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十分关注那里发生的一切，收集了一些资料来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我对那段历史并不陌生。逝者如斯本是世间常理，我并没有写篇文章品头论足的打算，只是近日网友李英老先生指名道姓要和我探讨一下那段历史，他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前苏联走西方模式的可怕结果》，罗列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惨象来证明以西方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条行不通的绝路。其实，描述苏联解体后乱像的书，我书架上就有好几本，比如《世界在变》、《１９９０年的世界》、《“８．１９”事变后的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等等。很多人因为看到他们改革出现的混乱现象就被吓呆了，由此得出结论，说改革不能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李英就是这样一个被吓呆了的人。虽然他的论点不值一驳，可是考虑到现实中确实还有很多人相信了那一套歪理邪说，所以我就答应写篇文章回应他。况且中国目前推行的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矛盾呈几何级数上升，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迟早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借鉴一下那些国家的经验，汲取一下他们的教训，对减少中华民族的损失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我撰写此文的目的。
改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为了更好地认识苏联改革的必然性，我们先看一组有关经济增长的数据。戈尔巴乔夫执政前２０年，苏联经济的年均增长率，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是７．８％，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是５．７％，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是４．３％，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是３．６％。其中，非农部门（即工业和服务业，因为苏联服务业规模很小，因此非农部门主要指工业）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１．９％！这个增长率对于理解苏联经济当时的严峻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它拥有最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那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苏共也一直是这么干的。它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都是依靠政府权力剥夺农民利益（剪刀差）来快速发展工业的，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增长的拉动。诚如前文所述，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苏联经济年均增长率是７．８％，当时非农部门年均增长率高达６．２％，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苏联经济年均增长率是５．７％，非农部门年均增长率也高达５．４％，农业基本上没有增长，它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工业。按理说，苏联的工业增长率一定会大于农业的增长率，从８０年代以前的情况看确实是这样。当８０年代中期非农部门经济增长率下降到１．９％时，说明它的经济运行出现了大问题，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已经不起作用了！以上所引数据来自两位美国社会主义者大卫·科滋、弗雷德·威尔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４４页。当然，我手里的其他资料也给出了这些数据，我之所以引用这两位作者的数据，而不从别的作者那里引用，是因为毛左总是以造谣来理解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数据。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推行这个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不可能滑坡，所有用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低效率的数据都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引用他们自己同志的话，比引用其他人的话更具有说服力。
１９８５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后发现：“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１～１．５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第１６０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效率使得苏联经济每况愈下，到了“改革前的最后几年国家实际上是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过日子的。”（戈尔巴乔夫著《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35页）
毛左的同志、曾经参加过苏联“8.19”政变的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瓦·博尔金也证实：“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严峻，相当一部分工业和建筑安装企业亏损。机器的技术状况更糟：40%以上的机器设备的损耗程度超过50%。干部队伍不稳定，基金增值率降低，为此国家每年损失10亿卢布以上的产值。无人经营、无人负责现象十分严重。80年代中期，每年有130多亿立方米的伴生气白白烧掉。闲置的国产和进口设备数量不断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设备失去任何保障。”（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5页）社会主义不仅把苏联的工业搞成了这个样子，还使俄罗斯这个历史上就以粮食出口著称于世的欧洲粮仓，变成了粮食进口大国：“同以往一样，到处寻找资金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购买粮食。1981～1982年，由于购买的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对此表示愤怒：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倍，还是进口大量粮食。”（瓦·博尔金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8页）
由于生产停滞，导致消费品奇缺。美国社会主义者大卫·科滋和弗雷德·威尔说：“购物者面对着一个零售分配体系，该体系似乎是专门用来折磨他们的，而不是用来迎合他们的需要的。顾客为了买东西，常常需要排三个长队――一个是挂号，一个是付款，一个是取货。商品什么时候有，从来说不定，人们只好带着‘轻便’包到商店去，以防想要的商品突然就有售了。消费性服务少之又少，而且往往质量低劣。”（〔美〕大卫·科滋、弗雷德·威尔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４２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人们对国有财产不负责任和低效率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与世界为敌的意识形态使得苏联不得不承担着极高的军费开支：“原来，军费开支所占的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宣传所说的）１６％，而是４０％！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６％，而是２０％。２５０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２００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第１６０页）
除了经济衰退以外，官僚主义现象也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刚上任的时候，有一次到医院去视察工作，克格勃居然将他要去视察的那些病房里的住院病人统统赶走，换上安全部门的人躺在病床上弄虚作假。还有一次戈氏视察工作时有个老人向他反映的居然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有家工厂倒了一堆工业垃圾在他的院子门口，垃圾里混有很多金属残片，会割破人的鞋子，搞得老人都不敢放孩子到院子外面去玩耍了。老人向政府部门反映了很多次，就是没有人来运走这堆垃圾。他希望总书记能叫下面的政府官员把那堆工业垃圾运走。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希望强调的是，苏联的经济滑坡早在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１日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前就已经十分严重了。那种把苏联的经济滑坡归咎于戈氏的改革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苏联的经济出现了严重滑坡以及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才迫使戈氏下决心进行改革。如果当时苏联的经济发展没有遇到困难的话，戈尔巴乔夫是完全没有必要发起改革的。这就是苏联改革的必然性。
然而，苏联的改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又有着一定的偶然性。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死后，连续接任苏共总书记职务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是耄耋老人，尤其是契尔年科，走路都要人搀扶，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去思考苏联的改革问题。从勃列日涅夫去世到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０日，在这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又相继归西，这使苏联上下对老年政治深感不满，人们盼望能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来领导国家。时年５４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功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当然，年轻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改革的思想，北朝鲜的金正恩子承父业，于２０１１年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２８岁的金正恩不但不知道改革，反而表现出比其先辈更严重的反文明的特点。所以说，苏联的改革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戈尔巴乔夫不仅年富力强，而且勤奋好学，他早在大学时期就读过不少西方政治学名著，比如亚理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等人的著作。（戈尔巴乔夫著《真相与自白》第４５３页）这些著作，在国家处于正常情况下可能不会对人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人们阅读它们，只是想增长一点知识而已。可是，当国家处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时候，就可能促使人们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对比和反思，从中寻找改革的出路。如果契尔年科死后接任的不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或者戈氏虽然年轻但却对知识没有兴趣，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方政治学著作，又或者年轻且有知识的戈氏没有社会责任心，完全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混日子，苏联的改革都不可能发生。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改革是由苏共开始的，那时党是在忠于改革的领导人的领导之下的。再说，假如实行改革的倡议不是来自苏共，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开始。”（戈尔巴乔夫著《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第29页）
说苏联的改革是必然的，那是因为任何独裁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说苏联的改革是偶然的，那是因为遇到了戈尔巴乔夫这个特殊的总书记。所以说，苏联的改革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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