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群：反右派运动

周策群

 

从1949年10月登基、至1976年9月死去，毛直接统治中国的27年间，其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其手段之卑劣，致死人数之众，后果之惨痛而论，当分别以其1957年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开始至1976年毛寿终正寝为止的“文化大革命”为最，为代表。这三大运动可谓集毛主义罪恶大成之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一座比一座更“大”、更“高”，但是又各有千秋；就总体而论，可谓集古今中外暴君和极权政治之大成的巅峰之作。

故此，在论述毛的“运动治国”时，对这三大运动有必要单列。但有关这三大运动也是迄今为止已经见诸文字被揭露、批判得较多的，所以，只能择其要者表达笔者的一已之见。其中一些具体典型的事例，置于附录中供参阅。

 

整风、反右派运动的远因和近因

 

如果单以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厚颜无耻而论，毛亲自发动、一手制造的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应属登峰造极之作。后来有很多作者以毛自我蛮横无耻的辩解：“阳谋”作为此一事件的概括或标题，是很恰当的；也有一些作者冠之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来概括这场运动，从某方面来说也非常贴切。但是，笔者以为这些描述仍未能完全破解其中 “隐秘”，包括未能揭露毛发动这一运动的深层动机、目的。因为，不管“阳谋”也好，“文字狱”也好，都还只是现象，而在此背后隐藏的动机、目的，才是问题的的本质所在。

 

一、远因：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是毛实现其人生目标的第二大敌人和障碍

对于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反右派运动，笔者以为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批判毛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上，也不能仅从1956年波匈事件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判定，这些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只是近因，是引发事件的导火线；深藏在毛心底的阴谋，则是更早的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的仇恨和必欲打击、铲除而后快计划、打算。

凡是对毛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同意，毛对知识分子怀有深刻成见和刻骨的仇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仇恨愈益强烈。一般人都认为这可能源起于毛在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遭遇到当时的文化名人们的冷遇所埋下的种子，这个仇恨的种子随着毛的发迹而生长、壮大，最后变成横扫、毁灭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雷霆飓风，毛的发自内心的“对资产阶级教授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的名言，就充分反映和印证了毛的这一变态、疯狂心理。

从毛的睚眦必报的本性和其又善于隐忍不发的狡诈权谋来看，上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却还不够。因为，从中外历史看，草莽出身而终成大业，登上帝王之位者，在其未发迹前受到社会上层名流、名人的轻蔑者很多，这些人发迹后有的是采取残酷、简单的报复办法，黄巢、李闯、张献忠以及那个说：“此辈清流，当投之浊流”的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人比这些人高明，他们既要报复，但更要利用之，他们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刘邦。识字不多、出身二流子、混迹市井的刘邦早年对知识分子也是极为仇视蔑视的，当着知识分子以儒冠为溺器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发泄。但是，在后来特别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对士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除了如孙叔通为他制定朝仪，使其尝到九五之尊的乐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治理国家主要靠“文治”，靠文治，就是要靠知识分子。“汉家四百年天下”，主要也是靠的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强大精神凝聚力，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

刘邦是毛泽东崇拜的人物之一，在毛氏批注的二十四史帝王传记中，汉高祖这位平民底层出身、首次靠农民起义夺得皇位的皇帝得到毛的特别推崇，说他他是高明的政治家，后来的汉武、光武帝较这位乃祖都“差之远矣”。由此可见毛是欣赏刘邦这种对知识分子能伸能屈，不计前嫌的权谋和风格的。毛自己有时也有意表现一下“礼贤下士”的风度，在其建国初期，毛就经常邀请他的一些旧友、文人和国民党投奔过来的高级官僚如张治中、章士钊、柳亚子、梁漱溟等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聚谈、叙旧，还专门招待过他就读的湖南一师昔年的一位校长、一位老师。可见，简单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只是发泄他当年在北大时受到轻蔑的仇恨，是不够的。（毛掌权不久就开展了一场对胡适的大批判，算是报了当年在北大被胡适轻蔑的“一箭之仇”。）何况，从四十年代在延安时代起，毛已招徕大批知识分子为其服务，这些知识分子在毛的软、硬两手的打压、改造下，全都成了他的驯服工具，为他的事业特别是对他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相当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当年曾与他共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的头头，都聚集到毛的麾下，甘愿效犬马之劳。当此时，毛一呼百诺，“万岁”之声日盈于耳，毛之志得意满已近“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了，他还有什么必要为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时那一点点不愉快的往事而郁郁不乐、斤斤计较呢！

所以，合理的结论是：早年遭到知识分子的冷遇只是后来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偏见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毛的造反——“革命” 的目标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政治理念具有不可兼容性，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才是毛与中国知识分子（这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是如陈伯达、胡乔木、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己彻底赤化的帮凶爪牙）水火不容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追溯到毛参加共产党和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个人目的了。这是一个本来很简单眀确，却被毛共当局有意掩盖、搅混了的问题，但只有正确认识了这一点，对毛及毛执政期间的一切问题的研究才能“正本清源”，一切混沌的现象才能迎刃而解。

简单地说，毛“参加革命”的动机与其他共产党人、包括党的创始者和历届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及此后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上述这些人或者误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救中国，或者坚信走苏联之路可以富国强兵使中华中兴，他们也想在此过程中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但却绝对没有想再当皇帝、或者当变相皇帝的妄想。这些人（陈独秀除外）都在莫斯科受过苏俄的严格、正规训练，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充当苏联“国际共运”的马前卒的角色，在苏共的指导和帮助下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苏联的卫星国或附属国。当然，在中共建党之后到毛掌权之前这段时间，由于中共的力量尚且弱小，只能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党的利益被绝对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那时党的领袖们虽然也在争权夺利，但一旦发现自己的能力无法胜任党的任务时，也就无怨无悔地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这些人所设想的“革命成功”后的国家，也是一个共产党集体领导、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想到将来要建立一个独立于苏俄之外的帝国，更没有想到由自己去当这个未来帝国没有皇冠的“皇帝”。

但是，毛泽东是唯一的例外。现在可以清楚看出，毛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了仿效历史上帝王们成就大业的朦胧理想，少年时的“咏蛙诗” 中的“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 已初露“峥嵘”，刚进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对《世界英雄豪杰传》痴迷，后来，在与萧瑜等人的交往、言谈中，逐渐明晰了自己要当“破环旧宇宙”、扫荡旧世界的“大英雄”， 并且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具体路子，就是“仿效列宁、以俄为师”，当中国的列宁。可见，在正式加入共产党之前，毛就已经有了勃勃的个人野心。

加入中共后，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初始时隐忍不发，后来则无处不表现他不择手段的“争权、扩权、夺权” 本性。遵义会议后，被扶上“一把手”位置的张闻天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帝国“皇帝”的妄想，掌握最高军权的周恩来也没有这种野心，他们是典型的“为共产党集体利益”而奋斗的“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员。后来的王明有当“领袖”的野心，但未脱苏联训练的走卒和书生气，一切以苏联的马首是瞻，也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和狠劲。所以这些人都在与毛的明争暗斗败下阵来了。

毛在遵义会议之后已经确立了逐步夺取中共领导权、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并进而将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逐步转变为毛氏王朝的远大目标。这一远大理想的流露就是他在1936年2月间由陕北东渡黄河去山西“东征”期间所写的词：《沁园春·雪》，词中毛掩饰不住自己的壮志豪情，抒发被长久压抑的勃勃野心：“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要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为今日中国之独裁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以文学形式表达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是历来人们的惯例和惯伎，毛采取这种方式一是情不自禁，是真正“言志”。此时他认为自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成了中共实际上的头头，早年的帝王梦己不是遥不可及了，所以此时不得不“发”； 二是以这种方式可以少担被指责的风险，吟诗作词嘛，谁能当真？如有人指其词中表现的帝皇野心，他完全可以不认账、不予理睬。毛写了此词之后，（现在有此词为胡乔木所作之说，不过既然毛“冒领”， 也就说明词中思想正合毛之已意，所以我们仍然可认定此词为毛之思想表达），也未立即发表，可能也是考虑其时机不太适合。因当时刚刚经过“长征”，流落陕北，立足尚未稳，正处在东突西窜、随时有可能被消灭的危险之中，若此时向外界宣布什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难免引起别人讥讽讪笑，徒增羞辱而已。所以毛将其沉埋箱底，过了差不多10年，1945年9月，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之际，才将其公开发表。因为此时，毛已成为占据一亿多人口、拥兵百万、雄据一方的枭雄了。毛认为词中所想已不是可望不可及了。所以，此时将这首《沁园春》发表便不会是徒增人笑柄的妄言诞语，而是实实在在的实力和理想的表达了。由此可见，毛是很认真对待这首词的，因为这是他的真情表露，实是他个人的政治宣言。

果然，此词一出，就在山城重庆引起议论纷纷，拥毛者为之肉麻称颂，反观者则指其帝皇之想溢于言表。但它终究只是一首词，不可能据此作为毛和毛共未来政治走向之判定。所以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尚徘徊在国共之间的“第三方面”的人士并未将其作为毛未来之政治宣言认真对待。一些头脑冬烘之辈反以为毛作为共产党头头也会吟风弄雪，有传统文人雅士之思而倍感亲切，与毛的距离反而一下子拉近了。

这些人确实大大低估毛了！几年之后，毛真正夺得了江山，坐上了龙椅。在建国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官方发布的呼喊口号时，毛特地亲自加上一条“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自己给自己喊“万岁”， 可能毛是古今中外第一人了。原因是这“万岁” 乃中国人对皇帝的专用称呼，毛借此提醒人们别忘记了他当年的宣示，把他只当作一般的国家领导人看待。接着他在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大肆屠杀各类阶级敌人，一些民主党派党人士包括国民党投降过来的旧臣试图对此加以劝阻，甚至暗示其不应重蹈秦始皇覆辙。毛就理直气壮地反唇相讥：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本人就是秦始皇！可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而我们超过他一百倍！你们总是说得不够，要我们来补充……哈哈！你看，这不是一副活脱脱的自鸣得意的超级秦始皇形象吗？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十几年前，我毛某人不就(公开) 宣示过“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了吗？我就是要做超级秦始皇！难道你们不知道？难道没有读过鄙人的大作《沁园春》？哈哈！……

于是，毛干脆明确告诉他的臣民：他毛泽东就是“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是当今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元素（如公有制、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秦始皇”。人们很清楚，这个秦始皇与马克思结合，比起单纯的秦始皇或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厉害得多了。谁还敢对他说三道四呢。

1956年以后，毛与刘少奇分歧日甚，1959年召开全国二届人大前夕，毛气愤地当着刘少奇的面说要把“皇位”让给刘少奇，他说“你厉害，我把这个位置让给你，你来当秦始皇。”可见，他对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是很清楚、很自觉的。

既然自我确立了“皇帝” 身份，就不能不考虑“传位” 的问题。可是，“太子”毛岸英的意外死去使其皇位后继无人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只好暂时以选“接班人”的方式胡弄党内和民众。但“接班人” 一个个被他自己干掉，于是人们终于才得知他的“圣意” 是要从毛氏宗亲中“传位”。 但这工作比较难做，他先是准备叫“皇后”江青继位，遇到太大阻力。最后决定由侄子毛远新继承大统。只是可惜这 “皇储” 立得太晚，未及正式传位自已就撒手归西了。

这就是毛的极终人生理想。关于这些，后面还会论及，此处不多述了。

讲了这许多说明什么呢？说明毛与所有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他从进入共产党那一天起，就已明确将自己定位于当代农民起义领袖，他的目标就是现代型的刘邦、朱元璋，他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目的只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其造反夺权和巩固政权有用的元素，他最后建成的却必须是毛氏王朝，毛氏帝国。他要成为这一帝国的开创者，并且像秦始皇那样，二世、三世传下去……

毛认为他这个远大理想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要战胜两类敌人、推倒两大障碍；第一类敌人就是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和蒋介石，这是要靠武装斗争才能实现的任务。

这个任务终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在1949年完成了，也就是说，这第一大障碍基本扫除了。

第二大类敌人和障碍是什么呢？并不是毛公开宣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或者私有制，这些其实都不在话下不成其为障碍；真正的敌人和障碍他不好明说，只能以另一种方式 表白。在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规划未来的政治蓝图时，他就以口头政治报告的形式告诫他的同僚和下属：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在那个报吿中他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想要的民主”。因此，在目前阶段，在与共产党共同声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他们是“同盟军” ，但一旦共同的敌人国民党被打倒了，这种同盟关系就结束了，转而与共产党变成一种互相斗争、打倒和消灭的关系。

到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一份叫做《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则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蒋介石被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29—30页李锐的署名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针对当年他的忠实同盟者的民盟（笔者按：中国后来的八个民主党派主要是由民主同盟分裂、演变而来，因此“民盟”可作为中国民主党派的代称）制订如此毒辣的计划呢？这其实是由毛自己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

毛是颇有深谋远虑的权谋家，这方面是中共党内所有人不能企及的。在一般人、包括中共其他领导人看来，战胜国民党并建立共产党的国家政权以后，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自然是经济建设，包括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将来转而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汲汲忙碌的便这些事，刘少奇、周恩来便是这类务实政客的代表。

可是毛却不然。他认定，对他的事业真正最大敌人和威胁就是前面讲过的民主党派和他们的天然同盟者和基础知识分子。毛认定，只有这些人才是构成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和极权统治的最大威胁；毫无疑义，这更是对毛实现他那暂时隐忍不发的人生终极目标的最大障碍和威胁。

前面已经说过，毛的个人最终目标就是要做今日中国的帝王、当代的秦始皇。从他实现这一极终目标的进程来看，在他己经取得党内领袖地位之后大概还有三个阶段，三个步骤：第一阶段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暂时与各民主党派共存的“联合政府”；第二阶段是抛弃这些昔日盟友，建立单一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第三阶段是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转变成他个人独栽的“毛氏帝国”，建立以血缘关系为钮带的毛氏王朝，并让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在这一过程中，毛为什么一定要对知识分子和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加以抛弃、甚至消灭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知识分子是人类文明的载体，知识分子都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知识分子必然地、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史命，是天然的民主斗士，同时也就是一切反民主的政权和暴君的天然敌人。毛要建立个人独裁的极权政治，特别是要复辟帝王统治，知识分子无疑是其死敌，是毛实现自己人生最终目标的主要障碍。毛对这一点非常自觉，所以，他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实际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先看一下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目标的不可调和性。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客”们，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他们一般都是在欧美接受西方民主教育、之前在国内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也以“仁义”为核心。这就 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的不可调和性。而且，即使是在毛统治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只要书读得多些，涉猎广泛些，有独立思考精神，就会对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对秦始皇的暴政了。也就会自然产生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诉求。这是很难“改造”，所以总的说，毛认定知识分子是他的死敌是非常正确的。

为此，毛从来没有放松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改造”。在延安时期毛通过整风运动已经在－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建国登基以后，面对更广大、挡次更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更是采用了各种办法，以暴力为后盾，软硬兼施，试图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知识分子也确实被他驯服了。但是，毛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虽然表面驯服了，对他喊“万岁”了。但他知道他是依靠暴力使其驯服的，这未必能使其真的心服口服，一旦有适宜的气候，他们就可能故态复萌，跳出来跟他唱对台戏，与他争夺民众，弄不好，会动摇他专制极权统治的根基。

但是，老实讲，除此之外，他对付知识分子也没有更好的、或根本的办法。偏偏这时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斐多菲俱乐部”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使毛寢食难安，他再次确认知识分子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是必须解决的他的国家最主要的“矛盾”。而解决的办法自然地主要靠 “硬”的－手了。他终于决定撕下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伪装，决心对知识分子来个大围剿、大清洗，大迫害。这是匈牙利亊件给予他的主要教训。

 

二、近因：1956年的国际形势和波兰匈牙利事件

现在我们具体考察一下作为近因的匈牙利亊件。

1956年，是共产党世界的多事之秋。先是，赫鲁晓夫掀起了反斯大林浪潮，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接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1956年2月24日夜，赫鲁晓夫在苏二十大最后一天向全体与会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确凿事实和证据，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以肃反之名，将大量党内政敌和被怀疑不忠者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将其打成“人民公敌”，然后一个个从肉体上消灭的罪行。赫鲁晓夫的报告首先在苏共内部引起了震惊和极大的义愤。接着，美国中情局斥巨资搞到了这一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报告”的文本，并在媒体公布，立即被全球（除中国外）媒体转载，仿佛是被引炸了一枚核弹，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被长期严密掩盖的斯大林的暴行和共产党世界的丑恶内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现出了原形，进而在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人民被长久压抑的对共产暴政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

波兰和匈牙利是受反斯大林报告影响最先起来反抗的两个国家。当年6月上旬，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以波兹南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为首的工人首先向当局请愿，喊出了“我们要面包和自由”、“释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紧接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据官方说有54人在与当局的冲突中死亡，2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骚乱被当局血腥镇压下去。

但是，愤怒之火并未熄灭。此时对斯大林式暴政的不满和要求改革、摆脱苏联控制之声已成为波兰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波兰当局立即陷入全民声讨和包围之中，为稳定局势，当局不得不对波兹南事件的受害者进行安抚，为死者举行祭奠，处分了有关官员。紧接着，7月，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召开七中全会，为1948年被斯大林指使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撤职、开除、监禁的前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在党内外一致要求哥穆尔卡复出上台执政的形势下，现任的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决定“让贤”。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于19日提前召开八中全会，延请哥氏重新出任党的第一书记。

波兰党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作出的让步，被苏联视为“背叛”行为。19日，就在波共八大开会的时候，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不请自来，飞临华沙，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改变决定，阻止哥穆尔卡执政。但是，遭到了波兰党和人民的强硬抵抗，最后赫氏率领的代表团不得不灰溜溜地飞回国，并被廹承认了波兰党的独立自主权。

哥穆尔卡在当选为第一书记以后，鉴于对形势的考虑，釆取与苏共缓和关系的政策。哥氏于11月15——19日率团访问苏联，双方举行表面友好的会谈，波方申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与苏方“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苏共承认波兰仍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波兰危机就在这样相互妥协中平息了。

与波兰事件性质完全相同，却导致完全不同结局的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自1956年3月中旬以后，出现了全国性反对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盘苏化”的民主运动，矛头直指苏共在匈的代理人、执政的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拉科西及苏联在匈的驻军。其中，由党内知识分子组成的“斐多菲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原为波兰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一个学习小组），在发动群众、制造舆论、组织反政府力量的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核心作用。斐多菲俱乐部不断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讲座，邀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哲学家自由地发表讲演，他们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社会和历史学的不同角度，剖析了现政权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追捧。每次研讨会总是人满为患，参加者不请自来，将俱乐部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研讨会只得临时改在更为宽敞的经济大学礼堂举行，但是，仍然是人山人海，人满为患。又移至更宽阔的人民军军官俱乐部举行。与会者中包括了一些现任人民军军官和匈牙利建国前（被苏军“解放”前）反德军占领地下斗争人士，以及部分政府现任官僚。俱乐部的最后一次、也是影响最大的一场研讨会在人民军军官俱乐部举行。

在斐多菲俱乐部不断公开举办的研讨会的强烈冲击下，当权的拉科西政府已显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在5月30日至6月1日俱乐部举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以不容置疑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一贯伪造历史、将历史科学变成其政治工具，“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辩护词”的恶劣行径。匈牙利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文化部长安迪·伊丽莎白也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极力为党在历史学中的工作辩护。但是这种斯大林主义卫道士的靡靡之音，立即被与会者义正严词的洪钟大吕淹没了。据会后报道说，在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多年来内心燃烧的要求民主与公开化的烈火，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6月27日俱乐部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会议从下午6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时，6000多与会者通宵达旦不肯离去，为的是倾听揭露真相的发言和演讲，人们被当局骇人听闻的迫害酷刑所激怒，被长久掩盖的丑行黑暗所震惊，纷纷要求给已经被迫害致死的知名人士平反恢复名誉，给尚在狱中的受难者洗涮冤情并要求他们重新“出山”掌权。

斐多菲俱乐部的活动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国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会能量。这时，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自发仿效，组织起自己的“斐多菲俱乐部”。眼看着舆论的风暴即将转化为政治暴风，拉科西政权只好使出最后的一招，利用仍然掌握的政权对斐多菲俱乐部进行武力镇压。6月30日，匈执政党召开中央委员会，明确指责俱乐部进行“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活动，7月1日，由内务部下令禁止俱乐部活动。

但是，已经觉醒的人民的活动很难被已经丧失权威和合法性的政府取缔。到了9月，俱乐部活动重新燃起，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蔓延。自觉“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的拉科西，知道单靠他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将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于是加紧向其主子苏联求援。

偏偏这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企图压服波兰的活动中受挫，这给了匈牙利人民以极大的鼓舞。10月22日，斐多菲俱乐部开会向执政党中央提出包括开除拉科西在内的“十点建议”。当晚，布达佩斯各高等学校学生团体又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苏联驻军、惩办拉科西、确认工人罢工权利的“十六点要求”。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数十万民众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支持波兰人民斗争、苏军撤出匈牙利的口号。新任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埃诺仍然试图用武力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结果当天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

在各方压力下，政府发生分裂，原来受到斯大林排斥迫害的纳吉被拥戴为新政府领导人。次日，苏军两个师全付武装开进布市。新政府就撤军问题与苏军展开紧急谈判，几天之后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

就在民众斗争眼看取得胜利这个关键时刻，远在中国的毛泽东气急败坏，不停地向苏联和赫魯晓夫施压，派出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游说，坚决要求对匈民众实行武力镇压。赫鲁晓夫集团终于接受毛共意见，决定使用武力。11月4日，17个苏军师开进布达佩斯，一百多辆坦克在布市大街横冲直撞，枪炮声震耳欲聋，大量民众立刻倒在血泊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拉开了序幕。一时间，大街小巷成了战场和屠场，积尸遍地，血流成河……

据事后统计，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有7800人喪生，1·2万人伤残，二千多人被判处死刑，二万余人判处长期徒刑，总人口950万的匈牙利有30万人经奥地利逃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人民民主运动就这样被残忍地镇压下去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两年后，当时逃脱的纳吉及国防部长等4人被诱骗回国，处以绞刑。

现在需要叙述的是毛泽东在这两大事件中的态度及其表演。

最先得知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的毛泽东，可谓一喜－惊。对于斯大林，毛是矛盾的，对斯大林个人，毛从内心深处是反感的；但对于斯大林主义又是拥护的。这种矛盾的心情是因为，一方面，在中共的长期的造反夺权斗争中和党内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既充当了保姆和后台的角色，同时也与毛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隔阂，如，起初苏方主要是支持那些从苏联学习、培训归来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王明、博古等“布尔什维克”，毛这个“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放在次要的地位，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可以说也是毛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间间接的斗争。再如斯大林多次强令毛干他不想干之事，如在“西安事变”中斯氏强令放蒋；在苏德战争中斯氏多次命令毛及中共发动对日军的进攻，以牵制日军； 1945年8月斯大林又强令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到了 1949年春，毛共决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斯大林却叫他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最后，1949年12月毛第一次出国去莫斯科为斯氏祝寿并拟与苏联订立“同盟互助友好条约”，以便归国炫耀，提升自己的地位。孰知，到了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先是将他放在郊区的别墅里“冷藏”了好几天，后来虽然应毛的要求签订了一个《中苏同盟互助友好条约》及附设的秘密协定，但却是个“喪权辱国” 的“不平等条约”。凡此种种，毛內心对斯氏之怨恨可想而知。

但是，在表面上，毛却不得不对斯恭敬如师，依靠如父。毛知道，斯氏终究是世界共产党不可动摇的最高领袖，他毛泽东也是依仗苏联的帮助才有今天，而“斯大林主义”更是他尊从的样扳。如今赫鲁晓夫突然作了这么一个揭露斯氏罪恶的报告，把斯氏从高高的“神坛” 上拉了下来，毛自然觉得难以接受，从而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满。当赫氏的报告在全世界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时，毛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对策。毛公开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是一则以喜，再则以忧。按毛的说法是，赫氏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说过去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把斯大林当作“神”，只准歌颂，不准批评。现在好了，赫鲁晓夫自亮了“家丑”，把斯大林残暴凶恶的真面目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斯氏的神圣光环没有了，对斯大林和苏联过去的一切自然可以批评了，毛自谓赫氏帮他搬开了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也算是为他出了一口大气。

忧的则是，毛认定赫氏此举可能捅了大漏子，酿成大错，难以收拾。因为毛知道，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执行“斯大林主义”， 靠着斯大林主义维系自己的统治。一旦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主义被抛弃，全球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就将崩溃，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有可能陷入执政危机之中，甚至可能要发生“政变”， 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毛共最后商讨的结果是：从维护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坚定地维护斯大林！并且在中国严密封锁赫氏的报告，把影响降到最小。

毛不愧是老谋深算的极权主义政客，他的预言很快被证实了，最初便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可以说，波、匈事件是赫鲁晓夫报告带来的第一轮冲击波。

但是在苏联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赫鲁晓夫在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恶的报告之后，同时对国内外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他释放了斯大林时代关押的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被迫害者恢复名誉。苏联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畅。另一方面，赫氏亦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他大肆修建虽然简陋却为数千万平民解决了住房难题的“五层住宅楼”，还解决了莫斯科交通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总之，连赫的政敌莫洛托夫等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赫氏当政时期，“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但是，赫氏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无法作大的改变。除了对美国和西方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外，在华沙条约内部和对东欧共产党卫星国的政策却没有改变，在卫星国的驻军依旧，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仍然是斯大林时代扶植起来的斯大林的代理人。但对这种状东欧人民却不能容忍了，波兰、匈牙利人民就是在赫氏的反斯大林报告鼓舞下起来争民主、反极权统治的先锋。斯大林主义如同用漂亮外壳包装起来的黑色垃圾， 一旦打粹这个外壳，其内幕就臭不可闻，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扮演了打破旧壳、为旧政权掘墓的角色。于是，东欧国家人民与苏共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赫鲁晓夫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就在波兰出现反对现政权、反苏的波兹南事件，以及波兰共产党自行更迭领导班子的时候，毛却抱着的是幸灾乐祸、火上浇油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预期的“捅漏子”应验了，毛想要看赫鲁晓夫自食其果的笑话和狼狈相。如果最后闹到不可收拾，毛便想自己出面取代赫鲁晓夫来收拾残局，从而实现他登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的梦想。所以，当苏联驻华大使尤金10月19日向中方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给中共中央的通报，说明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向西方的危险、苏联准备动用武力解决时，毛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与苏联完全相反的的决定：全力支持波兰，反对苏联武装干涉。10月20日晚毛召见尤金，向他表明：“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随后毛又召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向他通报中方对事件态度，并给波方鼓劲打气，鼓励其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

在波兰统一党和人民的顽强抵制下，赫鲁晓夫退缩了，20日他从华沙飞回莫斯科，第二天，赫鲁晓夫宣布承认哥穆尔卡上台的事实，并向中共发出了第二份通知，要求毛派两位负责同志去莫斯科参加苏波两党的和解协商，毛立即派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前往。

当然，赫鲁晓夫决定不对波兰动武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不过，毛泽东的反对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波兰领导集团和哥穆尔卡对毛一再表示感谢，据说哥氏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不管怎么说，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避免手无寸铁平民的伤亡总是一件好事。但是读者和我们的后人千万别弄错了，以为毛是在同情、支持波兰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极权统治的斗争，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完全违背毛的本意了！真正表露毛在东欧事件上的真实意图的，是稍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这次毛完全暴露了他对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极端凶残的真面目。

上面说到，波、匈事件中波、匈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的。10月23日匈牙利爆发大规模全民性游行示威，打出的就是支持波兰人民斗争的口号。如果硬要说两国有什么区别，就是匈牙利人民斗争的规模更大，参与斗争的人数更多、更广泛，达到了“全民起义”的规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面对与波兰同一性质、同一类型、同一时间、同一诉求的匈牙利事件，毛泽东的脸变得比我国川剧中的“变脸”速度还快。事件之初，毛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心腹重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飞赴莫斯科，刘少奇等秉承毛的意旨，要求赫鲁晓夫按照处理波兰事件的方式，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自主解决自已的问题（目的在于打击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打击赫鲁晓夫的威信））。赫鲁晓夫答应了中共的要求，决定于10月29日从匈牙利撤走苏联红军。

谁知，转眼间毛又感到大事不好，认定匈牙利是“反革命事件”，于是来了个180度改变，立即强烈要求苏联坚决使用武力镇压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运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赫氏仍然采纳了他的意见。11月4日苏军实施“强风”行动，必须出动17个师、配以坦克、大炮等重武器，瞬间，布达佩斯成了战场、屠场，数以万计的人民倒在血泊中。

就这样，在毛的反复无常的怂恿、要挟下，赫鲁晓夫集团用布达佩斯街头隆隆的坦克和枪炮声将自己在苏共二十大后树立的改革、反斯大林形象砸得粉碎，看来，在镇压人民要求民主、自由这一点上，赫氏与毛泽东完全契合。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左右摇摆，终于导致其在1964年一次“宫廷政变”中被党内政敌推翻，退出了历史舞台。

匈牙利事件被基本镇压下去之后，仍然有余波和广泛的连锁反应，苏联再次求助毛帮助平息。1957年1月毛派出周恩来、贺龙去莫斯科，再转去波兰、匈牙利“访问”，周以铁腕的行事风格，软硬兼施，帮助波、匈平息了余波。

由于毛及整个中共上层积极参与了对匈牙利人民的大屠杀，所以，对于这一起罪恶的、极不光彩的行为，后来毛和中共严加封锁，讳莫如深。

关于毛在对待波、匈事件上截然不同的态度，后来中共的御用学者解释是：毛认为哥穆尔卡只是反对赫鲁晓夫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并未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毛认为应该支持他们；而匈牙利的民众和恢复上台的纳吉，毛则认定其要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投向资本主义，所以毛认为已是敌我矛盾，必须坚决镇压云云。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没有完全说出事情真相。毛先前之所以支持哥穆尔卡和波兰统一党（波共），其目的主要是跟赫鲁晓夫捣乱，打掉赫氏的权威，以便将赫氏搞垮台；而毛对哥穆尔卡和波兰党则绝对谈不上什么赞同，也不认为波兰仍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后来毛对哥穆尔卡深恶痛绝，这一点毛在整风反右中每次讲话都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如1956年11月15日，波、匈事件刚刚过去，毛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波匈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毛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后收入《毛选》第5卷，像其他收入毛选的文章一样，它已被大量修改、刪节。但即使在经过修改、抹去棱角的讲话文本中，我们仍然看到毛对哥穆尔卡怒不可遏的神态，毛几次提到哥穆尔卡，都是将其作为对立面的代表人物指斥，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在谈到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总的形势时，毛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至此，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取向，毛已经完全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坚决维护斯大林，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毛算是以“大局”为重，将斯大林与他的个人恩怨放到一边，坚决捍卫专制残暴丑恶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充分体现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脉相承、同病相怜、一丘之貉的关系。

此后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和会议上，毛也不忘将哥穆尔卡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敲打。如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跟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对于纳吉和裴多菲俱乐部，毛更是咬牙切齿，多次提到“中国出纳吉怎么办？” 还 说中国的一些文艺团体有“变成裴多菲的危险”。

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是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哥穆尔卡和纳吉一视同仁的，都是敌人，都是“乌龟王八蛋”！然而出于他的私心，他却对其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一言以蔽之，毛“支持” 哥穆尔卡是假，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哥氏和波兰党与赫鲁晓夫对抗，打掉赫氏的权威，把他从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坐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为达此目的毛也顾不得什么原则了。

在匈牙利问题上，引起毛的特别仇恨的是那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推动匈牙利人民争取民主、独立、反对独裁和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轴心作用，“裴多菲”是匈牙利非常响亮的名片，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象征，这个只活了26岁的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以自己激越的诗歌唤起民众，自己则以身殉道，在反抗沙俄的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以裴多菲的名义组成的战斗俱乐部，把百多年前的裴多菲参加的反对旧沙俄斗争，与眼前反对新沙皇斯大林的斗争联系起来了，新仇旧恨使匈、苏（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也让毛泽东勾起早己存在于心中对知识分子仇恨的烈火，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身上毛证实了自已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强大的精神启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识分子和极权的共产党统治的势不两立。这一切正是他长期以来反复不断地压迫知识分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毫无疑义，匈牙利出现的裴多菲俱乐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对知识分子实行毁灭性打击的决心，他后来多次提到：东欧出现波匈事件，就是因为没有抓好阶级斗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而在这些阶级敌人之中，知识分子无疑是可怕、最可恨的一群。

就在八届二中全会议上，毛作出了次年（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所以，波匈事件是1957年毛开展的整风、反右派运动的近因，或者说直接的导火线。



关于毛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动机和目的

 

除了东欧波、匈事件的直接剌激以外，毛发动整风、而且迅速将其转变为反右派运动，还有他自己的战略考量和战术部署，只是他从不公开说明，让其成为历史谜团。但却仍难掩其珠丝马迹。

一、毛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初衷

在所有对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回忆和研究的论著中，人们不可避免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毛发动这一运动的动机和真正目的。说得明确点就是：毛是想真正开展一场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还是以此为幌子、为诱饵，在知识分子中大抓“右派”，搞一场空前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各有说词，莫衷一是。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本意原来是对共产党进行整风，只因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一些头头和北京的大学生提出的意见过于尖锐，使毛下不来台，恼羞成怒，于是中途改变初衷，把整风变成“反右派”。这一说法曾经居于主流，也是当局有意的“引导”。根据毛反复无常、任性胡为的性格、作派，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正如人们常说的，两年后的庐山会议，毛原拟“纠左”，只因彭德怀上了“万言书”，毛便恼羞成怒，将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说法，详见本书有关庐山会议反彭的章节），仿佛毛的“变脸”都是外力诱发的，不得己而为之；另一种观点认为毛的整风从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一个陷阱，所谓“帮共产党整风”是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的计划的前部分。这派观点以无数事实证明，不管是民主党派、大学生或一般知识分子，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都没有超出原来毛所宣布的整风所允许的范围，毛后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进行疯狂的所谓“反右派” 运动，完全是一种预定的流氓恶棍行为，为了给自己这种恶行披上合法外衣，毛还无耻地将自己这一丑行称之为“阳谋”，足见其流氓无赖的本色。

笔者以为，前一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看了本章全文特别是最后部分便自然知晓。笔者基本上同意后一观点，但稍有补充。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得知毛要借鉴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芬俱乐部”的教训，对中国知识分子实行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运动是一个预定的大阴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也不排除毛在最初的计划与打算中，有顺带进行党内“整风”之意，而这也是“引蛇出洞” 的必须陪衬和诱饵，而且这两者没有矛盾，不管知识分子在“帮党整风”中提出了什么意见，毛都可以说成是“恶意进攻”，从而转变为一场反右运动。总之，这是一场毛早就预定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

为了探索、讲明毛的这一计划的来龙去脉，需要从中共专门为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八届二中全会说起，因为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运动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的，从那次会议上可看到毛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乃至与全体中央委员的分歧，也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完全是毛背离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意願，是毛一人阴谋的产物。

波、匈事件平息后，1956年10月末被毛派去莫斯科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1月上旬回国。毛马不停蹄地于11月10日至15日召开了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会议主题除了通报波匈事件全过程之外，主要是讨论如何以波、匈为前车之鉴，吸取其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刘少奇首先作报告，刘的报告谈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央的方针。在谈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时，刘少奇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根本问题”，就是要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当然也是针对中国的现状），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这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

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刘提出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等级特权等等，还提出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刘的报告着重从政治层面探讨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和应采取的对策。

接下来是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实际上是从经济的角度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因为，波匈事件的最初起因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高度专制集权，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机制，而且“全盘苏化”， 甘做苏联的殖民地和附庸，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二是经济上推行斯大林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模式，农业、轻工业等关系人民生活的产业投入很少，发展严重滞后，结果导致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肉类、日用品的严重短缺，群众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激起人民的怨恨。

周恩来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因此整个报告的基调是适当压缩工业（实际是军事工业）的投入，放慢其发展速度，以便用于增加民生的投入。他还谈到了对“一五”计划的总体评价是：“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特别指出自1955年末以来的冒进趋势，造成了国民経济总体失衡。对1957年的计划，周说经国务院会议讨论，执行保证重点，适当退却亦即适当收缩的方针。周警告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 。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陈云，陈云讲的是关于粮食和猪肉、食油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在中央全会上由一位党的副主席专门作这样具体问题的报告，在中共来说可谓史无前例，这反映了当时这些关系人民生活的基本、重要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经到了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程度。报告中陈云提到，明年（即1957年）将有50亿斤粮食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陈云提出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办法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养猪饲料和提高生猪收购价格，对农村中的自由市场，陈云认为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出现的问题应通过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去解决。

从以上三位领导人所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不同角度真正认真地思考着波、匈事件的教训，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防止东欧事件在中国重演。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当然首先是为了维护共产党政权的稳固。但是其提出的对策，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如果付诸实施，人民的生存状况会得到改善，社会矛盾也将缓和，共产党政权也会赢得民心。

在三位领导人报告的启示下，与会人员在讨论中也纷纷提出了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患，如住房短缺、电力不足、日用品供应紧张，官僚和特权现象很严重，高、中级干部在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不少特权制度，引起平民不满，应该考虑改革。会议经过提问题、揭隐患，很多人感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有的已经很严重，非改不可。如朱德就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西北组在讨论中认为：当前市场的供需矛盾发展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

会议在吸取波匈事件教训上取得了几乎一致意见，即：要执行稳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干群关系。

但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心烦意躁，按捺不住跳出来要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此人就是毛泽东。早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做报告时，毛就不时在插话中表露了不同看法，但鉴于三人报告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毛不便立即刹车。但他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终于决心亲自出马，扭转乾坤。

毛先是召开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向这些会议骨干们交了他的“底”。关于经济问题，毛说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它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但不存在“冒进问题”。在政治问题上毛提醒大家仍然存在着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要长期教育、长期抓，不能放松，对国内矛盾和问题不能采取大民主的方法，而应采用小民主的方法解决。

小组长会议只是毛的一种粗略表态、一种初步的试探性气球。1月15日即会议最后一天毛作总结讲话，才真正、正式将会议的成果全部颠覆。

毛的讲话分四部分：经济问题、国际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和毛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一样，没有讲稿，没有严谨的结构和逻辑，随意而发、语无伦次、强词夺理、东拉西扯、霸气十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揣测出他后来发动整风、反右的若干思想轨迹。

在第一部分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毛主要是与周恩来唱反调，毛认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出了一点问题是难免的、正常的，一万年以后也会有。还说不平衡是绝对的、正常的，平衡则是相对的、暂时的状态。毛以他惯有的霸道、流氓无赖哲学举例说：譬如人走路，总不能两个脚同时走，总是一个脚先走，另一个脚后走，然后反过来，另一个脚先走，开始先走的脚后走。毛以此驳斥周恩来提出的经济建设要綜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想。还说要把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的“稳妥可靠”改为“充分可靠”。这些都是后来毛发动“反反冒进”、批判、打击周恩来的前奏，也是1958年“大跃进”的先声。

在第一部分讲话中毛还提出要抓报纸、抓舆论，改变它们“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的说法，转变为主要宣传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思想。这样就把周恩来、陈云报告中提出的、也为与会人员所认同的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给推翻了，也预示着毛后来发动“大跃进运动”将全国人民推入深重的灾难深渊……

在这部分讲话的最后，毛又突然离题跳到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说总的看“杀得好！杀得对！”并说明他主要是杀“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铭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毛还强奸民意、以“人民”代言人的口吻说：“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

毛之所以突然离开主题讲这些，据说是因为“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表现民主人士唱的不对头”。大概这也成为后来在反右中毛要狠狠整治民主党派人士的一个原因。

第二部分讲国际形势，实际上根本没有谈什么国际形势，只讲了一句：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此后讲的是与国际形势不搭界的一堆中国历史知识卖弄，一堆语言垃圾。

第三部分名为中苏关系，实际也没有谈多少中苏关系，特别回避了在波、匈事件上毛自己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表演。却对苏共二十大作了严厉的批评，即“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那一段话。不过毛在这里又回避了一个问题，即：既然说哥穆尔卡是坏蛋、是敌人，为什么在苏波冲突中他却全力支持哥穆尔卡？好在当时毛已在党内称皇称霸了，296名与会的中央委员无一人敢对他上述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质疑。毛已经可以在党内为所欲为了。

除了谴责波匈事件，谴责赫鲁晓夫，并表示要保护斯大林以外，毛在这部分讲话中还提出了他自己对波匈事件起因的独特见解。他既不提刘少奇指出的出现了“新贵族阶层”，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的问题；也不说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人民基本生活必用品短缺，从而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事实。毛不提这些问题表示他不同意这些观点。他提出了自己关于发生波匈亊件原因的观点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毛认定这才是发生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

这就把前三位领导人关于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观点全部推翻了。毛的独特的、不同于众的对波匈事件的总结，成为他后来要借整风之机发动反右派运动（以及次年的粛反运动），将中国 “潜在的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的主要依据。

第四部分“大民主和小民主”实际是毛此次讲话的重点，篇幅也最长，在这部分毛主要讲了如下观点：

——“大民主”即仿效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请愿等等，这是共产党用来对付它的敌人的办法，共产党解决自己的问题应用“小民主”的办法，即实行有领导、有组织、有控制的“整风”。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要搞大民主，他就来一个“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

——如果资产阶级（毛这里是指民主党派和教授们）要搞他们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一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了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如果发生群众上街这样的事，毛说他不怕，甚至还可以鼓励。因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讲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结果引发农民群体性抗议。毛又说成都有一百多名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些人上了火车到广元就被阻止了，另一些在洛阳被阻止。毛说：“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是宪法上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

——为什么不怕群众搞大民主？毛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东欧一些国家不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一帮干部”，有了这些久经考验的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

最后毛宣布明年（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是整改三风：一是主观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毛还强调：“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治病救人’”。

以上是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的主要内容（收入《毛选》第五卷第313——329页，对原讲话已经作了大的刪改）。鉴于此次会议是专为总结、吸取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而开的，而且在会上宣布了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可见两者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它是研究整风运动，特别是毛的整风运动初衷的重要参攷资料。

从上述我们对会议、对毛的总结讲话的介绍中，有哪些是与后来整风、反右派相关的问题呢——

第一，毛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教训的说法，充分说明毛并没有丝毫从根本上接受波匈事件教训的意图，这并不是因为毛不知道事件起因和真相，而是他认为波匈人民起来反对的那些事情都是对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波匈人民起来反对的实际上就是一件事，一个东西，那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毛认为它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是共产党政权得以存在的“两把刀子”之一，是绝对不能丢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是什么消除特权，实行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加强阶级斗争，杀掉一切潜在的反革命！清除更多有反动思想者的隐患。毛的这一想法来源于他那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了维护和巩固他独裁政权，他可以不惜一切，消灭一切。所以，波匈事件对毛来说不是促使他向民主转化的契机，而是促使他加强极权统治、加紧消灭一切可能对他的极权统治构成威胁的现实和潜在的“敌人”。 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则是他所认定的这种敌人或潜在敌人。

第二，毛从会议中看出了刘、周、陈等与他的重大分歧，坚定了他随后以“反反冒进”之名对周恩来进行整粛的决心，也坚定了日后他对刘少奇等党内一切妨碍他专制独裁势力进行扫荡的决心。

