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脱北女故事系列：一江春水向东流——悲怆的河流 金将军之歌
1990年代中期，朝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一份报告称，朝鲜从1996到2010年，共经历了15次灾难。在大饥馑的乌云笼罩下，鸭绿江上涌起了一股贩卖人口的暗流。
2004年夏，我采访了下露河朝鲜族乡等地的“脱北女”。同时，查阅了有关贩卖朝鲜妇女的卷宗以及搜集了70件案例（2001——2008）。由此，那些遭遇各异的朝鲜女人和形形色色的涉案人形成了我的“抽屉文学”。
14年后，2018年秋，我重访下露河，当年接触的朝鲜女人多已不在，有的遣返，有的失踪，仍在此乡的朝鲜女人已经说起中国话了，且已生儿育女，岁月的辛酸在她们的脸上留下了刻痕。几度风雨，物是人非，几多感慨，萦绕于心。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也许，少一些被遗忘人，这个世界就会多一点爱吧！
悲怆的河流
一
宽甸县的朝鲜女人大都是从江上坐船来的，但也有从长白山区泅渡的。鸭绿江源头右岸的长白县，由于江面上有狭窄之处，因此成了偷渡的捷径。
崔漱玉（1983年生），一个年轻的女工，家在朝鲜江温道原山市，在大饥荒中，爸爸、妈妈和哥哥都死了，弟弟失踪了，一家人只剩下了她一个人，今后怎么活下去呢？在她的记忆中，十岁那年，母亲曾带着她到中国探亲，天蒙蒙亮，她就爬起来，跟着妈妈上了火车。当火车轰隆隆地越过鸭绿江大桥奔驰在中国大地上时，她激动的唱起歌来，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她还记得下了火车，又坐上汽车，下车后路过一所中学校，就到亲戚家了。
漱玉要到中国去，她约了两个同伴，准备从惠山市行动。惠山附近多山，自古民众多是依山度日，多受其“惠”，因此得名“惠山”。如今惠山是朝鲜第三大城市，这里有一座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塔，据说金将军曾在此偷袭日本警所。漱玉曾和众人一起来瞻仰这座三十几米高的建筑物。与惠山隔江相望的是中国的长白县，江面狭窄的地方只有几十米，冬季结冰，夸张一点说，打个冰出溜（迅速滑动）就过去了。
2006年7月1日，漱玉和两个同伴一起坐火车来到了惠山市。映入眼帘的是几栋陈旧、低矮的楼房，林立的烟囱，一种灰暗、荒凉的感觉，与对岸的的长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天黑了，惠山是没有路灯的，放眼望去，只有零星的灯光衬托着夜的黑暗。三个姑娘摸黑来到江边，时值夏季，江水暴涨，水深流急，三个姑娘相互拥抱了一下，开始了黑夜中的泅渡……
“在渡江时另外两名姑娘被水淹死，剩下我自己过江。”
（2006年8月9日《询问笔录》，下同）
漱玉过江后，一个35、6岁的女人，也是朝鲜人，把她介绍给一个女老板，这女老板家还有五名朝鲜姑娘。后来，女老板又把她送给一个男老板。几经倒手，转来转去的，最后，到了第四个人贩子王洪福（1953年生）的手里。王家住地桓仁县，恰与宽甸县交界，由此，王洪福把漱玉贩卖给了宽甸县步达远乡高岭地村的农民韩正华，这一天是7月3日。这一路的贩卖，漱玉一直蒙在鼓里的，浑然不知。
“我（漱玉）在这家（韩）住了10多天，我不想在这，我要走，这家男子的姐姐（韩正洁）告诉我，你是我家花15 000元钱买来的，你要走，就得给我们15 000元钱。我没办法，只好暂在这家呆着。我到中国来，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只剩我自己，听说中国好，我就来了。”
然而，中国人把她当做了被贩卖的奴隶——
“哪也不让我去，他们到江里打鱼，我肚子痛，他也叫我跟着，不去不行，害怕我跑了。他还踢过我。”
“我被卖给韩正华后，他和我同住在一起，我们俩发生过性关系，我不同意，都是强迫人的。我要是不同意，他就要揍我，没办法……”
“我现在不想在这家，我想出去打工，挣了15000钱，我还给这家，完后，我就离开这这家。”
