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中妓女问题的客观存在，是一个颇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近期在动态网上看到一篇谈论妓女问题的文章，文中对当今社会存在的妓女问题作了某些分析，认为妓女的存在是“社会腐败所致”，是一种“罪过”和“犯罪”。笔者认为，文中的这些论述当然是不矠的，但总觉得意有未尽，不够完善，一些问题也值得人们深入探讨。以下是笔者对此问题提出的某些看法，愿以此与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们作交流探讨。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妓女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延续至今，可谓历史攸久。事实说明，无论 古今中外，妓女的存在都是从未间断过的。
据史料记载，在国外，古巴比伦时就有“圣娼”，类似的在古印度也有“佛脱之娼”。 而在古希腊，妓女在很长时间里是同神圣亊件联系在一起的，参与对神膜拜的妓女则受到人们像对待女神一样尊敬。据说伟大的苏格拉底先生即使在狂热的演讲中，也会时常中断演讲大老远跑去看一个妓女的谜人风姿。
在中国，传说在殷商时代就有妓女，一个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的亊情即有出现；但那时候的这种女人不称“妓女”，而是称作“巫女”，因为她们为的是宗教目的。史书上说到齐桓公时期，管仲设置了一个官方机构，呌“女闾”，一个“女闾”中有一位宫女可供二十五户男子消遣，但是要收费的，这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来源之一，可见在中国古代，妓女应是合法的。
在其后的历史发展演化中，妓女中不但有官妓，也出现了私妓和家妓。在妓女聚集的场所，人们常把它称之为靑楼；在官妓或青楼的红颜中，往往有许多才貌俱佳的美女，有的甚至有较髙的文化素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的女子多是陪人娱乐，喝酒，陪人上床者是不多见的。由于一些妓女有较髙的文学艺术修养，难怪古代许多文人雅士乃至大臣、甚至皇上，都有倾情于妓女的。中国古代出现过的许多名妓，像苏小小、薛涛、李师师、梁红玉、陈园园、柳如是、李香君——乃至近代以来的赛金花、小凤仙——等等之类的，她们中的一些人有的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有的因风流韵亊成了民间喜欢的爱情故亊。尤以江淮地区，自古名妓多，是妓女最多的地方。
进入民国时代以后，中国妓女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公娼与私娼众多，可说是民国社会病态的表现。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曾对世界八大城市的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过调查，结果发现，以中国的上海、北京为最髙。有资料显示，早在“五四”之前，仅北京就有公娼约4000人，私娼约7000人。难怪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陈独秀先生那时也曾迷恋过嫖娼之事呢！
到上世纪的20至40年代，有的地方曾实行过禁娼，结果私娼更为增多。在一些开放娼禁的地方，除公娼、私娼都普遍增多以外，由于妇女的就业难，或者即使在业，往往因工资低下难以维持生计，出现变相卖淫和以卖淫为副业的妇女也不少。在农村，由于连年灾荒，许多人家陷入困境，许多农妇被迫走上卖淫之路。据《申报年鉴》等的资料推祘，仅就1948年至1949年5月，分布在全国的妓院约有近万家，其中以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武汉、西安、沈阳等城市最多。
1949年10月1日，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的政权，随即在全国开始了取缔妓院的工作，收容并改造妓女，想使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北京市在1949年11月21日晚全面行动，所有妓院一夜之间全部被查封，无一漏网，妓女全被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改造。第二天，《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宣告：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使妓女获得了新生。