在此次会议之前，苏共二十大刮起的反对个人崇拜、实行党内民主之风，也波及到了中国。因此在中共的八大之前和八大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民主气氛，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提出了重视知识分子，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尊重宪法法制，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等舆论取向；经济上提出了反对冒进，反对不顾实际情况追求建设规模和速度，不顾民生，破坏国民经济平衡的做法。毛知道这一切的矛头实际上都是对准自己的，但依当时的政治气候，毛知道只能暂时退却，不予争论。于是就有了较为温和、务实的“八大路线”。刘、周、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八大路线的延续。对这一切毛铭记于心，耿耿于怀，在内心深处等待时机，以便将他自己被迫赞同的八大路线颠覆、推翻，将与他唱对台戏的政敌通通打翻，踩在脚下。

于是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波匈事件，本来对共产党政权有所警示作用，正如刘少奇、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但毛却把它推到了反面，认为这是反革命死灰复燃的表现，必须以强化阶级斗争、强化“专政”来解决。依仗自己在党内的独裁地位，毛趁此发出了狠抓阶级斗争的信号。这一切都为次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定下了基调，埋下了伏笔。

第三，毛设想的整风，包括了党内整风和党外整风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处理内部矛盾的“和风细雨”，后者则可能是敌我矛盾，主要打击对象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后来毛将其统一改称为“资产阶级右派”）， 所以毛说资产阶级教授很帕整风，怕人人“过关”，他指的就是延安整风对付知识分子的那－套，包括“锄奸”与“抢救”。这就是毛拟议中“整风运动”的内涵。后来有人说毛的党内整风完全是假的、是幌子，这恐怕也不是事实，在那次会议总结讲话中，毛还说了下面一段话：“现在有这样的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的，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吸取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 又说：“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虽然毛的这些话决不可全信，但为了自己的江山稳固，他希望清除一些不好的东西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他提出整共产党的“三个主义”，也并非全是“引蛇出洞”的谎言。

关于党外的整风，毛明确地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可见毛的“整风”一词，就是“思想改造”，既包括共产党内，也包括整党外；既针对当权者，也针对帮共产党整风者。就党外整风来说，一切政治上可疑者，如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或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好” 的人，都在“整治”之列。后来毛把他们打成“向党猖狂进攻” 的右派分子，按毛的逻辑，其实也属整风的范围，整风的题中之义。（后来很多毫无“右派言论” 的人都划成了右派分子，是他们本人的身份所注定，因为毛要清除“隐患”。）这样我们就不会对整风转向反右感到不解了。

第四，毛在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已经作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大民主”即上街示威游行、闹事的预案，那就是坚决实行武力镇压。毛在讲话中有两处透露了他的这一思想：一处是说他不怕大民主，他说：“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这里的潜台词是：美帝国主义那么强大的武力我们都在朝鲜顶住了，而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难道还怕他们吗？匈牙利几乎全国都起来造反了，结果呢？还不是经不起苏联坦克、枪炮一扫！中国的民众没有铜头铁臂，也不可能全国起来造反，怕什么？所以他说自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另一处毛说：“坏事可以变好事”。“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的事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效果。”他接着以波匈事件为例，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好什么呢？就可以一举歼灭、一网打尽，坏事就变成好事了。后来他还说，出现“小匈牙事件”是好事，可以分割消灭，“挤出了脓包”。

这些满含杀机的话，是预计、阴谋和陷阱。但是后来整风中并没出现毛说的反革命（右派）上街闹事等“大民主”现象，更没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然而毛仍然不依不饶，为了表示自已料事如神，硬是制造了汉阳一中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

充分理解毛上述讲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在毛的计划之中。至于他把运动前自己的承诺，如实行“和风细雨”、“言者无罪”、“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政策”等等都当作了“放屁”，那就属于他的“策略”问题，出尔反尔，在毛来说属于“小节”了，他是从来不在乎这些“小节”的。

所以后来他将数以百万计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 投入黑牢，打入另冊，充当永久“贱民”，制造古今中外第一大文字狱大冤案，完全是他的计划，他的初衷。毛并非不知道这些人的冤屈，但这些人是他预计中的“隐患”，只好预先清除之。他不能等到他们搞“裴多菲俱乐部”才清除。不搞掉这么多“阶级敌人”，也就不能充分吸取波匈亊件的教训，不能显示出他的英明伟大。（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复查出有99·9%属于“扩大化”了。）

 

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毒计之形成

毛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虽然作出次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但具体的方案尚未形成，这场运动的主题已经明确，就是：通过打击中国潜在的“反动势力”，消灭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隐患，同时以此镇慑党内高层的右倾、保守势力，为全面按照毛的要求突击实现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建成称霸世界的军事强国扫除一切障碍。此后几个月毛的主要精力就是思考如何开展这场运动。

现在追寻踪迹，这一场“阳谋”的具体形成和制造过程，主要反映在他召开的三个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之中。

第一个是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的讲话。这是一次党内方面大员的工作会议，毛敞开心扉向他们交底，是毛对其整风、反右阴谋的一次很好的自我暴露。

这个讲话分为两次，或者说两段。第一次是1月18日的讲话，名为“谈思想动向问题”，实际上完全是为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造舆论、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毛的敌情观念较两月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形势的估计空前严峻起来。

比如，他在讲话中提到石家庄一个学校因为学制延长一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学生去示威游行，去抢占广播电台，要搞个“匈牙利”；又说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人就是了！”据知情的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郭道晖回忆，毛说的这个学生是机械系焊接专业的武天保，其实他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个别为了邀功讨赏者将这个虚假情况上报上去，于是以讹传讹，正中毛的下怀。石家庄那个学校的“反革命事件”大概也属此类。

毛据此认定：“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技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然后联系到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出现的所谓“反共风潮”，说国内“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蚂蚁引出了洞。”

毛还说党内和军队内一些高级干部偏听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亲属的话，“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互相呼应。”

他再次谈到不要害怕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百花齐放问题，毛说：“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一般来说，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

在这篇讲话里，可以看到毛已经对他所谓的“形势”有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中国已经有一部分人想闹事了，想“搞匈牙利”了，这些人就是知识分子，教授、学生、文化人。毛告诉他的大员们，仍然要让他们“放”，放出了毒草，再来整它、消除它的影响，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次是1月27日的讲话。这个讲话可谓又长又臭，其中有关整风的内容与上回的讲话差不多，但也有一些发挥，如“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就有办法了。”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争论，争取多数，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可见，这时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方案己经形成，并准备用他惯用的方法如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施意歪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派上用场。由此也就可见，毛将他在战争中的“诡道”完全用于搞运动。

这个会议以及前面的八届二中全会，是工作会议，不是专门讲整风的会议，但是毛在会上把整风、反右的一些基本手段、原则、目的向他的大员们交底了。

第二个是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与前次会议不同，它不是党内会议，它规模和范围很大，共有1800多人包括大量的党外人士参加，而且这是一次专门为发动整风运动而召开的动员性质的会议，是一次营造“引蛇出洞”氛围的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后来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总的基调温和，毛显得谈笑风生，通情达理，思想开明，甚至“真诚”，给人的印象是这位一贯粗暴、简陋、嗜血成性的毛忽然变得和善温顺了。据当时与会者回忆，毛承认“阶级对抗已不存在了，剩下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说中国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帮党整风，并且要畅所欲言，允许言论自由和提出不满意见，不会受到报复。还说那些不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毛指出他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群众的意见不是采取说服而是采取压服的办法。还指责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也承认中国的镇反运动发生了偏差，也错杀了一些人。他说帝国主义分子说我们杀了2000万人，极其荒谬，实际上镇反杀的“不超过七十万人。”内中也许有少许错案。毛表示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

毛讲话制成录音，放给那些不能参加会议而需要参加“帮共产党整风”的更多人听。3月1日毛又专门召集与会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士，对他们说，请他们批评中共，并特别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奇怪的是毛上述这篇重要的长篇讲话却迟迟不见付诸文字发表，直到6月19日即在讲话三个月又22天之后，整风转入反右半月之后，才在《人民日报》登出来，这时早已停止了鸣放、整风，而是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了。而且人们发现，正式刊登出来的文本，与原来真正的讲话内容已大相径庭，所有原讲话中鼓励人们“帮党整风”、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等等都不见了，镇反错杀了人，共杀掉七十万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见了，却冒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等原来沒有的说词，特别还冒出一个“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六条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它们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

这个六条标准，说得非常抽象、广泛，不具可操作性，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实际上非常容易将一切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者扣上“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名，显然，这是毛给反右派运动设计的一个致命的“杀手锏”。

由于这个六条标准是6月19日泡制的，却硬塞在2月27日讲话之中，它也就成了毛的“阴谋”的证据。然而毛却以此为依据厚颜无耻、理直气壮地说他早已有言在先，他不是搞阴谋而是“阳谋”。毛在1957年7月1日亲自为他的喉舌《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大言不惭地宣称：

“（整风）其目的就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这就是“阳谋”之说的来历。也就是说，毛居然将他在国家最高级别的国务会议上当着1800名与会者所作的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以及据此制成的录音带都当作了他玩弄国人的把戏！他的讲话可以像放屁一样不算数。而且还伪造一些假货塞进里面，然后硬说是当时他说过的话。在民间，如果一个人当着另外几个人说谎，或者出尔反尔否认在几个人面前说过的话，肯定会被骂成流氓、泼皮、无赖；如今作为一国之君的毛，居然当着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面撒谎、耍赖，应该给个什么封号呢？恐怕不能以一般的流氓无赖看待了……

即使经过毛的经心修改，我们今天来读收入《毛选》第五卷中的这个讲话，它仍然露出不少狐狸的“尾巴”。

在讲话的第一部分虽然毛将民主说成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毛没有说），但他不得不重申：“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但是，为了害怕人们抓住宪法这个“把柄”，毛接着又使出了一个偷梁换柱之计把前者否定了：“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对纪律而言……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有如一个权术魔术师，将民主、自由、集中、纪律这些概念互相混淆了一顿后，就变成为他的“专政”服务的“民主集中制”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还在这个讲坛之上，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历史进行了厚颜无耻的撒谎和揑造，毛说他在延安整风时创造了一个“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用它代替‘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毛仗着他那一手遮天的本事，把弄得鬼哭人嚎，人人自危的延安整风说成一场和风细雨、人人笑逐颜开的轻喜剧。更为无耻的是，毛居然还说，自从1927年起在江西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是采取这种“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方式处理内部矛盾（毛的原话是：“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然而铁的事实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为了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地方共产党势力，毛不惜以伪造的“AB团”的罪名，先后杀害数万名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其中属于江西地方武装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被全部杀光！这就是毛的“和风细雨”、“ 治病救人”的“团结——批评——团结公式”。

毛之所以敢于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撒谎，除了他的流氓、骗子本性外，还在于他知道无人敢揭穿他的谎言，无人敢揭他的老底，知情的从苏区和延安走过来的老干部，早已经屈服于他的淫威，不知情者，则只能听任他的摆弄。

在这个讲话中，毛也承认镇反、肃反中有错误，并表示要“有错必纠”，提议在“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进行检查和纠错工作。后来罗隆基据此提出成立这样一个检查纠错机构，却被硬扣上“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罪行”。

在讲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时，毛说：“思想斗争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讲理的方法。”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 说得多么轻巧、温和可爱！

谈到对待群体闹事问题时，毛说：“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入微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

但是，只要看看后来他亲自插手处理的对湖北汉阳中学初中生“闹事”的所谓“小匈牙利事件”，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弥天大谎”了。

总之，这篇讲话是毛为了“引蛇出垌” 而不顾后果、不顾亷耻施放的大煙雾、大诱球。

第三个是半个月后1957年3月12日毛在中共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毛在整风前夜在一次专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前面的一样，在收入《毛选》时已经作重要修改，与它的原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东西。它的基调仍然是实行“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并说现在鸣放得不够。毛还说知分子重要，“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并且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是他立即转过话锋，说还有百分之一、二、三“极端反动的人”。对于“绝大多数爱国的”、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对他们也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价，而是说：“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

这一段话比较充分表现了毛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一是在毛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算学问，其他都不算，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 等等。二是工人农民不但比知识分子可爱，而且也比知识分子有“知识”，因为他们的马列主义立场比知识分子坚定，这也是后来毛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发端。三是毛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感情”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是认真学了马列主义，“阶级感情还是旧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头脑里有知识，但那都是反动的旧知识，所以要永远提防他们，改造他们。

毛的话是基本正确的，要把知识分子都改造成纯粹的“俄式赤化分子”，大概是很难办到的，要改造成俄式赤化分子中最“优秀者”如毛本人，就更难办到了，因为知识分子如果都成了毛那样厚颜无耻、穷凶极恶的“有文化的流氓”，知识分子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整个国家、甚至人类也完蛋了。

这个讲话的第五部份是讲整风问题。面对他的宣传骨干，毛也并不交底，仍然要他们充当骗子去骗别人，骗知识分子。毛对他们说：“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毛还对他的骨干们鼓气：“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打下马……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精神。”毛引用这句成语的用意值得关注，这时中国的“皇帝”是谁呢？当然是毛自己，这点毛自然非常清楚，他这样讲并不仅仅是打比方，而是暗示也可以批评、反对他这个当代皇帝，不过那就要付出“一身剐”的代价了……

此外，毛还会上讲了：“放”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只能放，不能收。

对他的运动骨干、代理人都不交底，不讲真话，是毛的一个原则，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随时准备将这些代理人变成运动打击的对象，或者当作替罪羊。

由于最初毛将发动这场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手段和部署对所有人保密，特别是他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因而引起一些党内高层人士的疑惑和不解，根据他们与毛的长期相处的经验，当然知道事情绝对没有毛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么简单、美妙，但毛的具体计划他们也不知晓，因而主动拉开了与这场运动的距离。一些外国研究者发现，毛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那场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的时候，没有刘少奇在场，经考证刘当时在离北京不远的河南考察；彭德怀、林彪则称病未出席会议，林伯渠和朱德也离开北京去外地了。研究者于是据此断定这些党内重要人物都“反对” 毛发动这场“整风”运动 ，或不满毛宣布的运动的方针政策。其实，说党内高层反对毛搞整风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上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这一决定已经宣布了，而且不论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谁也不敢顶撞毛。实际上是，刘少奇等人（邓小平除外，他后来成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毛的主要助手，反右第一线总指挥）不出席，更可能是他们都有“延安整风” 的经验，知道毛又“故伎重施” 了，不愿意卷进毛这场阴谋浑水中去。所以尽可能避而远之。

但毛也不是绝对保密，不久，他跑去杭州，就对他认为的可靠的心腹罗瑞卿、康生、以及来杭州晋见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等人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他的关于欢迎批评共产党、欢迎党外人士帮共产党整风的讲话，已经使知识分子从原来的“犹豫情绪显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但是“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他）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还说现在是“放长线钓大鱼。”“不让蛇出来我们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在这里毛已经把他的阴谋诡计尽数交底了。

所以，那些认为毛后来是被逼“老羞成怒”才“翻脸”、 才把整风变成反右派的人，实在是完全错了！如果不是受命为毛掩饰，就是他们太低估毛了，是以“君子之心”， 去度毛的蛇蝎之腹。其实在毛看来，整风和反右是－回事，就象延安整风包括“锄奸”、“抢救”一样。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整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历史以铁的亊实证明，对毛这种“非人类” 的任何言行，特别是甜言蜜语，绝不能以对平常人之心去猜度，去解释，否则，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后悔莫及矣！

 



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当毛认为已做足了“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文章后，剩下的就是去实际推动了。这时的毛，一方面利用他的统战、宣传工具，广施钓鱼之策；另一方面亲自出马去游说各统战对象，双管齐下。

先是叫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专门讨论他的讲话，率先大鸣大放。自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在会上作口头和书面发言。毛本人则不断召见新闻出版、文化艺朮、科学教育界人士反复动员，鼓厉他们大鸣大放。他还公开赞杨《文汇报》办得好，“我也爱看”， 反过来批坪《人民日报》不积极宣传他关于整风的讲话，是和中央方针“唱反调”，是“死人办报”。 于是全囯大小报紙迅速掀起了刊登大鸣大放言论的热潮。接着，自3月16日起，毛又马不停蹄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处发表讲话，鼓动鸣放，并说自己是“游说先生”。

毛的統战部门也空前忙碌。自5月4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統战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13次，后来章伯均、罗隆基、儲安平等人所谓的“大毒草”， 就是在这些会议上“鸣放”的。统战部还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25次，此外，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办，各高等学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纷纷仿效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鸣放会，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鸣放高潮。

4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执行“放”的方针，把毛在那段时间在公开场合的表态统统写了进去：“为了适应……为了克服……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针，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重申：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4月30日，毛又特别指示：运动“应该多采取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流，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就在同日，毛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界代表人士开谈话会，以身示范。毛在会上即席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大有周公吐哺、求贤若渴之态。毛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的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们的饭碗，也不是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统战工作的问题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大家是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党员一起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党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谈话中毛还说了句极诚恳又有几分幽默的话，他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可见当时谈话是十分轻松的，不象官方报导的那样干巴无味。可惜的是，后来储安平先生将此话当真了，引用此语来给毛提意见，结果引来了烈火焚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谁能想得到这些是一场天大的阴谋、一个弥天大谎呢！

据说，在看到毛2月27日讲话原文的译文之后，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都被毛的开明和气度感动了，都认为毛的讲话将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革新。共产主义学说分化了，毛泽东的思想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是奔走相告，几乎是弹冠相庆，据亲自聆听了毛讲话的人士说，毛在讲演中给还在遭到文艺界左将们围攻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解了围，说写得相当好，但却不是很好，因为小说里只批评了北京一个区党委的组织部，没有影射党中央。“我就奇怪，中央为什么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嘛！我就说过我对这个小说很不赞成，因为小说写的还很不够！”……顺便毛又批评他曾经大力支持过的当年反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青年学子李希凡，说李现在住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

接着毛又谈到诗人流沙河。毛说：还有一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呀……接着他就讲草木篇，讲着讲着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

知识分子们被毛的披肝沥胆的真诚和“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征服了，亲聆了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毛的讲话的著名翻译家、文学家、美学家傅雷，3月18日挥笔给他远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写信，深情地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的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列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提出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

最后他教育儿子：“他们（指波兰——笔者）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发出的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他自己呢？更是兴奋难以自制地对人就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乃千古一人！” 看来傅先生不仅被毛折服了，还学得了一点马屁精的本亊。

可是谁能料到，对毛如此敬佩之至，赤胆忠心、甚至甘当“毛奴”的傅先生在即刻到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仍被划为右派，饱尝批斗羞辱和皮肉之苦，最终被打成“共和国”的“贱民”，“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文革中，终于被毛的红卫兵生生逼得夫妻双双悬梁自尽！

在国内外对毛的讲话一片叫好声中，只有两个身份不凡的特殊人物发出不同一般人的低沉之音，他们中一位是苏共头头赫鲁晓夫。赫氏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政策，我们反对让那些所有不同的花都开放……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意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除掉。”

另一位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杜氏读了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英译本后，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

“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

“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这两位都是毛的政治对手，赫氏与毛打过几次交道，特别是经历波、匈事件，使他对毛的认识有了迅速的提高；杜氏作为美国重臣，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外交助手，对毛更是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对毛的讲话不约而同地持怀疑、不信任态度，怀疑它是毛设计的陷阱。

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不这样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受到“仁、义、礼、智、信” 的教育，深信“信者人之本”，“人无信不立”。认为平常人言而无信尚且难以立足社会，何况作为一国之君，又是当着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面，红口白牙许下的承诺，岂会出尔反尔？纵使有一些口是心非的地方，也只会偷偷在执行中悄悄作一些修改，而不可能将公布于天下的大政方针弃若敝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吧！

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知识，大概只在幼儿园水平。不过这种说法好像也难以说得通，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有些还是“政治学博士”、“哲学博士”，怎么一回到中国，回到毛的统治下，就变得跟“白痴”差不多了呢？可见问题可能不只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还在于对方、对手一面的毛实在太过“高超”、太过高明了，以至于这些饱学之士面对他只有束手就擒、任其宰割。当后来这些知识分子一一落入毛的陷阱，被贬为“贱民”发配边疆、或送去农场劳改、或坐穿牢底，这时才无不对毛的“阳谋”惊叹莫名！如大梦初醒。这就是乱世中国的政治斗争规律：劣币驱逐良币。知识分子绝对不是湖南痞子的对手！不过毛对付他们的办法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大兵加镣铐！外加剥夺你的发言权。用句简单通俗的中国成语就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 而且根本不给你“讲” 的机会。然后把你捆了送去生不如死的地方，象狗－样活着，或者废物利用，干脆把你宰了用作“肥田”（在延安整风中毛就说他的政治对手不如狗屎，因为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不能肥田）。毛玩这类游戏早已轻车路熟，早在十年前的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中的第十个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界说为何？——毛就答复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述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笔者）。它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上述答复是由外国记者向海内外传播的，当时中共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均刊登在最显著的版面。后来毛胜利了。他兑现了承诺了吗？给了中国人民他说的那些民主和自由了吗？谁又敢与他较真、跟他算账呢？连全世界都可以欺骗，中国的知识分子岂在话下！

可惜人们太健忘了，现在只忙于呼喊“毛万岁”，以致十年前的延安那一幕如今又再次重演了。而在毛看来，对知识分子玩些“阳谋”把戏，实在有如儿戏。不过小菜一碟，何足挂齿！

毛的周公吐哺式的表演大获成功。鱼儿们纷纷吞饵、上钩了。

第一个“跳出来”自投罗网的是费孝通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其时还挂着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常委、文教委负责人等一大串头衔。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正是这株“大毒草”将“右派”这顶帽子牢牢地扣在了自己头上。

后世的人们也许认为这一定是一篇言词激烈、批评共产党不留情面火药味十足的檄文，不然费先生何以拔得右派分子的“头筹”？以费先生在知识界的威望，毛共何以丝毫不留情面，要将其作为“右派先锋”首先拿下呢。

错了，大错特错！好在费文不长，这里不妨一录，望读者诸君不妨用放大镜或显微镜仔细检查捜索，看看哪里有“反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病毒”：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象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所起到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是肯定的了，心跟着着了窝，安了心。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基本上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浪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是领情的，但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办法，就发生唯心论和唯物论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清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里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的是怕出丑……

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笔者以为费孝通这篇文章按毛的标准，不仅不是毒草而是大大的“香花”。因为它既是一篇对共产党的赞歌，又是向党的“交心”书，文中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敬佩之意，溢于言表，发自衷心。它活画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经过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已经被整得夹着尾巴过日子惯了的知识分子，一旦得到一点“党”的信任，“党”的恩惠，便由衷地要叫“皇恩浩荡”，甚至想喊“万岁”了。只是做缩头乌龟惯了，一些人仍然不敢响应毛的号召大鸣大放，他们只想过平安日子，苟且偷生，绝对没有对“党”不敬的想法。更不可想象这样一些奴才相、市侩气十足的顺民，会胆敢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想夺共产党的“天下”！从文中也可以看出毛共对知识分子的“两手”确实高明，效果不凡；一方面毛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恨之入骨（“读书越多越反动”，“对教授们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是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由衷之言）；另一方面却要把他们全部包养起来，对其中相当部分人的待遇还强于一般共产党干部，不过，被豢养的代价是知识分子必须、绝对放弃自已的思想和学术上的自主、自由，亦步亦趋变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变成毛主义的传声筒。当然也有人不愿做这种交易。那么好吧，毛说：不给他开饭（毛多次说过这句话）。而当时中国人的饭碗确确实实全部攥在毛手里。当然毛在这里说不给开饭并非要将其全部饿死，而是意味着送你去劳改农场吃饭、干苦力吃饭。这一着真的厉害，知识分子领教过了，或者看见到了别人被开除“饭籍”后的惨状。因此都愿当被“包养”的驯服的工具了。在毛的高压和诱惑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成了唯毛的马首是瞻、且善于见风驶舵的顺民，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士气”已经飞去爪哇国了。

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总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他们表面的状态。费孝通先生极好描述了当时知识分子这种状态和心理。只是他以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应该起来响应毛的号召，代表知识分子说几句心里话，甚至想说服那些“明哲保身”者起来响应党的号召，参与“帮党整风”， 也算是他对“党恩” 的一点报答。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和论题。这样一篇“颂党”的“佳作”怎么被打成“毒草”，作者变成“大右派”呢？这需要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并了解一些毛政权内情的人才能明白。原来此中的奥秘和关键就是他文中几次提到并歌颂的周恩来总理。费教授不知道“党”只能与毛划等号，而不能与其他任何人等同起来，特别是不能与周恩来等同起来。费孝通大概没有注意到毛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开头的几句：“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个开头语公开发表时自然删去了。）这简单一句话，其实包含着毛对周的多少忌妒、怨恨又无可奈何之情！历史上几十年的毛周恩怨就不说了，现在毛所谓的周唱“红娘”这个讨人喜欢的角色，直接就是指周恩来在1956年1月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报告，那个报告让周恩来掳去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心”，让周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和崇拜偶像，这就使毛睡不着觉。如今毛发动的这场阴谋加阳谋的运动，附带目标就是要将周的主要“资本”之一的知识分子，连同他们在共产党内的“知己”周恩来一并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不识相的费孝通，居然首先跳出来歌颂了一番周恩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这是毛心中的“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也不能用来当作定费氏右派罪的依据。其他定罪的“理由” 其实是很容易找的，就以费氏这篇文章的题目而论，就包藏祸心，罪该万死！他将毛花了几个月营造起来的对知识分子的“宽松环境”，居然比作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那么此前知识分子不是一直处于“严冬”之下么？将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说成是生活在“严冬”里，光这一条还不够划十个右派吗……

自作聪明的、自以为是的费孝通教授，其实还不如毛手下一个大老粗战士的政治水平。而且费的全部学问和知识，在毛说来正是“当以狗屁视之”的“社会学”，它有什么用？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一门无聊学科，既不能多打粮食，又不能用来造原子弹（非常务实的毛在反右派以及后来文革中，都有专门保护自然科学家的规定），还不能如狗屎肥田。所以早在1952年毛共搞的大学院系调整时，“社会学”就被取消了，如今再除去一个费孝通，又有何不可？！

后来费教授试图通过检举右派中的“头号”章伯钧（说章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以及他原来的朋友、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说钱要“教师带领学生准备暴动”）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可惜无效。

费孝通虽然是最早跳出来的一个，但从毛的斗争部署来看，他还不是毛所要打击的重点，因为他虽属高级知识分子，但却不是职业政治家，不大能够与毛“争天下”。真正成为毛在此次运动中必欲打倒的对象、必须除去的心头之患，是几个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他们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全国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各有代表性，其“专利性”的罪名是：章伯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桩；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搞复辟翻案；储安平发表恶毒的“党天下”论。这三人的“三论”当时作为右派言论的代表，在全国进行大批判，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右派“罪恶”的代名词。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被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的罪大恶极的代表作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章伯钧，民盟第一副主席（主席沈钧儒已年迈几乎不管事，所以章是民盟实际负责人），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政务委员，国务院交通部部长。光是他的第一个“头衔”，就注定章是在劫难逃了，因为上文说过毛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径向共产党内通报了：等到打倒蒋介石之后，民盟就是主要对手了，要采取措施“一步一步抛弃他们”， 首先是其中的右倾分子，章首当其冲。建国初期，鉴于当时的形势，毛还需要把“团结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这出戏演下去，但对于在政府任职的民主党派人士，对于他们不时的“建言献策”，已经使毛感到十分不快了。在党内，毛说这些人是“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毛对他们已经有些忍无可忍了，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 “打哑”，把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清除出政权机构和“革命队伍”，给那些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当头棒喝。

擒贼先擒王。章伯钧就是毛首先要清除的一个“王”。章伯钧其实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右派言论”和真正的不轨行为，只是作为一个老牌政客，留德哲学博士，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又自动退党，如今自立门户，还有些政治野心。比如他想发展民盟组织，壮大民盟力量，这就居心可疑。其实只要想想，这本属于其职务份内之事。不过毛可不管，他本能地感觉到章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是企图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最可怕的潜在敌人，整风、反右不打倒此人还打倒谁？

当然，要搞掉章伯钧以及所有的“右派”，总得抓住一些把柄。于是，毛的办法是，诱使这些人“鸣放”，请他们帮共产党整风，只要他讲话，提意见，总能从他们的发言中鸡蛋里面挑出骨头，再上纲上线加以分析，罪名就成立了。这就是毛“引蛇出洞” 的奥妙。然而民主党派头头们也不是儍瓜，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对毛有几分了解，所以个个谨言慎行，不得不发言时，就把讲话的内容限制在毛指定的范围，或者重复毛自己说过的话。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一再催促下，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发了言，提出了后来作为他的右派大罪状的“政治设计院”问题：

“过去，做了轰轰烈烈的要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和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批为全国头号大右派的主要罪状。虽然从章的发言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企图，但是，提出这个“政治设计院”还是令人觉得有些出格，因为这样一来实际上有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局”之嫌，再伸引开去，不是要取消共产党党的领导了吗，岂有此理！所以公布章氏这一罪状后，全国人民莫不愤怒声讨！

可是这时章氏却顽強抵抗，拒不承认批判加给他的罪名。看来底气很足。后来章伯钧说出了他的底气所在：原来这“政治设计院”乃毛泽东首先在党內提出，是刘少奇将这一讯息告知章氏的，章氏顺汤下面，提出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原本以为这是毛自己的说法，绝不会受到追究，那知毛故意装作作不知，把这一发明权让给章氏，当作章氏的一大罪状。章氏怎会“口服心服” 呢？

知道这一内情后，当时还是毛的宠臣的彭真自愿担当毛、章之间的“调停人”。 经过彭去做章的“思想工作”， 终于达成君子协定：鉴于形势需要，章担当这一罪名；作为回报，在作右派处理时对其从轻发落，保证章及家人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

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出路吗？没有了，章伯钧只能接这一安排。后来处理时宣布：章划为极右分子，撤销了原有的九个职务而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工资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但仍然享有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等待遇。与一般的“极右分子” 比较起来，真可谓天渊之别了。看来，在某些方面毛还是很“守诺”的。可是毛也没便宜了章，他又加给章氏一顶“章罗联盟”一号头头的帽子，己经举起白旗的章伯钧无可选择，只好勉強接受了。

全国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亦为民盟副主席，时任森林工业部长。罗氏是留美政治学博士。在国民党当政时代，罗氏办报、从教，书生论政，睥睨时流，锐不可当。他曾被蒋介石邀请为其“讲课”，颇有“帝师”之范。在1946年初召开“旧政协”会议时，罗氏作为民盟代表，是38名政协成员之一。时罗氏任民盟宣传部长，而当时有“第三方面”和“中间势力”之称的民盟，在政协中的代表比共产党还多，是左右中国政坛的重要力量。不过它实际上已与中共结盟，互相帮衬，共同对付国民党。罗隆基以其博闻强记、雄辩滔滔之才，在旧政协会上与中共代表周恩来配合默契，面折廷争，大出风头。其才情引起蒋介石和马歇尔的重视，试图以高官厚爵拉拢过去。可罗氏不为所动。罗氏虽然为共产党立下了功劳，但其才华和知识分子的傲气却为毛所忌恨，建国之初毛并不给罗任何职位，大概是想杀杀他的傲气。后来才给了他个森林工业部长这种学非所用的冷扳凳坐，与罗从来不睦的章伯钧也为此颇抱不平，说罗氏本乃政治外交之才，英语又好，却叫他去管木头，是为用人不当，大材小用。孰知毛泽东不但忌才、屈才，还想“杀才”，终于决定将罗隆基也揪来批倒、批臭，清洗出局。

罗隆基的主要罪状是1957年5月22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他的原话是：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能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了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这一番建议，后来受到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讨伐，认定这是罗氏反攻倒算“变天”的反动言论，成了罗氏铁板钉钉的“罪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不是罗，而是毛泽东本人，罗不过是在其基础上具体化一点而已。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那次著名讲话的第二部分《肃反问题》中，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接着说：“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很明显，罗隆基只是在毛的“提议”的基础上加以了具体化，基本精神完全一致。所以这一“建议”的发明权（与章伯钓的“政治设计院”一样）应属毛，而不是罗。

但是，毛却不认账了。就像上次他把设立“政治设计院” 的发明权 “让渡“给了章伯钧一样，毛又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明权让给罗隆基，而且这次因为是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提出的，所以也就无须彭真去做暗中交易，也就省略了给罗氏经济补偿这笔开支。结果当然硬是把这顶“罪名”栽到罗隆基头上。特别冤枉的是，罗氏又被“任命” 为“章罗联盟” 的二号头头。尽管罗氏大呼冤，但毛一言九鼎，而且头号成员章伯钧己经“认罪”， 你罗隆基还有什么法子抵赖呢！

右派猖狂进攻中的第三员大将和他的代表作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留英归来的精英，其人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其才华令广大青年学子倾倒，亦为世人所推重。1946年储拒绝了南京政府的委以“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去自办了一个名叫《观察》的杂志，《观察》获得空前的成功，成了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论坛”。但因为其尖锐的反政府立场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但储本人安然无恙。毛建国后，经胡乔木、胡绳推荐，周恩来批准，《观察》在1949年末复刊。

但是不知为什么，储安平在《观察》总编的位置上仅一年多，就被调离了，刊物也更名为《新观察》。

整风运动尚未开始，毛正在做煽风点火的工作时，得知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的几任总编都是共产党员，觉得不妥。于是由中共统战部、宣传部忙乎了一阵，推出身跨民盟、九三学社的储安平继任此职。《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章伯钧，章与储并不熟，不过既是中共推荐，自然也变成八个民主党派的公举了。1957年4月1日，储走马上任。

据说，储在上任的施政讲话时还说了一段颇为自负的话，他当着社长章伯钧的面说：

“我到这里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对周杨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大有“奉旨办报”之慨。

既然是共产党叫他来当这个总编辑，共产党又是他的“硬”后台，储先生当然要为党服务、尽忠。他一上任便碰上整风，按照毛的指示和要求，储坚决贯彻，大力宣传、报道毛的整风政策和各地整风消息，据统计，从5月初鸣放开始到6月8号毛下令“反攻”为止的一个多月内，《光明日报》编发了22整版共13万字的鸣放座谈会记录，以及专题报道等。这就已经决定了作为总编辑的储先生在劫难逃了。

也许是对党太过忠诚，又太自信了，加上储又亲自参加4月3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的座谈会，聆听了毛关于给“给老和尚提些意见”的真诚召唤，于是便真的提笔向“老和尚”建言了。在1957年6月1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名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它的政治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经常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仪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一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研究？……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是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主要还是要由（执政）党来考虑解决。”

应该说储安平这篇发言是所有参加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中所提意见最中肯、最尖锐、也最富逻辑性的一位。而且是以全国大局为出发点对中共最高领导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言，从中可见储先生既有对党的一颗拳拳忠心，又不失一个知识分子传统上的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和良知。但不幸的是，这篇发言立即使储安平获得了全国最恶劣的大右派的称号，据说是代表资产阶级和中共争天下的代表作，遭到了中共组织的全国性大讨伐，“党天下”也成为最恶毒的右派言论。

现在看来，储之发言之所以引起毛如此震怒，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储以“党天下”概括中国政治现状可谓简明形象、一语中的。这个说法后来成为见怪不怪的常用语了，但在当时却很敏感，因为当时毛总是说“人民坐天下”，储说是共产党“坐“天下，就把毛的骗术揭开了小小一角，使毛羞怒；二是储对毛的大骗局“论联合政府”在形式上予以质疑（还未从内容、实质上揭露），言之有据，持之有理，使毛无以为对，颇感尴尬。其实毛早已在内部有言，建国后就要把当年的朋友、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当作新的敌人，一步步抛弃之。1953年由胡乔木起草、毛改定的内部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的指示》中就明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由共产党一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文件要求只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而禁止对一般干部传达，以免引起“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作为党外人士的储，对此当然不得而知。而毛的这一做法也是只做不说、不能见光的阴谋。如今也被储安平点破，怎不恼怒？三是文中储引用毛自己的话称其为“老和尚”，这种说法只能毛自己在小范围内调侃，岂能由别人来套用？而且是公开场合，发表出去，岂不影响光辉形象？但是这一条也只能内心恼怒而不能公开说出口。由此可见储说的三条都点中要害，又令对方不能正面回应，所以这个储安平晋升为章罗之后的全国的第三号右派、并且死无葬身之地（储被批斗后离家出走，死不见尸。现据知情人证实，已被“革命群众”打死），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人们一看也知，这三条其实都在毛钦定的反对三个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范围之内，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道理上讲，毛根本无法将其推翻或定罪，便只好用“大帽子”、“大棍子”将其压服了。

此时毛亲自点燃的整风鸣放之火已经在全国燃起来了，绝大部分在职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本单位党政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真正抱着响应毛的号召，帮共产党整风的真诚动机来参加运动的。他们有的对本单位、本部门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不恰当规定，以及一些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即三个主义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一些意见或建议，但很少有涉及到政治层面或全国性的问题。大多数人在提出批评之前还先对共产党歌颂一番。

上海和华东地区负责人柯庆施，由于已得到毛的“天机”，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中特别卖力。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2700多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这位后来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想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很了不起了”而闻名的毛的“好学生”、 好帮凶，在那次会议上装扮成知识分子的知心人，板着脸孔训斥他的“党员负责干部”要“放下架子，老老实实，认真整风，改造自己。”

知识分子们真的被感动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李炳扬坦言：“即使几分钟之前，我还是决心不讲话的。”但因为受到“共产党真诚的感动”，终于开口“鸣放了”，而且还说了很多……

老科学家黄鸣龙说：“我原来顾虑我的意见会被视为对抗性矛盾”，现在顾虑“消除了”，还动员其他老友说：“我们既是共产党的左右，他们的偏差实在也是我们的过失，他们的错误我们应知愧悔。”

上海财经学院的叶元龙教授，在宣传会议上激情地说：

“我本来是来听听的，听了大家的发言，才知道共产党是叫我们来批评他们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叫一批人来批评自己，这不正是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吗？”

就在全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毛的号召掏心挖肺、披肝沥胆地来帮共产党整风之时，那个号召他们的毛，此时却再也挺不下去了。两年后的1959年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上作批彭德怀的讲话时，坦言当年整风鸣放时的心态说：“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月，半年……”

可是只顶了半个多月，毛就顶不下去了，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也有人说此文写于6月以后），给党内少数高干传阅。文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儿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右派要刮起七级以上台风，搞垮社会主义”。“ 大量的反动的乌煙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豋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消灭它”。文中还咬牙切齿、充满深仇大恨地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期）在你们手里。”此文是毛死后的1977年才收入《毛选》第五卷的，已经过修改。据张戎的毛传说，毛在原文中明白地说：他迄今所做的一切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就使我们知晓，原来那个满脸堆笑、极力鼓励人们鸣放、保证……的毛，背地里却对鸣放的人们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需要多么好的演技，多么厚的脸皮、多么“深” 的涵养啊！看来毛不仅是厚黑大师，而且是特级演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两面派被他自己暴露后，不仅丝毫也不在乎，丝毫也不尴尬，还说这是“阳谋”。看来真是斯大林所说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比之斯氏，又青出于兰了。

毛原来计划鸣放要搞几个月，“硬着头皮顶住，让他们攻”。但是，刚一个月出头，毛就顶不住了，要“收网”了。对于毛要提前“收网” 的原因后来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听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罗隆基在座谈会上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勃然大怒，决定收网。此说有一定道理，罗隆基此话可谓字字千钧，击中了毛泽东的软肋。本来毛对知识分子的忌恨，其中一条就是因为自己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所以对那些学贯中西，“言必称希腊”的大知识分子有一种不自觉的自惭形秽的感觉，但他又没有刘邦那种豁达大度，也没有曹操那种爱才、惜才胸襟，如今虽然位至九五，在权力上是达到顶峰了，但在知识王国，他似乎还有些许遗憾。可以推想，毛自忖如果能在知识界、理论界树立自已的绝对权威，那样就“如月满无缺”了，可毛也知道这一点在他的共产党内，在工农兵群众中容易办到，只是这是不顶用的，关键是要在知识界得到认可才行。毛提出“双百方针”，与文士们诗酒唱和，目的也有赢得知识分子之心，以利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领袖地位之狂想。谁知罗隆基冒出的这么一句，将他的美梦全打破了！原来在大知识分子心目中，他仍然是个“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这真可恶！是可忍孰不一可忍！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歧视，对自诩“唐宗宋祖、略输文采”的毛来说，无疑是个重重一击！所以他多次提到罗这句话，耿耿于怀。但这种事单靠用权力去压似乎不太顶用，隋炀帝杨广为了薛道衡那句令他自愧不如的“空梁落燕泥”的，借故杀薛道衡的故事，可作前车之鉴。他虽不好对罗动刀子，但又憋不下这口气，最后还是利用权力去整罗氏，硬将罗隆基压服，叫他承认与章伯钧搞了个 “章罗联盟”。这样做大概也是为了让这个罗隆基领教权力的厉害。算是报了罗的一箭之仇。

不过,说毛因此而立即对大鸣大放收网,似嫌理由不足,毛还是个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的人，此事还不足以打乱他的部署。而且时间上也对不上号，罗讲此语是5月13日，毛正式收网已到6月8日。可见毛并未因为这可恶的一句话改变他的计划。

又一种说法是，5月16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大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开明派，但遭到人数更多的保守派的攻击，对方想逼毛下台。于是他大声呼吁，要“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 那年青人更天真地、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装作开明表演的结果竟然被大学生误将他当作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真是始料不及。毛在简报上批曰：“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考虑到人们把他当作自由派的首领了，这些人幻想有毛的支持，会更大胆地造反、大放厥词，于是毛决定停止“引蛇出洞”， 立即收网。

这一说也有理，但仍然有理由不充分之嫌，因为毛是不会太在乎几个学生娃娃的，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捕风捉影地说到石家庄某学校学生想闹事、要占领电台，以及以讹传讹地说清华大学某学生声称要杀几千人时，毛只是轻蔑地说：他又没有枪，你怕他什么？所以毛不大可能把那学生的话当真，并因此改变自己的计划。

再一种说法是6月6日章伯钧等人召开的“六教授”会议，引起毛的震怒、重视，于是决心提前收网。

“六教授事件”又称“六六六事件”，即在6月6日六位教授开会的事，这是毛共宣扬整风运动中右派猖狂进攻的最重要依据之－。

1957年6月6日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招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位教授，也是民盟成员在全国政协俱乐部紧急聚会。除六教授外，还有民盟副主席史良、秘书长胡愈之（“地下”共产党员）、办公室主任叶笃义、组织部副部长闵侯刚（“地下党员”）、民盟北京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等共13人参会。

聚会的原因是民盟领导和教授们担心北京高等学校的整风、鸣放可能有失控之虞，他们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作为共产党友党的义务，忧心如焚地商量着面对事态发展的紧急应对之策。

此时北京各高校的鸣放活动都进入了高潮，学生们可不像久经官场、老于世故的在职知识分子那样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他们憑着年青人的朝气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对共产党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且不满情绪与日俱增。5月26日，借北京高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之际，北大学生到清华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应该说，在当时所有鸣放的地方和单位，只有高等学校的鸣放具有政治性和攻击性，年青的大学生们以年青人的勇气和锐气，勇敢地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发出了明确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呐喊。其中尤以有着五四传统的北京大学为最。

北大学生传承五四精神，纷纷自组民主社团，高张自由民主旗帜，从5月19日起鸣放矛头逐步指向共产党－党专政等核心问题。

5月27日，北大学生擅自从美国报纸登刋的英译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中，转译了若干章节，擅自加以张贴，报告中所披露的斯大林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义愤和反苏、反共情绪，虽然校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将报告译文揭去，但影响已不胫而走……

