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许多国内白领、小资一族被迫“降级消费”的抱怨和哀叹，颇多同情和感触。有篇文章谈到，三年前的2015年，还在憧憬中产阶级的愿景，而2018年的今天，已经思索怀疑，在中国，中产阶级是否是个伪命题。
“三年前的北京，还满地都是钱，每个咖啡馆里都有数十亿的生意在谈，应届生做个公众号都能拿几百万融资，业内精英被投资人追着给钱求着创业，大公司里苦熬六年月薪一万的小白领，转头年薪30万就被挖走了，新来的年轻人每年跳一个槽就涨三成薪水，……你的未来不是梦。”
“今天群里天天都是让人后背发凉的财经政治新闻，个个都喊着移民，……想想也没两年光景，竟然恍若隔世，船真沉的那天，只希望乐队还能坚持演奏。”
“没错，这就是2015年和2018年的区别，昨天和今天的区别。”
读完文章的第一个反应是：2015年？著名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案，不就发生在2015年吗！
三年来，“中产阶级的愿景”节节败退，几乎成了明日黄花：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就业的压力、金融的风险、税收的无度以及频繁的洗脑学习，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焦躁无望起来；而同一个平行的三年里，王全璋律师被强迫失踪一千天以上，亲属和无数关心他情况的人内心煎熬着，度日如年。
我并非指责那些白领、小资对于同时期同城发生的“政治事件”情感麻木，非要等权贵势力动到了他们的奶酪才感觉到切肤之痛，而是要指出，其实当初发生那样雷厉风行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正是和白领、小资们的自身得失和根本利益有着高度相关性高度预警性的，一开始就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麻木。
百年世事，殷鉴不远。“胡风事件”和“公私合营”那两场大张旗鼓的运动，都发生在共产党建国不久的50年代初期至中期。当时看来两件事似乎毫不相干，单从私营资本家的角度，会理所当然认为，“胡风事件”是政治斗争，充其量是共产党内部对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文化、文艺思想的批判讨伐，即使把胡风等人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关押起来，与社会上的经济秩序和生产活动以及资本家们的私人生活毕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毫无疑问，两件事有着共同的政策纲要和路线方向的背景，属于共产党毛泽东同时展开的硬的两手。魔鬼的左手和魔鬼的右手实际上是同一只手。
同样的，2015年或者更早的年代，打压控制媒体、整肃抓捕异议人士这样的事件逐步升级，那就释放了一个明确强烈的信号，政策纲要和路线方向的信号，预示着改革开放的停顿和倒退，预示着市场经济的压缩和变质，预示着中产阶级概念的消亡――对不起，它仅仅可能是概念上的存在。
所以，2015年和2018年，昨天和今天，本质上没有区别。毋宁说，在中国，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2015年已经是了，或者甚至从来都是。
当王全璋陷于无边的牢狱黑暗的时候，社会上憧憬着岁月静好的人们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自由，哪怕是一点点青蛙煮水式地被剥夺的。可怕的是，展望最近的将来，此种公然天然全然的剥夺是不存在任何底线的，不管你最后会痛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忍受。
让我借用一本得奖的科幻小说里定义的“中层空间”：现实世界内，白领、小资们，说得不好听点，是稍许体面地生存在“中层空间”里的贱民。
我还想起了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论述“三座大山”的革命教条。睁大眼睛看看今日之党国，它作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是不言而喻的；而皇帝黄袍加身后，全套的封建主义正在复辟也是有目共睹的；然后，通过诸如南海岛礁军事化和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向外大输出大撒币，它的帝国主义战略也在崛起成型――历史的辩证法何其辛辣何其诡异：一个曾经口口声声号召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的政党，花费了大半个世纪，一条道一根筋走到了“事物的反面”，自己最终修炼成了“三座大山”的正果。
运用“阶级分析”的逻辑来看某一阶层的处境：一个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于一身的专制政权正“如日中天”、横行霸道，国家走向了民众的反面，那么，匍匐在它脚下暂时处于“中层空间”的贱民，他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对于成为中产阶级的种种向往种种奋斗，很可能只是徒劳的挣扎，因为脱离社会存在的空想永远只是空想。曾几何时，中东和美洲一些国家那一阶层的人也怀揣同样美好的向往，并感觉与目标无限接近，而今却几乎全数遭受贫困潦倒的威胁。
更深里去想：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资本主义”范畴的，它隐含了个体和全体应分享的权利意识，提倡自由、公正和独立等理念，那都是“邪路”上的敌对思维，从根本上不见容于当下竭力鼓吹“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的“新时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从何奢谈中产阶级！
一句话：中国梦容不下中产阶级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