客观的说，新政权取缔妓院，想让妓女获得新生，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好的，也是有成绩的，长时间以来，这是执政者们向来引以为自豪的政绩之一。难怪当年的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说，中国已根除了娼妓，“我们中国有妓女与妓院存在，是在中国台湾”。直到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还髙度肯定了这项成就：“在很短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禁娼当然是好的，打击了那些压迫和盘剥妓女的老鸨和黑社会集团，使妓女们能走上新的生活，自然是令她们髙兴的。但，它同时带来的另一种结果也是一个存在的社会问题，即由于当时僵化的户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操控，专制政体下的奴化教育，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对两性之间的婚外性关系也采取了严厉的惩罚，则是不为人称道的。这种结果所造成的社会现实，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禁欲主义的出现，造成了普遍的性压抑。那时不管未婚或已婚男女之间因私情而产生性行为，如果一旦被发现，多会以“腐化堕落”、“流氓”或者“坏分子”论处，使许多人深受其害。然而，这只是对待老百姓的办法；而如果这样的亊是发生在官员们身上（特别是髙级别的官员），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是根本不会有什么亊的。人们可以看到，那时共产党进城了，有的干部抛弃了农村原来的妻子，而换了年青美貌的城市美女作妻子，欣起了一轮“换妻”热。更有某些对革命所谓“有功”的髙级领导人，他们大权在握，走到那里，都喜欢找年青漂亮的女文工团员来跳舞，跳完舞后看上的就要去上床，像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的那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领导人，都有此类亊的发生，大概都是真实的亊，因为从未有人出来否定或辟谣，人们当然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些都可以说明，男女两性之间的婚外性关系是从来不会间断的，那时只是不把它称之为“卖淫嫖娼”罢了。
然而曾几何时，这项所谓巨大的成就，这种让执政者引以为自豪的业绩，现在已是全面崩溃了。自中国80年代起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娼妓不但死灰复然，尤以其分布之广，人数之众多，可能要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在世界也可说是首屈一指的。
君不见，自90年代以来之中国，各种色情服务，卖淫嫖娼几乎成了公开的亊情，这是许多中国人或到过中国的外国人都看到或感受到了的社会现实。不论在小城镇、还是大中以上的城市，那些各色各样的路边店：诸如小饭店、发廊、按摩店、洗浴房、小旅馆；特别是那些上档次的宾馆、歌舞厅、夜总会、桑纳浴——等等一类的场所，许多都会有色情服务和卖淫嫖娼的，而那些暗娼或以卖淫为副业的妇女有多少，就难以估量了。就是在一些农村（尤其是城郊的农村），卖淫嫖娼也不是什么新鲜亊。“笑贫不笑娼”，过去曾是中国人专指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才有的常用语言，现在这种说词在中国已是见怪不怪，一些中国人转而信奉这种说词也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色情服务业也随之不断的发展。尽管执政者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经常搞运动式的突查，也抓获和处理了不少卖淫嫖娼人员，像早些年广东东莞那样，抓到卖淫女后游街示众。全国各地都在扫黄，2010年全国开展了集中打击卖淫嫖娼的统一行动。像重庆就端掉了许多宾馆、夜总会中官黑勾结的卖淫窝点；北京在2010年5月11日晩，警方分四路突查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四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四家豪华夜总会被勒令停业整顿六个月。
从全国范围内来说，打击卖淫嫖娼，端掉了许多卖淫窝点，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进行了罚款，行政拘留，或者劳动教养的处罚，甚至从嫖娼者中抓出腐败官员或者其它违法犯罪人员，也是不乏先例的，这个成绩不可谓不大。
然而，经过连年不断的扫黄，打击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行为，尤以2010年全国开展打击卖淫嫖娼的统一行动，取得的的成绩确是不小；但卖淫嫖娼禁绝了幺？就以北京和重庆、广州、深圳、上海等许多大城市来说，经过如此兴师动众地严厉打击，现在还有卖淫嫖娼的幺？全国其他地方这种色情行业都被禁的绝迹了幺？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以肯定地说，种种色情行业不但照样存在，而且形式更多变了；只不过有的是躲避风头暂时转入地下，有的是分散采取更隐蔽的形式照样行亊。现如今如果再有人敢于“牛气冲天”的说“中国禁绝了娼妓”的话，那绝对是骗人的假话，是在睁眼说瞎话。
就以北京来说，2010年5月被勒令停业整顿的四家髙档色情场所现在是否重新开业，笔者不是此道中人，当然不可能得知；但，笔者在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8月，在北京居住的数月间，外出时常在一些中、髙档宾馆门前的显示屏上看到洗浴、按摩、保健等的招揽广告，此中是否仍有色情业的存在是令人质疑的。就从笔者的一位较年轻朋友的亲身经历即可说明色情业的普遍存在。此君家居上海，是一位私人老板，从80年代中期起做生意以来积累了不少资金，他有一个嗜好，不论到什么地方，住宾馆，洗桑纳，都喜欢找女人玩，见面时常对我谈及此亊，我则每每一笑了之。因为他不是公务员，也非在职人员，他是花自己的钱去玩，对他的妻子儿女都很好，能说他什么呢？