28日人民大学出现多次学生自发集会，一些学生提出罢课、游行，要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学校为界，到社会上去！”

6月2日，人大学生林希翎在人大校园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后虽被学校党委“劝阻”了。但她却跑到北大去讲演串联；随后，北大学生频发邀请，要求章伯钧到学校讲演，还要求民主选举校长。

种种迹象说明学生们有自发冲破校园、将鸣放运动变成一场要求民主的社会运动的苖头。然而章伯钧等知道，这是共产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潜在的危机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不论从教师责任或民主党派的责任出发，他们都认为有站出来正确引导学生运动的必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危机化解于未然，为共产党分忧，为学校解难，为学生免灾。

会议由章伯钧主持。各校的教授都谈了本校的严峻情况，大家纷纷表示忧虑，总之是担心学生闹事，担心事态扩大的严重后果；还担心学生运动破坏了毛的整风运动的良好初衷，将结果引向反面。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大家必须站出来，决不能给情绪激动的大学生当闹事的 “领头羊”，要尽一切办法帮助共产党稳住整风的大局。

这一事件的重大“失误”是，没有提前在事先向中共通报和请示。但据后来章伯钧的交待，在会议前一天的5日晚，章曾分别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统战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章伯钧等转而觉得这本是民盟内部会议，也就自己主持开会了。会后大家推荐由史良将他们磋商的结果呈送给周恩来。6日晚，史良向周递交了“六教授会议”的报告，而周收下不置一词。7日，国务院开会，章参加，“在会上我写条子给总理，说情况严重，谈话的人（即参加六日会议者）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示可否。” 于是，一场越俎代庖、“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闹剧，变成了“好心办坏亊”，令他们想象不到招来了“皇上”的雷霆震怒，几乎酿成了自己的灭顶之灾！

次日，即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一篇十分醒目、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文章气势汹汹，用词尖刻、霸气十足，一看便知道，在中国只有毛泽东能写这样的文章。文章宣布了整风运动鸣放阶段的结束，反右派斗争开始。这一天，1957年6月8日，也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丧钟敲响之日。但当局对六教授事件的正式回应却延迟至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该社论出自谁人之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毛的心声：

“反动的阶段敌人为什么会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7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参加六教授会议的民盟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地下共产党员”、中共统战部的“卧底、眼线”闵侯刚的文章：《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黑纸白字硬说章伯钧等人（史良除外，史良早已反戈一击立了功），策划向共产党夺权的阴谋。至此，章伯钧即使浑身是嘴，也辩不清白了。

“六六六事件”以及北京高等学校大学生们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应该是毛提前收网的主要原因。毛躭心，再“鸣放” 下去，敌方就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阵营了，而民主党派一旦与大学生们结盟，事情就不好办了。基于这种分析和担忧，毛决定立即收网，并开展全面反攻，以便趁对方立足未稳之际，杀他个人仰马翻。从这一事件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喝过洋墨水、获得过“洋博士”的章伯钧和六教授们，在政治斗争方面与毛的不成比例的差距：明明自己一片好心，想为“皇上”分优，为“党国”效力，却被斗争性特強、嗅觉超级灵敏的“皇上” 当作乱党一网打尽，这是何等的冤！当然，毛皇后来也完全清楚教授们是在为他尽忠、分忧，但是他更需要一个理由来推进反右派斗争，所以对不起，只好委屈诸位了，谁叫你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这就叫干大事不拘小节，有如曹操经常“借”别人的人头一样。毛说的也许不错：教授们的知识也许真的当以狗屁视之，教授们在政治斗争上确实只能算侏儒，小儿科。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不仅章伯钧和六教授，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也不是毛的对手，他们的流气、霸气、痞气都远不及毛，所以与毛一交手立即败下阵来。毛算是伟大到“顶峰”了。

在打击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同时，另一个使毛震怒的是北京的大学生们。早在发动“整风”之初，毛就作出了规定：运动只准在各学校分别进行，不准跨校串联，更不准学生们上街、到社会上去。而且规定鸣放只能以大字报、小字报、座谈、讲话的方式进行，严格禁止以印刷品散发。这样无论怎样激烈的言论都不可能形成气候，构成威胁，更不可能发展成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想将学生门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中，就象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

但是有着反专制、争民主传統的北京大学生们不愿意就范。北京大学传统上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起初，学生们按照学校党委的布置，规矩有序地参与校内整风、鸣放，人们很小心谨慎，因为在两年前的反胡风和“粛反” 运动中，已经有一部分师生——两百余人——被抓捕的前车之鉴。但很快，年青人的敏锐和朝气就冲破了“党”为他们设计的藩篱，并且越是往后越呈不可控的燎原之势。

1957年5月1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北大的学生大饭堂外冒出的一朵带刺的“小花”， 那是沈泽宜、张元勋合作的题为《是时候了》的一首小诗：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风暴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

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枝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间的藩籬。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

  它的火种

        来自——

“五四”！！！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 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苔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同一天稍晚，还有张景中、陈奉孝等四个同学贴出的大字报，直接了当、简明扼要地提出四项要求，直指当局教育问题的核心：

1. 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

2. 取消政治必修课。

3. 取消留学生内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

4. 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月19日的大字如酷夏的火种，冲锋的号角，迅速在北京大校内、外掀起了民主的波澜，各色各样的大字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的矛头直指中共统治的要害：

“现在的政府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

“把宪法当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

有人贴出了“白毛女要伸冤” 的大字报……

“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学生们办起了自己的刊物《红楼》、《广场》，著名的学生右派、新闻系学生，后来以自己惨烈的捐驱，传承了北大的五四精神的林昭（原名彭令昭）就是《红楼》编委之一。沈泽宜、张元勋、陈奉孝则是《广场》编委。其他各种名目的油印小报、板报如《自由论坛》、《民主墙》……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膳厅宿舍，教室过道、一切可以张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被张贴满了……

各种自发、却又秩序井然的辩论会、演讲会也登场了，人们以各种方式倾诉心中的积怨和诉求。后来成为著名的学生右派、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自动跑来北大演讲，她的卓越口才、广博的知识和澎湃的激情，如江河泻地、日月经天，她口若悬河，可以不用讲稿一气呵成讲上几个小时。年青的学子被其才华和激情所感染和倾倒，誉其为“一支带刺的玫瑰”。 随即，又一个“新星”登场分享了林希翎的风光，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以另一种狂放的、激情四射却又怪诞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羁的反叛情怀……

正在纷纷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有人提议打破校际壁垒（林希翎实际上已开此先河），到各校串联互访，甚至走向社会，唤起民众，俨然要做新一代的“五四青年”了。

北京高校的学生鸣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关注，毛终于按捺不住了。在运动之初，毛就作过两手打算：如果青年学子们对他感恩戴德，愿意做他和“党”的训服工具，一切听从他的“战略部署”，那么到时他将以新时期的学生运动导师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并对学生们大赞大颂一番；反之，学生们如果不识相，硬要走“五四之路”，或匈牙利、波兰之路，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将学运摧残于萌芽中。对于学生娃娃的闹事、造反，毛极端鄙视、藐视，他早就讲过：他（们）又没有枪，你怕他什么！北京的学生就算全部走上街头，也禁不住他的部下发动工农群众一阵拳脚，更不用说出动军队了。

现在看来第一种情况是不可能了，学生们不愿做训服工具。这也反证了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绝对不是自己人的英明论断。他只好来第二手硬的了。他叫周恩来去北大作了一次反右派报告。接着，又在该校“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造成大军压境的恐怖阵势，首犯陈奉孝、主犯张元勋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八年徒刑（沈泽宜因为作了公开检讨，没有进“集团”）。这时只讲专政、不讲民主了，谁不服抓谁。 在高压和严打的气势下，“右派”阵营很快土崩瓦解。沒有费多大力气，学校的右派师生一个个束手就擒。正如毛所预料的，在強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帮手无寸铁的“秀才”能掀起什么大浪呢！

看来，章伯钧一伙确是错误估计形势了：形势确实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严重；更不是如章伯钧所说的，毛泽东因鸣放中提出意见过份尖锐而不好下台，弄得进退失据，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要靠民主党派来收场了……这些书呆子真是太小看毛泽东了，为了打倒、干掉一个党内政敌，他可以以数万无辜生命“陪葬”，他哪里会被一些读书娃吓倒呢？他手里有強大的专政工具，有几百万警察，几千万大军，他有什么“下不了台”？何况，他可以随意 “变脸”，有什么“进退失据”？这不，他大吼一声：我过去说的一切都是“阳谋”， 都是为了引诱你们这些 “蛇” 出洞，然后一网打尽。你们自认倒霉吧！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阳谋”下的右派真相点滴

 

前面己经论证，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自“鸣放”后不久，毛即发出一系列指示，准备“秋后算帐”。抛开《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不说，5月14日，即大鸣大放启动不久，中共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对于在鸣放中的“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行，必须原样地不加修饰地报导出来。对于一些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5月16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在肯定整风中党外人士批评的有益方面之后，指出“社会上带有反共情绪的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要求各地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夺取胜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文中认为北京、上海各地的右派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各地党报应在继续登载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的同时，注意刊登一些批评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要求各地宣传部门要分类研究右派的“反动言论”， 为反击做准备。5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拟定了一批题目，发给指定作者和审稿人，限期交稿，作反击之用。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省市一级机关、大专院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整风要加紧进行，要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所谓“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

仅仅过了两天，6月8日，运动突然转向，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反右斗争信号弹，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准备》的党内文件。由此可见，六教授会议确是运动的转折点，毛已经急不可待了。

至此，毛完成了由“阴谋” 向“阳谋”转变的全过程。

后来，毛在各个场合讲明了他的整个战略意图，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毛说：“这是一场大仗（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烂，只溃烂一小部分（这部分溃烂正好，挤出了脓色），利益极大。”

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毛告诉他的高干们：“大量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一篇讲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过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毛还告诉他的高干们：“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后，我们将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是毛开展整风的真正用意之一，即以共产党整风为名，引导亦即强令民主党派和非党知识分子整风，即进行又一轮思想改造——驯化运动。

在毛为7月1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除了编造出一个“章罗同盟”，和“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民盟右派系统”外，还表演、示范了他的流氓无赖手段：文中说：“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报纸在这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不予回击”——这－切都是他的战略部署——因此，《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然而《文汇报》响应他的号召大登各种“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即大鸣大放的报导或发言记录），毛却摆出另一付面孔，大肆斥责，说是想“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你看，同样的做法，同样是响应他的号召，执行他的指示，他的党报正确、有功；而民主党派的报纸则罪该万死！在运动之初，这个毛还公开赞赏《文汇报》办得好，还亲自召见该报的总编，鼓励有加。转眼之间，他不认账了，“反戈一击”了。

毛在这篇社论中正式宣布：他以前号召整风、鸣放等等都是假的，是“引蛇出洞”，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其流氓无赖嘴脸令人震惊！

在这篇文章中毛还告诉他的下属如何狡辩。如他说原来说的“言者无罪”己不适用于向共产党进攻的右派了，因为“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如何叫“行”？毛没有解释，总之，“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7月9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毛说出了他在整风鸣放中的心态：“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好像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如果把这些话与在发动整风之初、他到处煽风点火、鼓励人们鸣放，还装出一付弥勒佛的笑脸对照来看，就活画出一个魔鬼摇身一变冒充“天使”的卑鄙、无耻、下流，活画出一个古今少有的大骗子、大流氓的形象！

在这个讲话中，毛不忘对知识分子污蔑、咒骂一番。他老调重弹：“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识大字的人，他们知识高。”知识分子最无知，大字不识的人最有知识，这就是毛的逻辑。毛对知识分子的本能仇恨，正好说明了他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整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贬为等外贱民，再次表现了毛主义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

再从毛的表演看，毛这次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完全使出了他在与国民党二十多年斗争中所使用的－整套战术和手段，如两面三刀、翻云复雨、言而无信、倒打一耙、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笑里藏刀、使刁撒泼等等。在对运动的布署、指挥、操控上，也完全是对敌军事斗争的－套，如兵不厌诈、瞒天过海、欲擒故纵、分化瓦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预设陷阱等等。而且使用的也是军事术语，如“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围剿、开火”等等。可见，毛一开始就将这场运动定性为一场对敌斗争，一场大战役。再放开来看，毛在所有他发动、指挥的运动中，也无不釆取这些手段、谋略。如果说在战争中遵行兵不厌诈的“诡道”无可指责，那么，在和平时期，在治国安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中、一句话，在对待自己的臣民百姓中，仍然使用这一套，就足见其把民众始终当作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反人民、与民众为敌的本质，从而其恶魔、暴君面目暴露无遗。而在此次运动中，毛自创的“阳谋”一说，更堪称古今中外无耻之尤了！

毛的这种作派和心理充分反映了这个流氓地痞、草根出身的暴君在依靠其骗术和权术取得 “成功”后的骄橫和自信，他已经坚信他的一套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坚信他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当上世界大帝，让全世界葡伏在毛主义脚下。

毛非常清醒，在他要征服、驯服的所有人群中，在实现他的宏图大志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他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心患”，因为知识分子不容易愚化，不容易变成驯服工具。所以这是他最为耽心、最为忌恨的人群。从建国伊始，毛就不停顿地整肃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早成了惊弓之鸟。可是毛仍然不肯放过，他认定“驯服”都是假装出来的。而且，非常无奈，他还要知识分在当教师，做学问，写文章，他们还不像夹着尾巴的“狗”，这让他感到气愤难平。

在上海召开的干部会上他从头到尾都在开骂：““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 ……‘皮之不存’……这五张皮都没有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即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在毛看来，知识分子都是寄生虫，剝削者，不劳而食 。所以，作为“工人、农民”的“代表”的他，动不动就说：“不给他开饭！”在这次讲话中，毛点名骂了若干所谓知识分子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 陆饴、陈仁炳、彭文应、吴茵、孙大雨等。全篇讲话从头到尾充满了仇恨和复仇的快乐，言语间充斥着痞气、流气、霸气。

这时，毛已开动他的全部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器，对“右派”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在恐佈高压和灭顶之灾的镇慑下，绝大多数被当局指定为右派者纷纷被迫检讨、认罪。但毛并不因此放过他们，毛发话：对右派就是要急风暴雨！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整风不是和风细雨，现在要叫他们自己尝尝急风暴雨的滋味……

首先遭打击的当然是以章伯钧、罗隆基及其代表的民盟。但是，毛从来认为光孤立地打击几个头头不过瘾，不足以显露对方的“罪行”，于是他想起在批斗高岗、饶漱石时他成功地制造了一个“高饶反党集团”的经验，后来他运用此经验又制造了多个反党“集团”、“联盟”，如“ 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效果都很不错。这时毛对“集团”己经着迷了，于是决定再制造一个“章伯钧—罗隆基同盟”（ 又称“章罗联盟”），把运动推向高潮……

为什么一定要做成一个集团呢？我们的后人和外国人可能不懂得其中的奥妙，所以还要加以说明。首先，成为一个“集团”，就比单枪匹马性质不同了，单枪匹马不可能打天下，不可能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而“集团”就可能做到，为此集团就必须“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地开展活动，“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其次，有了集团，还可以“上挂下联”，把文章按需要做大，在横向，凡是想要“打倒”或“批臭”的都可以算进这个集团中去，在纵向，它的组织系统可以从中央下伸到省、到市，到县、到基层单位。“胡风集团”就圈进了几千人，后来的“彭德怀反革命集团”、“刘少奇叛徒集团”圈进的人就更多了，单是“属于”“刘少奇集团”而被判罪或受到其他处分的就达两万多人。

再者，做成“集团”之后，才能震醒国人，发挥最大的轰动效应，使广大人民“大吃一惊”，从而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并因此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团结到毛和共产党周围。

不过，既为集团，就要有相应的佐证材料，如集团的计划、纲领、组织系统、活动和联系的方式方法等等。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很神秘、或者很可怕的东西，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小菜一碟，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当年子虚乌有的“AB团”不是照样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照样处死了数万“AB团成员”吗？延安的“抢救” 和“锄奸”运动不是照样“有根有据”地抓获了一万五千多名“特务”吗？毛泽东确信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所以后来他禁不住慨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起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如此。

所以，在7月1日毛为文汇报写的社论中，就正式宣布了由他钦定的“章罗联盟”和“罗隆基—浦修熙—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这篇文章的最后，有一段杀气腾腾的话：“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主席为章伯钧—笔者），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时民盟经和文汇报经过改组已是中共代理人掌权了，都非常配合，立即表态接受这个御赐的封号。因为谁都知道，此时毛的镇压机器已经开动，磨刀霍霍，只要毛一声令下，所有胆敢“对抗运动”者都会被投进黑牢监狱，甚至推上断头台。谁还敢与毛争辩呢。

毛非常自信，他知道，在他的恐怖高压下，知识分子会很快投降，按他的要求交待问题的。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而人不到完全绝望，总是不愿死的。在7月9日他对上海干部们的讲话中，他就徳意洋洋如此描绘右派们：“他看到哪里有一根稻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没的人一样，哪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

章伯钧就有些类似于毛说的情况。当毛气势汹汹地将他封为中国第一号右派时，他预感到可能大难临头，所以对家里人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解决国家的困难了。”这说明他已作了死的最坏打算。但他转而又想到，自己确实没有“反共、反毛”，也没有把柄在毛手里。毛知道，手无寸铁的民盟不可能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威胁，他只是想在共产党的大锅分一点残羹剩饭而已。至于“六六六”事件的真相，毛也应该知道，毛之所以要公然指鹿为马地说民盟要造反，章伯钧要夺权，不过是“形势的需要”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章伯钧又估计毛也许只是要借他的“罪名”来吓一吓全国人民，可能并不真要借他的人头。不过他知道，前提条件是他必须配合、顺从，否则毛恼羞成怒，就难说了。考虑到这一点，章决定有条件地配合。

就在这时，毛抛出了“章罗同盟”一说。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包括周恩来在内所有中国政府高层人士都清楚的，章、罗二人因权力和个人意气之争，从民盟成立之日起十有余年来，龃龉不断，这在民盟内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致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都知道，周在给民盟做统战工作时，也分别在不同场合找二人中的一位，而不是把他们招来一起谈。故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

……从1946到1949年，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一边是章、史（良） 联手的当权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蓀为首的非当权派…… 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统战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也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如、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苏蓀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合在一起。

最初，对这个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章伯钧也很气愤，不予承认。后仔细想想，这关系到毛是否借他的“人头”的问题，不可不慎。后章氏抛出了他的“政治设计院”实是緣于毛泽东的首创这一“杀手锏”。这一“反击”，也令毛惊心。经过彭真居中调停，毛应允以从轻发落相交換。章就梯下阶，也就将“同盟”认可了。

可是，罗隆基对毛封给他这个“章罗联盟”却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直到11月7日，这时已经被批斗了四、五个月的罗隆基，在交待他与章伯钧的关系时仍然是：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有二十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也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从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谈过一次。”

“当时许多民盟的负责同志，如周新民、徐寿轩、沈志远、潘大逹等十几人，都认为要搞好民盟，章罗两人应该合作……章伯钧本人一次在民盟总部同我争吵时，当面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在民盟（内部）不合作的态度不满’……为了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

“一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限于民盟的工作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光明日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对我谈过，我也无权过问。”

“以上是我同章伯钧一年多来在民盟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绝对没有捏造，绝对没有隐瞒。事实俱在，可以追查。”

此时罗隆基不了解章伯钧承认这个“联盟”的内外原因，章也无法尚他解释，就只好充当儍瓜，任凭罗的指斥。当然，章伯钧对自己缴械投降，也心有不甘，所以他只承认思想上、客观上有这个“联盟”，但没有组织形式。所以他并不是真的完全“认罪”。只是他知道反抗没有用处，只会徒增苦难，故对女儿章饴和说：“我早年之所以脱党，就因为目睹了它内部的残酷和黑暗。如果我不低头，就没有办法。党是不会认错的，只有我认错。如果我坚持下去，事情就越搞越大，连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决心整起人来，是很有办法的……”

这是章伯钧的无奈和悲哀。说到底，是当年民主党派选择了共产党的结果。而民主党派之所以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选择中共，除了因为毛的统战手段高明之外，就是无奈，因为这些党派和人士从抗战前到抗战中、抗战后，都在不断与执政的国民党争斗，都在辱骂国民党和蒋介石，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已经结“仇”，没有和解的余地了。而当时毛和共产党却许诺在未来建立一个多党联合执政的民主中国。这样，他们只好选择地倒向共产党了。

然而，当形势发展到今天，民主党派不再是中共的助手和必须拉拢的伙伴之后，这些民主党派头头才认识了毛和共产党的本质和真相，可是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

6月中旬，罗隆基还在东南亚国家访问，从报纸上得知道章伯钧已经承认了所谓的“章罗联盟”时，火冒三丈地打来长途电话质问章：“章伯钧，谁和你联盟了！……”，

电话那边的章只能默不作声任凭罗的训斥。当罗回到北京找到他家，在质问、怒吼够了一顿之后，将随身带来的一根自由棍一拆两断，以表示与他从此一刀两断，章伯钧仍然不出一声，仿佛无心无肺……

但后来的结果表明，章伯钧是对的，正是所谓大智若愚。当被足足批斗拆腾了半年多之后，罗隆基终于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被迫承认了“章罗联盟“。也许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并不比章伯钧高明。后来，他又自食其言，主动与章修好……

有关章罗联盟及围剿罗隆基的这一大闹剧，由于具体情节较多，笔者将其放在本篇之附录中叙述，在此就不多占篇幅了。

下面还介绍两位“阳谋”的牺牲者，他们分别可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

一个是被无中生有、弄假成真的“杀人犯”，把一个共产党的功臣弄成“敌人”这－大冤案中的冤大头葛佩琦。

还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名大右派的“三大右派言论”尚未成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之前，有一位最早“出名”并引起全国轰动的右派，此人就叫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其右派言论有点吓人，叫做“要杀共产党！”

事情是这样的：葛佩琦本来是不想参加学校的鸣放座谈会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意见可提，而是他认为这个会与他的身份不符，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党外人士，而据葛自己说，他是1938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可是党组织不承认），资格比很多“校领导”还老，如今却叫他参加党外人士的座谈会，这不是降低了他的身份、“玷污”他的人格了吗？所以，校党委曾两次通知他去开座谈会，他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是系党总支一位负责干部亲自送来通知，并十分恳切、十分严肃地对他说：

“这是校党委第三次请你去了，你再不去，可不太适合。”

考虑到以后还将吃学校这碗饭，葛佩琦妥协了，勉强去了，这－天是1957年5月24日。

可以想见，葛佩琦因党籍问题，以及与党籍相关的十几年的地下工作经历长期得不到承认、解决，并遭遇学校方面出奇的“冷遇”，肚子里自然窝了火。会场起初有点冷清。但当会议主持人、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这些毛反复申明过的话一再重复之后，一些人终于发言了。随后葛也跟着发了言。

葛发言的内容很多，大抵包括：尽快弄清他的党籍问题，不应该长期以来对他冷若冰霜；搞外行领导内行会出笑话，应该尊重人才；党群关系比过去差多了，责任在党。接下去他讲了几句后来惹祸的话：“……看到生活中这些现象，我不但感到生气，也还有点担忧；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再发生对敌斗争的形势，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便难再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有可能被敌人杀掉……”

27日，人大的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载了葛的发言，内中是：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杀共产党人，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

愤怒的葛佩琦当天下午来到校党委、找到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聂真质问：

“《人大周报》如此断章取义，不是有意陷害我吗？”

聂真倒很通情达理似的告诉他：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嘛。”

可是下一期的《人大周报》并未更正。倒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葛的那次发言，标题是：《人大教师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内文中的葛佩琦说：

“我要重复一遍，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再腐化下去，那么总有这么一天，群众要起来推翻共产党，杀共产人。这也是合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看了，吃惊之外，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在《人民日报》刊登他的这种“言论”意味着什么，难道他们真要置我死地？……但他还存在一丝幻想，心想堂堂中央党报总该实事求是吧。于是当天立即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短信，第二天一大清早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信中云：

“编辑同志：

6月8日你报刊登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重复一遍，……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能自取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报》自然相信共产党组织提供的材料，而不会理会一个右派分子的话。就在6月8日当天，该报就配发了三篇批判葛的文章。紧接着，又豋刋各地工农和各界人士、包括葛的学生声讨、批判、咒骂他的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信件、文章，大有要将他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势。

接下来，全国的大小报纸、刊物也不约而同地竞相转载葛佩琦的反动言论，而且将全部内容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6月8日，正是毛为《人民日报》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的同一天，是毛吹响向右派“反击”号角的第一天，是中共由整风向反右转轨第一天，是阴谋转“阳谋”的第一天，也是敲响中国知识分子丧钟的一天。这一天，配发葛佩琦的“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杀共产党人”这句话响亮、干脆，通俗易懂，妇孺皆晓，以此作为右派言论的代表，可以起到“画龙点睛”而又“振聋发聩”的作用。有利于迅速将全国人民对右派的仇恨之火点燃起来，让全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去……

果然，葛佩琦的这一“招牌言论”，立即传遍全国大街小巷、穷乡僻壤。人们一提起右派，就知道那是些要杀共产党的“杀人犯”，怎么能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呢！

这时，即使葛佩琦有张飞那样大的嗓门，也无人能听到他的呐喊、抗议声了。何况，很快、葛就被逮捕，失去了“话语权”。

一桩天大的冤案就由此铸就了。

说到葛佩琦的奇冤，只有了解他的问题全部真相后才会信服，而这个真相是二十余年后才为人们所知晓的。原来，葛佩琦本名葛畔珩，出身贫寒，山东平度县人。1933年，靠半工半读自学完成学业的葛畔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但因既没有初中毕业文凭，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眼看难以跨进校门。这时，恰巧有个叫葛佩琦的新生报到了到却不来上学，同情他的老师叫他顶替那个学生。从此，葛畔珩便变成了葛佩琦。葛佩琦在北大除了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后又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选学校学生会副主席。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投笔从戎，投入豫东的抗日游击队，并在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为1938年。

不知什么原因，共产党派他去做秘密地下工作。他干出了出色的、骄人的成绩：单独策反伪军一个团；参与策反一个伪军师，将他们编入了共产党控制的部队。

大概是他的地下工作出色，党便继续叫他担任这种“鼹鼠”的角色。在国共内战时期，葛佩琦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并建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站，获取了大量情报。后来葛佩琦被调去沈阳，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他利用职务掩护，将大量敌军高度机密的情报，通过自己的单线的“上线”联系人李年，再经过秘密电台不断地送到延安毛泽东的案头，为共军夺取辽沈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底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党组织关系所在的领导人赵耀武也在西安落入国民党之手。虽然葛佩琦提心吊胆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李、赵都没有出卖他。可是，从此，他的地下共产党员身份和传奇式的地下工作经历与功勋，也随着李、赵的“失踪”而消失了……

毛共建国以后，经曾为共产党提着脑袋在敌人心脏里干了十多年地下工作，战果辉煌、功勋卓著的葛佩琦，突然成了“党外人士”。他当然心有不甘，不肯罢休。他不断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他的历史，并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在抗战胜利后，由党中央社会部西安地下情报组派去东北作“鼹鼠”的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光是与葛佩琦在同一情报组的就有四人，有的人还健在，要查清他的身份并不难。又据后来知道，葛报告中的情况已被中共华北局以函调方式证实。但葛后来到人民大学任教，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调查材料似乎没有转来，人大党委会仍然确定他为非党人士。葛为此多次找人大校党委和系党总支要求查明，但均如泥牛入海。这就是葛佩琦对共产党不满的原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关进北京草岚子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审讯。

审讯人员的兴趣和重点是他这个“国民党军少将”有哪些罪恶，对于葛佩琦的解释和声明根本不听。起初葛坚持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且多次提供调查线索，希望查明他的历史。但每次都被审讯人员呵斥：

“混蛋！你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怎么会是共产党员？你这是在公开污蔑共产党！我警告你……若不老实，就将罪上加罪！”

从审讯人员杀气腾腾、一次比一次盛怒的表情里，葛佩琦知道，他的任何申辩都毫无用处，只会增加自己的“罪恶”，于是他不再坚持重新调查自己的历史了。

1959年2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北京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公诉词除认定葛佩琦是“历史反革命”外，还指控他是现行反革命——借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推翻人民政权……

法院以反革命罪状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葛妻朱秀玲是人民大学副教授，因得知丈夫的可怕罪行，加上本有疾病，接到丈夫的判决书，一下子就晕倒过去。后瘫倒在床6年。大女儿在北大附中读高三，门门功课在九十分以上，结果高考时没有任何一家学校接受她。她痛哭无语，无奈只好休学在家，后来便专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老三、老四都送给了亲友，老五本来也有人想接养，但一听是葛佩琦的女儿，坚决拒绝了。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后来朱秀玲与葛佩琦办了离婚手续，五个子女均改为朱姓。这是当时很多犯人妻子的通行做法。

由于葛佩琦当年右派的名气太大，那句“要杀共产党”的名言太吓人，加上可怕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使他在后来右派甄别、改正时遇到了比一般右派更大的困难，曾经多次碰壁，使他几乎绝望。后来还是友人指点，让他亲自找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胡耀邦的过问下，葛佩琦的双重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葛重见天日。当然，他曾经为共产党、为毛做出的那些“重大贡献”，那些辉煌的业绩，算是打了水漂了。

平反之后的葛佩琦，据说在有人造访时仍然念念不忘大谈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入龙潭、闯虎穴、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只是在说到受到共产党二十多年监牢的报偿时，脸上才掠过一丝阴影。也有记载说，葛曾经对友人说：“早知是这样，当年还不如跟他们（指国民党官兵）去台湾好了!”

葛晚年还写了一本回忆他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经历的小册子。不过，当局一直未准出版。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担心共产党地下工作方法被泄露，更主要是从政治影响方面考虑：一个当年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英雄？

葛佩琦的悲剧在于：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又对现状、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还以老共产党员的口吻说了出来，于是，变成毛泽东的靶子就是必然的了。本来是共产党对不起葛佩琦，结果葛反而变成了毛共的罪人，差点坐穿牢底。历史总是被毛泽东颠来倒去，千千万万如葛佩琦式的人物的命运也就被如此颠倒了。

还有另一个阳谋受害者，叫徐铸成，此人则是另一翻景象。

徐没有葛佩琦的光荣历史，但是也是一个左派，对“党”忠诚而且有些贡献。他是一个老报人，报界元老，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却一直用笔杆在为党服务。 1956冬，徐被告知，曾被两度“停刊”的《文汇报》复刊为日报，并任命他为总编，要求他把这张报祇办成有“书卷气”的“读书人”的报纸。徐受到极大的鼓舞。其时，正是毛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全国风靡的时候，徐决心大干一场。（从后来看，恢复《文汇报》也是毛的“钓鱼”策略之一。）

《文汇报》的开场之作是敲了一通“电影的锣鼓”。《文汇报》是当时少有的设在上海的全国性报纸，而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发祥地，大批电影工作者和电影人才聚集在上海。上海电影的状况即是全国电影状况的缩影。从总体上看，由于建国后毛对电影的严格控制，像所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电影业也处于枯萎凋零之中，70%的影片收不回成本，群众对那些完全当作政治的图解和传声筒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既不感兴趣，又敢怒不敢言。电影工作者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大部分人没有“工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汇报》发起了一场题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

讨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指出国产电影片的症结所在，矛头不约而同指向了毛的文艺方针和严格的审查制度。

演员们直呼：“请尊重人，我是演员，我要演戏！”

导演们则强调：“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资深电影艺术家呼吁：要“尊重电影艺术的传统……”

这场讨论历时达三个月，影响巨大，应该看作《文汇报》在整风鸣放前的主要功绩。可是，它却遭遇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春桥组织的围攻。

令徐铸成意想不到的是，最高领袖对他这种“放”得几乎有些“过分”的行动，不仅未加谴责或表示不满，反而给了他赞扬和鼓励，这使他原来的一颗懸着的心完全放了下来。

那是徐被邀请去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时，1957年3月10日下午，他与各大报同行、《人民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的总编们，被毛召到丰泽园的住屋单独接见，令老总们受宠若惊。

接见时没有其他人陪同，只有一个当时人们还不十分熟悉的康生作陪（这种安排颇令人感到毛另有深意，因为康生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主管，也没有文化部门的职务，而是中共政治特务头子）。

徐一进毛的书屋，康生立即起立向毛介绍说：

“主席，这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立即伸出一双大手，将徐的手紧紧握住，仿佛知心老友久别重逢：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啊，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其他的报纸。”

受到毛的赞扬，原来因“电影的锣鼓”遭到围攻带来的沮丧心情，在徐铸成心中立即消融了。

在座谈会开始后，徐 小心谨慎而又充满真诚地问：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展开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有底。抓紧了，怕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是好？”

毛没有教给徐铸成不犯错误的法宝，却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他含笑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在谈话中，他明确地支持《文汇报》敲的这一场“电影的锣鼓”，接着便大讲尽可能避免片面性，这大概就是毛教给的不犯错误的法宝了。不过，接下来毛的话使徐大为感动：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短，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500万左右知识分子，其中共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指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其通等四人联名批判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笔者）。他们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办法，不能说服人。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民主的办法，在小民主面前，再加两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徐铸成也算有经验、有阅历的老知识分子，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毛的那番谈话原来是他“引蛇出洞”策略的一个部分。毛没有告诉他不犯错误的“法宝”，目的就是要他犯“错误”。而且，毛也确实没有什么使别人不犯错误的法宝，因为没有人犯错误，这阶级斗争不就熄灭了吗？况且犯不犯错误，标准全在他心里，而且是每天24小时、每年360天都在变幻。即使他当时教给你不犯错误的“箴言”，你也照着去做了，但也不能保证你不犯错误，因为第二天毛可能宣布他头天的话是“放屁”，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说过……

徐先生一回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就激动得不行，等不及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回来，他就先召集有关人员传达毛接见时的讲话，向他们交代了年内将要开展的整风，并特别强调：在眼下宣传贯彻毛的双百方针和在未来的整风运动中，《文汇报》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反映主席的指导思想，要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以体现本报的特色。徐一再勉励大家一定要不辜负毛的教导和对文汇报的殷切期望。

浦熙修回来后，徐又将毛讲话内容向浦女士反复作了交待。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浦女士对整风大鸣大放的导报那么卖力的原因，因为浦一贯最听党的话，特别是毛的话。

令徐铸成激动的消息还接踵而来，当时决定组织中国新闻界代表团访问苏联，起初内定徐铸成为副团长，后来改为任团长。这当然也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最大的荣誉了。

这趟出国门对徐来说确是意外的幸运，因为他这一去44天，等待他回来时，整风的鸣放阶段已经过去了。《文汇报》在那段时间遵照他这个总编的嘱咐，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报道全国大鸣大放的消息，大量登刊知识分子们鸣放文章，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文汇报》之所以如此下劲、卖力，还因为早在整风正式开始前，上海市委办公室就通知在家的副总编辑钦本立，说伟大领袖毛要亲自到《文汇报》看看，并交代要保密。从此，全报社人马就望穿秋水，日夜等待毛的临幸。可后来，忽然又来了通知，毛因故不能到上海，因此也就不能到文汇报来了。为弥补这一遗憾，特派遣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为他的代表到报社看望大家。

陆定一见到钦本立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主意，有办法。”

进了总编办公室，陆定一开玩笑地说：“你看我来当贵报的总编辑好不好？”

陆定一主要是传达一种信息，即毛和中央高层对《文汇报》的高度评价和由衷的赞赏。

陆定一还表白，自己是受到毛的委托来鼓励《文汇报》积极大鸣大放的，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伟大领袖的期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文汇报》碰到的“知己”不是一般人，而是伟大领袖、一国之君，你说他们怎不感恩图报、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于是文汇报全体上下，特别是驻京办事处那位女主任浦熙修（这时她已升任副总编），使出浑身解数，作出十二分努力，为伟大领袖发动的整风运动、为大鸣大放鼓吹、造势。那段日子，浦主任真的是废寝忘食、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对整风鸣放的报道和造势之中。她不仅像一位女将那样运筹帷幄，指挥她的各路人马，还亲自身先士卒，深入第一线采访，亲自出马组织京城知识界名流座谈，一时间，浦的办公场所简直成了京城知识界名流的沙笼。

就这样，在大鸣大放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文汇报》全体人马夜以继日、马不停蹄，为整风鸣放殚精竭虑，手脑并用，全力以赴。他们生怕辜负了伟大领袖的期望，他们感到虽苦尤荣，觉得自己为毛、为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责任……

谁知，就在他们沾沾自喜、以为为整风运动立下了头功的时候，6月8日，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犹如一颗重磅原子弹在中国大地爆炸，特别是在《文汇报》的同仁们心中爆炸，一时间，所有的人全慒了，有的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几乎晕厥过去。

稍为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是政治风向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向，而且这转向来自最高层，就是那位令他们日夜感念的“国君知己”。可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可能呢？究竟是怎么回亊？……

其实，6月8日的社论只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弹，不是真正的主火力，很快，真正的打击来了，文汇报被掀了个底朝天，全体成员忙不迭地检讨、检查，痛心疾首，晕头转向。7月1日，一篇叫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令文汇报跌落万丈深渊。而且，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篇社论乃毛泽东亲笔所为，文中，毛数落了文汇报的种种“罪行”：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时期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明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

毛以掩饰不住的仇恨笔触指斥文汇报中的民盟右派：“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为天下大乱，取而代之。”这罪名的确使人吃惊！文汇报的同仁们个个胆战心惊，全都乱了方寸。

在毛的强大高压恐怖下，文汇报被迫以报社的名义作了检讨。但毛却认为这个检讨是远远不够的，不深刻的。毛引用文汇报的检讨原文：

“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

这是真心话，也是当时毛对各报纸的指示。文汇报是忠实执行这一指示，才落到如此地步的。

对此，毛是如何辩解的呢？他先是在这篇文章中不得不承认：

“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注：指人民日报社）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到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着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

党报这样做是对的！但文汇报这样做（而且是毛亲自要求它这样做）却是居心叵测，包藏祸心，是犯了大罪，罪该万死！毛欺骗了文汇报，欺骗了天下百姓，这时却倒打一耙，反说文汇报是“是一场欺骗”。这就是毛泽东的强盗逻辑，骗子哲学。

毛接下去说：

“文汇报在春季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根本无理可说，只由他说了算，十足的流氓强盗嘴脸。他进一步指斥：

“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动编排。”

就这样，毛将他的痞子作风、流氓哲学不仅带进中国的政治领域，也带进文化领域，使这种恶劣的文风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点……近来看到一位“异见人士”居然说，“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毛泽东首屈一指。”“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不知这位先生指的是毛氏哪些大作？不过笔者从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始，到反右时的骂人文章，从不见毛的文章有任何“最优秀白话文”的影子，有的只是流氓泼皮的无赖，强盗暴君的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以及泼妇骂街、村夫撒野的“本事”。毛是将中国文人优良的文风彻底破坏、颠覆的罪魁！

毛的文章和言论是从来不准人反驳、辩论的。可怜的文汇报报人们，在挨了这蛮横无理、劈头盖脸的一顿棍棒后，不但不敢申辩、反驳，还可怜兮兮的如丧考妣般忙不迭去讨饶、认罪，完完全全成了一批丧家之犬。下面是毛的7月1日社论发表后，文汇报的秀才们连夜通宵达旦制作的请罪书、即《文汇报》7月2日社论《向人民请罪》中的一部分：

昨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党的生日受到党报所作的爱之以德的批评，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文汇报一错再错，不但在政治上对不住人民和党，而且在道义上，也对不住人民和党。文汇报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长大的，如今我们对人民对党，却以怨报德，人而无良，何以至此？

所以，我们在这一时期，有的吃不下饭，有的睡不着觉，有的外出采访无脸见人，有的收到读者来信感到无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愤莫已。现在我们在感愧交并的心情激动之下，向全国人民请罪！

我们发誓，将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

多么可怜、多么可悲、多么可耻！人家打了它的脸，它说感到“很温暖”，右脸挨打了，希望再打左脸。明明是对方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却要说自己“以怨报德”，现在“无地自容”……

当然，凡是当年毛式运动的过来人，都知道这种检讨是被迫的，是必须写的，否则将有更多更大的苦难在等待你。怕死、怕折磨，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只不过文汇报的报人们的软骨病更严重些，说出的话更让人起鸡皮疙瘩。毛于是抓住了这一弱点来折磨这些可怜虫！特别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整个鸣放期间徐铸成都不在国内，可却揪住这位曾被他大力表扬过的老报人不放。这种痞劲确实罕见。

徐铸成从苏联回到北京，再到上海已是9月初了。这时鸣放早已过去，反击也进入了尾声。徐忙于写他的访苏见闻记，隔天一篇，昼夜伏案。而在此前，所谓《文汇报》猖狂向党进攻的那些日子，他不在国内。但作为报纸负责人，即使在国外，他也关心国内动向，并且天天看自己的报纸。徐以他老报人的经验和嗅觉，感到文汇报的一些标题有些锋芒太露，似不合办报的传统技法。但他当时不好干预。回到北京后，与钦本立通电话，问到为何标题的火药味那么重，钦答曰：那都是中共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要求那么做的，那段时间，柯书记天天给文汇报打电话，发指示，要文汇报为大鸣大放添力鼓劲，火上浇油……

徐于是一切都明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在划右派前夕，《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作为党内高干，得消息之先，立即给钦本立、徐铸成打电话，要他们采取主动，先行自我检查，以图减轻处分。徐在惊愕之余，也对邓拓的“哥们情”十分感激。但他还是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怎么检查，邓拓无法向他们多作解释，徐也无从多问。可怜的徐老先生只感到一阵眩晕，随即天旋地转，知道大难临头了。

可是作为老共产党员的钦本立还未丧失人性和知识分子的良心，接完邓拓的电话，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救报！第一个要救的是徐铸成！

钦本立挺身而出，当即求见柯庆施，说明《文汇报》这段时期如果有问题，应由自己负责，因为徐铸成远在苏联访问；徐回到上海报社后，也未主持报社工作。只是参加过市委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言讲了文汇报如何“拆墙”（拆党员与非常人士之间的“墙”），那也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两次去徐铸成家登门动员，徐才“奉命”讲的。总之，徐铸成无论如何不应划为右派。

柯庆施听后似乎还很通情达理，几乎全部接受了钦的意见，他说：“徐的问题只作为认识问题，不作政治问题；徐还当他的总编辑，还将有职有权。”

钦本立一听，大感慰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只要徐铸成这个桅杆不折，《文汇报》这艘船就不会沉没……

但是就在钦本立回去报社传达柯庆施的指示两天后，市里一位大人物对徐铸成进行点名批判。徐老先生再次提心吊胆，惊魂不定。为了安慰徐，钦本立拉上他一道再次求见柯大人。

那知，才过了两三天，柯庆施大人的“脸”已完全变了，柯不愧毛的好学生，单是这“变脸”之术就学得很到家。

柯以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傲慢的态度，当着钦、徐的面，说了那段后来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名言”：“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就翘尾巴。”

徐铸成被弄得由白脸变成红脸，又由红脸又变成白脸，无言以对。只好听“天”由命了。

毫无疑问，柯庆施在这两天内亲自请示了毛，得到毛的圣旨，他们的脸才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恶毒。

之后，徐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看到《光明日报》一篇署名文章，揭发他去年在民盟新闻小组会上说过：文汇报复刊后，一切听罗隆基指挥……这可是不好的兆头，更不是事实。他想起来辩驳，但无人理睬他了。真实的情况是：徐铸成不仅没有说过这话，更没做过罗隆基的马前卒，而且，他还二次退过罗隆基给《文汇报》的稿件，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行为，因为罗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文章“所向披靡”，别的报纸求之尚且不得……以至罗后来在民盟中央一次会议上愤愤地说：“文汇报还说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报纸，竟连我的稿子也不登……”

