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人类从不继承国王思想 ——兼谈文革初期自己的一点记忆

【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一年多前的201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第20届年会，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会上有个主题发言（主题是“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研究”），题目叫《文革的历史需要更多亲历者回忆》，这个发言的导语是：“只有人人都能回忆，回忆者才会尽可能求准确，只准一个人回忆，哪怕这个人并非存心撒谎，甚至这个人确实自以为真实，也会因为在无须面对挑战的情况下缺乏谨慎核实的动力而错误百出。”在发言中秦晖教授还说了这么一句：“民族的记忆是由无数个人的记忆汇成的。”信然。

    一
    近一年半载，中国大陆“颂圣”现象特别扎眼，央视新闻联播也好，各门户网站也罢，包括中国大陆第一报，头条“新闻”几乎让国家最高领导人给包了。这个星球上发生再大的新闻都没有圣上的出访、接见、参观重要。最近《人民日报》的公众号评论说得更直接更露骨：“当前，向党中央看齐，就是要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有人说这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看作派，完全仿毛，于是有人也就担心起来，这样做，会不会倒退到毛时代？会不会再来一次文革运动？见此情形，本人多少也有点不安，并想起这一辈子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而今年又恰逢文革五十周年纪念。
　　话说1963年秋本人入学，小学四年级正赶上整个国家狂风大作，举国动荡不安，怎一个“乱”字了得。约五十年后也还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在1928年就被红军“解放”过一次、1948年再次“解放”又近20年后被邻县人称作像“猪圈”似的（意为整个县城破烂不堪）大别山脚的小县城“大”街上，到处都有孩子拦着大人背诵伟大领袖语录，不背诵不让走。而自己当年也是这疯狂中的“小不点”。好来当时伟大领袖的“小红宝书”铺天盖地，即使进城卖柴火的乡下人，不少随口也能应付一二。这也难怪，彼时已是“祖国山河一片红”，广播喇叭里天天都在念“最高指示”，一天甚至要念几十上百遍，夸张点说，大家伙耳朵都听出了茧子，很少有人背不出几条“大救星”的语录。文革时期，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如果背不出几条“最高指示”，简直就是大笑话，人们看你会像现在看大熊猫一样。
　　当然，万事皆有例外，毕竟也还有背诵不上来的，那可就惨了。城里小学生原本就年幼无知，加上在那疯狂的年代，拦住行人后，不背诵一句不让走。这样，在我们县城的街上当时就可看到一道“风景”，即三三两两戴着“用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的“小不点”们与一些乡下人在那儿磨蹭：乡下人不会背诵，而小学生又认死理不让走。今天想来，真是荒唐至极，完全可载入《二十世纪奇观》。
　　好在那年代，谁都不敢拿政治开玩笑，更不敢对爹亲娘亲都不如的“伟大领袖”有丝毫不敬——会背诵者，被我们这些孩子一拦住，都是赶紧背诵一句了事，比如要斗私批修，比如要为人民服务，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自然也有人会来句长点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约五十年后还记得一件事，自己与同班同学尹学友（真想不到约五十年了还能记起这个小学同学的名字）在我们那靠城西的一座名叫西大桥桥头，两个“小不点”也不知哪来的胆量，站在马路中间，拦下一辆疾驶而来的大货车。车一停，我和尹学友就扒上车头两边车门，要求司机背诵毛主席语录，司机自然背了一条，不过紧接着也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很危险。
　　半个世纪后想想，实在对不起那司机，估计我俩的行为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可人一疯狂起来，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把危险置之度外，或者说简直就没了危险意识。只是谁也不会想到，在路上拦住人要求背诵伟大领袖语录，只是疯狂的开始，更大的疯狂和危险正等待着六亿“舜尧”们——解释一句，按顺序，应该是尧舜，可当年伟大领袖做诗为了押韵，只好把两位古人调了一下先后。
　　自然，虽然更大的疯狂还在后面，印象中最疯狂也就那么两年时间。这也说明，凡事一疯狂，必不能长久。