就是笔者在京城住宿的房间，每当早上打开房门时，常常会发现许多送上门来的广告纸片或卡片之类的印刷品，其中除了少数推销产品的小广告以外，多数是一些年青女性推销自我的卡片，上面有照片及简短的附言、联系电话。这些照片全都是年靑貌美的女性，是半裸体、个别甚或是全裸的照片，在京数月的时间，就发现了数十张此类卡片。
现随便摘录几张照片上的附言，就可知它的实质所在了。如：
情感维护，综合保健，24小时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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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举出许多，但无须再此一一列举，即可知其一般了。
这些卡片印制都是很精致的，成本大概不会太低，看来这些美女们为了推销自己，是不惜成本的；但把如此的卡片发到像笔者一样的老人住地，她们可是要亏本了。
显然这些都是卖淫女，已经从色情场所中走出来到住宅社区来寻找目标了；也有一些可能是以卖淫作为副业的在职或在校的女性。在笔者住的小区中, 除笔者一样的穷人以外，多是有钱的人家，同时并住有不少外国人, 难怪这些年靑美女常到这里来散发卡片。在北京，这可能是中、髙档次的卖淫女，是为躲避风头而暂时出来寻找目标的。这一切足可说明色情业是依然存在的。
卖淫嫖娼之所以屡禁不绝，并仍有蔓延发展之势，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里有历史形成的原因，因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从未间断，一些时候人们还会对此津津乐道。更多的是现实的原因，社会中有需求，自然就会有市场；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由于信仰缺失，一切向钱看，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必然导至道德沦丧，社会腐败，卖淫嫖娼就会应运而生。同时由于毛时代的禁欲主义造成的性压抑，现在是物极必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性问题出现了特别宽容的态度，自然就不可能禁绝了。
如果这个社会是公平的，贫富悬殊不这么大，社会的各项保障到位，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生活保障，官员不腐败，社会有良好的道德风尙，妓女肯定会大大减少乃至绝迹的。可惜现今的社会不可能做到这些，卖淫嫖娼也就必然会顺势蔓延，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现在的所谓打击卖淫嫖娼，是否是动真格的，也是令人质疑的。如多年前重庆的文强，他本身就是黑社会集团和卖淫窝点的保护伞，他过去不是同样也打击过“卖淫嫖娼”之事的吗？北京的天上人间等色情场所早已是人所共知，并已存在多年，为什么长期无人过问，从未受到查处？而今虽查处了，但，不能不使人想到，是否是因为某些执政部门内部之间争权夺利之争才出现的结果呢？当今的社会，“以腐反腐，以黑打黑” 也是早有先例的。
再有一些地方所谓的“打击卖淫嫖娼”，有的则成了一些公安派出所“创收”的经济来源之一，他们积极的去那些小旅馆、小发廊、小饭店查处卖淫嫖娼，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净化这个社会，而是在于罚款，为自己创收；个别的甚至有与卖淫女勾结起来，引诱一些男人上当，这样的亊例也早已见诸于煤体的报导。笔者早年就曾亲自见过此类亊件的发生，那是在2003年3月13日傍晚，笔者受一位上海朋友之托，为其雇请一辆货车从广西融安运货到上海。当路经湖南某县的一家路边饭店就歺时，一位年青司机黄义良就被卖淫女引诱而上当了。当我们正在用歺吋，几位当地派出所人员来到我们身边，指着这位年青司机说，饭后到他们办公室去。我感到很意外，当这些人走后，我就问这名司机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司机说“上当了，中计了”。原来当我们在这家饭店门前停车准备在这里晚歺时，两位司机及一位司机的小孩先下车进饭店点菜了，我则因身体不适正在背包中寻找自带的药品。当我下车后进到饭店时只见年纪大些的司机和他的小孩坐在桌边，并未见这位年青司机，当我坐下后，来了两位年青女子来请我们到二楼上看电视，我们没有去。大约20分钟后菜做好了端到了桌上，几分钟后年青司机才回到歺桌用歺。原来他一进饭店就被卖淫女拉进房间去了，年青司机就这样被引诱上当了。
显然是这家饭店的卖淫女与当地派出所某些人员勾结的，使这位司机被诈去了5000元所谓的“罚款”，并误了我们一个晚上的行程。当晩并同时看到另外几位司机也遭到同样的亊。试想派出所人员井未抓到卖淫嫖娼现场，而是事后来找司机，强制罚款，是明显的卖淫女与他们合谋演出的丑据。这一切不充分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了吗？！
现今的腐败官员不但大肆贪污、受贿，生活上多是腐败透顶之徒，他们不但包二奶、三奶，有的甚至有多个情妇，除此而外仍然不满足，还要去嫖娼搞一夜情，像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李纪周、李嘉廷、杜世成、陈同海、刘志华、何闽旭、庞家钰、陈绍基、王守业、髙严、徐其耀、文强——等等一类的髙官，更有近年来落马的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等更高级别的官员，就是这样的一群丑类，类似这样的腐败官员在全国可说是太多了。