可是这时这位中国报人的元老，也没有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了。

不过徐铸成仍然暗中自我安慰：总算没有将自己归入“章罗同盟”。由此可见，毛也许会对他网开一面。

毛当然不会忘记“关照”这位老报人。也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特地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找到徐铸成，转告伟大领袖的话，刘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指趙超构）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地叫我向你转达他的话。”

徐听到此话，既表示感激，又感到纳闷，感激的是在无数知识分子、包括文汇报的浦熙修等人都被批斗将喊天哭地的时候，毛却对他如此关爱，如此“温柔”，称他“同志”，又叫他丢下包袱；纳闷的则是：毛说他的“包袱重”。包袱重，也即问题多、问题大。但他徐铸成的问题“多”在哪里、“大”从何来？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鸣放时他不在国内，他也没有说过一句出格的话，更没有放过“毒”。如今毛却说他的包袱重，看来这不是一句好兆头的话。联想到那次在丰泽园接见时，毛对文汇报赞扬有加，如今对文汇报却杀气腾腾大加讨伐，短短两个月，冰炭两重天！这使他对毛的话不禁打起了寒颤……

果然，曾被毛亲切接见、赞扬，而且他自己也认为一贯听党的话，没有做过错事的徐老先生，最终被毛钦定为“右派”……

当然，受难的绝不止徐一人，既然毛说文汇报有个右派系统，那就不止一两个人，结果是，6名编委、15名记者编辑同时落网。完成了“右派系统”的指认。

徐先生对自己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冊总有些于心不甘，耿耿于怀。其实徐的错误或罪名只有一条：那就是他是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新闻界的头面人物。既然文汇报反动透顶，那么他这个总编能逃脫吗？

所以，划他一个一般右派，应该是毛对他的宽大为怀了。

徐铸成后来著有《“阳谋”亲历记》一书。

关于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及由它派生出来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包括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发落、下场，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从略。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则放在“附录”之中，作为历史见证，供读者参阅。



附：毛主义高压和摧残下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一瞥

 

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了，所以也只能“一瞥”，即只能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镜头以窥一斑。

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可谓渗入骨髓，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见，他不同于秦始皇为保江山而“焚书”，和因受到术士的欺骗而“坑儒”（ 秦皇坑的是术士或方士，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但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全部）。毛对知识分子完全是一种基于仇恨的主动进攻、打击、杀戮，不需要任何理由。毛还想从文化的角度、哲学的角度，证实“知识分子无用”，应该而且必须将这群“废物”踩在脚底下，让他们夹着尾巴像狗一样做人，或者干脆送他们上“西天”。为此毛又发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说知识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创造价值，只是像“毛”一样，附着于社会经济实体（工、农、商）之上、即“皮”之上，靠吸血讨生活。所以不但是一群废物，还兼有剥削的本性，即具有“原罪”。理当消灭之。

不过他的这一理论也有“漏洞”，当年毛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说到知识分子最无用、要靠工人农民供养时，为了堵住反驳者的口，他自问自答地说：

“……我这样说，难免有人要发脾气，他说：‘照你这样解释，马克思也是半个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种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 所以马克思不属于靠削劳动人民讨生活的“毛“。

毛的答复不伦不类，半遮半掩。实际上应该问他的是：既然你说知识分子无用，是只能靠别人养活的废物、寄生虫。那么，中共领导人不也是知识分子，也不会杀猪、种地吗？还有大批共产党干部也既不会杀猪、又不会种田，他们算什么呢？按毛的逻辑答复则应是：知识分子如果参加了他的“革命队伍”，成了共产党，那么，他就是对革命有贡献，是于人民大有益处的人了，不但不是附在“皮”上的“毛”，而且成了“皮之上”的领导者。所以，说到底，毛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参加他的革命，并且彻底赤化的，才算是有价值的人，否则，仍就是吸血鬼、寄生虫、废物，要终身改造，直至从肉体上消灭。

由此看来，毛对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矛盾的：他不能完全离开知识分子去搞“革命”，但又认定他们是异类，不相信他们，要不断地敲打改造他们。而且，从毛的内心来说，他认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除外），是“改造”不好的，所以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终身的。也就是说，永远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所以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有关对知识分子的“名言”：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知识分子没出息”

“知识越多越反动”

“读书越多越蠢”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

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最恶劣的一次表演是在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谈到秦始皇时毛说的一段话。当毛说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专家时，林彪插话：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罢哈哈大笑，引得全体中共大员也跟着大笑不止。其洋洋自得之态，其狰狞可怖之目，跃然纸上。

如是，在这样一个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亘古第一暴君毛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就无可奈何地注定了。

 

1. 建国后、反右派前，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迫害

 

这里需要说明，此处说的建国后、1957年反右派之前对知识分子打压迫害，其实只是指其中几个事件，而且，如反胡风运动，因为已归入敌我矛盾阶的级斗争之列，此处不再叙述；还有如上述毛自己说到的借镇反之名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以及綿延无尽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这里均不涉及。

最早是借两部电影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敲山震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获得观众一致好评。这是一部以戊戍变法为题材的电影，基调是对变法失败的惋惜，对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揭露和鞭挞。它的爱国主题和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从清末到今天、海内外华人对此次事件的一贯看法和学术界的不变评判。

可是，这样一部简单易判、是非分明的艺术作品，却被一贯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专门把白弄成黑、黑说成白的一对夫妻硬说成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这对夫妻就是毛泽东和江青。

要说清楚这一事件，还得牵涉到中共高层内部的关系，不能不多说几句。毛共建国后，毛就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开始逐步将他与昔日的战友由“同志、上下级” 关系改造为君臣关系。这一计划当然不好说出口，而只能从“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做起，逐步推进。对毛的秉性和他的“革命目的”最清楚不过的江青，决心在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了解毛的“革命目标”，更了解他的不同凡人的思维方式，其中重要的如指鹿为马、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等等。

这时江青正面临后宫危机。毛进北京、搬进中南海丰泽园后，就故意与江青分居。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抛弃她，至少是冷落她。这种情况正是毛要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的信号之一。其实当时江青才35岁，风韵犹存，毛没有什么理由抛弃她。可是江想到杨开慧、贺子珍的下场，想起毛的好色无忌、暴虐成性的本性，以及历史上帝王们喜新厌旧的传统，想到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宫、过那种凄淸寂寞、行尸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经过反复的瞑思苦想，江青终于悟出了道道，这就是帮助毛实现他的“帝皇梦”。只有这样才能让毛感到她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电影《清宫秘史》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这时，江青的处境还比较困难，毛还遵从与江青结婚时党内高层与之约定的“约法三章”：江青不得干政。所以，毛登基后并没有给江青安排显要之职，只是根据她的老本行，给她在文化部安排一个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虚职。

然而江青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并无多大实权的职位上，为毛成就大权独揽、党内独尊、说一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事情要回到《清宫秘史》的上演上来。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放映了专场，目的是取得中央领导的认可，然后好在全国放映和宣传。在专场放映时，毛没有去看，刘少奇等领导人及其夫人都去看了。刘少奇在观看之后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等人的观点也不谋而合。

既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都肯定了这部影片，中宣部领导当然认为应该给它放行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请示毛了，毕竟只是一部电影，而且大家看法都一致，就不应用这种小事去打搅毛了。他们当然也没有征求当时还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见（不以毛的夫人身份出面，也是毛与江青结婚时所接受的三个约束条件之一）。

岂知冷眼旁观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觉感受到了这是一次为毛立功的好机会。她故意在这部电影在各地上演并获好评后才去毛处告状。江与毛谈话的原话已不得而知，她跟毛说的重点也肯定不是影片本身（对影片本身的审视无足轻重），而主要针对两点：一是指出这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旁落的苗头，毛本来就十分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这一点自然十分敏感；二是特别指明、抢了毛的独家话语权的是刘少奇，因为江青知道，毛这时对刘少奇开始有了戒心，在上一年春天刘去到天津时大谈“发展资本主义”甚至说“剥削有功”，已经引起了毛的不满。

由于江青对毛的内心想法了如指掌，所以，她一告即中。江又调来《清宫秘史》单独放影给毛看，毛看了后同意指其为“卖国主义”影片。只是，毛当时还不想为如此“小事”与刘少奇撕破脸皮。于是决定由江青出面，找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说《清宫秘史》宣传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这中间江青卖了一个“关子”，她故意不说明这是毛的意见，而是把自己和毛的意见混在一起（江意欲以此获得毛的代言人身份），这便使陆定一等人很为难，因为搞不好，这要承担挑唆党内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罪名。但又不能不对江青的警告作出反应。于是组织人马写了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但想来想去最终没有发表。毛因忙于其他政务也没有过问此事，不过他记下了这笔账。

后来文革中戚本禹写了篇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专门谈及这部影片之事，并把这一切算到刘少奇的账上。刘始则莫名其妙，继则如梦初醒，因为此前他根本忘记了此亊，更不知有此一说。

江青这次虽然没有掀起大波澜，但已初步引起毛泽东的重视，算是达到了一半目的。自此，她打定主意，要做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电影方面的侦察兵、看门“犬”，再立新功。

很快，机会又来了，那就是《武训传》事件。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与周关系不错。影片题材是根据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遗愿拍摄的。拍摄之前孙瑜当面请示了周恩来，周以他惯有的严谨、小心和思虑缜密的作风，作了三条指示：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被尊为该剧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传》依据的是真人真事，是清末一件奇闻，其基本亊实是：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县（今聊城）人，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出身贫苦农家，父亲早年去世，武七跟随母亲到处流浪，以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打长工，主家欺他不识字，尅扣了他的工钱，使其深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得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让其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含垢忍辱，始终为了让贫寒家孩子上学这一崇高目标奋斗不息。经过30多年不懈的努力，武训积攒了两千多两银子，全部拿出办义学，他自己仍然过着“居不求安，饥不择食，衣则褴褛，卧无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训在家乡堂邑县柳林镇办起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临死前又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

武训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直达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迹后对他的义举颇为感动，封给他“义学正”的官号，并赏赐“黄马褂”——一种对特殊贡献者的嘉奖。武训却拒不接受这些“崇高的荣誉”，但如果他正面拒绝，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处死的，所以他只好装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反抗，完成了他的悲剧性格的完整性。其间，当他听到他的义学考第一名的学生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不禁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这一切表明，武训办义学之举确是不为名、不为利、真心实意为穷人，他自己到死都坚守穷人的名份。

像武训这样的奇人奇事，不论在哪个朝代，都会被褒奖赞扬的，这也是人们普适的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武训不接受朝廷嘉奖之举，更适合马列主义的“阶级性”要求。

编导者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使之更适合毛共的理论和胃口，又在剧情中加入了编造的太平天国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与官府进行武装斗争，但最终失败的情节。还在影片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加上了一段旁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救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就是这样一部既有阶级性，又有人性，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影片，在全国99.99%的人民看来，都是一部具有“积极教育意义”的“好影片”。可是谁能相信，到了毛泽东、江青的眼里，却变成荼毒人民，污蔑革命斗争的“大毒草。”

事情是这样的，《武训传》拍完后，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给中央领导看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都去了。唯毛泽东、江青没有去（恐怕是故意所为）。看完之后，朱德握着编导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随即，影片在北京公映，获得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观众写来的观后感，好评如潮。后来一些专业影评人士、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也纷纷发表影评文章，一致对影片给予充分肯定（后来批判时说报刊发表这类赞颂文章有48篇之多）。

这次，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江青，决心要作一篇“大文章”，掀起一次大的波澜，以抵消上次未能将《清宫秘史》公开彻底批倒、批臭的遗憾，同时借以大大提升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虽然极为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其时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毛每天为他的“杀人事业”忙碌不迭，对一部电影这样的事当然顾不过来。

而江青正好充当了毛在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时机，她要等到《武训传》已经在全国“火”起来才出手，以便使事情闹大，引起毛的足够重视。

江青当时是怎样在毛面前告“御状”，我们已不可细知。总之，江青对毛主义、毛的为人是深切了解的，而且她也把这一套学到了手。一般地说，毛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与一般人、包括他的党内“亲密战友”相反的，一般人认为好的，毛可能认为是坏的；一般人拥护的，毛可能坚决反对。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 吧。不过看来不是一切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只有毛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才如此，就如在苏联，也只有斯大林等极少数人堪当此誉一样。

江向毛汇报了周恩来、朱德对此片的评论，特别指出《武训传》的编导乃周恩来的老同学，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持。这一句就牵动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周恩来正是毛认定的主要潜在政敌之一，虽然在延安整风时周已对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对周的怨恨并未消除，周精明能干，又广结善缘，在国内、国际上的人缘、名气都比他老毛好。毛对其是既恨之，但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用之。因此，如能利用这次电影事件，把它上纲上线做大做“危”，不啻是对周很好的一次“敲山震虎”，迫使他以后更加驯服。

于是毛叫江青将影片调来。果然，毛一看，加上江在一旁提醒，毛立即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 于是决心借此事对全国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洗脑”，同时对周恩来，还有朱德来一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他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气、流气，以最高权威的口吻，对《武训传》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贬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整个中国电影界、文化界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直至看过电影《武训传》的普通老百姓，都犹如挨了当头一闷棍，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些惊恐莫名。此时毛、江又通过党内小道渠道故意向全社会传出：此篇社论乃毛亲写。本意为增加社论的威力，引起全囯上下重视，但也增加了人们的惊恐和慌乱。

为了证明毛写的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立即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武训活动过的地方进行所谓调查，江青以“李进”的代名进入调查团。在调查团尚未到来之前，山东省的有关领导、部门已经完全知道了此次调查的动机、目的，于是紧行动起来急做好配合调查的“群众工作”，完全满足调查团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和“人证”、“物证”。

于是，调查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包括江青在内的三位作者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调查记》得出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 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就这样，在江青的直接指导参与下，将武训的历史彻底颠倒、改写了，将一个以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一个舍身为义、感天动地的善举，污蔑成罪大恶极的罪人。

由一斑可窥全豹。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从毛泽东去井冈山当山大王之后，他所从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又叫“民主革命”），到底是在干什么；他所宣扬、杀戮的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反革命到底是些什么人，而他的“共产革命”及其骨干、积极分子又是什么货色！

毛就是用这种无比卑鄙、无比邪恶、无比无耻、完全颠倒黑白的手法，编造出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一生，从对武训的恶毒无耻的污蔑，到对知识分子设置陷阱的“阳谋”； 从在江西大打“AB团”，到最后将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毛的“革命路线”、“革命手段”和“革命逻辑”就是如此，从来如此如！这就是毛的“革命”的真相。

毛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恶毒诋毁、污蔑，在中共党内和社会上居然没有受到一丝一毫抵制或公开异议，有的只有奴颜婢膝的拥护、赞扬，有的只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说明毛主义己在全党、全国树立了绝对权威，毛顺利地独占了中共的“话语权”。为其后来从“领袖”向“皇帝”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仍然不肯就此收兵，像每一个运动一样，不搞得全国人仰马翻，人人心惊肉跳他是决不会罢手的。首先遭罪的当然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旁及那些影评家和写观后感的普通观众，他们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脸，摆出一付哭丧的苦瓜脸忙不迭地写检讨、查思想，尽量上纲线上线辱骂自己，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宽恕，求得与毛思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点并不在影片本身。毛的重点是要借此再度开展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重点整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挖掉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震一震党内那些“右倾” 的潜在对手。于是，一场借批《武训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知识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运动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对武驯传的批判本身，而是要所有参加运动者“脫裤子”、“割尾巴”、人人过关。像毛所有运动一样，先让检査者自己给自己掴耳光，然后让别人来掴、再互相帼，直到人人被掴得痛不欲生，倒地向党、向毛求饶……

在复旦大学，为了帮助孙大雨教授过“思想关”，批判会开了8个钟头；

北京大学的周炳麟教授，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职，被反复地整来整去仍然不能过关。他绝望了，只好铁了心说：“你们不要再找我谈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为国民党殉节吧……”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

西南政法学院，一位做过国民党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过关无望，便主动跳入长江……

为《武训传》作检讨的最高职务者是周恩来了。但是周是个党性很强的共产党人，他不会将自己在党内高层受到的打击、委曲向外人吐露，不过，也许是一时疏忽了，或者觉得骨骾在喉，不吐不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见孙瑜，据孙瑜回忆说，周“在和我握手时微笑地问我：是否听到了他在北京为《武训传》所作的检讨？”这使孙大吃一惊，原来周恩来这位堂堂总理因为这个《武训传》而要在党中央作检讨！

联想到因《武训传》而使全国的知识分子挨整，甚至不少人丢掉了性命，孙瑜很后悔，很痛苦：早知有今天，何必当初！搞这个鬼电影干码呢。

可是江青和毛泽东则真正开怀了一阵子，当年11月，由于江青在电影战线屡建奇功，聪明的胡乔木提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书面报告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提笔欣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江青总算突破了“不得干政”的桎梏，正儿八经做官了。自此，毛、江的夫妻店越开越大，越开越红火。

因为《武训传》，知识分子们被整得失魂落魄。好不容易刚刚告一段落，又发生了一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的公案，害得知识分子们忙不迭继续检讨下去……

问题是从1953年5月开始的。红学家俞平伯出版了一本叫《红楼梦研究》的新书。当月《文艺报》登刊了一篇介绍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资格的红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不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旨意。俞在《红楼梦研究》之外，又写了一篇叫《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宣扬自己一贯的观点。

哪知，俞老先生不经意踩中了毛泽东的一颗地雷。原来毛泽东也是个“红迷”，他将红楼梦读了多遍，在讲话、作报告中不时引用书中原文，故事，比如，他一次在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时，就说这是“我们的古人王熙凤，又叫凤姐儿说的”。将一个小说中人物说成“我们的古人”，大概只有毛才能这样说。更为重要的是与千千万万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毛硬说《红楼梦》是一部以反封建为主题的小说，是反映清代中晚期“阶级斗争”的百科全书。但是凡看过红楼梦的人可能都会对毛的说法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明明是一部描写一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说，书中以贵族小姐、公子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穿插了大量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事件、风土人情，由于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和对社会万状的洞悉，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许不为过，但若说它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则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一度被统治者以“诲谣”为由禁止，但从未听人说过它“诲盗”或教唆阶级斗争、教人造反。曹雪芹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说他的书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符合。毛又给古人制造了一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这时，两位受了阶级斗争教育，又能体会毛的红学思想的共青团员大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寄到《文艺报》，但没有发表；然后又寄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得以刊出。

专门窥视意识形态领域动态的江青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她拿着《文史哲》刊登的李、蓝两位作者的文章要求《人民日报》转裁，总编邓拓以《人民日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表示恕难从命，并建议由中宣部转知《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后来这两报都刋豋了。

一年以后（不知何故拖了一年之久，也许是这段时间毛忙于其他更重要的阶级斗争不能分身），此事被毛从新提了出来，并写了一封气势汹汹的信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官员，信中说：

“……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的唯心论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这封信中，可见得知江青几次向毛告御状都完全获胜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观点。表明毛、江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性，而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标。从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而是一种奇特的“名义上的夫妻、实际上的政治盟友”的关系。江青成了毛政治上的代言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高位只是迟早问题，时机问题，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已深信不疑，后来都兑现了。

只是可怜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又因此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改造运动，无数人又陷入“讲不清、道不明”的“脱裤子”、“割尾巴”的尴尬境地……其中被毛点名的《文艺报》和文艺界的领导们更成了“重灾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接连召开了八次联合批判大会，《文艺报》总编冯雪峰被撤职，编委会被改组。冯雪峰等人后来在反右派的第一时间便被确定为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充军劳动改造。

由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牵连出一位中国近代学界泰斗级人物被批斗，只是这位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不在大陆，他就是胡适先生。毛发动全国学术界对胡适声讨，很有点像唐·吉诃德对风车的战斗。不过在毛看来，重要的报了胡适当年在北大轻蔑自己的一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一次去北京时，在恩师杨昌济教授的引荐下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一份临时管理员的差事，有空闲时可以免费去听教授们讲课。一次毛去听胡适的课，大概是听得入神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便斗胆向胡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这位名教授弄清了这个操湖南腔的提问者并不是北大的正式学生，而只是一个旁听的临时工时，便拒绝回答，卷起书本潇洒地走人了。

这对一贯心高气傲、而且立志要做改造宇宙的大英雄的毛来说，无疑是一次难以容忍的羞辱，这个一箭之仇怎能不报？只可惜1949年胡去了美国了。无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勒令大陆学者来一次对胡“万箭齐发”式的虚拟报复。当然，这对胡博士来说毫发无损，但却使大陆知识分子跟着倒霉，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检查检讨。

毛的另一个收获是，由于拿红学权威俞平伯来开刀，几十年来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不悦耳之声，自此从毛的耳边消失了。从此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毛氏的红学理论，即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云云。。

毛玩政治权术玩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学领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横行无忌地入侵并占领了大陆中国的学术殿堂。

最后要说的一件事是毛与一个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战斗，虽然打击的对象只是一人，但情节却精彩动人，意义非凡，这就是所谓的“梁漱溟事件”，或称梁与毛泽东之间的“雅量”之争。

梁漱溟对毛的面折廷争，虽然只发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几天，但它却是一起不寻常的事件，是毛统治下绝无仅有的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一位非党知识分子对最高领袖当面要求话语权、申辩权的抗争；而且由于毛与梁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毛与旧友和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变化。所以此事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梁与毛有着较深的渊源。梁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与毛泽东同龄。不过他似乎比毛“发迹”得更早些。梁出身书香世家，聪慧过人，早年却未能考上北京大学。梁当即指日发誓曰：他日不到北大当教师，誓不为人！光凭这句话就知其志向、气度不凡。果然，梁漱溟凭着自学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学取得不俗的成绩，1918年以一篇《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名满京华，当年即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讲师，实践了当年落第时的誓言。时年尚不满25岁。而同样年龄的毛泽东，却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相当于今之中专）毕业，跑到北京来寻找“未来”，因出国不成，投靠在一师时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杨昌济门下，靠了杨的引荐，在北大图书馆求得一个管理员的临时低等职位。而少年得志的梁漱溟，教学之余不免到同事、同为哲学教授的杨昌济家中高谈阔论。这时寄住在杨家的毛，只能充当端茶递水、开门迎送的角色。梁当时自然也未把毛放在眼里。但毛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北大青年教师却产生了敬佩之情。后来梁又跑到山东青岛去搞他的“乡村改革试验”，居然大获成功，成为国内国际知名学者，后又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跻身政要名流之列。

正应了那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泽东走的是另一条造反夺权之路，二十年后也大获成功。这时的毛成了中共这个中国拥有武装力量的第二大政党的领袖，虽然在野，却是割延据称雄一方的“诸侯”。

由于毛共精于宣传之道，延安被吹嘘成“模范边区”，特别是说其农村改革（实即血腥的暴力土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云云。这引起了醉心于乡村改革研究的梁漱溟的兴趣和好奇，于是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这个他青年时代的旧相识仍怀有些许敬意，加上梁已是学界、政坛名人，毛当时想重塑中共和自己的形象，自然给予热情接待。访谈中，梁主要和毛泽东探讨中国农村未来的改革之路。然而在这个议题上，两人可谓南辕北辙，梁氏坚持他一贯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积贫积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进行逐步的、渐进的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通过振兴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去发展农村经济，解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而毛泽东自然坚持他的一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农村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和斗争，只有通过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才是农村振兴之道。两人自然谈不到一块去。不过他们在有关中国文化、以及对历史看法的问题上，很有相互切磋的兴趣，以致彻夜长谈，乐此不疲。1946年初，梁二访延安，毛仍然热心地与其作彻夜之谈，态度仍不失诚恳、友好。（今天的事实证明，关于振兴中国农村的道路，梁漱溟的理论可谓高瞻远瞩具有先见之明。）此后梁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在国共之间斡旋，多为中共效力。算是中共的友党友人。

延安一别数个春秋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毛共夺权成功，毛当起了中国新的“国君”。梁漱溟这时虽已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但想起自己与毛曾有的私交，而且当年自己任民盟秘书长时，在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中，为毛共立下过汗马功劳。（1946年10月的某天，当梁得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第一大城市张家口时，梁对采访的记者脱口而出：“和平已经死了！”这句简括而形象的比喻立即成了各大报纸显要的标题，梁漱溟也声名鹊起。）凭着这些关系，梁漱溟想象，毛泽东和中共也得敬自己三分。梁于是毅然留在大陆。毛似乎也不忘故旧，封了个全国政协委员给他当。梁不时参加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到各处看看。回到北京，有时毛还特派小车将他接进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饭、聊天。对这一切，梁很感满意，认为毛不忘旧情，梁把毛视为旧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道的是，在毛看来，他所有这一些举动，无非在表现一个胜利者对旧友或手下败将的宽宏大度，以便赢得一个礼贤下士、不忘故旧的“明君”的名声。所以，他特别喜欢与国民党的被俘或投诚的将领、旧时有名望的知识精英“交友”，与他们纵论今古、吟诗作词，附庸风雅。柳亚子、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谷城、周士钊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继是毛的座上客。这些人也很识相，都在对毛歌功颂德的同时紧紧夹住自己的“尾巴”，决不表现出比毛更渊博的知识、学养和见解，更不敢表现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陪衬毛这朵“红花”的绿叶，决不敢僭越、失礼。而毛就在这种众星捧月中得到一种满足，一种比他在党内被当作菩萨崇拜更加过瘾、更加得意、更加飘飘然的感觉。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中间居然出现了不谐之音，终致“君臣反目”，祸根就是这位梁漱溟先生。这梁老先生天生有一种耿介的书生气，一种桀骜不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协委员”真当回事的“客卿”之一，他不大懂得对毛感恩戴德，互相作秀；反而有时真的去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毛的报答之道。毛已有察觉、戒备之心，但不发作，他要冷眼观看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到底要弄出什么花样来。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来捣乱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间，为了讨论中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北京接连召开了两次高层会议，一次是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一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梁先生作为正式和列席成员参加了这两次会议。

在9月11日的政协会上，梁就有关农村和农民问题发言，毫不忌讳地直陈时弊：

“……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村政权，违法乱记，欺圧群众。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饭，跑到城里当小工，露宿街头，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他们明天又来了。有人说，现在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就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梁还谈到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和他了解的农村情况，如当时已引起农民强烈抵抗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等。梁的发言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显得突兀而不合时宜，引起了委员们的震惊和不满。

在梁发表“九天九地”之说后，会议宣布休息。但部分委员表示对梁的发言不满，群言汹汹。重新宣布开会时，周恩来作为会议主席发表讲话说：方才梁漱溟的话是有阴谋的，想破坏工农联盟，意思很坏。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发言，更是对梁大加伐挞，会场已骚乱不堪。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员会上专就梁漱溟的发言作出了反击，他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说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败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如他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面对中共几位领导人的连续攻击，梁感到有申辩的必要，于是给毛写字条要求申辩权。但毛不予理睬。当晚梁又见到毛，毛已完全变脸，根本不与梁交谈便扬长而去。

9月17日，经过秘书们几天紧张、通宵达旦地准备好了讲稿的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数小时的长篇发言，从历史的角度穿凿附会，加油添醋、颠倒黑白，说梁漱溟从来就是个“反共分子”，在调解国共两党的和谈中，他貌似公正，表面与共产党站在一边，实际却在为国民党服务，站在蒋介石的立场破坏和谈……总之是个“反共老手”。

在一边吞云吐雾的毛，听着周恩来振振有辞的“批判”，不时插上几句：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你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人们说你是个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说到激情处，毛干脆亲自上阵：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看到自己曾经以为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毛泽东口中吐出这么多恶毒下流、又语无仑次、类似泼妇骂街的语言，梁漱溟感到震惊了！但他决不想向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屈服。

梁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说。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此次闹剧的高潮。对于这个事件，记述者有不同版本，笔者只能照录。一个版本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场一边倒、严阵以待的肃杀气氛中，梁争得了十分钟的发言权。在四周虎视眈眈、众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讲台。他镇定地开口就说：“我的发言，一则是考验我自己，一则是考验共产党的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哪知刚说到这里，主席台上的毛便把扩音器移到自己面前，大声道：“你想要的雅量是沒有的！如果梁潄溟这类意見可以称作‘谏’， 我声明，我们确是拒谏。” 歇口气，接着又说：

“在梁潄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就是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毛越说越激忿，干脆开骂：

“你觉得自己很美，比西施、杨贵妃还美，我看你臭得很！”

梁不禁愕然，会场顿时紧张起来。毛指着梁漱溟继续骂：

“台湾广播说你有气节，有硬骨头，我看你有臭气，有臭骨头！”配合毛的咒骂，台下响起了一片口号声和怒吼声，“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反革分子滚下去！”“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打死反革命分子！”……在一片怪叫声中，再也说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下主席台。这时会场局面很僵。人们等待着毛发落梁漱溟。就在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老将军陈铭枢在获得毛允许后走上主席台，他先向毛鞠个躬，然后说：

“请问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回答说：“是思想问题。”

陈于是说：“若是思想问题，我想发言说几句。”陈便一面批评了梁漱溟，另一方面却说：“既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似乎不须有今天这样骚动的场面。”

陈铭枢算是巧妙地将了毛一军，为梁氏解了围，大大减轻了梁的“罪责”。因为思想问题比起政治问题来自然要轻得多。已经承认梁是思想问题的毛只好顺着台阶下，说了一通：“梁赖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之说……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够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同时又说：“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同意和我们来往，我们还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政协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还愿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政协委员。这一点雅量我们还是有的。”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版本也许有些不准确，有些不完整。据梁漱溟后来自撰的《事情》一文，他是这样记载的：

“18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蓋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在海外出版的署名戴晴和郑直淑撰写的《毛泽东与梁漱溟》中，在“雅量”问题上记载较详，书中梁漱溟的原话如下：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意思是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与梁的自述一样，招来毛的厉害呵斥：我没有这个雅量！

还有记述补充了当时的情景：当会场上一片嚣声使梁漱溟没法说下去时，梁冲着毛泽东说：“主席，既然是请人来开会，让提意见，你就应该有点雅量，准许我把话讲完啊！”

哪知毛一听戾气大发，当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描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就算我有这个雅量，不知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同事，有没有这个雅量？”

台下一片附和、否定之声。

那知梁却仍不识相，竟然当众顶撞说：

“主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只见毛的脸色煞白，慢慢站起身来，高声宣布：

“现在，我提议，来一次表决，同意梁漱溟先生发言的，请举手！”

整个会场，只有毛一人举起一只手，其他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都无一人敢举手，全场鸦雀无声。

接着毛便发表了那一套“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等等的讲话，毛一气骂了一个多小时，直骂到疲惫了，才住口。

记述这次梁、毛雅量之争和毛泽东那通泼妇骂街式讲话的，首先是署名戴晴和郑直淑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与梁漱溟》，据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郑直淑则是曾担任政协秘书长的汪东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笔名“郑直淑”，取“正直述”之谐音。后来，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周鲸文撰写的《风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记述此事。再后来，中共将经过修改、刪节、润饰的毛、梁之争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

总的说，由于素材来源较杂，上面叙述中不免有次序不一、内容参杂互见或有所差异等情况。不过，各种版本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基本情节也大体一致。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那表面上与旧友和文人墨客貌似融洽亲热的关系背后的实质。从此以后，毛的那些旧日朋友、清客，即他所谓的“右派朋友”， 与他相处时就更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了。

毛最后对梁漱溟先生的处理显得很大度，这点确有些使人意外，从来对毛稍有公开忤逆之言的，毛是绝对不会轻饶的，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地位。梁先生后来除了不再开口之外，却基本相安无事，照样当他的“政协委员”。 这大概是因为毛感到在大会上对梁的咒骂有些失态，有些过份，所以在处理时特别宽容一点，以塞众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书籍外，也未再给以特别打击。梁所以得此幸运，除了陈铭枢当场迫使毛给他作了“思想问题”的定性外，还可能得益于这次事件本身的公开传播，特别已经传到海外，既要骗人又要顾及面子的毛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晓的因素，据知情者说，梁漱溟有一个大他二十几岁的族兄梁焕奎，乃毛的恩师杨昌济的恩师，当1918年毛泽东去北京投奔杨昌济时，梁焕奎同样去北京梁漱溟处寄住，梁、杨两家多有往来，毛也被卷入其中。这一层“恩师的恩师的兄弟”的关系，使毛与梁漱溟有了一点说不清的“亲戚” 关系。毛虽然要别人六亲不认，但他自己仍然看重血缘关系。也许这一点不为人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过，笔者以为，毛素有“党内斗争严厉，党外待人宽容”的不成文传统（ 不过这宽容也是一件“画皮”，宽容的对象只限于有影响力的名人、统战对象），在延安整风时他把自己的干部队伍整得鬼哭狼嚎，但他在接见外部记者和国统区来延参观考察的人士时，却显得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看不出一点暴戾之气，还装出一点儒雅之风。蓋因为内部斗争关系到他的成败荣辱，故他丝毫不能迁就；而与“外宾”交谈则完全是即兴作“秀”，这个“秀”作好了，可以麻痹对方，又有利树立自己的形象，何乐不为？此乃毛的又一狡诈之处，也是毛主义又一秘笈和“潜规则”。梁潄溟也就于无形中占了这点“便宜”。

后来梁活到95岁才去世。文革后期有一首据传是梁老先生写的七律打油诗（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人之作），名为《吟臭老九》，录之以飨读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是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笔者注：这里顺便澄清一下“九儒十丐”问题。九儒十丐之说见于元代，后人因此以为元代是最轻蔑知识分子的时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蒙古民族当时处在军事部落制时代，带有浓厚奴隶等级制色彩。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很自然地将他们的一套规制和习俗带入中国，对汉族和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起于此时，当时确有“七匠、八娼、九儒、十匄（匄同丐）”之说。但很快，元朝统治者认识到他们的野蛮游牧文化不能用来统治中国，而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融入华夏文明。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尊崇儒学，善待和重用士人。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真正应始于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名为“元”之后，即1271年后（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国的1206年）。元世祖召北方理学名家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监祭酒。许为元主多方谋划，复延周、孔遗教，并从新开科取士，儒学始得复兴。忽必烈后又召孔子后裔孔洙为国子监祭酒。至武宗，则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尊号，其位已在各朝对孔子的封号之上，当然就不存在什么“九儒十丐”问题了。

再则，我们从在元代一些著名文人，如关汉卿、马致远、赵孟頫 、张养浩等人的作品和事迹中也不难看到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和风骨，统治者对他们也相当宽容和礼遇。如早期的关汉卿，以不与当局合作为是，且敢于为民“鼓与呼”，不惧权贵，自诩为“锤不扁、煮不烂、蒸不熟、响当当一颗铜豌豆。”就这样一个长满“反骨”、一身傲气的人物，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可见，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识分子的境遇实际上要比毛统治下的时期好得多，从整个朝代来看，更不可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酷毒凶残相提并论。】



附二、高压下的人格扭曲：反右派中围剿“章罗联盟”的表演及其他

 

在前面的正文中，我们已经说到，整风转入反右伊始，毛就钦定了个“章罗同盟”（后又称章罗联盟），并说1957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面对毛这一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里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内一些聪明的见风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挂上阵，准备围剿这一“联盟”。而章伯钧呢？在稍作抵抗后，就乖乖投降了，违心承认了这个“没有组织、纲领”的“章罗联盟”。

只是这个同盟的二号人物罗隆基其时远在东南亚跟随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罗还兼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头衔，所以跟会长郭出访），当他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这一切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打长途电话，第一个打到章伯钧家中，接电话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罗一听这个熟悉的声音也顾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钧叫来！”

章伯钧刚拿上话筒应了一声，那边就传来罗隆基连珠炮似的叫嚷声：

“章伯钧，报上说我跟你‘联合’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就跟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和你‘联合’的？又是怎样联合的？你说呀……”

章伯钧已为这事痛苦了多日，不过这时已变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计罗隆基知道了这一消息肯定会找上门来算账的，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嗫嚅了好一阵，他只好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等你回到北京，我们再谈。”

罗隆基依然不依不饶，叫对方做好挨清算的准备：

“我明天就回北京，一出机场，我就要找你算账。”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

叶是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年留学美国，是民盟内与罗隆基关系较好的“英美派”。罗找到他，主要是问叶，为何有“章罗联盟”之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已被封为章、罗之间“联络员”的叶笃义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说不清楚，更不敢多说……

第三个电话打给浦熙修。

浦是罗历时十年的“红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此时浦也陷身于反右的暴风之中了，不过此时《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尚未出笼，她还未被“钦点”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中的一名“女帅”，加上她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无比忠诚，她推断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风运动将章、罗两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政府部长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当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会成为这个联盟中的重要成员，成为“人民的敌人”。

所以浦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认为问题并不会很严重，顶多回到北京检查一下就过去了。到底是异性知己！罗隆基似乎感觉到浦女士的温情，也得到一丝安慰，火气稍有降温。

不过他仍不肯放过章伯钧。次日回到北京的罗隆基身着西装，手提自由拐杖，带着南洋海风的咸味和椰林的清气，直接“如约”闯进章伯钧家门，见面并不寒喧，即直奔主题，连说带吼：

“伯钧，我们之间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竟然‘联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你居然去承认什么章罗联合，真乃岂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几人不知道我们的明争暗斗？你我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就连思想上的联合也压根儿不存在！”

“你我之间必须讲清楚……”

几乎是罗隆基在唱独角戏，而章伯钧犹如既聋且哑的傻瓜，只是低头不语。他深知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虽然搞政治也有几十年了，但还没有真正领略到政治权谋，更没有尝到被陷入瓮中之鳖的滋味。章知道，现在跟他解释、辩护都没有用，不久毛泽东就会用事实解答这一切。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面对采取沉默战术的章伯钧，心高气盛的罗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讲累了，看来他的对章之战还没有找到制胜之道，于是决定暂时到此为止，过后再理论。临要出门时，罗突然转身，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吼道：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合’，现在没跟你‘联合’，今后永远也不会跟你‘联合’！”

说毕，拎起随身携带的自由棍，双手各执一头，猛地往大腿上一压，只听“咔嚓”一声，自由杖一折两段，罗把折断的拐杖往章伯钧面前一扔，留下响当当的八个字：

“你我之间，如此而已！”

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过罗瑞卿布置的卧底报告到毛的案头，或者由李维汉统战部长亲自向毛报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开心极了，或者还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为什么“集团”、“联盟”的人，起初总是这样大喊大叫不承认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过，要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老老实去写认罪材料，请求宽大处理了。毛可是曾经沧海了，还怕你罗隆基一介书生？等待收拾吧，小菜一碟……

不过也许毛有点小看罗隆基了，他可能没有估计到罗会如此顽强抵抗，对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罗始终指其为子虚乌有，坚不认账。好才“联盟”另一方的章伯钧已缴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汇报》刊登了章伯钧关于“章罗联盟”的检查、检讨，承认了两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联盟”，但不承认有组织、纲领。现在联盟的叧一半却什么也不承认，这当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统战部。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集中力量围剿罗隆基，攻下“章罗联盟”这块骨头。

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担任这场战役总指挥，在他指挥下，动员、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最先上阵的有马叙伦，还有著名的民盟内“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吴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宠信，并且在整风开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党，因而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整个“鸣放”高潮的5月，吴晗跑到太湖度假休养去了。反右开始后，他便回来精神抖擞地投入反右派斗争。7月7日吴晗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针对“章罗联盟”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可谓神情兼备、声色俱厉，以下摘其片断。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

“章伯钧在1951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和我说，只要我们俩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他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么也称不了这两个恶婆婆的心……”

“章罗二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干……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冤家忽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人此唱彼和一个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我们了……”

“……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南一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校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日，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据，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全场哄笑）……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吴晗的发言虽然气势汹汹，火药味十足，但所讲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报上、会上已经揭发、批判过的那－套，说得不好听只是拾人牙彗罢了。所以并没什么的杀伤力，罗听着都不大当回事。

岂知吴晗的利刃是一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后头。下面是他最后使出的真正杀手锏：

吴晗把镜头拉回到1948年9月，其时，中共的胜局、国民党的败局日渐明朗。这时的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躺在病房装病人。不久吴晗从昆明来到上海，吴晗早已参加了民盟西南联大支部，并成为支部负责人。这次是打算从上海买飞机票飞香港，与已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汇合，然后设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区”。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国民党当局严控飞香港的机票，吴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只好在上海暂时滞留。得知罗隆基在虹桥医院，对这个近在咫尺的民盟领导人、上司，吴决定去看望一下。见了之后，交谈中，罗趁在医院监视的国民党特务不注意之际，将一封密信交吴晗，嘱附其亲手交给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吴一口答应并将密信收藏好。

谁知吴回住地后竟将密信私自拆开看了，见信中有要求坚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领导等语。吴感到大方向不对，因为这时的吴虽为民盟成员，但已抱定了投靠共产党的决心。若将罗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吗？于是他决定将信私自收藏下来。一藏9年，直到中共发动围剿罗这块“顽石”，吴想起了这个“宝贝”，于是作为揭发罗的重磅炸弹，将此信及其前后情况一并在大会上宣示，激起了对罗一片愤怒的讨伐和打倒之声！

此举确实出乎罗的意外，给了他重重一击，成为了罗隆基一贯反对共产党的铁证！

吴还一不做二不休，又在会上爆出了罗的“隐私”。吴揭发说：“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吴晗的这些揭发其实是把双刃剑，既伤了作为对方的罗隆基，同时也“伤”了自己，因为他这样做等于自己坦白了受人之托而不忠于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并私自藏下，9年之后却用作检举揭发对方的材料，而且这托他带信之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也可称之为“主人”。这样吴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来的“叛主求荣”、“卖友邀功”的“小人”，甚至无耻之徒。作为历史学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吴晗，不可能不知道这顶“帽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为了立“功”，为了对共产党表忠，一切都顾不得了。这才真可谓“利令智昏”了。后来吴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发、斗争章罗等右派有功，被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党的“宠信”。

吴晗之所以这样不顾“廉耻”，不顾中国人做人的道德底线，敢于公开出卖朋友，除了上述急于立功表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无所谓了，那“第一次”就是两年前也是毛亲自发动的批判“反动学者”胡适的运动。胡适是吳晗的恩师、伯乐，吳却全然不顾地对其公开批判、侮骂。比之胡适，罗隆基算得了什么呢！正所谓“偷一次是贼，偷十次也是贼”。再干一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鉴于这有关吳晗的人品问题，在此不得不补充交待一下。

吴晗，浙江义乌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吴晗曾就读于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因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博得胡适的赏识，推荐让《大公报》发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吴晗家中的无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报考北大。无奈吴晗偏科严重，数学只得“0”分而名落孙山，因当时北大、清华、燕京这三家全国一流大学联合规定，考生在文史、英语、数学三科中有一门功课为零分者，不得录取。

落榜后的吴晗再次由胡适推荐在燕大的燕京图书馆找得了一份工作。次年吴晗再次报考，无奈数学又一次吃了个0蛋。吴只好埋头于自己所长，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完成了一本《胡应麟年谱》，又得到胡适以及学术界的赞赏，清华大学因此破格录取了吴晗，吴晗从此才得以晋身中国知识界之门。

然而在求学期间吴晗家中又经济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辍学。又是胡适通过关系为他在清华校内谋得工读生的资格，并为其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月薪才8元）。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吴晗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家庭从此“中兴”……