       二
　　又记起早些年在广州《随笔》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随笔，到了现在，内容主题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但作者在文章中说他的乡下舅舅有次去京城看望他这个城里亲戚，跟他说，走过天安门时，见到城楼上悬挂的那幅巨大画像，觉得毛主席其实就是一皇帝——这句至今不忘。
　　所以说，前段时间宣扬的“两个务必”也好，“走群众路线”也罢，再加上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都是前国王思想，而且历史告诉我们，都是前国王做的表面文章——究其一生，从未两个务必，从没走过群众路线，从没接受过别人批评，更没真心作过什么自我批评。彭大将军庐山上只是在信中对他这个“老战友”说了几句真心话，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诬其“里通外国”，是“反革命军事俱乐部”头目；而第一个提出要把他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的刘少奇与其某些想法不同，更是惨死在开封，连骨灰盒上都不是自己的姓名，好像叫什么“刘卫黄”吧。
　　再说，两个“务必”管用吗？走群众路线管用吗？批评与自我批评管用吗？真管用，前国王倡导几十年，中国社会官风、民风也不至沦落到如此地步。倒是那些从不提两个务必、从不讲走群众路线、从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国家，不仅天下太平，而且官民文明程度都大大高于我们这种社会。
　　就算不是做表面文章，国王的思想也不值得继承。其理由就是：国王并非人类最优秀者，更不等于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
　　前国王虽然并非世袭，却也是用了各种计谋，加上各种阴差阳错，才做上国王宝座。这些，可怜的百姓当然不知，可你去问问死去的前总理，他一定会告诉你详情。所以说，一个人能做上国王，自己的真本事只是条件之一，甚至一点真本事没有，照样可做国王。
　　希腊两千多年前就有人要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这表明人类自从出现国王后就对国王表示不满。世界历史不说，中国历史上据说有大小上百次农民起义，说到底，一次次都是要推翻国王。
　　国王不是人人能做的，但很多人都能做国王，也不是说着玩儿的。正如一位朋友在一篇长文中所言：“中国皇帝的权力威风与特权利益最大，所以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人人都想当皇上，只是很多人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罢了。”
　　人类更没想过让哪个国王万岁万万岁。在下面喊万岁的多是随大流，而且其中有不少喊万岁者都巴望国王早早下台，甚至一命呜呼才好。
　　国王的思想，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而且还并不等于就是“伟大的思想”。正如历史学家、美籍华人黄仁宇在他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所说：“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都带有宗教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79～80页，中华书局出版）
　　而只要不是伟大的思想，有什么好继承的，又怎么能继承。如果就因为是国王的思想就要继承，那么，我敢说，也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我们大家有谁知道五千年前的国王是什么思想？肯定没有——噢对了，五千年前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国王，只有族长，只有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尧舜只是传说，就算不是传说，也没有五千年。
　　可三千年前还是有了吧。然而我们今天有谁知道三千年前国王是什么思想？周厉王好像也只有2800多年，更重要的是，有谁敢站出来说还要继承周厉王那种国王的思想呢？
　　国王也有著作，但国王的著作绝不等于就一定有博大思想。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见有位画家叫葛小光，信心满满，说他为“新中国”60年华诞画的那幅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巨幅画像，就是“力求通过对毛泽东眼神的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
　　其实，前国王有什么“博大胸襟”？真有博大胸襟，土改时也就不会杀那么多人，就不会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针对当时有人说“你们独裁”时这样回敬道：“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见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1966年7月改横排本第四卷第1364页）
　　我们今天知道，人类是所有人的，不仅是他毛泽东所定义的“人民”的，同时也还是他毛泽东所定义的“反动派”的。既然他毛泽东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就有可能剥夺一切他认为不是人民的人的发言权，而事实上，他领导下的整个中国就是这么干的：昨天还是人民的人，一夜醒来，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自然，也就只有受批判的份儿，而没有了“发言”的权利。而且还不仅仅是对普通百姓这样干——昨天还是他的战友，且作诗褒奖为“看谁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今天就成了他的敌人，而一成他的敌人，遭受到的就是残酷无情，“不死也要脱层皮”。
　　所以，我们只知道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经典，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经典，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是经典，没听说前国王包括文化革命时期炒作的“五篇光辉哲学著作”和上面提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2012年100多名知名学者、作家们奉命抄录的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人类经典。
　　早先看过一个统计，秦赢政之前的就不说了。自始皇帝以降，中国大小皇帝近五百个，然而我们没听说今天哪个有真正现代思想的人要继承其中某个皇帝的思想。
　　皇帝的思想，都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思想，而且一旦做了皇帝，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这一家一姓万代相传，然后就是防止臣民尤其防止宫中别有什么人大逆不道，谋反篡权。试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这个国王还有什么博大胸襟、博大思想？前国王在夺取政权后的近三十年里，又写出几篇有思想、有胸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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