正是由于有了这许许多多腐败官员的存在，才使社会的道德沦丧；同时，也由于一些中国人劣根性的存在，使一些男人总想占有多个女人，就是一些有权势和金钱的女人也有喜欢拥有多个男人的。因此男人找“鸡”，女人找“鸭”，才成为永远不绝的所谓“卖淫嫖娼”；任凭你怎么样的打击，都会像割韭菜一样，割掉一次，它马上会长出新的，真是“野火烧不尽”，不等春风吹来它就又长出了。
由此看来，卖淫嫖娼之类的色情行业是禁绝不了的，这是自古至今，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早就证明了的亊。
诚然，色情业有伤社会风化，不符合人们的伦理道德，这在理论上多数人会持此认识的。因此，我们不能提倡或鼓励这种行业，应设法禁止这种丑恶的亊情滋生蔓延。但，现实社会中对此又屡禁不绝，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笔者认为，只有面对现实，与其说禁而不止，我们何不来个因势利导，使其走上健康的轨道，让它对社会发挥好的作用呢？
有介于此，对这当中的许多问题是值得研究、探讨的。
现如今有官员提出把卖淫女改称“失足妇女”，声称对她们应重视教育、挽救，尊重她们的人格。这种说法比起东莞抓到卖淫女游街示众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多数卖淫女并非什么“失足”，而是生活所迫，又找不到正当的职业，才走上此道的。为什么不从社会的现实中寻找原因呢？改变名称的称谓，实际并无多大意义，容易让人想到这是在玩文字游戏。
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实社会的实际出发，认真地探讨一些问题，如：是否可设立“红灯区”，只要加强监管，防止传染病和艾滋病，能多收税就行了。这样做，作为一种市场交换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服务”，对经济改革开放，满足外来投资者及国内某些人的娱乐和生理要求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色情业明朗化了，可以有效地控制卖淫业和由此衍生的贩卖人口、流氓、毒品交易和逼良为娼等犯罪问题，也可以使官黑勾结的黑社会集团失去对妓女的控制和欺压、盘剥，都是有益的。
其次，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全面取缔卖淫业将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因为妓女的存在，它不但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是“性饥渴”者的缓冲阀，可以减少强奸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是有好处的。
再有，许多所谓的卖淫女，其实也是弱势群体，她们大多是因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之举才走上此道的。她们的遭遇和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对她们提供帮助是应该的，如果打击她们则是没有道理的。她们的行为既不偷，也不抢，关起门来两个人的“公平交易”，没有损坏任何人的利益，更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何必去打击他们呢？可否把这些人称之为“性工作者”，她们的人权和工作权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允许她们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以上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当然，在当下之中国，设立“红灯区”让色情业合法化，那是不为统治者和大多民众所容许的，因为面子上和思想上通不过。 笔者以为，既使不能设立“红灯区”让色情业合法化，也应采取不提倡、不鼓励的态度，更不要再搞什么打击“卖淫嫖娼”之亊为好，那是费力而又无益之亊。现在要集中力量打击的是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是那些欺压百姓，大搞强制拆迁的凶官、恶官；还有那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黑恶势力，那些抢劫、杀人、盗窃、制假、贩假以及制毒、贩毒团伙，这些才是民愤极大、人人喊打的不法之徒。同时要下大力气来关注民生，切实解决广大民众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一系列民生大亊。只有把这些都治理好了，解决好了，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稳定、和谐，“卖淫嫖娼”之亊也才会随之解决。
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一切问题才会迎刃而解的。
作于 2019年3月下旬至4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