胡适爱才惜才和为救学生危难四处奔波的精神风貌，曾使吴晗深深感动，也试图日后报效恩师。此后吳晗日益左倾。国共内战时在北平面临共军压境、危在旦夕的日子里，吳晗曾奉共产党之命，先是以学生身份劝挽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没有听从。后又以学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许诺：保证让胡适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的回答是：“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然后飞去了南京。自此师生音讯隔绝，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说过毛因为要报胡适在北大的一箭之仇，在反胡风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对“反动文人、学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胡适的所谓批判运动。当时中国学术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参与了这次“风车大战”，一贯左倾、积极、深得彭真宠信的吴晗当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内情的人私下都说：别人参加对胡适的诋毁讨伐未尝不可，唯对吴晗来说，如此这般则是罪过。因为胡适不仅是他的恩师、伯乐，实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经过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脑，又已身居共产政权高位的吳晗，这时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甚至连内疚也没有。所以这次反右派，他又充当急先锋。

说到这里，还应补叙，其实在吴晗之前，就有一位重要人物抢先上演了一出“卖友求荣”的好戏，为了不淹没其“反右先锋”之功，现有必要补述一二，此人就是民盟另一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与吴晗和罗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钧在民盟中的“密友”，关系很“铁”，被认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钧很多事情可以不与罗隆基商量，但不会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两家的关系也很好，远胜于“公事公办”的章罗关系。据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描述，每次史良来章家，还是少女的章饴和总止不住内心的狂喜和心跳，因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么雍容华贵、气质高雅、谈吐不俗，据章饴和说，她认为史良集“三美”于一身，即长得美、爱美、懂美，是少女时代章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来与其父商谈工作或聊天，章饴和都躲在房内“偷窥”，看见他们说话投机、关系融洽，饴和心里便特高兴，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经常来……

章伯钧也真把史良当作自己的异性“知己”。在整风鸣放后期，高等学校学生的言论日趋激烈，党群关系也愈显紧张之际，民盟的领导和在学校的民盟教授们，既为共产党忧虑，同时也为学生耽心，便想尽到师长之责，对学生加以劝阻。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钧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会议”，章也请了时任司法部长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参加，表示了对史良的特别信任。六教授会议得出一致结论：要帮助共产党控制局面，不让运动背离整风的初衷，不能辜负毛领袖的期望。于是形成一个报告，一致推举史良呈交给周恩来总理。史良当场应诺，可却不见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国务院开会，章伯钧写了个字条给周恩来，也是试探报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条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气候骤变，整风变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两点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来到章伯钧家，向“章社长”当面提呈了辞职书。章伯钧知道事已无法挽回，接下储的辞职书，但表示自己一人无法决定……

“整个下午，父亲的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章饴和回忆道，“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即《这是为什么》）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他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个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章伯钧在这种时候，专门到史良家，对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说心里话，说明他是真正将史当作同志、知己来看待的。不知史良当时有何反应和对白，很可能史女士是‘一言不发’地应付过去，因为次日各大报纸上出现了新华社发的通稿，赫然映入眼帘的通栏大标题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态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

可以想见，章伯钧见到此文，如果不是当即晕了过去，也会跌落在躺椅上长久不能起来。后来史女士更是将6月8日晚上章伯钧到她家中说过的话，以及以前所有对党的不满言论一一在会上抖出，成了吴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锋。吳晗大慨是从史良的举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吳晗对罗隆基的揭发，不过是步史良的后尘而巳，算不上头功。

不过有些可惜的是，吴晗抖出的重磅炸弹虽然给了罗隆基重重一击，但却并没有对“章罗联盟”的认定有多大帮助，罗隆基一副不屑的样子，依然故我。

时间已经一天天地过去，罗隆基这个堡垒拿不下，可无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的左将们有些着急了……

应该说左将们己经使尽了气力。胡愈之、闵侯刚们除了亲自上阵以外，还想出一切方法来逼罗就范。闵侯刚弄了一份罗隆基小集团的名单，将相当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负责人都包括在内，然后按图索骥，发动这些小集团成员起来反戈一击，立功赎罪；时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千家驹，也加班加点搞出了一本《章罗同盟言论集》……

费孝通也反戈一击了。他说自己长期被罗隆基利用，现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愤恨。费还说，他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是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证），是受罗隆基的观点影响。可费的这一着实在不太高明，几乎全在为自己洗脱责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罗隆基的罪责，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还有罗隆基的机要秘书邵云慈，则只够资格躲在背后打小报告、放些冷箭。此外踊跃批罗的名单还有一长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镛、翦伯赞、华罗庚、楚图南、童弟周、萨空了、梁思成、冯亦代以及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后来在1946年7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的夫人高真等等。这些人之所以积极披挂上阵，总的看出大概于三种动机：一是想借机立功赎罪以便推掉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如费孝通；二是趁机展现自己的“一贯左派”的光辉形象，如翦伯赞；三是为防殃及池鱼，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过尽管动员了这么多大牌“明星”来围攻，仍然不能给罗隆基致命一击，使其俯首就范。于是，运动的领导者们考虑到了传统中国人互斗中一种易于置对手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搞臭”方法，即抛开那些政治层面的正面进攻，专拣桃色绯闻和生活琐事入手，令对手有口难言，或百口莫辩，然后导致其意志大厦的完全崩溃，俯首就擒。

担当这一“杀手锏”重任的是罗的“十年情妇、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说浦对罗的落井下石之前，还须简单介绍一下浦的情况和罗、浦关系。浦熙修，上世纪40年代已是名记者，《新民报》采访部主任，专以采访高层名人著称。1946年年初在国民政府时代的政协会议上，她把采访目光瞄准了民盟宣传部长，38名政协代表之一的罗隆基。

罗时年50，风流倜傥、浑身充满活力。罗曾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时下独身。浦时年36，有一双儿女，但与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罗、浦的初次见面都互为对方吸引。那当然不是青年人的一见钟情，也不是一般的男才女貌。诚然浦女士十分欣赏罗的才华，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见解，政治立场，以及他那标准的绅士风度，典雅而精致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罗也看上了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机敏，以及因常年奔波于名利场那白皙面孔中稍显的疲惫、蕴藉而又狡诈多情的面孔。两人一来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与原来丈夫离了婚。但这时两人都投入紧张政治斗争漩涡，无暇过多顾及个人私事。其后浦、罗二人又都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或软禁，两人都尽力救援对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国后，两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这时罗、浦的爱情理应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这一方却遭到其亲属的坚决反对。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怀反对这门亲事；次是这时浦与前夫生的一对儿女长大成人上了大学，也不遗余力地阻止母亲与罗隆基接近。

这种情况下，罗、浦二人依然坚守与对方的前盟，只不过只能作西厢之约罢了。就这样，一拖十年。虽然双方都望穿秋水，但实在无可奈何，罗隆基还在家中空出一室，专设一榻虚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这时浦熙修已是《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事处主任。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凭借她的名气以及与彭德怀的关系，浦在中共高层已如同进入自己家中一样方便，她可以直接进入周恩来的办公室；碰到“十大元帅”也都与他们寒暄、握手。中共高层对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称。浦与中共关系广泛而融洽，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

浦二姐还有一个本能的“好习惯”，就是特别“听党的话”，只要党中央和毛发出什么号召或发动什么运动，浦熙修必定一马当先，神采飞扬，立即发出多篇文章来推波助澜。正因为她如此忠心自觉充当党的喉舌，而且功勋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陆定一、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垂青，其事业正蒸蒸日上。

这次整风，毛亲自发动，一再号召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除“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浦当然深信不疑，闻风而动，立即义无反顾地投入运动。作为《文汇报》副总编和驻京办事处主任，她不但自己亲自出马采访，还调兵遣将、厉兵秣马，派出一支支采访组分赴全国各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浦又通过她多年记者生涯建立的与各界名人的关系，与首都各界人士联系、访谈、座谈，一时间浦的办事处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龙。后来一些被定为反右斗争“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经浦之手在《文汇报》上发表的。

就这样，惯于紧跟毛和“党中央”的浦熙修，这一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设计的“阳谋”陷阱。不仅没有像以往一样受到褒奖，而是被封毛親点为“上跳下窜、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汇报》的右派系统的一位女帅，是罗隆基手下的得力干将。

就这样，十余年来一贯左倾、建国后自愿充当“党的喉舌”和运动急先锋的“浦二姐”，一夜之间成了毛的“钦点”要犯，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应该说，在被毛点名成为右派女干将之初的一段时间，浦还是不服的，她觉得委屈，她希望这是一场误会，她希望说清事实，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怀抱”。 但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

成为钦点“右派”后，她不仅在民盟，而且还要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妇联会等一系列单位接受批判，有时一天要赶三场批判会。初期她除了为自己作无罪辩护，还竭力向人们解释：

“罗隆基与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不符合事实……”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关系，但是《文汇报》和罗隆基没有关系。”

但是她每解释一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轰”……她终于明白了，解释、洗刷是没有用的，而且会越来越糟，怎么办呢？……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她得到“组织”的指点：要想减轻自己的罪责，唯一的办法是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罗，立功赎罪……

她终于认为这也许是挽救自己的唯一指望。

主意打定之后，浦女士立刻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受了罗隆基十年欺骗、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罗隆基的大会上，吴晗以“重磅炸弹”开头，而浦照修则以最让人期待的揭发收尾。

浦走上台，听众们都知道她是罗“同居”十年的情妇，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浦宣布她发言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荡，大家都竖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剧情登场。

浦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接着以生活中的事例来证明罗隆基的这种阶级仇恨，她说那是在解放前，罗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探视。罗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罗的怒从何而起。后来才知道罗发怒的由来，她说：“原来罗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接着说到蒋介石，说蒋有次看曹禺的话剧《蜕变》，看到剧中人穿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浦于是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好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阶级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浦讲这些时，罗隆基把头扭向一边，眼睛盯着窗外，一付不屑的神气。罗的傲慢和不屑点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声音说：“罗隆基解放后对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的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由于人所共知自己与罗隆基有“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浦想借此机会否定这个不太雅的“关系”。她忽然声泪俱下地说：“像狼一样的罗隆基竟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的揭发有些令听众失望，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精彩”内容，所说的那些主要是为自己洗刷，又都是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无第三者证明，罗隆基完全可以一概否认之。不过真正给罗以打击的是让他看到了这个十年情人的无情背叛，这使他幸存于心底的最后一点温情彻底破灭了。

大概是听众（观众）对浦的揭发感到不满足，后来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来她与罗之间的所有信件，这正是国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风案件以来对斗争对象必须实施的一项“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后来看看不能过关，终于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们像蚂蚁附膻一样贪婪地希望从这些情意绵绵的情书中找到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或者罗的“反革命罪证”，但结果大失所望了。

虽然浦的揭发效果不太理想，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仍然坚持从罗的生活琐事和“细节”入手搞垮、搞臭罗隆基，于是将所有罗的“身边人”都找来揭发、控诉。

在罗家中当护士的王爱兰被请到民盟中央的批判会上。王控诉说：“我在他家三年零六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艺女演员）来吃饭，我就要倒霉，总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又说我把菜烧多了。只要杨薇一来，罗便任何人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就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罗的警卫员张登智揭发，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能烧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他又骂：你们要冻死我吗？他还骂警卫员说：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还是监视我的？”

没有什么有用的真材实料，组织者就采取疲劳战术加上一些人身侮辱的恶作剧来折磨罗。

一次，有人要罗站起来交待问题，罗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开了，结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被震飞了，罗没有眼镜寸步难行，于是满地爬着去找眼镜，人们便开怀大笑，仿佛在看马戏团的狗熊表演。

就这样由夏斗到冬，七斗八斗，永无休止。后来干脆来个车轮战，轮番连续斗，不准休息，也没有什么内容，就是折磨你。12月21日、22日、23日就这么连续三整天地斗，终于使罗隆基明白争辩毫无意义，也毫无用处，心力交瘁，气血两空、形容枯槁的他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被迫承认“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检查上报到毛的案头，大致符合了毛在半年前为他下的结论，被允许“过关”了。应该说罗隆基还是幸运的，因为反右派时还不兴武斗，所以他能“顽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后来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将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来的前一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却“幸运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这一场章罗联盟的闹剧过后还差点弄假成真。当反右运动的尘埃落定，两个原来互为轩轾、互不服气的老对手忽然觉得亲近了。据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记载，反右后两人见面后的第一话题就是反右，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讲话，大都属于在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右派的罪状。”

“……父亲的理解与同情，让罗隆基十分感动，他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一场恶梦，恶梦一场呀！”

“父亲补充道，恶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后来的某一天，罗隆基忽然跑来告诉章伯钧：“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章伯钧得此消息也激动得夜不成寐，过后章伯钧对女儿解释说，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对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彻夜激动，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说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中国）一、二号右派分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和党派负责人罢了。”

就是说，反右派确实把章罗二人“联盟”起来了。

笔者深信很多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划为右派之前，其实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的思想企图；而恰恰是这场运动，这场丑恶的“阳谋”以及被划为右派后的苦痛经历，最终促使这些人觉醒，成了真正反对共产党暴政、反对所谓的毛式社会主义及毛思想的斗士。正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毛，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赶到他的对立面，进而使其中一些人提起笔将他的残暴、丑恶、无耻和流氓成性的嘴脸记录下来，并让历史传承下去。这大概是当年不可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吧！

至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为虎作伥、或为一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为演绎了从“名流”变下流的人性蜕变过程，也值得拿出来展览一下，下面就讲讲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后来归宿，也算为这一故事做一个完满的交待。

首先当然是反右英雄、卖友求荣的“左将”吴晗先生。他后来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并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宠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里。秉承毛的旨意，在吴晗的主导下，上演了“腰斩民盟”一幕，即割断了民盟北京市委与中央的关系，肢解了民盟的组织体系。很得毛的赏识。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后毛发动的一场更大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击对象，其后台彭真也成了第一个被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号头目。吴左派一下子就从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沦为反党、反毛、反革命分子，阶下囚了。

吴晗这次的获罪，可以说比“章罗联盟”还冤，事情的起因在于他写了一部叫《海瑞罢官》的历史剧，然而这却是他“奉旨作文”的产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看了表现海瑞平反冤狱的湘剧《生死牌》（开会带戏班子和文工团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规则），便兴致来潮，号召他的下属们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还说要提倡“五不怕”，即为坚持真理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其实毛说这些话时就有再度“钓鱼”之意。会后，胡乔木奉毛之命去找一个专家写文章宣传海瑞，胡找到了“明史专家”吴晗，吴晗立即应允，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刊在《人民日报》，后又写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先生觉得海瑞的故事极富戏剧性，便请吴晗写一部海瑞戏。为了响应毛的号召，吳欣然应允。其间七易其稿，历时一年写成《海瑞罢官》。此剧公演后，获得毛泽东高度赞扬，特请演海瑞的马连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席间还请马清唱其中段子，毛赞扬：戏好，演得好，海瑞是个好人。这使马连良和吴晗都激动不已，此时是1961年。

可是时隔不几年，形势就变了，引起形势变化的内因是毛想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经过与夫人江青的密谋策划，毛决定选择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运动的突破口。

文革为什么选择拿吴晗开刀祭旗呢？一直没有人认真研究。有人说是因为要防彭德怀的翻案，但彭显然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重点。有人说是为了打倒不听话的彭真，因为彭真是吳晗的后台，先拿他的前台开刀。但所谓彭真“不听话”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予转载，此前彭真并没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说不能解释毛搞此次运动先拿吴晗的文章开刀的理由。况且，选择拿《海瑞罢官》开刀，拿彭德怀的罢官说事，其本身对毛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彭德怀罢官是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的事，而《海瑞罢官》是庐山会议后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后还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层也都知道吴晗写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尔反尔，恩将仇报，难道不考虑别人背后的闲言碎语？不考虑后人对自己历史评价？是什么缘故使毛不惜冒自己过河拆桥、言而无信的风险，一定要拿吴晗开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开刀呢？笔者以为这其中另有玄机。此中的“玄机”就是毛对吴晗自作聪明、一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的强烈不满，转而起了杀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元璋传》初稿写于1946年，其时吴晗在西南联大任教。按照当年“左倾”文人的惯技，吴晗在“学术著作”的幌子下，塞进去一些对当时国民党所谓“独裁”政治的不满，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朱元璋之独裁残暴影射蔣介石。这本来是当时这类“史学家”之故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莫不如此。吳晗当然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问题”。1948年吴晗投奔“解放区”，在石家庄见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当面呈上这部经过修改后的得意之作，不无炫耀邀宠之意。毛认真地阅读了，找吴晗谈了两次，最后还写成书面意见以信的形式转给吴，信的原文在一些客套之后，最主要指出的一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这是一句深藏玄机的隐语，可以读作学术讨论的善意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双方严重的思想对立；还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杀机！就毛来说，如何对待吴晗，完全处决于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时毛也许还未想把吳弄成“敌我矛盾”，但内心一定记下了这个自鸣得意、实则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请看此书中一段对朱元璋的描写：

“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一付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草民百姓，有另一付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囗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这也许是吳教授对朱元璋的真实印象、真实描写；也许是在影射当时的“皇帝”蒋某人。谁知，毛泽东看了，竟自动对号入座：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我毛某人吗！当然，他不会露形于色。而且，他也知道吳晗不是在骂自己。只是这种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恶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论亊拿朱元璋说亊，以“历史唯物主义”胡弄吓唬这位名教授……。

远没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吴晗，对这句致命的评语并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后来他再对此书进行修改，对一些史料作了订正，刪去了一些嘻笑怒骂的东西，硬塞进一些“马列主义”， 原来比较生动的文笔变得味同嚼腊了。吴晗以为这一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吴将修改后的书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后除了对一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确了）一条重要意见，曰：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应写得好点？

毛的这种态度吳是应该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当上皇帝的极个别人物（刘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认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也是农民战争，与朱元璋异代同行。因此毛对朱有好感，甚至引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据毛的意见，吳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并未真正领会毛的意图，仍然把此书当作学术著作去写，自然就不能随意编造、篡改历史。他当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这也只能从史实中去发挥，如说朱一统天下的功绩，建立明王朝后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贡献等等。但仅作这些改动，当然不能使毛满意。更要命的是，吴在书中还总结归纳了朱元璋四个方面的错误（其实是四大罪恶），即：一、以猛治国，过分运用特务组织，运用野蛮残酷的刑罚，制造了许多血案、冤案，大规模屠杀功勋卓著的功臣、元勋，火烧“功臣楼”，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辩”的地步；二、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改变，压制、窒息了有明一代的政治、社会改革；三、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推行鹦鹉学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残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扬荒诞不经的神迹、怪异、图谶，借以愚弄、欺骗和毒害人民。

这就是吴晗三度修改后的《朱元璋传》。1965年，吳将这个第四稿《朱元璋传》送呈给毛泽东。

此时正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吴晗在书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恶，正是毛已经施行或即将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联想到第二稿中对自已的指桑骂槐。可以想见毛的愤怒，他认定这位“明史专家”己经不可救药、毫无利用价值了。

火上烧油的还有吴又在不经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吳晗面呈此书之后毛曾让吳在家中吃饭（先请你吃饭再干掉你，看来是毛的惯技之一），二人正在交谈有关朱元璋和明史中的一些问题，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几次插话，被吴晗当场指出其错误，使江好不尴尬。更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吴的《朱传》中记载有朱元璋规定的“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得与外边通讯，违者斩”这样一些怵目惊心的文字。而这时的江青正要“干政”，而且还要大显身手，可以想见，她对此书、对吳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决定将吴晗作为文革开局祭品的决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动作用。

1966年3月，毛对康生等人大谈北京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讲话中，就提到吴晗、翦伯赞是“学阀”，“这俩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吴、翦必死的命运就己经注定了。如果说翦之被点名是因为其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过不同的观点，那么，吴晗则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传》第二稿时就已经命定了。我们知道，“左得出奇”的吴晗是不可能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一的“罪证”表面上是那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惹祸之根则是那本《朱传》。

可是自我感觉良好，并自以为毛是自已的“领袖”兼“文友”的吴晗，做梦也想不到他与毛的学术交流转化为了“敌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一切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可以在转瞬之间变脸、将“同志”变成“敌人”，将“座上客”转为“阶下囚”的人物。

就这样，一贯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吴晗，文革一开始就尝到了当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尝到了被举国痛骂，革命群众拳脚交加，彻夜不眠的滋味，还尝到了只准别人向自己头上浇大粪，不准申辩，还得老老实实“认罪”的滋味。经过了充分的“觸及灵魂”的“皮肉之苦”之后，吴左派就被戴上手铐、头上蒙上黑布投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连监狱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实的当代秦始皇）。“革命群众”和“革命监狱”在被批斗吴晗时的极端残忍、单凭一点就可足以说明一切：在他死前，头发已经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狱中吴左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当局仍不叫他死，为的是从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别人的罪证。但是他的老婆却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吴的夫人袁震受尽折磨被从“労改队”放回时，已经被折磨得奄奄待毙，子女送她去医院，但由于是“吴晗的臭老婆”，医院不收治。18日凌晨袁震半睁着眼停止呼吸，先赴黄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吴左派在阜外医院一边输液抢救，一边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但不久审讯人员发现对方变成了一具死尸……

吴晗的一对儿女，时年14岁的女儿小彦和10岁的儿子小双则是真正无辜受罪，女儿小彦想为父亲讨个“说法”，当局以“无理取闹”和“扰乱社会治安”罪名逮捕，受尽摧残、凌辱，被逼疯后送入精神病医院，医院争得暂时回家养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残的小彦彻底绝望，决心以死抗争，在弟弟小双十八岁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长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岁多的小彦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务”，当天服毒自尽。这一天是1976年9月23日，离“四人帮”被捕只差13天……（九死一生的小双后来选择去美国留学。）

吴晗的结局比当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还惨，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对自己平生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据说，吴曾作过无数次检讨，估计他只能从自己“主观”方面去找获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但是，他难道不应该辩护吗？比方说：“我当年都是遵照毛领袖的旨意写那些宣传歌颂海瑞的文章的，后来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赞扬。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许他说过，但他刚说出口就被革命群众揍得口歪鼻斜、满脸鲜血了；也许他说过，但又有什么用呢？不说别人无法听到，听到了又能怎样？海瑞的坟也被挖了，尸骨被挖出“鞭打”扬弃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当年演海瑞戏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致死了。难道你这个写剧本的“首恶”还不该命赴黄泉？

毛泽东再次祭起他的权力摩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面前上演了一幕幕出尔反尔，贼喊捉贼，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连台大戏。在他把所有的“敌人”和“恩人”都收拾完毕之后，他依然坐在“永远正确”的龙椅之上，接受人们山呼万岁、顶礼膜拜。

另一个是女将浦熙熙修。

浦确实堪称“右派”中的“左派”。不过她当年面对政协俱乐部的热忱观众上演的那一出《击鼓骂罗》的折子戏，并不太成功，“功” 不能顶“罪”。“组织上”决定仍给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并不灰心，她积极改造，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认罪”态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为第一批“确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刚摘了帽，她又“得寸进尺”，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可惜上面没有理睬，没了下文。后来毛泽东对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计浦右派也决没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的浦，仍然向“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学习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后来文革来了，再也没有人来管这个摘帽右派学不学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尽头，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她终年不足60岁。

  浦熙修本来应该成为毛的好学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爱的领袖设下的圈套套住，以致误弄成敌人。这是浦的悲剧，也应该是毛的小小失误。但这种“损失”对毛来说九牛一毛都谈不上，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而对浦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代价了。想当年，类似浦被命运弄错位置的人在全国何止千千万？浦大概算是这些悲剧人物的一个代表吧。

还有当年上台猛批章罗联盟那些名人，包括为整风“鸣放”忧心忡忡，对共产党的忠心可昭日月，却又被当成“反党野心家”，被毛斥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当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类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当小丑的闹剧：

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揭发钱伟长说：“当他们（六教授会议）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可能性，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是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

曾昭抡对费孝通的揭发更多，“情节”也更为严重，他说：“解放前，费孝通一贯结交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国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派头子马林诺斯基。后又去美国勾结哈佛大学的美国特务费正清夫妇。1947年勾结上了卫立煌，被卫请去‘讲学’。因此，费是一个‘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发曾昭抡，说他是北大的“恶婆婆”：并且，“曾昭抡在外国是学化工的……他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杀人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鼓吹毒气化学以献媚于当时的反动政府……”

费孝通则反戈一击，想为自己找条生路，他揭发：“钱伟长在6日的‘六教授会’上说，教师要领导学生准备暴动（钱伟长坚决否认）。”又说：“6月10日，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不止重复了一次……”

钱伟长则在清华大学揭发，是费孝通把他拉进“章罗联盟”，并把他介绍给储安平……

章罗阵营的下一级成员更是“乱成了一锅粥”。“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仁炳就主动坦白：

“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

“章罗联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则罗列了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章伯钧之子章师明在南京对其父“发难”，公开声明：“他是我的父亲，如果他不放弃走资本主义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这样的父亲，对我是莫大的耻辱！”

储安平之子储望英也起来造父亲的反：“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告：希望你能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的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这些认罪书和“造反声明”都登在《文汇报》上。

后来这些教授、专家、主任、委员互相揭发、攻讦的语言就越来越不文雅，什么“蠢驴”、“野猪”、“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国家纵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报纸的大雅之堂。

这里顺便还讲几句民主党派之外文艺界的事，文艺界的人以著文为生，历来的“文人相轻”遗传，加上政治高压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见血腥，如沈从文、叶君健批萧乾，郭沫若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令沈两度自杀（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聂钳弩、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批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

所有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给圈套、下绊子，最实现的目的就是想排除当局对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赎罪，免划为右派；己经被确定为右派者，则希望当局能突发善心，摘掉“帽子”。当然也有的想将对方作为“垫脚石”， 助自已再爬上一个台阶的……

不过，就像挤压在一个箩筐里的螃蟹，最终不管是咬人者还是被咬者，全都浑身是伤。最后还是被主人提着一锅“清蒸”、“红烧”了。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艺界人士要“清高”一点，而如今已经完全等同了，他们中绝大部分不得不向当局认错求饶，像犯了错被家长责打的小孩一样，一边眼泪鼻涕齐下，一面痛悔陈辞：

“我们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以上为费孝通）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一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了（自己）灵魂的丑恶。”

“党一贯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一个怙恶不悔，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铸成）

“……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陈仁炳）

这里要特别提及一下钱伟长。这位钱教授不仅在当年反右中极力嘶咬同侪，企图立功赎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愿）。还把这一套铭记在心，当作后半生做人的坐右铭。1986年11月，在反右运动即将三十周年之际，有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诸人，倡议召开一次“反右运动学术讨论会”， 邀请函也发到了钱伟长手上。钱教授一看窃喜，认准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将此邀请函上呈到最高当局、太上皇邓小平的案前。邓一看大喜，立即派员扑灭了右派们的“翻案” 之火，三位发起人受到开除党籍、严加批判、予以监管的处分。（邓小平错把许良英弄成王若望。后来方、刘、王三人被廹流亡海外）。还连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钱却因这次检举有功被邓大人钦批为“表现很好、应予重用”。结果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忝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末。钱大喜过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国检举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检举揭发受到的最高奖赏者了。正是：

为了一顶“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过，在反右中也有“顽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负责人之一的彭文应就一直不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和自己参加联盟的“罪行”，哪怕这时他全家在经济上已被中共逼入绝境，而且当局允诺只要他“认罪”，就恢复他的工作和经济来源。这时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儿跪在他面前求他“认罪”：“爸爸，为了儿女，你就承认下来吧……”

他泪眼花花面对小女儿揪心的呼唤，却铁下心不为所动，真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彭文应曾于1962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58岁。之前彭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已经在贫病交加中先“走”了。彭临终前致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终止反右。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更是刀枪不入，在批斗会上大声宣示：

“让我承认错误除非砍下我的头。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里去！”

有如此气节的当然是凤毛麟角了。

可怜的是那个口口声声求饶，“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机会”的陈仁炳，不仅当时当局没有给他“重新做人” 的机会，就是到了1979年全国99.99%的右派都已获“改正”时，陈却仍被作为五个不予改正的全国性右派中唯一幸存者，当局仿佛故意羞辱他，与他作对，让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对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经故去的全国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来说，不但无损毫毛，其家属后人还引以为荣，正如章诒和所言，他父亲和罗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远的“自豪”。然而对于一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陈仁炳来说，偏偏不予改正无疑是对其最致命的一击，最后不得不“抑郁”而终。

当然也有一些右派后来又飞黄腾达了，如费孝通、钱伟长后来都担任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但是这些人在无限风光的后面，却总有挥之不去的反右派时那段不光彩的阴影，所以最怕人们提起反右运动，故总是委婉地说：“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费孝通）。

其实，这种躭心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当年那场“阳谋”的受害者来说，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应承担罪责，在高压下说－些违心检讨的话，也不是很丢人的事，没有必要因此隐瞒这段历史。但如果刻意隐瞒历史，反而成了为罪恶制造者们掩饰罪恶的帮凶了。这也是对自己、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了。

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受害者，包括中共内部人士，终于挣脱羁绊，拿起笔来加入记录历史的行列。



附三、 多少精英填沟壑：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消灭和对知

                     识分子的全面扼杀

                      

如果在上一节我们主要记述了毛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催残的话，那么，我们在此节将看到毛在反右运动中对所谓“右派分子”继之以肉体消灭的滔天罪行。

在建国初期，毛主要借助所谓清匪反霸、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名义消灭了大批体制外、或者敌对方（国民党）投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杀”或在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处决的办法，更多的是交由农民、基层干部自行处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们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对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绝为这些恶行的受害者甄别平反。有人误以为那是在“革命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这绝对是错误的，它完全是毛有计划的屠杀，只要想一想当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对到访的苏共代表米高杨说的所谓要“打扫屋子、清除杂草、垃圾、尘土、跳蚤、虱子”的话，就可知，毛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各种名义的“运动”，都是其有计划的对己经归顺的、手无寸铁的所谓阶级敌人进行的恶毒的大屠杀。这是历史上任何改朝换代时期新朝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暴行。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屠杀的人有的是自投罗网，有的根本没有想到逃离，结果全都束手待毙，引颈受戮。在毛建国初期这种“大扫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历史去探究了。

反胡风和肃反，是毛从体制内和体制外结合、而且重点是对体制内知识分子迫害的开始。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在有关“阶级斗争”的章节中已简单介绍了。接下来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残、迫害知识分子的“主战场”，文革是一场综合性的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反动，我们将以专篇叙述；反右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廹害运动，这里主要讲述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摧残。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不打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挡案袋）”的“感召”下，各类知识分子，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由国民党投诚过来的老政客、老将军，以及更多的一般知识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网”之中，然后被其一个个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处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让其自我灭亡。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特别是未经历其事的后来人，看到这么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一定会以为这是毛的手段无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幼稚、冲动所致。但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不懂历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结果。因为从总的方面说，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当受骗”，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而是由于谁都没有料到毛作为 “一国之君”、一个号称“最先进”、要“解放全人类”的执政党的领袖，竟然是如此无赖，如此言而无信，如此出尔反尔，如此厚颜无耻下流！

上当受骗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钧、罗隆基之外还有龙云、黄其翔、陈铭枢、黄绍竑等等），还有一些是文化界、新闻界的名流，这些都是富有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知识精英，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深知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深知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起码道德“底线”。所以，才认定以毛的身份，在国家级大讲台上的公开宣示，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谈会上的推心置腹，公开场合的信誓旦旦，不应该是“骗人”的伎俩；因为古今中外的君主、总统或国家元首一级的要人，都没有这种先例。正如后来章伯钧私下对他女儿说的，他是“高看了共产党”，以为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应该能够约束它的领袖，维护党的信誉。实则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质和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毒辣和卑鄙。后来的事实证明，从本质上说，毛仍然是盗跖、庄蹻、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这类人厉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于是就发生了知识分子、饱学之士，遇到“无产阶级”领袖兼厚黑大师便－败涂地的悲剧。

完全可以说，仅仅是这场反右派运动的表演，便足可以将毛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一些大右派的经历，这里再说说更多的一般右派的来历，看看这些“右派分子”是怎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怎么“上钩”成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占右派绝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很多人其实够不上知识分子，如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小干部、小职员，工人、甚至有中学生和小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右派言论”，而是被毛的预设阴谋和陷阱将其“圈进”右派队伍里去的。具体原因可谓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向来与领导关系不好，不大听话，这种人就难逃厄运了；二是出身所谓剥削家庭，或者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较“复杂”，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准阶级敌人”，划成右派是“理所当然”；三是在单位里有些异类，遭人忌恨，或人缘不佳，遭人讨嫌者；四是口无遮拦，随便发议论；五是完全意外的“无妄之灾”。

以下各举例以证实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县田家窝堡人，反右时在兰州大学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由天被划为右派，她自己说是学校想提升她为副教授，但她却主动推辞掉。她这一“高风亮节” 之举不但没有赢得赞赏，反而引起领导、同事的指责，说她是故作清高，制造矛盾，破坏团结。反右时因此将她划为右派。

其实，由天被划为右派更主要是因为她有一个在美国的丈夫。由天与其夫都是当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不愿做亡国奴而流浪到内地的青年，他们在流浪中分别在重庆、成都读完大学。之后她丈夫去美国留学，由天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国内。毛共建国后，由天与丈夫天各一方，但保持通信往来，丈夫在美国当了教授，时常寄钱回家。正是这种当时令人恐惧而又说不清楚的“海外关系”，使她成了右派，并处以送劳动教养。由天在教养农场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得知她患病的丈夫于1959年秋天从美国回来看望她，被临时安排在宁夏大学当教授，但之后则再也回不去美国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单身出逃不知所终（估计死于“革命群众”之手）。三个孩子也没有存活下来。

  李景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配在天水一中当教师。李的家人因受一个亲戚影响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濡目染，也信了基督教。这就成了他日后成为右派的理由。

 其实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胆小怕事。他按照“上帝”关于“要服从在上面掌权人的意旨”的教导，对领导毕恭毕敬，凡开会发言必歌颂共产党。整风开始，学校领导动员他帮党整风，他仍然只是歌功颂德，不管怎样动员，他始终不改口。领导们分析，李这种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拥护共产党，唯物论与有神论是互为水火、势不两立的。于是仍然决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单。

 李景沆曾经对人说过：“我害怕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肃反时已把我吓得跟猫娃一样，我哪里敢对共产党不满呀。”但这似乎够不上右派言论。所以，当领导宣布他坚持反动立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李争辩说：“鸣放中我没有提过一条意见、怎么划我右派？”领导说：“你不说不等于没有意见，你不说，却比说的人还反动！”李无言以对、就此成了右派。

还有一个跟名人有关的右派。建国之初，国民党反正过来的邓宝珊将军当上了甘肃省主席，邓立志要弄出一点政绩，决定大修水利工程。于是给他的老友，时任国家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便给已在美国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写信，劝其回国来帮助邓宝珊搞水利建设。傅作恭对共产党也十分崇敬，于是毅然抛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去到甘肃搞水利建设。傅被任命为甘粛水利厅总工程师。这时甘粛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正计划在甘粛搞一项伟大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但作为水利专家的傅作恭一眼就看出其计划荒谬不可行，于是直言不讳提出反对意见。这时刚好反右运动来了，张仲良认为傅是阶级敌人破坏经济建设、向党进攻的典型，毫不犹豫就给傅作恭载上“极右分子” 帽子，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这个身材魁伟的水利专家，后来被活活饿死、折魔死在农场。

这里顺便讲讲那个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张仲良搞这个工程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大办水利” 的号召，张调集十多万民工苦干了两年多，最后丟下数以千计的尸体、耗费了难以计数的物资钱财之后，下马了。原计划浇灌1500万亩地一亩也没有浇上，己建的部分在当年就给山洪冲垮了。人们谓之“急火火地上马，血淋淋地下马”。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说上面这几人划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影响，那么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达是烈士遗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儿院抚养长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许拥有这些先天优越的条件，王达在单位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且性格倔强，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作出的决定往往发出不同意见，而且还爱“当面提出”。到了反右，领导决心“教训”他一下，随便找上几条他“反领导”的言论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达也就变成人民的敌人了。

至于各种“无妄之灾”，就更离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华东金融系统支援大西北的干部，当年他不仅放弃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肃，又主动放弃了留在武都或临夏这种条件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动要求去条件更艰苦的岷县工作。后来领导照顾他与妻子团聚调到临洮。

到临洮人县民银行工作后，同事们风传一位行领导与某女职员有“不正当男女关

系”。高尚斌不爱理这些闲事，只顾埋头工作。有一次他去请行长签一个文件，不小心未敲门就走进这位行长的办公室，正好碰见行长与那位女职员在行“好事”，他立即转身退出，也不告诉任何人。但事情已被发现，领导终不放心，于是趁反右派之机，列出高几条罪状，接连召开批斗会，要划他为右派。可高问心无愧，拒不认罪。这样，对他批斗便无止无休。一次，他被带去参加另一个单位对右派的批斗会，那个单位的右派个个低头认罪，主持会议的领导就宣布休会。这使得高产生了幻想：我也认了，不是就不挨批斗了吗？果然，在他承认一切之后就不被批斗了，但是换来的是一顶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贱民”生涯，高在教养农场九死一生，差点丢了性命。

后来那位行长也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但这于他又有何补呢。

（以上取材于邢同义的《恍若隔世    回眸夹边沟》一书）

胡平的《禅机    1957》中则说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区某一个小学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城镇，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园” 般的生活，半个月看一回报纸，蔬菜自给自足，也从不关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风反右来了，该校30来名教职工，上级给派下抓5个右派的指标。校长好不容易抓到了4个：两个是在会上给县教育局提意见，第三个是偶尔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与乡长搂抱在一起，乡长不能放过这位老师；第四个老师是对班上一名画手枪说要打死他的顽劣学生训斥一顿，并撕掉了那学生画的手枪。哪知该学生的舅舅就是带真手枪的公安局副局长……

还差一个未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办呢？校长日夜为此焦心。恰好这时分配来一个年轻的新教师，这个新教师来到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校长对他的入党申请并不感兴趣，偶尔跟他谈起还差一个右派的事，年轻教师看见领导犯难，想了一会就自告奋勇地说：

“校长，要不，这个指标……给我吧。”

校长像抓到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年轻人的手，真诚地说：“那就委屈你了，不过年轻人吃点苦也好，算是党组织考验你。最多两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让你入党！”

校长开出的当然是一张绝对的空头支票，据说后来这位右派教师在教养农场“疯”了。这个年青人的一生就此断送。

董玉宝是另一类型，他原是河南信阳地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反右运动中，上级要董抓右派，董认为自己单位确实没有右派，要求上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地委书记王某听了勃然大怒，厉声呵斥道：“你就是右派！”于是董玉宝就成了右派。

张贤亮在《烦恼就是智慧》里说了一件事：

张已经划了右派在教养农场劳动改造。一天收工回来，见到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哭。张看他的样子有些奇怪：这样的人也是右派？后来才知道原委：

原来他所在的县要押送20个右派去劳改农场，领导已经派了押送干部。这位老

乡从没出过远门，也想趁机外出游玩一趟。苦苦请求之下，领导同意他也参加押送。谁知途中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位押送干部打电话请示县领导怎么办？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无奈，县领导决定让这位老乡顶了那个逃跑右派的“缺”。

还有“玩笑右派”。王跃文在《我曾混迹官场》中讲了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的故事。

他从小知道父亲因言获罪，但不知细故。后来，父亲终于告诉他事情原委。原来父亲

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是年轻人，平时大家很随便，

常常互相开玩笑，谁也不在意。县委书记的夫人是县妇联主任，虽然尊贵，却是个麻

子．一次他父亲心血来潮，想跟她开个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妹

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不久，反右派

来了，这件事情被定性为：攻击县委书记夫人=攻击县委书记=攻击共产党=资产阶级右派。于是他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终身命运就此彻底改变了。

还有“小便右派”。某单位在反右补漏时分得一个右派名额。领导感到很难办，便交给大家去“评选”。可开会时谁也不发言，会议陷入僵局。正当难堪之际，一人

突然起身去厕所小便。此人刚走，便有那脑筋灵活者提议：就选他！于是众人附和，

一致通过，全体如释重负。等那人从厕所转回时，会议已宣布散场。过后领导才把群众“评选”的结果告诉他，已经上报定案了。

四川达县有一个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右派”。 原来达县城关镇一家鞋帽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在整风运动初期想给某副镇长提意见，但自已既不会写又不会画。见到邻居家一小学生喜欢画画，便请他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漫画。后来运动转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桥自杀了。领导追究那幅画的来历，一查，原来是冉的邻居、12岁的小学生张克锦所为。张克锦从小爱画，得过少儿绘画大赛奖项。于是把张克锦小朋友从学校抓回，给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龄太小，上面不批。于是改称“右童”， 并把他关进牢狱。一关7年，放出时就够资格成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来自投罗网”，被“一网打尽”了。

这里须说明一点的是，毛自建国初至文革之前发动的各种“运动”，都是采取由各级党委、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农村基层党支部负责的办法，各单位的负责人就是本单位“运动”的领导者。这就给领导以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拉帮结派等等以极佳的机会，反右运动也是如此。于是，领导逐渐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党” 的化身，甚至变成单位里的 “小皇帝”。正是这千千万万“小皇帝”，托起了毛泽东这个“大皇帝”。

下面讲右派们的后续命运。

抓住了这么多“右派”，对右派的“处置”自然成了个大问题。1957年7月，毛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布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在会上讲了话，对右派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决定。后来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5卷，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这篇讲话的开头，毛就宣称说：

“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说，右派是十足的敌人。

但是，后来在对右派公开处理时，毛却耍了点花招，大概出于他的“仁慈”，他宣布：对右派实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后来对右派的最高处罚是“送労动教养”，据说这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这使人感到他仍然“宽宏大量”，对右派分子是“仁至义尽，从轻发落”。这样做，在毛看来能收一箭三雕之效：一是留下这些人作“反面教员”，让人们看到反对与共产党的下场，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阶级斗爭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余价值”。不管让他们留在本单位劳动或是送去教养农场，都可以让他们为国家创造价值（毛说过，把几百、上千万地主杀了太可惜，不如留下这批劳动力划算；三是能为毛和共产党嬴得“宽大为怀”的名声。特别是外囯人和我们的后人，他们研究中共的历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献为依据，当看到毛对“猖狂的、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谁还相信中囯共产党统治是什么“暴政”呢！

对右派的具体处置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认为罪行比较轻的交原单位或回农村“戴帽”管制劳动；认为“罪行”严重的“极右分子”或者态度恶劣者一律送农场劳动改造，此中又分为两类，－部分送去专门为右派设立的“教养农场”；－部分送边疆军垦农场，或它们的附设机构。不管那种农场，实行的都是严酷的劳改政策。

这里简单说说这个教养农场。据说，它是仿自苏联的“劳动营”。

为了给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制造法律依据，国务院于1957年8月4日，通过《人民日报》公布前一日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能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规）《条例》说明这个制度出台的依据和宗旨，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给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人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

你看，完全是为了做好事啊，是为这些人谋出路，积德行善才搞这么个办法。那么，宪法第100条又是怎么规定的呢？经查，其原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

原来如此。这个宪法第一百条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边，而且也未为实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谓“劳动教养”提供任何依据。所谓根据宪法100条将一些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词，实乃毛和中共为所欲为、变相践踏宪法的行为。而且，就是在这个《劳动教养决定》中规定的四类教养人员中，也没有“右派”一说，四类人员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游手好闲、违反纪律、不务正业……”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响应毛的号召（甚至被迫“响应”） “帮党整风”的现职干部、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他们有正当、合法的职业，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会精英。你看，为了给右派治罪，毛及其帮凶居然伪造“宪法”， 编造莫须有罪名，是何等卑鄙无耻！

