘剥百姓，从而最终也会被糟蹋殆尽的。民众如果愿意，不妨多想想国家；但国家的主事者，没有权利要求本该全心为之谋福利的平民作持续的牺牲。若说在前些年香港人还能或抱同情、或怀侥幸地远远地观望大陆政坛的起起伏伏、大陆民众的磕磕绊绊的话，从今日起，这一整套所有捋不清道不明的大难题，包括国家富强与平民安乐概念的异同与相辅相悖，已扎扎实实地推到了香港人眼前。□
回归前夕寄言香港朋友(之三)：束手无策与逆来顺受
朋友告诉我，这些日子香港大雨瓢泼，多年少见。“老天也有情呢……”她说。
老天为香港落泪，为什么?
喜极而泣么? 以朋友寞落的声调看，似不像； 惜别，为英国人? 香港人这边怎么样不敢说，住在北京的人，在民族大义的重压下，想说白发红颜的肥彭一句好话，比当年批评学生还需要勇气。更不要说怀着念想，谈谈稳重进取的葛洪亮、廉洁公正的麦理浩，还有开出小路供忙得晕了头的香港人远足游憩的卫奕信……但依依惜别不会如此大恸，老天这回的落泪不止，恐怕是一种痛悼，为香港人、为他们的忧惧、为他们即将失去得以安身立命的小天地时候的束手无策与逆来顺受吧。
香港回归无疑是世界近百年来一大奇事。其最奇之处莫过于在人类认识不断前进的大潮中、在苏联东欧诸国已然将民众不堪忍受的体制断然撇弃的背景下，香港，这个几乎没有资源和外援，仅以其法制和效率，靠自己打拼终而跻身世界第一流的地方，恍然中，被交到一个资源外援均属一流、但不仅法制和效率、其见识与心态也已成为世界共同头疼的共产党人手中： 香港成了怀揣百万妆奁，却给生生送上包办婚床的新娘——更糟的是，对那新郎的蛮横粗鄙、“身手不凡”，她并非一无所知，于是连这情景下常有的茫茫的憧憬都免了。但历史进程如此，人类目下的决策手段如此，无奈之余，诸般问题于是归结为：曾经有过无数次机会，但往往把好事做坏的共产党，这回会不会硬把好端端的香港也弄坏?
通观北京流通的报刊书籍，众口一辞地大骂英国人海盗行径的同时，也在骂它1942年和1949年两个关键时刻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拒不交还香港的劣迹。不错，英国那时确是取这一态度。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英国没有坚持，把香港像今天一样，交到了那时的中国领袖手中，此刻的香港和香港人会是什么样。 不说别人，单说精明干炼、善于审时度势周旋于政客间、并且非常爱国的船王董家，如果不是1941年在香港有了一方立足之地，躲得过40年代末的金圆券劫掠和50年代的“自愿”改造、“自愿”公私合营吗？
不错，大陆如今已大不同：有了股市、有了党员大款、有了比跑马跳舞更加“资产阶级”化的游乐，但只要稍微冷静分析一下，就可以明白看到，不但这一政权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变（它自己也同样骄傲地如此宣称），一百五十年前导致中国惨败与羞辱的最深层的原因：独裁、以权代法、道德批判至上、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茫无所知……甚至没有触动。基于此，毛泽东所提出他的看家策略：“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对军队与舆论的牢牢控制，依旧是北京统治大陆的底牌——就在口口声声保持香港不变的许诺下，这两件法宝早已不容商量地罩在了香港上空。
以“头等政治任务在身”而等候在深圳数年的香港驻军，与当年的老八路一样，又挖河、又栽树，赢得了当地人真正的喜爱；在他们出现于香港街头的时候，也一定帅过“红头阿三”百倍。但不要忘了，这是军队，武装的政治集团，它的首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坐在北京，命令将从那里发出。与大陆的解放军一样，他们既对外御敌，也对内镇压，装在他们的枪膛里的，也不是北京市民八年前误以为的橡皮子弹。
至于言论自由，如果香港大部分人认为搞笑(当然不要搞到北京的大人物头上)就足够了 ，那末即使加上富豪衣装、明星艳史，北京也是乐于优容的。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以及就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和批评当政者的自由，恐怕就没有那么乐观了，而这正是几十年来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知识界，已如空气和水一般不可离之须臾的基本权利。如若再向前拓展一点，拓展到政治层面，比方说能不能杯葛大陆权贵特别在行的有关香港的黑箱操作？能否揭发并抵制钱权交易？当腐败出现在政权核心而并非仅仅阿Sir和差人身上的时候，廉政公署能否依旧不受打搅地工作？
五十年前，我们大陆人也曾得到过“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许诺，统观此后全世界、包括亚洲四小龙走向繁荣时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但当他以革命(或民族)的名义而行独裁的时候，作为他的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和盟友(如宋庆龄沈君儒等)，或出于惧怕、或出于回护(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或出于乘机清肃政敌以利己，在本该坚持的时候选择放弃、在本该力争的时候选择让步，更不必说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的百姓了。对照香港人今天的“老共么，顶好不要去惹它”的心态，不是有点重蹈覆辙、从而很难不令人担忧了吗？
属于大国政治范畴的香港回归，对香港民众而言，本是一个无奈。就在英国人退出之后，在全世界或捏把汗、或等着看笑话的当口，我们中国人本该争口气：大陆当局深刻自省；香港新人抖擞精神、平平静静地完成交接之后，坚持应该坚持的一切，抵制应该抵制的一切，努力造成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尚不失顺时应势，变坏事为好事。不料我们今天见到的，竟又如每次一样，一方是恩慈面具下的强横，一方是独立妆裹里的趋奉，而堆在面上的，则是贻笑大方的、用钱堆起来的谀辞空话。
坐在北京的书房，听着窗外闹哄哄的“迎回归小店新添酱肉”、“迎回归山地车大减价”(或“居民区交谊舞会”)，不禁黯然神伤：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又一次因自己蒙昧的自大——不正视历史、不正视当前，只一味躲在民族与爱国的大义下摆着架子偷安——而失去迈进近代社会的机会。本已走在前面的香港为此也要付出代价呢。
我祈盼上面所有这些想到了并大声说出来的担忧，都起因于未能窥到当局不便明言的良苦用心，而终为香港在未来日子里的自由、繁荣、安定所击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