重要的是，这个条例规定有关方面可以不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将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在反右时则是由单位的领导便可将本单位的所谓右派送去农场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不算刑亊处罚，只是“最高行政处分”。但教养农场由公安部门的“劳改局”管理，教养人员实际上与“劳改犯”没有差别“一视同仁”。很多地方没有教养农场，或教养农场不够，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劳改农场。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劳动教养没有刑期，实际上等同无期徒刑，所以比判刑更可怕。后来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场就业”，劳改到死！留在单位或在社会上改造的右派分子，则划入“地、富、反、坏” 行列，称之为“地、富、反、坏、右”，于是，毛钦定的交由“群众专政”的阶级敌人由原来的“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

从此，任何人只要当局不高兴，不顺眼，不需要任何证据、任何法律、任何程序，便可以抓去“劳动教养”。这一恶政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多少冤魂，可谓擢发难数！它一直实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义上废止（还在部分变相执行）。

可是，当时的右派们，仍然完全不知道毛泽东给他们设置的未来的命运。对于劳动教养，当时人们完全无知，右派们也没有认真去叩问，只是想当然地按它的解释以为既然说是“最高行政处分”，自己仍然享有公民权，也就可能回到原单位和原来的工作岗位。所以，被宣布送去农场的右派还做着很快回到“人民的怀抱” 的美梦。有些地方在“征求”右派对处分的意见时，单位的头头也告诉右派们：“如果去教养农场，最多两三年吧，回来了仍然恢复原来的工作；如果回老家，回农村，那就与原单位脱离关系了，永远不能回来了。”这些头头也许不是恶意欺骗，因为他们也不懂毛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说是“最高行政处分”，便认为仍然可以回到“革命队伍”是情理中之事。于是，很多右派也就主动选择去“农场劳教”。谁会料到这是一种比判刑劳改更加酷毒的死亡之路！

在初期，右派们普遍比较乐观，他们暗忖：既然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就仍然属于“自已人”。就算说错了话，最多也就是“错误”吧。最多“改造”二、三年，只要过了反右的“风头”，就可以 “回到人民队伍”了。

正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右派们大都积极地改造，都想早点“脱帽”。

1959年，已是大跃进高潮,四川巫山县委决定制一幅超大标语以显示对“总路线”的拥护，对毛的忠诚。标语共13个字：“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计划“写” 在从巫山县长江南岸东起杨柳坪，西至下马渡长约30华里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约二华里。由于都是在陡峭的悬崖上作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般人不敢承担这个艰巨、危险的工作。于是，急于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佳人选。70多名右派被集中起来，每天起早贪黑、忍着饥饿劳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绝壁上作业，而他们每天的口粮只有200克！一个月后，这条旷古未有的大标语出现在巫峡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后才发现，13个字拉开30华里，每个字相距两里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看完这条标语。如果乘下水船，标语被反着念，使人不知所云。

面对这条超大标语制作的“失误”，县委领导非常尴尬，决心再制造一条视觉效果更佳的超级标语来弥补这一“损失”。于是，很快又决定在巫峡西口的文峰制作“毛主席万岁”的竖排标语，这样，上下船的过客就能一目了然。

方案确定后，任务当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这回有100名右派参与这一“伟大”政治工程。其时已是12月，朔风怒号，高山严寒，右派们分工协作，肩抗锄头铁铲，

身背浆桶，攀援在文峰的峭壁上。一边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岩，一边是波涛汹涌的长江，高空悬体作业，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坠入巨壑深沟或滚滚长江之中，尸骨难觅……。就是这种非人的超強劳动，每天只有200克口粮，分成三餐掺以牛皮菜煮成粥状果腹。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现不好”还要遭到监管干部的打骂、扣饭。在饥饿、劳累、寒冷和皮鞭之下，先后有9名右派丧生在悬崖峭壁之间，他们的名字是：陈文清、向明瑶、谢会鑫、谭明生、陈文轩、张玉贵、周敬清、谭敬三、杨玉云。终于，在右派们的艰苦努力下，五个字每个长宽各十丈、一字占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标语诞生了。而右派们则均已陷入浮肿无力，几乎不能行动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原来当局许诺任务完成后为他们“摘帽”一事却没有了踪影。后来才知道，这倒不是当地领导无情，不守信用，而是“政策”不允许，地方干部没这个权力，开了空头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间，确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处理。但后来才知道这不是毛之所为（是谁所为仍不得而知），毛知道后极为震怒，“摘帽”立即停止，有关右派还受到查处。（详见后文）  对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人，公安部门只好宣称：即使你们摘了帽子，但这“帽子”还攫在“人民”手里，如果不老实、不好好继续改造，随时可以给你们再戴上。后来很多原来已经摘帽的“右派”，又被宣布“没有改造好”而被重新戴帽，到了文革中，不管你是否摘帽，就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终于发现：自己头上这顶“帽子”有如孙悟空头上那顶紧箍咒，是永远脱不掉的了。不但脱不掉，而且，只要运动一来，当局就可以如唐僧那样念上几句咒语，直叫你在地上打滚。而且与还要祸延家人。

有关右派们的命运，近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右派幸存者的通过写回忆录，和关注此事的作家的釆访记述，揭开了冰山一角。下面择其要者略述一、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笔名行世。北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学生右派。林昭与写《是时候了》的沈泽宜、张元勋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委。她具有坚实的中文基础和杰出的才华，深得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运动初期，林昭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但并不是当时最尖锐的批评者，比起如张锡锟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统治”，“把宪法当手纸”，岑超南指斥毛的发扬民主“只有理论价值”，“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论算不上尖锐。但鉴于她的不妥协、不认罪的态度，仍被划为右派。在处理时，只给她“留校监督劳动”的处分，被分配在苗圃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改造。

但林昭仍然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右派罪名，她还毫不客气指斥学校领导：与当年蔡元培校长相比，你们不但不去营救学生，反而为虎作伥，迫害学生，甘心堕落……

不久，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林昭来到人大。她与另一个叫甘粹的男右派学生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情愫。领导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吃一惊，勒令二人立即分手。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双双被捕。甘粹被发往新疆劳改，林昭则送北京的教养农场“劳教”。

林昭被劳教了两年多后，因支气管扩张咯血不止，由其母领回上海家中养病。林昭丝毫也没改变她固有的立场、观点，在养病期间常到复兴公园散步，结识了另外两名大学生右派。一叙之下，三人志趣相投，“位卑不敢忘忧国”，本性难移，复又议论起天下大事来。

其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血淋淋的悲惨现实，更加激起了三位大学生的义愤。言谈中，三人直指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指责毛制造的所谓“彭德怀反革命集团”案的荒诞不经；他们还对当时所谓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发生兴趣，对南共纲领发表评论，为其辩护，肯定。

不过，这三名可爱的热血青年在政治上确实过于幼稚了，虽然已被当局狠狠地踹了一脚，但却对毛和毛为首的最高当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驱使，三人居然以匡时救民为己任，集体给中央上书，慷慨指陈时弊、建言献策。

这种与虎谋皮之举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三人同时被铺。林昭又被查出与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有涉（林在张等人编印散发的《星火》秘密刊物上发表诗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于是两罪并罚，被判刑20年，其余二人分别被判13年、7年。

可怜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一个牺牲品。因为公安人员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时，作风极其恶劣，蛮横，林父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自己送上门”的林昭，以一腔热血、满腹正义，怀着对国家人民的高度忠诚和责任感，为国直言反而获罪，她当然不服。在狱中，林昭以各种方式如绝食、写血书、写诗歌、喊口号等进行抗争，受到狱卒们野蛮残暴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她不仅不向暴力屈服，其思想反而在抗争中不断升华，意志更加坚定，观点也更加深刻成熟。在狱中，她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以发簪、竹签作笔，以自已伤痕累累的血肉之躯作墨池，以鲜血作墨，在狱方为她提供写“坦白、认罪书”的纸上，让她学习改造思想的书本上，以及－切可书写的物件上，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血书”，计有《灵耦絮语》（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鲜花怒放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赋》、《自谏》、《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等等。光凭这点，也创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绝无仅有的奇迹！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判处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决书的后面写下了《判决后的声明》：“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之自豪！”“历史法庭的正义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贼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不仅是位了不起的自由斗士，还是位卓越的才女、诗人，在狱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学识，写下了大量古体诗和现代诗，借古讽今，严厉鞭挞现实中的丑恶，抒发其纯洁高尚情怀，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可贵的精神遗产。

1965年7——12月，狱中的林昭给《人民日报》写去了一封十万字的公开信。色厉内荏的当局当然不敢把林昭义正词严的控诉书公之于众，更不敢与她辩论。

当局认定林昭不可改造，便决定从肉体上消灭她。狱方在提请对林昭加刑的报告中写道：“（林昭）关押期间，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端反动、极其恶毒的信件、笔记、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走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的－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 这份报告从反面铸成了当局一份绝妙的自我供词，也记下了林昭光辉一生的最后一页。

林昭自然察觉到了敌人的阴谋，早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对同监的难友说：“他们能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历史会给我公正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要被人民消灭的……”

现在反映林昭在狱中被野蛮摧残、迫害的一鳞半爪资料是其妹彭令范，以及林昭原来的北大同学，同为《红楼》编委的张元勋（因写了那首《是时候了》的诗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刑满“留场就业”）对林昭的探监记录和回忆：

一次，彭令范去探视林昭，等到所有探视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许出来。只见林昭浑身素缟，穿一件破旧的灰衬衫，下穿用白被单改成的长裙，长长地拖曳在地上，头上扎一白色方巾，上用鲜血写成的一个大“冤”字，整个人有如昆曲里窦娥的扮装。

张元勋去探视时，林昭也是这身打扮，她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头巾，用手指把头发分开来给张看，只见她所指之处，都是头发被揪光后留下的伤痕，大者如栆，小者如蚕豆，布满头部。揪出的头发连皮带肉都被丢弃了。可见这已成为了狱卒对付她的“常法”。林昭还告诉张：“因为知道你要来见我，怕打伤我无法出来见人，所以这几天没有开会斗我。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他们在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是，我头发被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林昭掀开披着的外衣，里面的衣服都没有扣子，有撕破的条痕，但都已用针线缝死了，无法脱下。

林昭指着周围那些狱卒：“这是一帮禽兽！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张元勋这时才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

林昭解释：“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给我送线来！”

林昭边说边咳嗽，撕下一块块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继续说：

“但是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上手铐，而且是背铐！有时一付还不行，要上两付背铐！”

这时，一直在旁边四周故作镇静的“管教干部”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对张元勋大声说：“她胡说！她精神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的‘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神经不正常呢？”

不仅仅要上两付背铐，而且是连续背铐180天！即使是在她绝食的时候、胃痛发作痛得滚地的时候，妇女生理特殊时期，背铐一刻也不松开，而且两付也不肯撤掉一付！平时吃饭、洗漱、大小便都这样背铐着，吃饭时必须像狗一样舔着吃。狱方就是要将人变成狗，来摧毁她的意志，迫使她屈服！可是这个美丽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自己的鲜血在一切可以书写的地方，写下她的理想、信念，写下眼前的黑牢地狱！写下她不屈的灵魂！关于她在这个共产党监牢中所承受的苦难，她用极简炼的文字写道：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惨痛的死亡”!

“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生活之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可恶、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之下”。

这是对当代极权主义顶峰的毛政权的泣血控诉，也是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的揭露和宣判。

最后的时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宣判后执行死刑。当她被叫监号时，她知道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她与难友们从容作别，出得监房来她想唱《国际歌》，但早已准备好的狱卒们一拥而上用棉花塞进她的口里，并用黑布条将她的头部严严裹起来……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是她临刑前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呐喊、在法院判决书上签写下的八个大字：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林昭家里，对着林昭的母亲和妹妹说：林昭已在29日下午被枪毙，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这是毛共很长时期的一项“政策”，要犯人自付处决费，其毒辣卑鄙可谓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林母一听立即晕倒在地。林母叫许宪民，是上海抗日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曾多方支持共产党的工作，被共产党列为统战对象，待若上宾。如今时移势异，“统战对象”变成了“专政对象”。

不久，许宪民就疯了。七年后，她暴毙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时年仅36岁，仍是处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获得平反。她的同学、旧友为她举行了简单却沉重的追悼会，当时并无她的遗物，只是一位狱中难友将她的一绺被揪掉的头发偷偷保存了下来，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旧友们在她的遗像面前写下的是一付无字“挽联”：一边是一个巨大的“？”号，另一边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林昭的事迹被媒体简单报道后，不胫而走，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为她惋惜、叹息，悲愤莫名！被誉之为“中华圣女”。

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过－段短暂的“开明”期，当局曾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进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许对其冤案进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思。但很快，当权者发现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将危及中共的统治根基，于是急忙刹车。所谓拨乱反正也就无疾而终。对林昭的报导和追念活动也被廹令中止，或转入“地下”。

在后来北大“百年校庆”喧嚣尘上的锣鼓号角声中，在一片所谓传承北大“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的鼓噪声中，有人提出应该记住林昭，应该给这位真正的勇士、“民主、科学”精神的真正传承者、发扬者以一席之地。当然，当局是绝不会采纳这一建议的，也不敢在此时此刻提及林昭。人们记忆犹新，北大、清华在文革中都曾充分扮演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冲锋队”、“红卫兵魔窟”的丑恶、可耻角色！而当年那些得势者多数仍在台上。由这样一帮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恶累累的凶手、杀人犯来参与主持北大的百年大庆，有什么真实性、合法性可言？这些人有什么资格来谈“传承北大精神”？不清算这些败类，“北大”精神怎能传承发扬？林昭之魂兮，何以归来？！

旧北大，蔡元培、胡适时代的北大早已经死了！当然，它可以重生，但只有在丑恶的北大被烈火焚烧后才有可能重生，才能真正成为“涅槃”的凤凰！

另一名与林昭齐名，甚至当时名声更响的女大学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运比林昭稍好一些，她的人生之路代表了那一代人的最终觉醒。

林希翎本为人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原名程海果，本是从头到脚“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知识使得她觉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风点火”，据亲历者说，林希翎的文才与口才都令人倾倒，她可以不要演讲稿，不要提纲，口若悬河一气讲几个小时，所以，当年“名动京师”。听过她讲演的人说，所有教授、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讲演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可见，如果是在民主社会，林希翎无任何悬念地将成为出色的女政治家或者名律师、法律专家。

在一次讲演中，她的朋友告诫她：再这样讲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要到监狱去找你，并为你送饭。她笑着说，真有这一天我被投入了监狱，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想不到这一天那么快就来到了。

起初，人大校长吴玉章也许是出于惜才之心，只给林希翎留校监督劳动、继续批判的处分。可她偏不领情，既不认错更不认罪。于是被警方临时拘留5天。5天之后，她仍毫无悔改之意，改为拘留15天。当然，15天也不可能“改造”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长罗瑞卿来到人民大学，在听取了校党委关于林不接受改造的汇报后，罗说：“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付她……”

随即，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两个月，林希翎被释放，她之所以被释放，还得益于她的“右派”名气，以致毛泽东也知道这个绰号“带刺的玫瑰”的“学生大右派”。毛一时想起此人，突发“善心”，叫人将她放了（否则按惯例留场就业，老死劳改农场）。出狱之后，被安排在一个县农机厂当工人。她本不想结婚，一个人度过一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审讯员对她咬牙切齿的一句话：“我要关你一辈子，一直关到白发苍苍，让你断子绝孙！”

想到这里，她就决定偏偏要结婚，偏偏不“断子绝孙”！

她生下了两个孩子，孩子都被别人追逐着骂“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车间当工人，全家所有的亲人都因为她而受苦受难，她感到了“罪孽深重”。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决定给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内的近一万人未“改正”。这时她已经42岁了，人们劝她去申诉。1979年3月，她到达北京。

她的申诉状曾三次摆到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案头，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有利”。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林希翎这个右派当年名气太大，也许胡耀邦之外“天外有天”，反正她的右派“改正”问题仍如泥牛入海，了无消息。后来了解到，原来她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审查她的右派一案时都坚持“维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终去掉了对当局的幻想。

从现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论并没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不但中国算不上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是社会主义，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会主义”；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在南斯拉夫……

她还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胡风及其“集团”构不成“反革命罪”。而且，胡风的文艺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金科玉律，既然提倡“百家争鸣”，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就是这些，当时认定她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请去香港看望父亲和同父异母兄弟，初不被批准，后来还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写了一封万言信寄给中央有关部门，并将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内容有：

       驳斥反右只是“扩大化”的说法，认为是根本性错误；

       指斥当局对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资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采取两种态度、两种政策；

   要求允许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进入全国人大和政协。

最后她说：“当历史需要把我作为祭坛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稣来钉死时，我只好如此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我确信我的灵魂是钉不死的，也总有一天会复活的。出卖我的犹大们，钉死我的刽子手们，以及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们，请记住我的话吧!”

这是她1986年时说的话，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相信她的思想和精神一定有更大的飞跃，因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后来流亡海外，在法国落脚，继续为民主自由奋斗不息。不管怎样，她活到了出狱，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后，应算是右派中的幸运者。

我们再来看两个名人右派：

一个是章乃器。章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又是抗战前一度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之一，还是当时中国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这三个“之一” 奠定了他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与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人联名在报上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共产党当时求之不得的声音。远在西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看到此文后，如获至宝，在一个多月内两次致函章等人，对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我们全国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出无限的敬意！”

毛表示，希望与救国会的领袖们一起，“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在上海的潘汉年代表自己与章乃器等人联系。

但不久之后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七君子事件”。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推动下，“七君子”在1937年7月30日获释。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中国征信所创始人，还当过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区”的金银、共产国际的外币，均通过章兑换成现钞，作为共产党的经费。四十年代章为新四军大肆运送过境物质，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1935年陈云在“长征”中途由四川到上海、转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也是由章乃器亲自安排的。章还为毛共培养了大批财经人才，这些人都成了毛共建国后急需的财经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毛共建国后，章乃器因对共产党有大功而被委任为粮食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等一堆头衔。他的粮食部长干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领导人的表彰。

整风开始，章乃器抱着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和遵照毛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胸怀坦白地，完全出于善意地提出一些意见，形成文字主要有《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两文，是根据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和在民建中央会议上的讲话稿整理而成，并在《光明日报》发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论”有：要解决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无权问题，就必须克服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一部分共产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否认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是先天的、本质的，“阶级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而不会盖进骨子里；思想改造工作要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些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但是，后来让他成为“钦定”大右派的关键话语则是：

“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章还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本主义不是一无是处，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糠。

还有一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开始不久，章乃器作为《光明日报》的社务委员去参加批判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总编储安平的会议，他却在会上公开为储安平辩护：

“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论），从政治上来看，不能说是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也是欢迎提意见的……”（章对毛、周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全民”讨伐，“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等等帽子飞到他的头上。

对章乃器讨伐的“背地总指挥”就是毛泽东。章氏的言论中有相当部分是直接针对毛的而发的，如，关于人的阶级烙印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资本家管理企业的效率比共产党的国家机关要高（私有制可以比公有制优越），反对对毛的神化、瞎捧，等等。这就刺伤了从四十年代以来一心要神化自己，要做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的毛泽东的心，所以，毛对章可谓切齿痛恨！毛在有关场合的讲话和文章中对章一再进行恶毒攻击，如说“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岗岩脑袋”，要“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 示众等等。

确实，在右派中，始终不认罪，态度“顽冥不灵”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罗隆基抗不住毛的车轮、疲劳战术，最后不得不违心承认那个子虚乌有的“章罗同盟”。而章乃器则不然，直到他死，都没有“认罪”。不但不认罪，而且还敢于当面质疑他的顶头上司，中共总理周恩来。1957年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将要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几位右派部长的批判。章乃器此时的部长尚未撤销，也参加会议。听着听着，他突然站起来，目光直逼周恩来，朗声说：

“你是总理……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是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据其子章立凡的记述：章乃器的“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素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不对，领头对章群起而攻之，接下来又是一场唇枪舌战，场面混乱……

于是章乃器被公认为“花岗岩”脑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右派中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章乃器这个“红色资产阶级”当然是真的。想当年，他为共产党、新四军作了那么多的贡献，因为帮助中共，他丢掉了实业银行副总经理这个金饭碗，放弃了去英国留学深造的机会，还全家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他的三弟参加了共产党，并为“党”献出了生命。他本人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蒋介石以“财务部长”的高官诱惑，毅然投入毛共的怀抱。

对于这样一个几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许、忠心耿耿为毛共的革命尽忠尽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派头，谁会相信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呢？他自己又怎能咽下这口“冤气”呢？难道他响应毛的号召真诚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出一些对共产党的意见，就变成十恶不赦的“极右派”了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问题真正出在：他当年看走了眼，误把大骗子、大流氓的毛当作中国的希望和“救星“。如今的毛终于露出了真容，不再是当年那个与他平起平坐、口口声声称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后写的三万余言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检讨书”中仍在呼喊：

“我对党披胆沥血，希望党也对我推心置腹。”

可是毛泽东才不会跟一个过气的“统战对象”推心置腹呢。

由于章一直不认罪，对他的处分，在九个部长级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资由四级降到十级，比罗隆基还多降了一级；撤销了他所有职务，也撤销了所有的特权享受。但应该说，当时还远远没有真正触及他的“灵魂”，只有到了文革，再度清算他的右派老账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自己沦为“专政对象”后的悲哀，也才知道毛的厉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见红卫兵，号召红卫兵杀向社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23日，发生了在旧国子监孔庙前，对首都文艺界30余名“国家级”文艺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一天被毒打得奄奄一息后投湖自尽。次日，一批红卫兵“光临”章乃器家。先是将章的夫人王者香当着章地面打得死去活来（不久王便因伤死去），随即扫荡章家，随即将章押往“吉祥剧院”，那里正上演着很不“吉祥”的打人比赛。据说，凡是押到那里去的人，没有能够活着出来的！

章被押到吉祥剧院后，一帮凶手就不由分说挥舞着各种“武器”劈头盖脸雨点般落下，很快，章已满身满脸是血昏倒在地，红卫兵并不放过他，继续挥舞铜头皮带抽打。也许是他命不该绝，此时有民警进来，说明如将此人打死不好交代。于是，章乃器被拖出剧院，成为唯一能活着走出该剧院的幸运者。后来章自己说他之所以能抗住这次暴打，主要是得益他常年练气功之效。

章经医院抢救后回到家，才知道这只是苦难的开始。下面是他后来的《七十自述》中的一段话：

“8月15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是有人用钢丝包着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易消退。还有人划上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用水壶灌鼻孔，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在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住屋）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涂了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居然没有被折磨死，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章说这是他常年练气功之故。看来，这应该是中国气功最过硬的活广告了，应该详加细述，向全世界宣扬。

后来，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帮助下，最后一次直接向毛要求平反其“右派” 问题（张已意识到，这个“右派” 是一切苦难之根，不去掉此根，不仅自己，还要祸延后代），据说毛似乎动了点恻隐之心，但想想之后却没有给予答复，后又忙于发动“批林批孔”去了。章的问题也就不见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含恨去世。

“七君子”之中还有一个王造时，情况更惨。

建国初期，“七君子”除了已死去的邹韬奋，李公朴，活着的都安排了部长以上的职务，可惟独王造时成了“另类”，他失业在家，穷困潦倒，没有了经济来源，吃饭都困难。这是为什么呢？

要说，王造时是有大功于共产党的。他是“七君子”中最年轻的一个，27岁便从美英留学回国当上教授，后也成为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因大力从事反政府活动，王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但他无所畏惧，仍然我行我素。王造时因其才华、更因其“左倾、爱国”名动上海滩，有人说其文章讲演都在鲁迅之上。

这么个中共十分欣赏的人物，为何建国后被打入冷宫呢？

原来是王教授不慎踩中了中共的一颗政治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当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与日寇拼死奋战之际，苏联却向日本伸出橄榄枝，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的条约》，条约声称相互保持“中立”，还宣布双方确认外蒙古和满洲国的独立，以及双方各自对外蒙古和满洲国享有的“权利”。这等于两个强盗公然瓜分了中国领土，践踏中国之主权。对如此明目张胆侵害中国主权行为，救国会诸位领袖确实无法释怀，于是大家公推由最年青的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写好后经过张申府审查，在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杨、胡子婴、加上王造时九人。然后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据说，信中因顾及中共的脸面，语气已经尽量缓和，删去很多指斥性语言。

然而对于中共来说，苏联就是它的“亲爹”，苏联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时候都是英明伟大的，中共岂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责？所以它公然与全中国人民唱反调，极力为这个条约叫好、助威。只是当时中共尚未掌权，对反对、谴责条约者无法加罪，对王造时等的行为，也只好隐忍，记下了这笔账。待到中共建国后，立即决定报复。不过毛共在这件事情上底气不足，不能将全体签名者一网打尽，但也不能听其全都“逍遥法外”。于是采取折中办法，将公开信的起草者王造时作了替罪羊，将他打入另册，以示惩罚，以儆效尤。

王的悲惨境况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同情，有人为他说情，有人为他说理。终于，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复旦大学任教，总算有个饭碗了。

但后来王造时还想就此事申诉，多次上书中共中央。为此，周恩来还曾接见了他一次，并好言抚慰。岂知到了1957年反右，这一切成了他的罪证。王造时在劫难逃，被新账老账一起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怜这个王造时被打成右派后，接受了教训，知道在共产党的天下不能象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放肆了，“夹紧尾巴”当了几年“贱民”。1960年，有关部门见他老实可怜，给他摘了帽子。岂知到了文革，并无新的“罪行” 的“摘帽右派”王造时，再次在劫难逃了。

一天半夜，20多个红卫兵冲进王家，在扫荡了所有房间之后，将其妻赶出王宅，交其所在单位勒令监督劳动，不得再回王家。然后，对王造时开始了长达一月的单独审讯和肉体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时被正式逮捕，而且是被反拷着双手，“丢”上囚车。

王造时曾三次被捕，第一次为五四运动时被北洋政府关押，但只如去住饭店，很快就回来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为“七君子” 之一被捕，虽然时间长些（半年多），但其“风光”、“荣耀”却让其回味无穷……

想当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举国上下民声鼎沸，全国各界纷纷谴责国民政府，掀起了强大的救援运动。“七君子”虽陷囹圄之中，然而每天“会客”不断，并通过挥毫作诗作文，将自己的豪情传达给社会。他们还偶尔聚集在一起，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引得狱卒也来合唱。关押“七君子”的看守所所长叫朱冈，更是同情和仰慕七人之学问人品，对其敬如师长。青年看守文六，敬请“七君子”题赠作画。为“七君子”看病的苏州名医陈起云，也请“七君子”题赠墨宝。“七君子”虽在狱中，反而成了社会各界追捧的焦点，全国的“明星”，其“身价”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午，在全民声讨救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法庭将“七君子” 无罪释放。当天下午5时20分，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口号声中，“七君子”犹如凯旋的将军，步出江苏省高等法院的看守所，走向欢呼的人群，接着，游行一圈，才荣归故里。

总之，那一次坐牢，不仅没有吃苦头，反而增添了无上荣光，还将“青史留名”。想起这些，王造时肯定感慨万端。王造时在共产党的狱中的悲惨详情，已不得而知，今天知道的只是一鳞半爪。王坐牢后，家属可以送些东西去，但因系“未决犯”，不能见面，其妻邓毓秀只是从丈夫签收单上越来越软弱的“王造时”三个歪歪倒倒的字，判断其况况越来越糟糕。1971年春，狱方叫家属不要送东西了。家属要求见面，狱方却说：“还未到时候，到了时候，自然会安排。”自此音讯全无。

同年8月5日，邓毓秀接到通知，但不是去见面，而是去认尸。家属赶到龙华火葬场，看见王的遗体，四肢浮肿，嘴角渗血，王留下的一只搪瓷口盅内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迹。

王的妻子、女儿要求知道王的病况和治疗过程的有关情况，以及当局对王造时最后的“结论”。

狱卒不耐烦地答复说：“要什么结论？反革命分子一个，死了烧掉拉倒！”

这使人想起了这位在蒋介石统治时代“反独裁、争民主、争宪政”的大英雄曾今有过的纵横捭阖、睥睨时流的豪情壮志和风采。当年的王造时先是直斥国民党“党高于国、有党无国”；然后在报纸上大声疾呼：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与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言论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操纵。”

王造时在发表这类文章，发表这类演讲时不认为他有言论自由，大概他认为那只能算是骂腐败政府，骂独裁的国民党，算不上“言论自由”。这回好了，他追随的共产党当权了，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了。只是，现在毛泽东只给他坐牢的自由。而且，这回坐牢的滋味比国民党的监牢形同天上地下，没有鲜花与微笑，没有欢呼与颂扬，没有人请他题赠“墨宝”。有的只是镣铐、拳脚与皮鞭，只有把他背铐起来，叫他像狗一样去舔食，然后慢慢折磨让他去见阎王。而他在监狱所经历的一切，他说的一切，半个字也出不了牢门。

不知道王造时这时认为这是“鬼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

不知道王造时这时认为共产党是“党高于国”还是“国高于党？”

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铁的事实是：尽管他能言善辩，仅管他满腹经纶，但他的任何声音都出不了这铁笼和高墙，甚至也出不了他的心扉，因为只要他一出口“放毒”，等待他的便是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当年蒋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员去与他对话，用高等法院的法庭为他提供讲坛，让中外记者传播他的高论。而如今，毛泽东只用几个最低等的狱卒对付他就绰绰有余了！

王造时本人死了，不过由他给他家人的灾难并未结束。

王造时有二子一女，分别名叫王钧陶、王钧枢、王海容。也许是王造时太过于聪明与能言善辩了，到他的两个儿子便遭了“报应”，都变成了只会动拳头的“武疯子”。王造时有工作、有收入时，两个儿子常在精神病院住院，王进监狱后，工资停发，哪还有钱交住院费？便被赶出病院。而其母邓毓秀每天都要出门讨“生活”，便只好将两个儿子捆绑在床上。仅仅三个月两兄弟便先后死在家里的床上……

王造时的女儿王海容，因受父亲的影响被打成“小右派”，红卫兵抓她去剃了阴阳头，游街批斗，精神上倍受刺激。父亲之死给予她新的更大的打击，不久即患上癌症撒手人寰……

后来，邓毓秀将王造时（墓志铭改为王雄生）及三个子女埋葬在一处。四座新坟。犹如四个巨大的惊叹号在叩问苍天：这究竟是为什么？……苍天曰：这就是报应，是当年为毛摇旗呐喊、不惜破家殒命去帮助毛共“革命”的“左倾进步人士”的报应！这种下场其实是他们自找的，但却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些人几乎都曾留学美、欧，获得过高级学位，而且都负有才名，在智商上应该是不低的。他们回国后，以美欧国家的民主尺度衡量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当然大失所望，于是便大放阙词，高声咒骂。然后纷纷投入当时高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毛共的怀抱。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在国外大都以政治、法律、哲学为学习专业、博古通今、学兼中西的精英们，为什么不去认真考察、研究一下毛共在其“苏区”推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不去具体了解一下延安的政治和社会真相？或者，认真研究一下作为毛共的“老师”和“样板”的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真相。    在不去做这一切重要而必须的调查了解之前，就那么轻率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毛共的怀抱，所以，他们后来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怜悯了。

以上只讲了几个名人右派的遭遇，其实他们并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往往是那些人数最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灾区，当年8千师生的北大，居然有1500人被打成右派，这都是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有识之士，就在他们的人生还没有正式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就被毛残忍地扼杀了！更为可叹的是，他们中一些佼佼者，因不屈的抗争，被穷凶极恶的毛及其爪牙从肉体上消灭了。

1958年哲学系学生黄中奇被绑赴刑场枪决。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在肃反中被公安局关押半载，后查无实据释放。官方不但无认错表示，反而说是“宽大处理，免予处分。”刘在鸣放中贴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报；又贴出《胡风绝对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结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发配至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改。刘不服罪。多次被吊打，后被关入一间长1.5米，宽0.8米，高1米，不能站不能睡的“小号”，让其活活冻饿而死。

西语系英语专业学生顾文选，也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关押、拷打折磨，及至发现为错案，各有关部门却互相推诿、敷衍。顾不服，要求平反纠错，结果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8年。服刑期满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1966年顾趁机外逃，抓回后被处以死刑。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沈元的残害。沈元，浙江义乌人，1955年以全国文科总分第一名考入北大历史系。沈元曾－人从英国《工人日报》转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华，被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以及刘导生、刘大年等大家看中，破格将其调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沈元勤奋著述，其学术文章数次发表于代表历史学科最高水平的《历史研究》，并两次被《人民日报》以前所未见的整版篇幅转载，引起学界轰动。邓拓为之感动。郭沫若赞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人的忌恨，告状信递到毛泽东处，毛指定其秘书田家英出面干预，中宣部也“打招呼”，终于使沈元不得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沈元的成才曾被人誉为“沈元道路”而引起较大争论。文革到来，沈元的恩师、伯乐黎澍首当其冲，沈元也被列入史学界的“十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受到打击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难逃的沈元以鞋油涂面，扮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使馆试图寻求避难，然而马里乃靠毛扶养的非洲“友邦”之一，岂敢得罪毛共？沈元立即被移交中方，中方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沈元被列入第三批枪杀名单，于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公判大会后杀害。

据知情者透露，沈元原被列入于2月11日第二批（与王佩英同日）杀害的名单中，却被临时划去。后又被一“神秘人物”用黑笔加上，终于受害。由此可见在是否杀害沈元的问题上，高层有过不同意见和斗争，最终是“必杀派”得志。其内幕至今虽不得而知，但鉴于沈元事件、以及由沈元成才之路形成了与毛的“红专道路”相对立的“沈元道路”的争论，曾经惊动毛本人，所以，不排除毛亲自过问或决定杀沈；即使毛不出面亦必为其亲信秉承毛之意旨最后定谳。总之，沈元的遇害实为毛扼杀人才、摧残民族未来的典型罪案之一。（沈元事件见百度“北大沈元”条目）

另有，化学系学生张钖锟，也因企图越狱被处死。其时已是”毛死江囚”后的1977年了。

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王申酉，虽是文革中才上大学的晚辈，但也是1977年被处以极刑的，其命运与他的学长有共同之处。据事后记者的采访，1977年4月7日，这一天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了58起重案，决定了68个“罪犯”的死刑，每个案件包括案情汇报、讨论、到拍板，平均只有6分钟，6分钟判定一件大案，而且结论全是“杀！”，这可能也是全世界司法史上空前的奇迹，何况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一个叫做共产党的“委员会”！

其实，对右派分子的屠杀，通过法院判刑是极少、极少的部分，可以说，99.9%都是自杀，以及在劳改农场被累死、饿死、打死、折磨致死。著名的甘肃夹边沟教养农场，先后收容右派分子（以及小数其他“犯人”）3000余人，最后辗转存活下来的只有二百多人（－说四百多人）。所有右派教养农场致死的直接原因大都是饥饿，活活饿死；也有被打死、斗死、累死、病（不得医）死、上吊死、触电死、投河死、卧轨死、工伤死、逃跑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样繁多，数不胜数。

要具体说清这些情况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部分死者、见证者早成白骨，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当年那些关押、折磨死这些无辜者的机构、人员、知情者，他们对此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可能站出来道出真相。而那些机构的档案、文献能存留下来的有多少呢？存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当年的劳教、劳改农场对一切死者无例外地都是一片草席卷了叫他们的同伴挖个坑掩埋了事，然后通知家属，或送教养的原单位：该员因病死亡。而很多家属根本没有接到这种死亡通知（有的家属也死了，无法通知）。以致在右派“改正”后，还有人到处打听自己的右派亲人在哪里？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古诗句，这当然完全不可类比，但情景则比其更惨、更无以名状。在毛共的专政机关、劳改场所的狱卒和“管教人员”的眼里，“犯人”的性命不如猪狗，猪狗他们得好好养着，以便供自己享用；而“犯人”除了供其进行奴役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为他们发泄阶级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一些农场的管教人员勾结附近的“贫下中农”， 来到农场来将那些管教人员平日的“眼中钉”活活打死，却谎称是“革命群众”的行动，与己无干。然而，不管怎样严密的封锁，总有一些幸存者或者他们的后人几经辗转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幸存者在人生的最后岁月毅然拿起纸笔，记载了他们亲历的这段历史的一鳞半爪，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实和见证。

戴煌是其中之一。划右派前戴煌已是新华社国际部著名记者。戴是属于“自己送上门”的右派之一。戴煌，江苏阜宁人，正宗的抗日儿童团团长，“红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纯粹的“共产党员”。因为其嫉恶如仇和刚正不阿的秉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人性，在1957年毛号召的整风中，在6月8日后，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后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特权与神化”的问题上书给毛，这无异于虎口拔牙。后果当然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妻子离婚，全家受株连。

戴煌们来到的北大荒后来被中共渲染成中国最大的、最肥沃的处女地，仿佛那里是沉睡的乐园。实际上那是片死亡之地，也是折磨、摧残人的最理想处所。道理很简单：如果那里适合人类居住，适合用两只手去垦荒伐木，当地早就有“原住地居民” 了，何劳右派们去拓荒？

右派们的作息安排是：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晚上七、八点收工。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任何时间休息。每日劳动时间在十六、七小时以上，而且都是开荒、伐木这类超强劳动。北大荒的冬季，达到零下38度严寒，右派们住在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外面是朔风怒号，只好在棚内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许多人只得穿着衣服鞋袜围火而“睡”。

吃的则是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时可以吃饱。但没有菜下咽，甚至连盐都很少。后来，粮食定量节节下降，从一百来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只有9斤粮食，原来的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两餐，最后变成一餐，而且是玉米野菜糊……

可以想见，叫这帮原来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书生，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饥饿，在这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从事垦荒、伐木等重体力劳动，会是什么景象，什么后果。很多人累倒了，更多人在原始森林里伐木被木头砸死、砸伤。到后来，主要是被活活锇死。死人的事越来越多，而吃的越来越少，于是，埋死人成了活着的右派们的一项主要作业。冬天是死人的高峰季节，但冬天的北大荒挖个埋死人的坑很不容易，于是采取浇开水的办法，每浇出一个洞，立即塞进一具尸体，然后，将四周的雪土复上，便算完成了一个埋尸任务。但这方法效率太低，赶不上死人的速度，于是有人发明了用炸药来炸的办法，炸出一个大坑，再用汽车运来几十具干柴似的死尸，自动卸货的汽车将死尸往坑里一倒，一下子填满了大坑，然后掩上雪土完事。

这些“干柴” 相当部分成了饿狼的美餐。

有谁知道这些“干柴”们的生平和经历呢？与戴煌一同发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单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有的是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有的是高等学校的右派学生和右派教师……也许他们曾经是驰聘学界的骄子，扬威异域的高才生；也许他们曾经是优秀的诗人，知名的作家、杰出的演员；他们曾经引吭高歌，倾倒亿万观众；他们纵横三尺讲台，令天下英才折腰；他们曾经以自己的智慧，筑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之桥；他们曾经以自己汗水，浇灌出绚丽的艺术之花、智慧之树；他们曾经是英俊少年、南国佳丽、学界泰斗、艺苑英华……

只因为响应毛的号召，谴责了生活中某些阴暗面；为了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提出自己的几点想法……于是，突然之间，天旋地转，全都落入了毛预设的万丈陷阱。他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右派，被发配到这北国死亡地带；他们成了一群蓬首垢面的囚徒，一群穷愁潦倒的乞丐；他们从事超负荷的奴隶劳动，失去了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不但兴凯湖农场死亡惊人，在辽宁锦西煤矿劳改的1200名右派，居然饿死了1000人，剩下的200人，其中198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卧床不能起，臥以待毙；只有两人靠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强下床走动……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级时就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大学毕业年方19岁，被遴选至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刘因其父做过国民党专员（己被枪决）,受珠连被打成右派，先送兴凯湖劳改，当局怕这些右派偷越国境投奔苏联，而转押送回河北茶淀农场改造。刘治平在劳动中受工伤缺医无药，当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雏，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从事计算机研究，后调中科院数学所，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现今多位计算机院士，均为徐雏的学生。1957年徐雏回校被划为右派分子，劳教多年后在监狱的铁工厂就业。其10岁的儿子送来妻子的离婚信，徐雏钻过铁丝网去取信，发现后被严刑拷打，一周后伤重身亡。

无法确切知道抛尸在北国荒原的右派究竟有多少。能够活着回来（有的被转移去其他地方劳改）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组织上”暂时不让他死去的、有意照顾其干点轻活，得以苟延残喘；另是原来体质特好、年轻力壮终于能挺过来的人们，戴煌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去时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体重196斤的壮汉，1962年奉命回京时，连同身上的破棉袄、烂军帽、旧胶鞋等总共才92斤。当时北大荒的右派总领队负责人曾向中央有关领导报告，如果再不回来，再过两个月，这些人将全部成为北大荒的干尸。还存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某些领导人（不是毛，见下文），终于发了“恻隐之心”，叫这些人回京，并准备对其进行甄别、摘帽。

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谓真正的九死一生，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接近油枯灯尽、奄奄一息了，当他们奉命到原单位集合、报道时，很多人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司法系统的右派被指令在二楼集合，但是，所有返回人员没有一个能“走”上二楼，他们跨一个门坎也要人搀扶。

不过，这时有关人员传达了一个“好消息”， 右派们被告知可以将自己的情况写成申诉，供“组织”审查、甄别，如确属错划者，会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通知写复查材料中的一个，结果他一气写了好几万字，送交审查。

岂知，材料送上去以后杳无音讯。终于等到了回音了，传来的却不是“佳音”，而是被指为“翻案”，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罪加一等！

原来是毛得知有人对右派进行“甄别、摘帽”后，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给他的当期《宣教动态》上的这一则消息后，当即提笔在上面批示：

“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查，此事是谁布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是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附还，查后告我。毛泽东  1962年9月29日”

毛借此亊还在高层宣布：“右派不准平反”，“右派帽子是终身制”！（这大概是后来邓小平只给右派“改正”、而不给“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翻案”被正式逮捕，判处七年徒刑。新的苦难又开始了。

戴煌们并不是最悲惨的，他们只是被送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比这更高一级的处分是送劳动教养，是右派中命运最悲惨的部分。鉴于中文“教养” 这个词比较文雅，估计外国人和我们的后人很难想象这种地方的真相，所以，有必要着重谈一下在教养农场的右派的遭遇。

当时被送往教养农场的右派有多少？当局至今没有公布，也就无法获得确切的数字。只知道这种农场一般是由原来的劳改农场改建（改名）扩充而来，当然也有新建的。这些农场仍由公安部门的劳改局管理。在初期，为了掩人耳目，与判刑劳改犯还有所区别，如对劳教人员还给点少许的“自由”，每月还发点铺助费等等。但不到一年以后，劳教人员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劳改犯‘一视同仁’了，有的干脆把教养农场併入劳改农场统一管理，劳教人员    右派们也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了。

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堪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媲美的著作，这是中国劳改犯和教养人员的一大憾事，也是一大悲哀。因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比前苏联还多，那里发生的故事也许比苏联更“精彩”，更悲惨，却没有一部全景式的作品记录展现。至今，在右派教养农场中，揭露比较彻底、比较典型的是位于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

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城东北30公里，整个农场是带形的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犹如一长形布口袋，东与巴丹杏林沙漠相连，北边是山冈和水库，西边是戈壁沙漠，南边是山冈和古长城，东边有一个叫夹边沟的几百人的村庄和农田。农场以村命名，场部也设在东部。这里犹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人”很难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会因迷路而渴死、饿死。

在作为劳改农场的夹边沟农场时，只能养活四五百劳改人员。这是因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而且盐碱严重；夏日温度可达四、五十度，烤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风劲吹，畅行无阻，温度可降至摄氏零下四十度。

   在这个明知道最多只能养活四五百人的地方，1957年，甘肃省先后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这里劳改（此为邢同义《愰若隔世》书中的数字），要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大概出于当局对右派们的刻意处置：让他们在劳改中因不能生产自给而自然地死去。这样，当局还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是右派们劳动不努力自食其果，与政府无关。

开始的时候，右派们每个月有粮食定量供应40斤，虽然干的是重活，又没有油水荤腥，可40斤口粮还可勉强支持劳动。但是，进入1958年以后，定量逐步减到20斤，18斤，右派们的肚皮越来越瘪，不论管教干部怎样呵斥、辱骂，甚至拳打脚踢，出工的人仍然越来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中提到在农场的生活：早晨一个馍，半碗苣菜，中午一个馍，三小勺稀糊糊糁子饭，一天劳动17个钟头，怎样挨得住……这封信被作为邢政“抗拒改造”的罪证，被法院判处三年徒刑。

其实，邢政讲的还是1958年早些时候的情况，到了后来，“馍”没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糁子粥。58年秋收后，已经没有人出工了，因为空手走路都困难了。

夹边沟农场的收获物只能供教养人员吃一个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劳改局从其他农场调去粮食接济。这就使劳改局十分恼火，常常是明知那里已断粮多日，可就不予理睬。进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开始有人陆续死去，但无人过问。

于是右派们不顾一切地寻找食物自救。可贫瘠盐碱的夹边沟土地上可吃的东西太少了，河滩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还有点气力的便到草滩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来吃算是美味了，但有数人因此中毒死亡。

这时，大多数人已经没有气力行动了，少数人靠家里人从牙缝里省出些食物送来救命。没有人送的，便只能躺着等死。

这时的夹边沟农场实际上已经荒废，1960年9月，上边决定将夹边沟农场的剩余右派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时，3000右派（后又加入少数其他人员）已死去一千余人。迁移时有三、四百人已无法行动，只好留下。另一千余人去到明水，哪知这明水农场条件比夹边沟更加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一片旱滩。一千余名右派很快出现大面积浮肿，进入11月中旬，出现死亡高峰。据一位幸存者的描述，浮肿病人死亡的情况非常恐怖：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象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面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都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裂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声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正式提出“抢救人命”。当时甘肃全省饿死的人数已达到百万以上（全省才1500多万人）。死人正在恶性蔓延。会后，开展了“抢救”，大规模死人才得到遏止，夹边沟农场剩余的右派们也才得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留下活口。但是他们的右派身份和“教养生涯” 并没有结束，有的后来虽宣布“摘帽”，但仍在农场“劳动就业”，身份与劳改犯差不了多少。而按毛泽东的本意，则宣称右派是“终身制”，永远不能摘帽，他在背地里还恶毒咒骂右派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泽东在1976年死去，右派们绝对要全部死去，彻底消灭。

可见毛对“右派” 怀有何等地深仇大恨！必欲彻底消灭而后快。只可惜他的寿命到点了，没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幸存下来重见天日。

夹边沟的右派们到底死去多少？有不同的说法。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中引用了一个医生的说法，说他登记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人。更多的相关人士有的说幸存者最多不过五、六百人，有的说四百人，有的说只有二百人；其中亲历的幸存者提钟政在其撰写的《血泪惊魂夹边沟》中说，在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共计3136人，最后幸存下来的仅130余人！夹边沟的死人也许突出一些，但其他右派农场也大同小异，如四川沙坪农场，据幸存者铁流的记述，全场一万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著名的教养农场，如东北兴凯湖，天津的茶淀，云南的红河州农场等等，虽然死亡的情况不一，但它们作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2002年8月，当年成功逃离夹边沟的幸存者、原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带领5名惨死在夹边沟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从兰州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旧址祭奠他们的亲人、难友。

在炎炎夏日50度高温炙烤下，高吉义他们感觉不到身体的炙热，悲痛淹没了一切。虽然亲人们已尸骨无存，但他们似乎看到亲人们的冤魂在上天注视着自己，一篇由血泪凝成的奠文震撼着长空：

 

难友、亲人们的冤魂：

在我们生离死别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带着极为哀痛的心情，远道来此沙漠荒滩    你们冤死暴骨的地方，寻找你们的冤魂，表达积压多年对你们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怀念之情！

一九五七年，在那风雨如晦的特殊日子里，一些有良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出于民族责任感，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出发，说了几句真心话，反映了一些实情，竟然大祸临头，灾难降身，被错定为“右派”，全国几十万人，瞬间落入万丈陷阱，人格受到了严重凌辱，精神受到无限折磨，肉体受到极大摧残，有多少人还被无辜夺去了生命，悲哉！痛哉！历史怎能忘记一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记一九五七年！

戴着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强迫送到酒泉的荒无人烟的夹边沟劳教营羁押，开始了屈辱的、饥寒交迫的、穷苦非人的生活！冬天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夏天冒着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窝子，土窑洞，一天喝上半斤糊糊汤，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去找草叶、草籽填肚充饥，还被迫超强度地劳动，眼看着难友们身体一天天垮下去，眼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衔冤惨死，抛尸荒野、狼啃鸟啄！几年死了一半多！

夹边沟、夹边沟，白骨累累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日日夜夜声啾啾！

千古奇冤无处诉，凄惨情景难忍睹！

难友无法相救，亲人难以相见！

悲哉！惨哉！

幸存者的亲友家人怎能忘记夹边沟！

历史怎能忘记夹边沟！

人民怎能忘记夹边沟！

（以下略）

 

                  夹边沟农场幸存者高吉义率难友亲属奠

                                       二00二年八月

奠文未念完，祭奠者均已泣不成声。

限于文体，祭文中对夹边沟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详细记上，现根据采访者的实录，大略补述如次：

右派们的遭遇或者只能用“悲惨”二字勉强概括。在长期的、难以言表的饥饿煎熬下，所有劳教人员都放弃了做人的尊严，为了活命，他们什么都吃，凡能进嘴的如烂鞋底、破棉絮也往嘴里塞，甚至有毒也在所不惜。种麦拌了六六六粉，他们塞进嘴里，用唾沫“洗掉”药粉，把麦粒吞进肚里；蜥蜴、癞蛤蟆、蚯蚓、蚂蚱都成了美味，结果因此中毒、喪命……

1960年4月，高吉义等9人被派去酒泉拉洋芋，饿极了的他们不顾一切，9人便将一袋160斤的洋芋煮了吃光，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不能坐，不能蹲，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就从喉管掉出来，一名吴姓的右派活活胀死。高吉义回到住地，上吐下泻，同住的甘肃省建工局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服侍他躺下。高一觉醒来，看见牛天德正从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中收集未消化的洋芋，在仔细地辨认着吃！因牛天德没有捞着此次去拉洋芋的机会。

为了多得一口、半口汤糊糊，他们可以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干脆去抢别人的来喝……

草籽吃了不消化胀肚，树叶吃了便秘，但为了活命还照样吃，拉不出屎，无奈之下，只好个个趴在窑外，撅着屁股互相给对方掏粪蛋。

后来，死人肉成了主要果腹之物。和凤鸣的《经历    我的一九五七》中已有“食人”的描写：

“当时饿极了的几位难友也曾经把死人的屁股肉割下来煮熟分食    在饥荒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了……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砸碎，把手表砸碎，第二天撒手人寰。”

在夹边沟，吃死人后来变成了“常事”。最初，几个右派去掩埋刚死去的邓大夫，发现他的大腿肉比别的死者多，于是，几个人动手把邓大夫屁股、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用火烤着吃了。结果被农场管理人员发现，农场为了惩罚这些人，每人做一个木笼，很小很窄，将人关在里边，站着不能动、不能蹲也不能转身。然后叫全场的人都来“参观”，木笼里的人只有眼睛转动知道是个活物，其余跟死人差不多，因为即使完蛋了但他们却仍然“站着”，倒不下来。

但是，这种残忍的惩罚并未能阻止“吃死人”之风。

1. 管教干部召开大会叫大家批判吃死人的孙××，说：“你今天吃人家，

明天人家吃你，这不是野兽吗？孙XX还埃了一顿揍。但他此后照样吃死人肉。后来，别人都死了，孙居然活了下来逃出了教养农场……

    前面讲到的留美水利专家傅作恭之死，其实，还有一个类似他的同伙，死得比他更惨。此人叫董坚毅，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说硕士），1952年响应毛共的召唤归国，在上海从医。1955年支援大西北来到兰州，在甘粛省人民医院供职。1957年整风中因给医院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沠，送夹边沟农场教养。1960年，夹边沟死人达到高潮，其时董坚毅主要靠在上海工作的妻子顾晓颖（也是从美国回国）接済食物活命。一天董对难友们说，他已经等不到妻子送的食物了，向大家交待了一些后事。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同伴们遵嘱用他的衣被毛毯裹扎掩埋。七、八天后，顾晓颕抵达夹边沟农场。得知丈夫已死，顾失声痛哭了二三个小时，然后挣扎着去看丈夫的尸体。难友们引导她去到董的掩埋地，哪知原来的地穴、尸体都不见了。几经寻找，在后沟里发现了董的残尸，用来包尸的被、毯均不翼而飞，尸体上凡有肉的地方都被人切割吃光了，剩下一付骨架。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色的头颅还完整地连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天快黑了仍不肻走，并大声哭叫：“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一起死！”几个难友齐心合力硬是把她架回窰洞。后来，难友们帮助将尸骨火化，将骨灰交给顾晓颖带回上海。

这是又一对夫妻双双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局。

还有的右派饿得连大小便都走不动了，但又不能拉在床上或地上（帕影响大家），于是，只好把唯一的容器    饭盒又当便盆使用。一次，右派李景沆在宿舍排队等待厨房的大师傅分饭    一勺糊糊汤，在他前面的一个已不能行动的右派，递过来一个饭盒，大师傅一看，将内中的赃物倒在地上，一股臭气随即在全屋扩散。原来，那人的饭盒既装“饭”，又当便盆，里面还残留着粪便，吃喝拉撒在一锅。

而这些人，原来都是知识分子，很多人还是“为人师表”的教师、教授。暴力、饥饿不仅摧毁了他们身上的书生气，连“人”气也没有了；暴政不仅猛于虎，暴政还可以将人变成畜生……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要达到的目的！

据说夹边沟农场的旧址如今己改建成为渡假村，红墙碧瓦，楼台停阁，可以想见游客们在花红柳绿，碧波荡漾的夹边沟中嬉戏追逐，欢歌笑语的情景。他们知道当年死亡地狱的夹边沟吗？知道在他们脚下那些叫做右派分子的白骨吗？当局不惜血本想让今天的人们忘记过去，忘记在这片地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和罪恶，但是，难道金钱真的可以掩盖已经发生的－切吗？可以改变历史吗？——这些人错了，历史在人们心中，历史在正义的笔端，历史象大气－样充盈天地，传之无穷，不是盖几栋华屋、种几株花草就可以掩盖的！

夹边沟的情况只是全国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别的地方的教养农场也许死人的比例没有夹边沟高，但事情本质没有一点区别，因为总导演是同一个人。

在南方某地一个专收右派的教养农场里，有一个管教干部（中队长），右派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名号叫疯狗。“疯狗”一见到“右派”，就怒眼圆睁，咬牙切齿，似乎跟这些人有八世冤仇。他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他的口头禅是：“要是在部队，老子早毙了你！”

虽然不能随便毙人，但打人则是他的癖好。一次，一个右派因出工动作稍慢，“疯狗”便上去打耳光，左右开弓说要打100个耳光，并且边打边叫“犯人” 报数，打到86个耳光时，他自己的手也肿了，便说留下14个“明天再补打”。哪知被打的是个刚入场不久的“新人”，受不了这种虐待侮辱，当夜便投河自尽了。

一次，大概是过“国庆节”， 管教干部说这是革命人民的节日，右派没有份，而且，尊照伟大领袖的教导：“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强令全队右派加班夜战，不准休息，不准偷懒。大约晚上10时许，以“疯狗”为首吃饱喝足，一个个红光满面，酒气冲天的管教干部，来到工地检查。看到白天劳累了一天、已经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老右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疯狗”大怒，从他见到第一个“犯人”（他只认右派为“犯人”）打起，手脚并用，后来还找来一根扁担，“横扫千军”，一时间，工地上哭喊惨叫一片。后来，还是随后赶到的中队“指导员”借故将他叫了回去，右派们才得以躲过这一劫。

至于平时，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凡是优等优质的如鸡鸭鱼肉，都交干部“小食堂”享用，小食堂挑选其中上品又给“上面”进贡；在那举国饥馑的年代，劳教农场的管教干部和狱卒们依然鸡鸭鱼不断，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脑满肠肥。而这些物品的生产者    右派分子呢，则是永远不变大锅白菜汤（或芥兰菜叶），以及每日两顿每顿四两（旧秤）的黑木薯粉蒸糕，浮肿病传遍了整个农场。右派中有人叹之曰：恹恹生难遂，迟迟死不能。但进入1960年之后，饿死人的事就经常发生了，“死”不是“不能”，而是随处可见的事了。

后来，“疯狗”因开枪打死一名所谓“企图逃跑”的右派，被调走了。那个倒霉的右派也是白死了    在那人命如蚁的年代，死一个右派算什么呢？谁敢去追究呢？教养农场所有被饿死、打死、累死、工伤死的家属通知书上，写的都是一个死因：病故。

前面己提到，这个“教养”制度最野蛮、最令人恐惧的一点是它没有“刑期”，一句“改造好了才行”就是刑期，实际上是无期徒刑。后来很多右派摘了“帽子”了，“解除”劳动教养了，但却不肯释放，而是宣布“留场就业”，也就是一辈子做个“准劳改犯”。许多人就是因为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希望破灭，最后走上自杀或逃跑之路。当然，大多数逃跑未遂，不是被打死就是接受更严厉的惩罚。1965年，作家杨显惠19岁时奔赴大西北“上山下乡”，来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发现农场里一些已经解除教养、但仍不准回家，被安排在农场“劳动就业”的老右派，正是从这些人嘴里，杨显惠才知道夹边沟教养农场之事，夹边沟农场的暴行才得以曝光。

毛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迫害，当然远远不只是 “反右派”运动，毛对知识分子迫害是逐步升级的，开始时叫“思想改造”，在反右派时，已上升为将“右派”送农场劳动教养或管制劳动改造。但此时打击面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的“右派”。 六十年代之后，毛将整个知识分子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2年，此时毛名义上已退居“二线”，中共在广州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陈毅企图去掉加在知识分子前面的“资产阶级”定语，称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在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返回一线重操权柄，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是主要的阶级敌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也成为主要的的阶级敌人了。

1964年2月13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恶狠狠地说：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总坐在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是写不出东西的。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1964年6月27日，毛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如下恶毒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年9月4日毛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在讲话中说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时，毛说：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

从这些批示和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毛的心理是何等阴暗、恶毒。过来人谁都知道，打从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毛的文艺界就是一直在声嘶力竭为毛共特别是毛本人歌功颂德，吹喇叭，抬轿子，为毛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遗余力；就在毛作上述批示的同时，文艺界正在排演全力歌颂毛的所谓“大型歌舞音乐史诗《东方红》”。毛居然还对他的文艺奴仆、走卒如此恶毒地咒骂，这只能用他对知识分子的本能的、天生的仇恨来解释。至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自建国以来，实际上没有一天放松过，直到将知识分子整得像狗一样“夹紧尾巴做人”，而且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批，但毛却仍说对这些人的改造“没有抓紧”。

从上述这些毒液四射的批示、讲话中，人们已清楚可见，毛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对知识分子磨刀霍霍，准备再次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屠戮了，因为这时他已认定知识分子都是“阶级敌人”了。

果然，不到两年，毛便向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屠刀，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毁灭性的“横扫”，文革开始了……

至今还有一些糊涂虫，说什么文革中的打砸枪、关管杀都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年少无知的红卫兵干的，是这些青少年自发的“无法无天”的行为。笔者以为，说这些话的人先应该静下心来去读读有关文字，了解一下毛是怎么说的    

1966年3月，毛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是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同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越南胡志明时说：“现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7月18日，毛回到北京。一下车就说：“北京太文明了！……”

8月1日，毛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号召红卫兵“杀向社会”；霎时间，满城腥风血雨，鬼哭人嚎……

8月22日，《人民日报》一天发表两篇社论，鼓吹破四旧“好得很！”，要求掀起“破四旧”的更大的高潮。第二天，即8月23日，红卫兵应声而动，演出了国子监孔庙前、吉祥剧院等无数个地点的恐怖大戏……

1967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经毛亲自审定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除了周扬外，被点名批判的还有田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茅盾、巴金、赵树理、曹禺等等。这说明，毛要将其文艺战线的佐辅、爪牙全部抛弃了！后来这些被点名的人全被打倒，其中不少还被从肉体上消灭。

其实，毛早就对文艺知识分子歧视、藐视，故意对其贬损、羞辱。比如，被人称为中国的“文艺沙皇”的周扬，自延安整风到文革，一直是毛在文艺界的代言人，其人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在文艺知识分子中“谈扬色变”。但就是这样一个文艺界的“最高领袖”， 毛不过给他个“候补中央委员” 的位置，这本身就是对文艺知识分子藐视、蔑视。以周扬三十年代初就领导中共文艺界的资历，当个政治局委员绰绰有余，毛却故意使其屈居他的“小秘书”之下。以示对文艺界的藐视和羞辱。如今到了文革，连周扬也没有面子了，被毛丟进了秦城监狱。

   文革中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达到新的高烽，有两个特点可证：一是不再区分左、中、右，也不仅只限于文艺界，而是要将所有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精英（即“反动学术权威”）“一锅端”；二是不再区分党内党外，“一视同仁”。连刘少奇都要消灭，那些有党员身分的知识分子也就无法再以“党员”作为护身符了。

这两方面的转变，表明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阶级”仇恨，发展到一种文化层面的对“异类”的敌视和势不两立。质言之，毛已决定将一切有文化、有学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一概打倒！直至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主义恶性发展的一种变态心理，此时毛理想中他统治的国度最好是文化沙漠，清一色的驯服工具、愚民。只是还得有一批技术专家为他造原子弹、导弹，但这些科技专家最好是机器人，只会干活，不会思考。所以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只办理工科大学，学生也只能从政治上可靠的工人中去挑选，学成后回原单位仍旧当工人。还可以设想，必要时毛会学斯大林，必要时将会造飞机、导弹但是有思想问题的人关进监狱里去，让他们在监狱里造。

周扬被打倒后，接着便对文艺领域来了个大扫荡，首先，文革之前出品的、所有歌颂毛和共产党的电影、戏剧全部被批判、封杀，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如《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不夜城》、《红日》、《逆风千里》、《怒潮》、《黑山阻击战》、《战上海》、《东进序曲》，以及建国前左翼文艺家在国民党时期拍的一切所谓“进步电影”，如《丽人行》、《桃花扇》、《万家灯火》等等，批判的基本方法是从鸡蛋里面挑骨头、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结果所有文艺作品无一不被冠以吓人的罪名，所有创作人员不是打成“反革命分子”、“ 特务”、“ 反共老手”，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锒铛入狱或被下放劳动改造……

廹害在继续升级，并向文艺之外的各个领域扩展，更多的知识界名人被廹害致死或“自绝于人民”。

首先是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一批知识分子被害，运动伊始，除吳晗外，邓拓、田家英被迫自杀。（注：据新的资料，根据汪东兴的交待，汪受毛命去找田家英谈话，在交谈中田被汪东兴的随从、内保人员朱国华开枪打死。）接着，是曾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秘书的中央政研室秘书长柴沫自杀。接下来，曾任中宣部部长的姚溱在被单位造反派批斗后当晚悬梁自尽。

再接下去：

1966年6月20日，著名史学家李平心自杀身亡。

8月23日，著名文艺评论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雨     笔名马铁丁，在被批斗后投永定河自尽。

9月3日，考古学家兼古文字学家秦梦家自缢身亡。

9月11日晚，著名京剧艺术家、京剧大师言鹏菊之女、梅兰芳之徒言慧珠自杀身亡。

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曾受教于王国维、梁启超门下的刘盼遂教授，因不堪斗争中的凌辱殴打自杀身亡。

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左联”组织部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跳楼身亡。

著名演员赵慧琛因在建国前电影《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受到造反派的侮辱戏弄，愤而自杀。

罗广斌，文革前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作著之一，曾被关入渣滓洞的四川省地下党幸存者，被诬为“叛徒”跳楼身亡。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名闻全国。被诬为“国民党特务”，1968年自杀身亡，死后还被剖腹检查是否藏有特务用的“微型收发报机”。

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集文学、美学、音乐、外语四“家”于一身，1968年9月3日，因不堪摧残凌辱，夫妇二人双双自缢而亡。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维吾尔族，1937年入党，著有《中国史纲》等18部大作。曾营救胡志明出狱。建国后任北大副校长。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翦伯赞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应属运动的“保护对象”。但很快毛便自食其言，翦被毛点名批判，遭残酷批斗，1968年12月，翦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毛到上海时通过柯庆施召唤，两人关系暧昧缠绵，因此被江青忌恨，文革中惨遭迫害跳楼自杀。

著名作家、曾经的“鸳鸯蝴蝶派”首领周瘦鹃，1968年在苏州被迫投井身亡。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1968年跳楼自杀。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教授，因不堪迫害，与妻双双自缢身亡。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顾而已，30年代在上海了解江青（兰萍）一些历史，文革后受尽迫害，1968年8月服药自杀。

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蒋的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陈琏女士，1939年20岁时背弃其家庭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中共建功立业并增色不少。文革中被诬为特务，1967年11月从11楼自坠身亡。

著名记者、新闻学者范长江，193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为毛共大造舆论，后成为中共新闻战线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先后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要职。文革中因不堪迫害，于1970年投井自杀。

记者、诗人、作家闻捷，曾以其对毛共工业建设的颂歌名播大江南北。1971年元月，开煤气自杀。

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王重民，对上述两学科均有重大贡献。文革中自缢身亡。

（以上主要取材于戴煌：《牢记造神运动的教训》）

此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虽非直接自杀或被杀，但实际上亦因受迫害而死。如中共一大代表，毛的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遭学生批斗殴打时曾修书向毛泽东求救，毛不予理睬，不久即在伤病中身亡。又如文学评论家陶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鲁迅夫人许广平，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蔡楚生，作家赵树理，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著名作曲家马可，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诗人郭小川，著名作曲家、《解放军进行曲》作者郑律成，原《文汇报》社长金仲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小说家彭柏山，文学评论家侯金镜等等，都因被批斗、摧残，导致身心残疾伤病缠身、悲愤莫名而死。

另外，早在1958年，著名的国学大师、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有学问之人”的陈寅格先生，其时已年近古稀，又双目失明，仍然被无情地、恶毒地攻击，嘲弄，陈寅格愤而辞职。在文革中抑郁而亡。

总之，在毛当政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内的或党外的，“左”的或“右”的，也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或毛共自己培养的，除了少许科技型专家之外（这些专家中也有相当部分人被整、被迫害，见附文五），绝大部分都遭到各式各样的迫害、侮辱，重者夺去了生命，轻者也被整得“夹紧尾巴做人”，慢性自灭。对文化人的绞杀、戏弄，似乎已成为毛的一种“嗜好”，他不是一次性处理，而是像猫戏弄老鼠一样，捉了放，放了捉，摔下提起，再提起摔下，直到最后弄死为止。这种情况除了冠之“迫害狂”之外，实在找不到更确切的判词了。

据有人统计，光在文革中被夺去生命的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即国家级文化精英，记录在案者200余人，还不算未记彔的或省一级知名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地方性知名人士。

然而，即使如此，毛还是不甘心，不满意，在他临死前，还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运动，试图将幸存的知识分子、残余的“儒家”收拾干净！可惜这时，毛自己也接近油枯灯尽，运动遂成强弩之末。于是遗憾地留下一句：“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搞三四次就行了。以后每七八年要来一次！”

 



附四、高压下人格扭曲的另一版本：从反蒋英雄到毛的叭儿狗、

文化班头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与宋代文豪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老家眉山相距不远，可算大同乡。四川自古人才辈出，特别是文人，以李白、苏轼为代表可谓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与相如”，也许这与四川的山水灵气有关。应垓说郭沫若也沾了一点山水灵气，他有点才，可总体看来，更多地则是“缺德”， 这就让他的才黯然失色了。关于郭沫若的人品，鲁迅曾以“流氓才子”概括之，那主要是指其生活品性方面的问题。但那时郭政治上的品性、投机小丑和流氓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们在此主要展示一下他后来、主要是在毛统治下这些方面的表现。

本来郭沫若确也可算当时中国一个文化方面的人才，中共就封给他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书法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等一大堆头衔和官衔。他的官衔一般人不大清楚，只是其中两个最基本的头衔：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人尽皆知。通俗地说，他是当时官、民双方都认可的毛政权下的“文化班头”。

郭这个文化班头在毛泽东当政时代可谓中国文化界的不倒翁。这一现象是很奇特的，因为在毛统治下的中国，文化精英几乎被逐一打倒，最后一扫而光，即使是毛的党内“亲密战友”亦不能幸免。不是被送去见阎王，就是去秦城监狱，最次也被剝夺了官职，靠边站了。而唯有这“郭班头”却始终不倒，而且在台上上跳下蹿，摇旗纳喊，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不管是真是假，在一般人看来他总算是毛的宠臣。

郭沫若被毛泽东选中为文化班头是有缘由的，他确实有资格担当此任。

首先，郭先生曾经是位中共党员，反蒋介石的英雄，与中共在政治上有着共同语言、共同的思想基础。1926年在广东大学任教的郭沫若看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有成功希望，于是毅然投笔从戎，时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文人一贯依重，对郭氏亦待之不薄，郭从宣传科长做起，然后是宣传处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乃中共领导人之一，一贯思想左倾的郭沫若与其一拍即合，相互配合默契。后来中共想通过工农运动将这场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转变成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察觉了中共这一阴谋的蒋介石不动声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了“清党”， 使共产党功一亏一篑。已经被深度赤化的郭沫若立即逃离蒋的大本营，奋笔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痛斥蒋氏“背叛革命”。蒋介石便下令缉捕郭氏，郭投奔共产党阵营，参加周恩来领导的所谓南昌起义，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郭大概受不了去四处奔波打游击之苦，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并于次年东渡日本。因此，郭曾遭到共产党内“临阵逃脱”的指责。但后来毛泽东大概见其忠顺可嘉，且有重要利用价值，叫有关部门澄清说：“郭赴日本乃经组织批准，无逃脱之义。” 仍对其以“同志”相称。

郭氏在日本一住十年，玩弄了多个日本女子，在那里生儿育女，好不快活。只是没有官职。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不计前嫌，撤消了对郭的通缉令，允其回国参加抗战。郭欣然回国。回国后即被蒋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工作，再次获得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

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中共建国之前，是郭沫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其间郭氏跨越国、共两党，左右投缘，八方贯通，既有发号施令的官权，又有能呼风唤雨的文坛领袖身份，盖因鲁迅死后，郭的主要对手没有了，依其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绩和政治上的的纵横捭阖，投机取巧，顺利地占领了虽没有名号却有其实的文坛领袖地位。单看1944年郭氏在重庆举办的五十生辰祝寿会的盛况就可知一斑。据亲历者云，郭的寿宴排场可谓令人目炫神摇，任何朝中权贵都无法与之相比！出席寿诞的几乎包括了当时各方显要、各界名流、共达二千余人，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千种风情，万般荣耀，令人叹为观止！当年的郭沫若集豪气、侠气、官气、书生气于一身，其志得意满之情，领袖群伦之慨，溢于言表。观之者曰：人生至此，死亦无憾矣。

然而水盈则溢，月满则亏，郭氏最终亦逃不出这万物自然规律。抗战胜利后，郭又选定了再度投向共产党。这一次又投对了，毛及周恩来出于政治需要，对其宠幸有加，1949年毛共建国后，郭沫若获得一大堆头衔，不仅成为文化班头，还荣登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之高位。表面上看，郭投机成功，回报颇丰；但郭氏自己清楚，这么多头衔，实际上还不及当年他的一个“诗人”桂冠。在天下纷乱、两党逐鹿之际，仅凭这个“桂冠诗人”的身份，国民党、共产党都得想方设法笼络他、拉拢他，他倒向哪边，中国政坛的天平似乎就向哪边摇摆；而他的亦官亦民身份，使之既可称雄于体制之内，又可游弋于体制之外。加之其风流倜傥，长袖善舞，在政坛、文坛都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当此时也，万物皆备于我，各方有求于我，郭某人何其快哉！郭氏当年真可谓置身于五彩云中的无冕之王了。

然而天下一统之后，毛氏登基，一个空前强大、高度集中统一的帝国宣告诞生，也宣告了中国近半世纪的政治混乱状态的结束，同时，也就宣告了各类“山头”和无冕之王们命运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角色转变最快、最好当属郭沫若了，他很快就从一个豪气干云的无冕之王变成对新朝和毛皇俯首贴耳的顺臣，弄臣、直至一只叭儿狗……

郭氏为什么能快速完成这种角色转变呢？这其中自然有内因更有外因，从外因来说，当然是毛泽东的手段高明。毛喜欢“后发制人”，他先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将天下英雄尽数赚入其“彀中”， 然后再来个“关门打狗”，“ 瓮中捉鱉”，采用包括慢火炙烤、当头棒喝、抽筋换骨、泰山压顶等各种招式，将昔年那些狂傲不可一世、藐视政治权威的“鲁仲连”和“刘文典”们一个个收拾得象驯服的羔羊。

毛先不直接触动这些新政权的“客卿”们，而是让他们去各地参加（或参观）“土改”、“镇反”运动，让他们见识一下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领略一下共产党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内心得知，今日已是毛某人、共产党“一家”之天下，他们都己身处在毛的“笼子”之中，无异于一只只任由其宰割的羔羊。只要毛下令，随时都可以让这些前朝遗老遗少们顷刻之间变成“地主”、“反革命”，然后或关或杀，使之变成万人唾骂、万劫不覆之“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紧接着而来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些刚刚见习了毛共阶级斗争手段、惊魂未定的“客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 ，被勒令去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去检查、检讨自己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历史上“投靠国民党和美英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一个个“洗澡”、“洗脑”，“脱裤子”、“割尾巴”，人人过关。这时，谁还敢不诚心诚意、诚惶诚恐检查、检讨，“敬酒不吃吃罚酒” 呢？——“阶级敌人”的可怕下场像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时刻抽打、提醒这些身负“原罪”的人们。除了真心实意驯服于共产党，驯服于毛已别无选择。

光是这么文绉绉的“教育”、“检查”、“检讨”毛认为还不行，他知道这些精英、“客卿”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其实最害怕暴力，只要拿他们中的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当作“鸡”处理掉，其余的“糇子”们就会真正乖乖地服服贴贴了。于是有了接下来“反胡风”、“ 粛反”、“反右派”等各种以知识分子为对象、更加可怕的运动……

这样，幸存下来的“客卿”们便一个个争先恐后向新政权、向毛领袖表忠献媚，歌功颂德，山呼万岁。郭沫若就是这一人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表现最佳者。这除了因为郭作为现政权“客卿”首领的地位需要带头表率之外，更有其内心难以对人言表的隐衷，那就是他曾参加过共产党又自动脫党那段历史。郭知道，只要他不小心拂了圣意，一顶巨大的“叛徒”帽子就会落在他的头上，瞬间他就会失去一切，变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一切他心明如镜，令他时刻胆战心惊。所以，他必须超越一般人向毛歌功颂德，献媚取宠，而且要一以贯之，不能稍有懈怠。这就是郭沫若由昔日的“反蒋英雄”、“反专制、反独裁”斗士，蜕变成新朝毛皇的弄臣、小丑、叭儿狗的原因和个中奥秘。而在毛来说，他的政权也需要一批吃闲饭之人，需要大批吹喇叭、抬轿子、做应景文章的文人墨客，而拥有这种能力和资望，最适合当这群人的首领、班头自然非郭莫属了，而郭自知有“把柄”握在当局，不敢不顺从。主、仆双方心有灵犀，一拍即合。

毛选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头，还因为他看中了郭的本性和品格中的另一特点：投机善变又屈从政治权威。郭在国民党统治前后，虽然写过很多反蒋和嘲讽当局的文章，除了前面讲到的《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外，还有什么《脱离蒋介石以后》、《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黄》等等，这些作品的基调就是左倾、反蒋；但同时，只要蒋介石放出和他妥协的气球，给他一些“甜头”诱饵，他就又会立即来个180度转变，做起歌颂蒋的肉麻文章来了。如抗日初期，蒋起用了郭，郭于是立即为蒋鼓吹，在其《蒋委员长会见记》一文里，郭写道：从蒋的一个眼神，就“充分地保证着钢铁的抗战决心”；而蒋的身体健康，就“充分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对于一个曾发誓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郭尚且能够如此变脸之快，如此厚言无耻，如果新政权能给予他更大的甜头，更高的位置，这个郭沫若还不惟命是从，死心蹋地紧跟自己、讴歌自己吗！

主意已定，毛对郭氏先行笼络之策，封以高官，赐以厚祿，给予礼遇，毛还特地称郭为“郭老”（郭少毛两岁）以示尊敬。看到毛对自己如此礼遇，郭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同时內心也战慄难安，因为他知道，如果中共要追究自己的历史，其罪恶肯定比很多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严重得多。毛不咎既往而给予他如此厚待，除使他五内铭感之外，就是决心全力以赴效犬马之劳。

幸好郭又有这种能力和这种 “才华”。他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撤下自已身上的光环和装扮、委下身段，不怕讪笑、不惧人指点，厚颜无耻地对毛大拥大顺，大歌大颂，投其所好，观其颜色，以毛之是非为是非，毛之好恶为好恶，尽其吹牛拍马之才，阿谀奉承之能亊。

毛喜欢搞“运动”，郭氏除了做毛的运动喇叭筒和留声机以外，还运用他的文艺专长，带头以诗歌形式为各种运动作图解助威：

抗美援朝运动来了，郭作歌以助之曰：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狼！”

“镇反”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一时间人头滚滚，血雨腥风。郭作诗配之以曲：

“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

特务恶霸是豺狼，

你不杀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来，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肃清——肃清反革命！”

总之，但凡有运动，郭必以“诗”配合之、响应之。1956年毛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郭作为文艺界的班头，自然雀跃响应，郭诗人煞费苦心，罗列了一百种花名，各成一首诗，共计百首，以应“百花”之景。惜乎其“诗”太长太臭，有污读者之耳目，不彔也罢。

运动的最高潮当数“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乃毛亲自发动的全民运动，全国上下如饮狂泉，如痴如醉，如火如荼，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面对这个献媚邀宠的良机，郭班头当然不会错过，因此，此段时间郭之诗兴大发，“诗思”泉涌，仅1958、1959两年，便出版了五部诗集，占郭在毛政权下总共出版的诗集近一半。其中“佳作”颇多，请看《迎春序曲》：

“赶上英国只需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接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翻天覆地。看吧，要把珠穆朗玛峰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大跃进事事要求快马加鞭，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郭诗人想到把传统词牌《声声慢》改为《声声快》，欲与李清照一比高低：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天，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大跃进中很快掀起“放卫星”高潮，中国快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代。在毛示意下，全国同时掀起“诗歌大跃进”高潮，郭诗人义不容辞，引领潮流，唱出了时代的最強音。下面是其表现我国农民冲天干劲的《太阳问答》（前部分）：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亦极尽“浪漫”之能事。

大跃进之中毛又发动了一个叫“除四害”的运动，即消灭臭虫、虱子、老鼠、麻雀的次级运动，郭当即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大作“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哄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后有科学家指出麻雀并非“害鸟”，其实是“利大于害”，不应列作“四害”消灭之。毛起初不予理睬，后因“苏联专家”亦支持利大于害之说。加上消灭麻雀的地区出现了其天敌害虫肆虐的状况，毛不得已才点头取消麻雀的“四害” 之一的罪名，而以蟑螂代之。得此消息，郭诗人亦赶紧声明“此诗作废”。

郭当然不会只作这种“运动诗”，更要紧、更重要的是直接歌颂伟大领袖。郭这方面的佳作自然数不胜数，但最杰出的当推“人间出现双太阳”之名句，此诗全名《宇宙充盈歌颂声》：

“国庆年年溢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添光彩。”

郭班头还深知毛领袖于当今世界，最推崇唯苏联之斯大林，曾称斯为“伟大的慈父与导师”（ 见其《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郭深知“爱领袖之所爱”， 于是作诗云：“斯大林，我们的毌亲……”

郭诗人还巡游四方，每到名胜古迹，或遇工农商学兵先进典型，都要题诗颂之以作纪念，且时时不忘突出政治，如到新兴钢铁之城攀枝花，郭诗人放声歌唱曰：

“主席思想挂帅，精神物质互变，满望新愚公……”

引述了郭诗人如此之多的“佳作”，也许读者有些不耐烦了，笔者当然也有同感。不过为了领略这位文化班头的风采，不得不这样做。人们看了郭的这些“诗”，会为他感到悲哀，堂堂当年的“桂冠诗人”，号称中国新诗之奠基者，居然到处去题写发表这种连下里巴人都谈不上的“马屁诗”，为何不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不想一想后人对自己的评论呢？

这可能就是毛骂右派时所说的“利令智昏”所致了。他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头的地位和既得之荣宠，是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尝便” 了。这里应说明一下，毛虽然给郭许多头衔，但其实都是有职无权的“虚职”，就以他的本职中国科学院院长来说，也是“有职无权”，后来他说自己要“烧书”、辞职，就要呈报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张劲夫批准。可见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傀儡、摆设，但他已满足于这种身份了。

为了记录伟大的大跃进运动，总结“全民写诗”的伟大成果，郭与周杨合编了一本大跃进诗歌集：《红旗歌谣》（上、下集）。其内容之丑陋龌龊不堪，前面所彔《太阳问答》可见一斑。然而郭诗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目前的中国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为名利所累，郭诗人是什么大话、瞎话都说得出、什么脏事、丑做得出来了，在“厚黑学”方面，可能己与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马术”方面，则堪称全国文化界的标兵、“师表”。

既要为“运动”造势、服务，当然不只是正面歌颂，还要有对运动对象、“敌人”的无情打击，要痛打落水狗。这方面也是郭之特长，如对胡风。郭对胡风深有了解，在毛共建国前，他与胡风都是非党员的“左倾进步作家”，相互提携吹捧。胡风与周杨的矛盾，胡风的所谓三十万言意见书的内容实质，郭沫若都很清楚，这些其实都是毛共文艺界内部的派别之争。然而在胡风事件被毛无限上纲，无中生有地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后，作为文艺界头头，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没有出来调停，而是一味唯毛的马首是瞻，在一旁不断煽风点火助焰。为了取悦毛，郭不惜将胡风往死里推！他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为批胡凤推波助澜；胡风问题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之后，郭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大声疾呼“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必须加以镇压，而且要镇压得比解放初期（的运动）更加严厉……”人们都知道，所谓“解放初期的镇压”如清匪反霸、镇反，是动辄就判处死刑的。比其更严厉，当然是立即将胡风及其追随者斩尽杀绝了。紧接着郭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郭的这一切表演，无疑都是为了取悦毛，郭知道毛一贯反对对敌人“施仁政”，主张对一切反动派穷追猛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须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文艺界的大小头头们纷纷起来，声色俱历向胡风讨伐，都学得了郭班头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领。此后，凡毛揪出了什么“反党集团”， 郭都要应声“痛批”， 包括对他老战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纲上线，决不姑惜。

为了表示自己对毛这一思想学到了手， 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观看京剧《三打白骨精》后，郭就剧情写了一首诗呈毛，前几句是：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仁兹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在郭看来，唐僧应该千刀万剐，罪名是敌友不分，立场不稳。毛阅后，回赠诗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由此看来，郭沫若比毛泽东更“左得可爱”了。当然，毛对郭这种忠诚和“疾恶成仇”是深为赞许的。而这正是郭要达到的效果。

1957年毛发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可说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为恶劣、最为卑鄙的文字狱。为了给自己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辩护，毛使出流氓无赖伎俩，将自己的阴谋说成是“阳谋”，还将在运动开始时白纸黑字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等等承诺，以“右派不仅是言者、还是行者”这样的“理由”耍赖。

郭沫若立即响应，为主子补充，说什么“无罪者言者无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图、为主子扬威、护短，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领，郭都学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够经常接触毛的人之一，还是不时与毛诗酒唱和的“清客”之一。郭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十分自觉，也非常谨慎小心。毛每有诗词，郭必和之，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写得很蹩脚。起初有人以为是郭诗人江郎才尽使然，但仔细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于是才知道此乃郭诗人有意为突出伟大领袖而故意“藏拙”所致。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贬损自己，这种苦心和忠心难能可贵，不过如此一来，郭诗人就与下三滥诗人为伍了。

由于可以经常接近毛，当然可以从毛的言谈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态，好恶，郭作为史学、文学侍臣，在与毛的交谈中不免提到一些历史话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比如毛赞赏曹操，郭便不顾自己过去曾经著文骂过曹操，也不顾及近一千多年来曹操在中国人心目中妇孺皆知的“奸雄”形象，立即挥笔写下为曹操翻案的文章，旋又写下赞美曹氏的“历史剧”《蔡文姬》。在得知毛对女皇武则天情有独钟之后，郭便马不停蹄炮制了多幕历史剧《则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对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有“扬李抑杜”的不同的评价，郭于是赶忙炮制了一本名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郭抛开从作品艺术性、思想性去评价作者的传统做法，却搬来了毛的“阶级分析法”，考证起诗人的“阶级成分”。结果“发现”杜甫是“地主”出身，证据是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证之曰：当时穷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一重”，多者两层，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么？

不知郭诗人是否想过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爷府，算什么“阶级”？

在对近现代人物的评论中，郭更是充分表现了他那少有的“墙头草”角色，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过于对鲁迅的态度了，其言语之肉麻、无耻，堪称前无古人。文艺界和爱好文学者都知道郭氏与鲁迅原属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互相谩骂攻讦了好些年，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郭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鲁迅则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 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当年投靠以“四条汉子”（周杨、夏衍、田汉、邵荃麟）为代表的中共文艺营垒之下，满以为肯定能得到共产党的欢心和鼎力相助，谁知，后来掌控中共的毛泽东看到鲁迅的影响力更大，决意捧鲁迅以笼络广大文学青年，又因为鲁迅己于1936年死去。于是毛决定“高举”鲁迅的旗帜，对鲁迅进行了一连串至高无上、不着边际、肉麻无耻的吹捧，连延安的文艺学院也以“鲁艺” 命名。这样，郭氏在这一场政治投机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决心挽回这一“失误”， 办法很简单，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鲁迅，反正鲁迅不会从地底下爬出来与他争辩了。主意打定之后，郭对鲁迅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郭语出惊人，文革中在纪念鲁迅的会上他竟然装作痛心疾首、厚颜无耻地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接下去竟然当众以鲁迅的“徒孙”自称。又把鲁迅描绘成“红卫兵”，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所没有走过的路……”其肉麻无耻的水平，堪称空前绝后了。

当然，谁都知道，他对死人鲁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给活人毛泽东看的，都是为了向毛献媚、取宠、以固其位，真可谓用心良苦的“曲线救己”了。

郭的厚颜无耻也许只有毛泽东能与之伯仲，区别只在于毛在这类无耻的表演中不脱流氓帝王的霸气、痞气。而郭体现其中的则是更多的奴气和媚骨，这就是基于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带来的差别。

就是凭着这种对毛无限忠诚和奴颜婢膝精神，郭稳稳坐了二十几年文化班头的交椅。历次运动，郭都有惊无险，都被毛高抬贵手，保护过关了。

但正如俗语所云：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终于有一天，郭感到祸亊临头了。而这个“天”正是毛泽东。鉴于此事由来较长，不得不多说几句。

事情的祸根在于对秦始皇赢政的评价，具体则是起于郭的一本历史小册子。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郭沫若等左冀文人无不在指桑骂槐谴责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给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谩骂蒋介石“专制独裁”。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以其专长写下大量“借古讽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将其于1943年至1945年间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为《十批判书》。其中第十篇叫做《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主要观点是肯定吕不韦的“人本思想”，认定“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批判秦王政企图将天下作为－已私产并“传之万世”的独夫哲学。书中还把孔子作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没有想到，此文与毛当时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一词对秦始皇的态度相左，但当时毛忙于夺取政权等军政大亊，估计无暇顾及此书。即使看过，因当时郭与毛还是“友人”、“诤友”关系，毛也对其无可如何。故这件事从未被毛提起。

然而，毛共建国毛成了毛皇以后，毛不止－次表达了对秦始皇的肯定和钟爱，（后来则直接公开声言“我就是秦始皇”，如1973年9月23日毛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讲话）。毛明确表达对秦始皇的钟爱让郭班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慌，他决心“变脸”以求自保。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书《读<随园诗话>扎记》，共77条，其中第八条为“论秦始皇”，借机表达了与自已过去完全相反的观点，在关于秦始皇“焚书”的问题上，郭居然将他原说的 “普天之下大烧其书”， 改变成秦始皇收书办公立“图书馆”；把秦为防人民反抗“收天下之兵”，说成是“铸剑为犁”。总之都意在“偃武修文”，在为人民办好事。郭出的书自然要送呈毛泽东。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对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过去如有相左之处，万望勿以为意，放我一马。毛收到后暂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来了，一些与郭班头级别接近的马屁精如翦伯赞、吳晗之流纷紛落马。郭班头一看大势不好，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辞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动向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提出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的请求，他诚恳地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期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这后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迹：我绝对没有以此发泄不满、“要挟”领导的意思。但这个呈报没有下文，大概毛未批准。

不久，当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洗耳恭听了文化部党员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在学习发言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都要洗耳恭听一个文化部副部长的报告，还要学习、发言，可见郭沫若的文化班头做得确实太窝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烧毁”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的惊人之论。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接着他作了沉痛的检讨，“文艺界上的一切歪风邪气，我不能没有责任。”表示要诚恳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师”，还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

过去，毛曾发过话过：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人要保护。不过，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还没开始，他自已就先把翦伯赞“打倒”了。对郭，毛既没有重申“保他”，也没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听了康生关于郭在人大会上提出要“烧书” 的要求及其所作检讨的汇报之后，立即命令将郭的讲话、检讨的原稿先由《光明日报》刊登，然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的报纸也转载。这虽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扫面子，算是对他的一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处理自己的检讨，郭班头感到大难临头，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账了。自此提心吊胆，过着诚惶诚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时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动“检讨”、“认罪”、兼“拍马”，不过现在他不但拍毛的马屁，而且重点拍毛夫人江青的马屁，希望以此“曲线救己”。1967年6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 举办的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郭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然而意犹未尽，又当场向毛夫人江青“献诗”一首，郭班头声情并茂朗颂曰：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囯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如此卖力表演，总的说却效果却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响应毛的号召，杀向社会，不久，就找上郭的门来了，红卫兵杀气腾腾勒令郭交待两条“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是，郭在一首与毛唱和的《满江红·领袖颂》词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红卫兵怒斥：全国人民都在高唱“东方红”，你为什么唱“东方白”？居心何其毒也！——这其实是一宗“冤案”，因为首先使用“东方白”一词的是毛泽东自己，郭不过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栁亚子的《浣溪沙》中，写下了“一唱雄鸡天下白” 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贺新郎·读史》一词的最后一句写道：“歌未竞，东方白。”然而这帮“革命小将”是不讲道理的，而郭诗人自然也不敢拿伟大领袖来为自己辩护。

第二条罪状更加离奇，说的是郭为一本当年红得发紫的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封面书名一亊，说是包藏祸心，极其恶毒，是一个巨大反革命阴谋。经过他们仔细辩认，发现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整个这五个字中红卫兵发现了十六处“反革命罪证”。 于是限令郭交待其动机、目的，以及反革命纲领、计划等等，否则“后果自负”!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态的严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沦为冤死鬼！这种欲加之罪如何能辩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难可能临头。好在周恩来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将郭秘密转移。红卫兵失去了目标，只好悻悻而去。经此劫难的郭后来专为此事填写了一阙叫做《水调歌头·海字》的词，词曰：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佥壬，古语卑鄙小人之意）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

限期交待，如敢违抗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这事件虽然荒唐，但词中两句：“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说的却是事实，非“诬”也。最后一句，活画出郭一付无耻奴才相，如果周恩来来看了可能后悔送他“入园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于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击，就更惨了，简单说就是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毛考虑再三，觉得直接拿郭本人开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让他“逍遥法外”，故釆取“曲线报复” 的办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红卫兵出面将郭的儿子用来“顶罪”。

第一个“顶罪”的是郭民英，是郭与于立群生的第三个儿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乐天赋，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随身携带一部小收音机，为的是听音乐、学音乐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学检举揭发，一些人直接上书给毛泽东说郭民英搞“特殊化”，并有里通外国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内参》上，可见“顶层”对此非常重视。郭民英受到重大压力，一气之下，放弃了音乐，去了部队，去浙江前线当了一名海军士兵。据知情者说，民英在部队表现很好，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已被接纳为预备党员。但后来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冲击，郭民英的处境急剧恶化，就在讨论他入党应否转正之际，郭民英于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杀”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队料理弟弟后事，问到其弟的死因，部队的人说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说：“我才不信呢！”但却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认“自杀”。不过可以推断，这样一个有着强烈上进心才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是决不会“自杀”的。

其时江青、康生正对郭沫若紧揪不放，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则他们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将与郭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牵扯出来，一并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击郭沫若计划的一部分。

接下来第二个牺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时世英是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农大”中有一伙受到江青操纵的反周恩来的红卫兵，他们在1968年4月9日将郭世民绑架，情势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参加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活动，世英毌亲于立群便恳请丈夫将世英被绑之事面呈周恩来，请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时参加会议，而且就坐在周恩来身旁。然而这位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可怜虫父亲，硬是将儿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内心，任凭它在内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来吐露半个字！结果在郭民英被绑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楼身亡，临死也没有松绑，身上的伤痕触目惊心。此时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杀” 的刚好一年之后。

可以想见于立群对这个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实此时周恩来仍然有一定实权，只要郭向他开口，周决不会置之不理。后来周恩来得知郭世英死讯后，亲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吊唁。又两次派人调查此案，但终因对方的后台“硬”，调查无果而终。

尽管受到如此残酷打击，付出了如此代价，毛仍然不肯完全放过郭班头。

1973年7月4日，毛在一次讲话中突然旧事从重提，说起郭班头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赞扬，对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诗一首以戏之：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虽说语近戏谑，然而君无戏言，其中暗含杀机，令人震颤。郭班头记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说：吴晗、剪伯赞“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就这么轻轻一句话，一个在文革开场时便命丧黄泉，一个在饱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后夫妻双双“自绝于人民。” 如今毛又如此说自已“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是性质相似的话语。郭得知后怎能不彻夜难眠？！

亊情还有后续，一个月后的8月5日，另一首由江青记录的名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毛诗“改定稿”送到了郭的面前：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龙魄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遵行秦制度，《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知道，按常规，只要是被毛点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陆，就在劫难逃了，轻者打入另册，重则性命不保。不过，郭旋又看到，毛在开头还称他“郭老”，似乎还恋旧情，或许看在他多年为其不遗余力歌功颂德的份上，能够对他网开一面，只是将他戏弄－番罢了。

毛没有暂时没有后续动作,郭班头提着的心总算逐渐安定下来。可没有想到，惩罚还是来了，而出面惩罚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诣歌颂的江靑女士。1974年1月25日, 中央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须全家到会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着病体到会。果然此次叫他来是充当反面角色，大会上，江青当着万余中央干部及郭的家人的面，两次点名叫郭站起来，这个年届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学生一样报到，站着听训。江青不是一般地批评他，而是当众宣读毛泽东那两首批郭的诗，外加无情的申引批判。可怜的郭班头此时无地自容，恨不能如孙行者钻入地下。事后，郭的病更严重了，住进了医院。

我们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锋，如整死刘少奇、陶铸均是如此。正如后来在审判江青时她自己所说的，她只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就咬谁。所以，后来那些将对郭沫若的迫害归咎于江青或“四人帮”的说词，完全是故意栽脏，为毛开脱。

其实，郭氏虽然人格卑污，但对毛确是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甚至到了不惜自辱人格，主动充当弄臣、小丑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个超级奴才，毛都不能容忍，仅仅因为他在二十年前写过一篇他不喜欢的文章。由此可见毛的刁钻、刻毒、阴损，堪称前无古人了。

令－般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毛面前如此奴颜婢膝、形同叭儿狗的郭沫若，当年作为“桂冠诗人”却是何等的豪情满怀，不可－世。下面引郭写于1920年的－首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切星球来吞了，

我把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何等高傲，简直气吞宇宙！看起来－个十足的“大我”，颇有毛领袖当年“我即宇宙！” 的气慨。只可惜这个文人的“大我” 碰上暴君的“大我”，立刻就变成了一只漏了气的气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儿狗。不过郭诗人当年将自己比喻成－只“狗”还是很正确的，即使是“天狗”也是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对生人、外人凶狠无比，对主人则无限忠诚，惯于摇尾乞怜。后来郭诗人的这种天性在毛领袖面前表露无遗。即使付出了两个儿子，即使本人也遭到无情的打击、羞辱，他对毛仍然忠心耿耿，无半点怨言。临死前仍然嘱其家人：“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很少犯错误。”

郭氏如何从一个气傲如山、睥睨时流的“狂士”变成毛的一个弄臣、小丑的，这确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这种巨大的角色反差是怎样形成的？内中蕴含什么妙理？笔者以为，这种“郭沫若现象”，不能简单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人的贪生怕死来解释。当然，暴政造成的恐惧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左倾分子被国民党“明杀”或“暗杀”，但他们没有屈服，仍然阻挡不了后来者前赴后继。可见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窃以为，首先是，这些人都有“把柄”操在毛之手，除了“忠于”毛，别无选择。比如，当时所有在大陆的中国人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永远跟毛走（干部和共产党员就更不用说了），都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过反蒋、反国民党、反美，后来是反“苏修”的言论或文字，铁扳钉钉。所以，只要加给他们投靠蒋介石、国民党，投靠“美帝”、“苏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对方就只能低头认罪，只能辩护其“罪行”的有无，而不能反指事情本身的对错。可怜全中国人被毛一人绑架、裹胁，全都成了“人质”，除了跟毛走、别无他法。

其二是，毛政权可怕的株连九族法。株连法在中国皇帝专制时代广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后就被废除了。可是在毛当政后得又检起了这条恶法，并加以空前的发扬光大。一旦有人陷入了毛的“敌人”的境地，其配偶离婚、子女登报声明脱离父子（母子）关系都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不如此，就将受到可怕的株连。另一方面，当事者一旦濒临绝境，知道自己无生还的希望之后，其人性本能促使他（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或尽可能减少对亲人、后代的株连。这时执掌刑律的当局便与你作交易：只要你表示认罪伏法，最好在临刑喊几声“毛万岁”，将大大减轻对你家人、后人的连累。这种交易能够不做吗？多数人是愿做的。

其三是长期愚化、奴化教育造成一般人对对毛的迷信和绝对顺从心理。也就是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所说的：被国民党杀了不要紧，被共产党杀了还要遗臭万年。这种自我奴化、愚化，与在帝皇专制时代，接到皇帝要杀头的圣旨时，还要说：“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完全一样。

除了以上三条之外，像郭沫若之流还有他的个人因素，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郭氏为名为利所累，已习惯于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出卖良心，他把一切、包括灵魂都交给毛了，已对毛已经死心塌地，己经无法回头，所以对其只能忠顺到底。综观郭之一生，青年时代不失有一种意气风发、狂放不羁的时代反叛精神；中年则转化成全力追求名利之徒，但还披着一件“浪漫”的外衣；到了晚年，名利已经到手，便将全部心力用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人格、本性的弱点，便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不顾廉耻的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谄媚取宠的丑态。

扩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映在他对其他政治人物、政治亊件毫无主见、随风倒的态度上。比如，对落难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他紧跟着“变脸”，落井下石；华国锋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他便歌颂华“英明领袖”；“四人帮”垮台后，他又跟着痛打落水狗了。总之，这时的郭已经看不出还有自己的人格，自已的是非，当权者的是非、爱璔就是他的是非、爱憎，他“唯权是拜”，“唯权是主”，谁当权、谁就是他的“主子”、“ 恩公”。正由于郭对权力绝对顺从的奴才相，所以各个时期的当权者也就对他网开一面，让这个郭班头得以寿终正寝。

记得齐白石曾画过一个不倒翁，并配诗一首，诗曰：

“乌纱白帽俨然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忽然将汝来打破，

通身何处有心肝。”

这可能是郭某人最好的写照了。然而你很难相信，正是这个郭沫若却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虚伪与做作”。 看来郭班头太“谦虛”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他其实早就可以获得一顶“虚伪与做作大师”的桂冠。谓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后期的几首“佳作”：

其一曰《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十周年》（1976年5月16日作，这时毛尚在）；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勤织锦，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

地动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可惜就在当年的9月9日，“挥巨手” 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为毛哭喪的行列，刚好《诗刋》向其约稿，郭于是立即写下题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诗刊的编辑展稿一看，赫然映入眼帘的第一首第一句是：“伟哉领袖比爷亲”。 编辑们的眼睛瞪大了，一时不知所措，他们知道，郭比毛还大一岁，现在居然叫毛为“爷”， 虽然他自愿当孙子，但公开发表 合适吗？……终于编辑们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只刊发其第二首，将这“比爷亲”退了回去。真得感谢《诗刊》的编辑们为中国人避免了一次令全民“蒙羞” 的“事件” 。（后来郭“从善如流”， 将这句改为“伟哉领袖万民亲”，将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又不到一月，“四人帮”垮台，江青等毛的嫡传被捕。善于“观风”“变色”的郭班头立即写下又一首“水调歌头”， 不过，其主旨和立意与五个月前那首完全相反：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你看，他当年衷心赞美的江青，不但变成了“白骨精”， 还“廹害红太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郭的追悼会上，为其致悼词、盛赞郭班头一生丰功伟绩的，正是被他骂作“螳臂挡车”的“走资派”邓小平！而且邓大人不久又取代华国锋登上了中国“一把手”的宝座，可惜这时郭班头已经入住八宝山，不然肯定又有更加精彩的“颂邓”佳作供我们欣赏，真遗憾！



附五、 自然科学家的不同命运

毛泽东集残暴、毒辣、阴险、狡诈、虚伪，可谓“五毒”俱全，但却决不昏瞶，甚至堪称精明之至。他的一切言行举止、政策、制度，都服从于他的政治利益和长远目标，当危及他的根本利益时，他可以将他的“马列主义”如弃敝履，做出惊人的抉择，如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当遇到苏联核打击的威胁时，美国趁机为他解了围，并对他摇起了橄榄枝，于是毛毫不犹豫地决定对美“友好”，实行“联美抗苏”的重大战略转变。对一个互相斗争、咒骂了几十年的“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可以一下子友好起来，一时间互相访问、互签协议、发表声明、打得火热，临末还与被赶下台的尼克松情深意长，依依不舍；却将一个原来同属“共产主义”阵营，还是中共长期以来依赖的“老子党”、“老大哥”苏联，当作了势不两立的头号敌人。何哉？就是因为事情关系到了他的统治能否继续、他的国家能否生存的大问题，这时他过去高举的什么“主义”、旗帜也就变得一文不值，在转眼之间将外交政策罗盘旋转了180度。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也知变通。总的来说，毛对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但这主要是针对那些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的，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对他的统治、他的国家 “有害无益”； 而对于科技知识分子，因为需要他们来为自己发展军事科技、军事工业贡献力量，为其称霸世界服务，所以一般地在政治上采取网开一面的政策，生活上给他们远高于一般干部、一般知识分子的待遇，让他们忠诚地、安心地为“政治服务”，为他的政权服务。因此，不论在反右运动或后来的文革，他都特别制定了“保护科学家”的规定。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特别下发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内中规定：“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待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自然科学家中得到特别保护的则是核科学家和核技术人员。在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归属二机部（核工业部）的各个核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得到中央的“特批”照顾，粮食部、商业部、海军和各大军区、总后勤部以及核基地所在的甘肃、青海省，都调运了大批肉类、黄豆、鱼、海味、蛋黄、油、粮等专门供应这些基地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这正是毛的高明之处：饿死几千万无辜子民他可以毫不在乎，但对于其统治至关重要的各类宝贝，他却是十分慷慨大度，绝对不会亏待。正是如此，毛共赢得了这些科学家的忠心。这也是毛共政权屡屡危而不倒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对所有自然科学家都是那么“友好”，也不说明毛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真的就有一种天生的“好感”。毛在学生时代就讨厌自然科学，当年毛还要求他在读的学校将自然科学从学生必修课中“除去”。由此可见他对自然科学的厌恶，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感，他后来提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主要就是针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而说的，这也无形中表露了他对科技知识分子的仇视和忌恨。毛对科技知识分子的优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政治上必须拥护他和共产党，必须绝对忠诚。民主党派中有不少科技领域的出色专家，但因为参加了中共以外的政治团体，便被毛从“受保护的自然科学家”的名单中剔除了，在反右中毫不犹豫地被打成右派分子，归入“专政”行列。

那么，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在某些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是否就一定是毛保护、优待的对象呢？也不一定，那主要看其在工作中是否对共产党百依百顺，否则也难逃受压制、歧视的命运，钱三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钱三强是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是毛共最急切需要的人才，又是共产党员，因此钱被任命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是毛共核武工业的领导者和奠基者之一。

按道理，这样的人物，应在毛的政策特别保护之列。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1957年整风时，钱氏正在苏联考察，准备回来建立中国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其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奉命去征求钱对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意见。作为中国核工业开创者又是共产党员的钱三强，当然没有多加考虑，直言直语坦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哪知，就是这种党员对党的领导通过正常渠道发表的一些完全善意的意见建议，在后来的反右中也被说成是反党言论，有关领导要将其划为右派。只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核工业才刚刚起步，离不开钱氏这样的中流砥柱，经毛和周恩来亲自决策，暂时没有将钱戴上右派帽子。不过，这笔“账” 己经记在毛的心里了。

1962年春，在广州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要给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其时毛因大跃进的惨败宣布退居“二线”，周、陈才有此举），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参加会议的钱三强非常高兴，回去传达并联系本单位情况发表了些类似意见。谁知周、陈的说法很快被毛否定，于是钱三强也再次受到批判、斗争。只是毛考虑到上面同样的原因，才没有给钱进一步处分。但在单位已被列为“另类”受到监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弹成功，北京和全国都在举行庆祝集会游行，直接参加原子弹研制的原子能研究所和二机部，更是隆重庆功授奖。谁知，就在庆功会召开的前几个小时，有关领导通知钱三強立即启程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所有庆祝授奖与钱三強无关。

为中共的原子弹事业倾注了几十年心血、功勋卓著的著名核科学家，从此离开他的本行，到农村生产队去帮清算收支帐目去了。

钱三强的遭遇尚且如此，就不用说一般科技人员了。

由此可见，毛始终把“政治态度”列为对科学家的第一考察内容，而所谓对科学家的保护，实际上只是在保护他心爱的“工具”，工具用坏了，或者有新的工具替代了，旧的也就丢进垃圾堆去了。钱三强最后被打入“冷宫”，主要就是因为新的核科技人才培养出来了。

还好，钱三強还没有被发配北大荒或投进秦城监狱。

下面几个科学家的故事，也许是毛的科技知识分子政策更好的诠释。

第一个故事主人公叫束星北。

束星北，一位名符其实的科学天才，上世纪二十年代求学于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师从多位世界级名师，专攻物理学。1928年，年仅22岁的束拿着自己两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助手。后爱的科研受阻，便介绍束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大师惠特克、爱丁顿门下，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推导。1931年8月，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世界另一名师斯特洛罗克。也是这一年，束星北被竺可桢任校长的浙江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时年25岁，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青年科学家。1937年，世界物理科学大师玻尔访问中国，对束星北表示了高度赞赏。束还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的美籍华人李政道、吴健雄的老师。内行人推测，束如果不回国留在国外深造，完全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束星北回国头一二十年还是很风光的。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可证，就是束星北曾当面责难过蒋介石。

像很多杰出人物一样，束星北也具有高傲自负、愤世忌俗、不守陈规、不修边幅的性格。束从国外回来不久，就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物理教官。1932年的某天，蒋介石到学校视察，被蒋接见的军官中就包括束星北。当时“一·二八”抗战发生不久，全国抗战呼声高涨。在接见中，束当着蒋的面，直陈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命令对日本进行战斗，是值得赞扬的民族壮举；而国民党后来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明确表示了对政府的不满。这使得蒋介石很尴尬，但他并未责斥这个年轻人的不敬，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束星北有个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她日后告诉束：蒋回到总统府，还提起这件事。束认为蒋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毛共建国后，搞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束星北被分配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一次山大物理系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了带校徽，被门岗拦住，眼看上课时间已到，周解释几句便往里闯，不料被门岗用上了刺刀的枪挡往外顶，把周的衣服也刺破了。周受到侮辱气愤不过上吊自杀，虽然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但已落下后遗症。束星北知道此事后独闯校党委，强烈要求校党委向周教授道歉，领导却不肯。于是双方僵持着，束忽然愤怒地向围观的人群大喊：“法西斯，民主死了！”只因这一句，束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市公安局、省公安厅都来人干预，要抓现行反革命。只因当时的校长华岗一力顶住，束才得以免难。

“三反”运动中，著名数学家，有“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之称的苏步青教授，被人诬告贪污。苏步青企图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束星北得知此事，怒不可遏闯进校“运动办”，揪住主管人员一拳挥去，一边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对方被打得鼻血直流。

于是束星北“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组织批斗。

从上面的几件事情看来，束星北的思想作风还停留在国民党时代，他还习惯于维护教授尊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在那时都算是正常的、维护正义之举。可是，书生气十足的束星北搞错了，这时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了，束星北早已上了校党委要铲除的黑名单，迟早在劫难逃。

终于，报复的机会来了。声称不过问政治的束星北，被政治找上门来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大概因为束曾当过国民党陆军学校教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可是，这时的束星北仍然未清醒过来，他的行为与闻一多、李公仆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对付国民党差不多，校方要他进行坦白交待，他置之不理。他还在自家门口写上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条”。抄家人员看到一把撕了踩在地下，冲进束家中，束星北则手拿着《宪法》摇晃着大声抗议。抄家人员感到既可笑又可恨，这个反革命、臭知识分子还真有点“不知秦汉、无论晋魏”的味道！他们想教训的就是这种人，于是抄家人员加倍地疯狂，翻箱倒柜，终于获取了他的反革命罪证：束自己组装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私通敌台”的罪名成立了。

原来这束星北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心想用自己的知识报国，他自动做起了国防武器的研究，在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制方面下了功夫，制成了我国第一部雷达探测器。在学校撤退转移到贵州后，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武器作坊，用土法制造大量手榴弹、子弹供抗日军民之用。

毛共建国后，束重回讲台，搞武器研究是不可能了，但在业余时间弄个半导体收音机，对他来说只算自娱自乐罢了。谁知，现在却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其实，当局已下定决心要“熔化”他这块“反共分子”顽铁，即使抄不出罪证，他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也“铁扳钉钉”。

结果是，1956年束被山大肃反领导小组打成“反革命”。束据理力争，决不屈服。他四处呼吁，向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不断写信申诉，同时准备以全家集体自杀的方式“讨还公道”。束星北的情况被原浙江大学校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得知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叫当时的副总理兼中国科协主席陈毅亲自处理此事。陈毅专门为束星北召开了两次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全国科学权威被请来参加“同行评议”。鉴于束星北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学界名人的一致“请求”，陈毅决定放束星北一马、令山东大学党委取消了他的“反革命”定论，恢复名誉。

束星北侥幸地、好不容易刚刚过了“肃反”关，可在第二年毛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便再也无法“逍遥法外”了。1957年，束星北被打成“极右分子”，取消了原有一切待遇，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可是束星北有7个子女，妻子没有工作，全家一下子陷入绝境。当局当然不管这些，他们要的就是束星北这个狂妄的“反革命分子”陷入地狱的下场！高兴的就是看到这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块“顽铁”被革命烈火溶化成一滩烂泥的惨状。这时不管竺可桢、周培源、或陈毅、周恩来都救不了束星北了，山东大学党委终于报了束星北“忤上”之仇。

不但端掉了束的饭碗，当权者还决定进一步给他狠狠一击，1958年，当局又以“反革命罪”判处束三年管制，编入劳改大队去修水利。

这一次是真正的九死一生了。但束星北终于挺了过来，也许是对亲人的挂念，也许是他未竟的事业，他不想就这样死去。不过原来的束星北真的“死去”了，在严酷的“改造”环境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高傲地死去，或屈辱地活着。这时朿星北仿佛看到了啼饥号寒的儿女，凄苦无助的妻子……他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从此，活着的束星北完全变了，逐渐变成了逆来顺受、领导说一不敢言二的顺民，变成了一个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囚徒，当年那个趾高气扬、宁折不弯、傲骨峋嶙的名教授束星北已经不见踪影，“死”去 了，只剩下了囚徒、劳改犯束星北。这也可算山东大学反右派运动的伟大成绩之－吧。

根据毛泽东“右派是终身制”的指示，从劳改队归来的束星北被开除了“学籍”，被送去青岛医学院继续改造，具体工作是清扫厕所。

这份工作（当时右派分子分配到新“单位”，或留在原单位的，大都从事这类工作）虽然低贱，被人鄙视，但是比在劳改队修水利要轻松一些。已经被共产党制服的束星北，虽然外形已与贩夫走卒、甚至乞丐无异，但脑细胞还没有“死亡”，脑子还管用，于是，他又提出了两大要求：一是对青岛乃至山东全省医院的抽水马桶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水箱常坏、大便冲不掉、用水又多的难题。这个本来属于他的“本职工作范围”，自然会被领导“批准”；另外一个要求就有点异想天开了，当他获知当时中国正在全力研制核武器时，他想以自己拥有的知识参加核武器的研制，还说可以叫他在国外的三个学生回国效劳。这时的束星北，确是想以此“立功赎罪”。但在“领导”的眼中，这不但是梦呓，还被怀疑另有“阴谋”。他的“报告”自然被丢进字纸篓去了。

不久，报纸广播中公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举国都在欢庆，而束星北却躲在自己的屋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为什么呢？因为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他立功赎罪的希望破灭了，共产党不要他为国家服务了，他那尚未丢弃的专业知识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回，得知束星北躲在暗处悲嚎的官方人士却高兴了，他们不仅幸灾乐祸，还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找到束星北告诉他：一个臭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当年要你为人民服务，你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得老高了；如今你想要服务都不要你了，诺大个中国，难道离了你束星北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搞不成原子弹？共产党离了你就坐不稳天下？现在想来立功赎罪？晚了！共产党偏不要你！

山大官方的这种态度既是完全真实的，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下面几个干部的想法，而且也是共产党的想法、毛的想法。陈毅副总理得知后也说了：共产党不欠你束星北什么！共产党对得起你束星北了，你束星北有今天，完全是自作自受！

看真是自作自受。什么报效国家、什么立功赎罪，回到人民队伍，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束星北也不幻想了，还是去清扫好厕所，搞好“抽水马桶改造”吧。从此后，束真的一心扑在马桶改造上，文革中，由于他已是“死老虎”，不是打击重点，他就老老实实、积极地搞他的厕所清扫和马桶改造工作。据说，那些年他走遍了山东各地的大中型医院，维修改造了所有医院的抽水马桶，还附带帮助修理了一些医疗设备。

如果没有后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束星北也许这辈子就以“厕所清扫工”、“抽水马桶维修工”终老归土了。也许是命不该绝，老天可怜他的知识、才华，还让他发挥一点余热为国家服务，为共产党作贡献，于是命运给他安排了一场戏剧性的转折。

1972年，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应邀回国访问，受到毛、周等领导人的接见。交谈中周恩来提出，希望李能为中国帮助解决教育人才“断层”问题，介绍一些海外人士来华讲学。这反映出在受到苏联的核威胁后，毛、周等意识到科技落后可能招致挨打的可怕后果，因此再度引起对科技人才的重视。

听到周恩来的话，李政道毫不迟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得不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就是。”李并借机提出要见老师。周恩来已记不起束星北的名字，有关人员只好以事先没有安排为由，婉转拒绝了李政道的要求。其实要找到束星北并不难，只是，当年的名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恩师已经沦为厕所清洁工，以束现在这种身份和形象怎么去见尊贵的外宾？这有损中共的国家形象啊。

李政道走后，有关当局立即奉命查找束星北，并将束的情况上报。束立即被请回了山东大学，重执教鞭，束的命运在晚年又奇迹般地改变了。

由于李政道的关系，束星北在1974年被破例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束又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的研究。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举办了海洋学培训班，选拔全国各地一流的海洋人才苗子来进修培训。

重获“新生”的束星北，知道感恩图报，也知道时间的珍贵，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他争分夺秒地为学生讲课和从事科研。因为病，只好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工作。

表面地看，这位科学天才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他依然思维活跃，逻辑严密，语言清晰。只是家人发现，他常常半夜里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在桌上伏案疾书，写完便又去睡觉。起初，家人都以为他是灵感突现，立即起来记下思维中的闪光片断，所以都不在意，更不去察看他写的是什么。可是，这种情况多了，而且他晚上写的东西，只是放在抽屉内，并不拿去研究所。这便使家人产生怀疑。更加他每晚半夜突起、突睡，仿佛梦游一般，家人便躭心他患了夜游症，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从抽屉内拿出他写的稿纸来看，哪知不看则已，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写的都是检讨、认罪书和自我批判之类的文字。

据医学上的说法，束星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大凡在某种特殊残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过来的人，常常会在梦中重现当年的情景，被恶梦惊扰；或习惯性地重复当年的一些动作习惯。这种情况发展得严重，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一、二十年的残酷肉体和精神折磨，居然使束星北成了“双面人”，不亦悲乎！

束星北晚年重出之后写下了生命中光彩一笔的，是1979年中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的最佳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来承担这一绝密的任务，经人推荐这一任务落到了束星北头上。束凭着海洋研究所的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一支笔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专项经费，还争取了时间。行内人知道后，不由得惊叹：天才终究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病逝。走完了他多灾多难的人生。

从束星北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极权、独裁政权对科学天才是如何进行无情摧残、扼杀的，也看到了在高压下一个科学家人格如何被扭曲，还看到了一个单独的个人在面对一个强大的恐怖的国家机器时是如何地无奈，无能为力，如何地可悲！

但是，最为重要的、最令人痛心的是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极权统治，依仗他的暴力万能论，不惜扼杀任何天才、消灭任何中华民族精英！束星北的遭遇不过是千千万万类似的被摧残者中的一个，是九牛一毛。而他在晚年的奇迹般的命运转折，是一般人所不可能遇到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束星北比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幸运，更不用说去比较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千千万万的冤魂了。

下面，再简略述说两位著名水利专家的故事，这故事应为“一组”，即两个个体的复合，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各自的形象完全不同、命运也各异。

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赴美留学，攻修水利工程，获硕士、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甘肃省水利局长，东北水利局总顾问。1953年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黄万里乃我国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之子，就是那个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周期率”问题、在中共建国后曾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的大公子。

张光斗，1912年生，江苏常熟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赴美留学，习水利工程，先后获得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硕士。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中共建国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这两位年龄、学历、经历基本相同，后又同为清华大学水利教授的高级水利专家，后来却书写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两位的分歧产生于修建黄河三峡门水利大坝上。

黄河是条多泥沙的河流，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这就决定了用建大坝拦水蓄沙，是一条错误的治黄思路，上古时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已经提供了这方面重要的经验教训。

可是建国后不久，好大喜功，自以为战无不胜、“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却产生了与人们的经验和常识相反的想法，那就是想用“蓄水拦沙”建大坝的办法，使黄河变害为利，实现“黄河清”。

最初提出这一思路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1952年毛到郑州视察时，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在旁陪同的王化云就提出：“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的黄河还是条害河……我产生了一个思想，叫‘蓄水拦沙’，用大坝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王的所谓兴利，就是除水利灌溉外，用大坝发电。

毛一听正合已意。不过他的想法不止于所谓的除害兴利上，他想到的主要是千古流传下来的一句谚语：“圣人出、黄河清”。毛自忖：自己已经统一了中国，建成了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一集权的“帝国”，难道还不算“圣人”吗？既如此，我何不再干件大事，让黄河变“清”，岂不又是震古烁今的一大奇迹、流芳千古的美谈？

毛的这个想法不便自己说出，却由当时的副总理邓子恢在195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清楚地说了出来：“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很明显，毛已把他的意图传示给了他的大臣，他们深深懂得了三门峡工程的重大意义，首先是在政治方面的，就是实现“黄河清”，以此来证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和辉煌，证明毛泽东就是几千年以来人民所盼望的“圣人”。这个目标一经毛的脑海形成，其他一切目标都降到次要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技术方面，当然要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服务——按照毛泽东已经自我膨胀起来的想法，他认为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人能阻止他前进的步伐。一贯鄙视知识分子、鄙视技术的毛，认定他的人海战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定胜天”就是毛当时的名言。可以说，三门峡水库就是毛后来发起“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为了表示决策的民主、科学，也为了动员技术力量为其既定的目标服务，毛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以及国内主要水利专家来参加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和规划设计，黄万里、张光斗均在被邀之列。

当时，人们已经深知中共“先决策、后论证”的建设方式，特别是伟大领袖提出或拍板的事，实际上是不容讨论的。所以，参加工程讨论和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人敢对毛钦定的这一工程说“不”字。可是这时偏偏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站出来说“不”了，那就是黄万里，还有一个叫温善章的技术员。

黄万里明确反对建设大坝，他指出：三门峡大坝建成以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没大片土地良田；同时，“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黄万里相反，聪明的张光斗和绝大多数与会者－道，积极支持建设三门峡大坝。

黄万里舌战群“儒”，据理力争。所有的中国专家、苏联专家都无法“战胜”黄万里。但是，工程依然顺利得到通过，而且，中共开动了它的所有宣传机器为三门峡工程造势、唱赞歌。黄万里的反对声音根本无法听到，早被铺天盖地的赞美之声淹没了。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团根本没有耐心倾听反面意见，他们不会为一两个反对者而放弃“伟大”的宏图梦想，黄万里只能是被围攻、压制、最后是对其不予理睬。为了使方案在技术上获得苏联专家的通过，工程的组织领导者不惜指示有关人员采取篡改、伪造重要数据的办法，如黄河每年的泥沙量为1.6亿吨，而向苏联专家提供的资料被改为1.3亿吨，并且保证在黄河上游采取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使黄河的泥沙含量每年减少3％，二十年后，泥沙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就这样，三门峡的大坝和水电站设计方案获得顺利通过。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正式动工兴建。

毛泽东对上述一切虽然不直接参与，但他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毛没有忘记对工程讨论中的有功之臣的奖励和“害群之马”的惩罚。张光斗被任命为工程技术负责人。在此前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59年9月，毛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张带领学生在那里实习，毛亲自召见张光斗，听取张有关教育改革的汇报。张在汇报中盛赞毛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以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设计为例，说明这条路线的伟大、正确。毛听了十分高兴。从此，张光斗成了贯彻执行毛的教育路线的标兵，全国水利学界最高技术“权威”和“泰斗”，成了红得发紫的红色专家……

黄万里则相反，由于拂了“皇上”的“逆麟”，很快就被归入“另类”。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因其写了一篇小散文《花丛小语》，批评北京马路建设中的挖了填，填了挖的无序现象，还对毛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谈了点自已的看法。这本来只是一般性质的“小意见”，谁知被深知毛皇“圣意”的小人，将其上纲上线密报到毛的案头，毛一看是有“前科”的黄万里（他还有个令人讨厌的父亲黄炎培），本来就发愁没有合适的罪名整治这个狂妄的“刁民”，如今有了这个材料，那就名正言顺了。于是，黄立即被毛“钦点”为右派分子。

学校的党组织知道黄万里成了“钦犯”了，在处理时也迎合“圣意”，将黄万里发配去三门峡大坝工地劳动改造，那意思谁都明白：你当年反对大坝上马，今天就叫你亲自来为大坝建设扛石挑土，而且是强迫劳动！这就是对你敢于与伟大领袖唱反调的惩罚！

毛得知对黄的这个惩罚，大概“甚慰朕心”了。

可是，当学校领导自鸣得意把对处分向黄万里宣布时，黄并未有激烈表现，只是平静地说：

“伽利略被投进了监狱，但是地球照样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的预言很快就为事实所证实了：科学是不容戏弄的！很快，三门峡水库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大坝1961年建成，1962年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蓄水一年半后，1·5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至潼关的河道中，河床升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水位大幅上升，造成渭河堤岸崩塌，山体塌方，河水被偃塞了二分之一，酿成人为水灾（因缺乏资料，伤亡和损失情况不详）。中国最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一的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盐碱化，30多万水库移民无法在新迁移地安家，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渭河水位的持续上升威胁到西北中心城市西安的安全。

问题还不止此。由于高坝只能当低坝使用，防洪目标无法达到，发电能力则只为设计的五分之一。此外，水库还毁灭了一批中华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黄河航运也被迫中断。

据说毛听到这些汇报以后，曾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给炸掉！”

后来采取的补救办法是捞沙清淤，并两次改建大垻，据最后保守的估计，新投入的费用已经超过原来三门峡工程的总投入。而这时正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的岁月。

这就是毛为了实现他的“黄河清、圣人出”梦想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这种代价对毛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何况这点损失？而且主要是经济损失，不足挂齿。毛最担心的是由于经济建设上的失败，影响到他个人的威望，影响人们对他的无限崇拜、无限迷信。所以，三门峡电站建设的情况、效益，也成了高度机密，报纸、电台对此缄口不言了，人民群众对它的真相一无所知，久之便淡忘了，仿佛中国从来没有过这项“伟大工程”。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但作为当年极力怂恿工程上马，并担任工程技术总责任人的张光斗来说，不但未被追究责任，反而地位、荣誉都节节攀升，笼罩他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讯》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等等、等等。1994年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兼一个“反邪教（实为反法轮功）协会”荣誉理事的头衔。得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青睐、宠信……

其实，想一想，张“泰斗”的现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伟大领袖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国家损失数以千亿计，他却安然无恙；文革中将国家弄到瘫痪崩溃，他的个人威望却如日中天，达到了顶峰。张泰斗只搞砸了一个三门峡，登上个人荣誉的顶峰有什么奇怪呢？关键是他紧跟伟大领袖，按毛的意图行事，毛不败，他当然也立于不败之地……

可黄万里就惨了。本来，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也就证明了黄万里当年的意见正确，按道理应该给予这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犯颜直谏之士以褒奖，起码原来受到的处分应该撤销了。可谁知黄的右派帽子仍然牢牢地戴着，而且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了。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55号文件之后，全国的右派陆续“改正”，可黄万里的“帽子”依然如故，当局大概想将他作为“正宗”右派保留进博物馆。拖了几年，后来在各方的奔走抗议之下，才不得不将他“改正”了，黄万里成了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改正”的右派。可当局依然留了一手，不恢复他的授课权，直到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才给予黄授课权，这时黄万里已87岁，又患癌症，毛的接班人估计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可能再掀起反政府决策的风浪了，所以，最后表示一下“皇恩浩荡”。

毛的“接班人”继承了毛的遗志，对黄万里百般警惕、压制。1982年，邓小平给长期争论不休的长江三峡水电站的修建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建设计划。这时，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却不改其“右派本性”，站出来对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这一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黄“右派”的这种顽固不化的跟政府对着干的狠劲，使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再次对他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重新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但是，黄又说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找不到惩罚的借口。决策者无法，拖到1986年，只得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决定对长江三峡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研究由水利部主持，邀请两院院士张光斗为特别顾问，黄万里则被排除在外。当局这种做法不仅是害怕黄万里又来“捣乱”，更重要的是对黄的一种“报复”：你不是说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吗？我们现在依了你。可是，偏不要你参加！

果然，论证的结果是“完全可行。”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聘请张光斗为审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之后又请张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总负责人，又由国务院从总理基金中拿钱对张泰斗等人在三峡工程决策论证中的“特殊贡献”予以特殊奖励。

被“冷冻”的黄万里这时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发言权，不过他仍然要顽强地表示意见，为何如此顽固不化呢？早在三门峡大坝工地劳改时，他就在劳动之余，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结，黄万里又一次冒着“逆龙鳞”的风险，对三峡工程提出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建议。可是，他写的文章国内没有哪家报刊敢发表，他只好投去他求学过的美国，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刊登他的文章。同时，他还三次给中国最高领导人写信，指出三峡工程潜在的巨大隐患，但三次都如泥牛入海。

重登教坛后，黄万里公开批评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的专家“竟然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变清，下游真会一下子就会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

看来黄万里真是个“死不改悔”的右派了，几十年过去了，他所批评、指责的那些“奴颜地”“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和“爱护自己的饭碗”的人，一个个青云直上，爬上了高官显爵，锦衣玉食，而且权势炙手可热。而他这个坚持讲真话、为子孙万代负责的书呆子，却换来了二十几年的被专政和“贱民”生涯，还株连家人和亲友。好不容易活到了解除贱民身份，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还要拿起笔继续为真理、为后代而战。看来他并没有接受三十多年来的教训，还对中国的现实视而不见，去继续谴责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奴颜婢膝地讨好“党和政府”的专家们。可是人家正在庆幸自己正确的人生选择呢。

聪明人早就看清楚了：在中国，不需要有人为真理而战，中国不需要伽利略，也不需要岳飞，它只需要听话、会揣摸领导意图的“秦桧”。为毛所推崇的中国古代“法家”就有明示 ：“尊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罪；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张光斗大师在学习水利技术的同时，可能也学了点政治学，特别是法家和马列主义，所以认定了“尊主令而行之”，虽过犹功，何惧之有？反之黄万里先生则死尊孔孟之道“舍生取义”的教导，可能还记着“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格言，所以，就“非主令而行之”了。按理，这样做“罪死”——要杀头的，好在黄先生不带兵，也不当官，造成的影响不会很大，所以，如今的“法家”宽大为怀，只给他当一辈子“贱民”的处分，应该是够仁慈的了。

当然，黄万里先生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些道理是不能不懂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传统“士人”的信条之一，亦其难能可贵之处。可也是其可悲之处——更是中国的可悲处。

黄万里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指出了长江三峡工程的隐患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对于如笔者一类水利外行来说，难以判断其所言的是与非。只是从民族和后人的利益考虑，但愿其言之不中，或者问题仍有可挽回之处。那就是国人之幸、也是黄万里先生之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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