十岁那年的探亲，依然温存在脑海里。原想到中国来重温旧梦，但被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就像大江吞噬人的生命那样的冷酷，无声无息。
二
2006年7月9日，长白县，风雨凄凄的夜晚，三个朝鲜女人在泅渡鸭绿江，水声滔滔，波翻浪涌。
“那天晚上下雨，朝鲜部队岗哨没有发现我们，我们3人一起偷渡过江，我们是趟水过江，在过江时另外两名姑娘被水淹死了，我自己过江。”
（《询问笔录》2006年7月20日，下同）
这位幸存者叫兰香，朝鲜的一名教师，官方宣传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帽子戴的挺高，但薪水低下，每月折合人民币五元钱，生活难以为继。因为经常“断粮”，而黑市的粮价是“宰人”的。一天，她遇到一个从中国回来的朝鲜妇女，有四十多岁，她说，中国的教师的工资很高，非常需要朝语人才，教朝语的老师很吃香，每个月至少挣2000元人民币，趁着年轻，到中国去挣钱吧！
那天晚上，兰香在长白上岸后，一个妇女来接应她，看样子有40岁左右，会说几句简单的朝鲜话。她领兰香坐上一辆出租车，东跑西颠的，中途换了四次车，最后，她把兰香交给了一个男老板，叫王洪福。
7月13日，老板带着兰香搭车来到宽甸江边的路旁，相亲的人早已在此等候——35岁的刘长生（步达远乡弯沟村），陪同的有怀里揣着钞票的老爹，还有哥哥。当兰香从轿车里出来时，三个男人把目光一起扫射过去，接下来便是老子掏钱。老板对兰香说，你这边举目无亲，先给你找个男人吧！等以后再给你找工作。含糊其辞的话语，鬼祟的眼神，兰香已经料到——她被出卖了。
她曾经读过一个白人贩卖黑奴的故事。黑奴在船上戴着镣铐，一个黑人武士叫大家起来反抗，他说，白人只能卖活人，不能卖死人。起义失败了，鲜血染红了大片海水。看来，我没有被淹死，只能被贩卖了。
兰香进刘家的第六天——7月19日，步达远乡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匿名举报电话，言称，桓仁县王洪福在步达远乡湾沟村等地贩卖朝鲜妇女。随即，派出所展开了侦查。
20日，兰香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兰香陈述了到中国的经过。最后，警察依照惯例了解“买主”是否有“强迫”行为，兰香说——
“我同意和买我的刘长生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发生过性关系，我同意。我不想回朝鲜……”
“我被出卖了，那怎么办，已经到了这地步。”
23日，王洪福给刘家打了一个电话，打听派出所询问的情况，然后说，你们到外面躲一躲吧！
24日，刘长生领着兰香从步达远坐客车去桓仁，准备躲藏起来。下车后，刘长生进了公用话亭打电话，兰香在亭外等候。刘打完电话出来后，兰香不见了，东张西望一阵子也没有个人影。
25日，刘家接到两次电话，是一个朝鲜女人的声音，由于说的是朝语，不了了之。
于是，刘长生来到派出所：我报案被高丽闺女骗了。
注：王洪福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 000元——宽甸县法院刑事判决书（2006）宽刑初字第345号。
三
爱情是甜蜜的，但也会给人以痛苦和不幸。
李贞爱，一个秀丽、柔弱的姑娘，她从事的的职业是在朝鲜平城市做服装生意，由于聪明、诚信，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三年前，贞爱结识了一个大学生，叫崔正人，两个人坠入爱河，情意绵绵，同枕共寝。正人靠着贞爱做生意挣钱念完了大学——“后来他有钱了，我又没给他生孩子，他就不要我了。”（卷宗56—60页，下同）
就这样，贞爱被同居生活一年的男友抛弃了，她痛苦的晕了过去。由此，贞爱生了一场病（心脏病），愈后手里还有600美元，生活的道路还很漫长，她要振作起来，继续做生意。
2007年11月10日，贞爱偶遇一个中年妇女，自称姓崔。她对贞爱说，她是做布匹生意的，眼下要去接货，一时缺乏现金，让贞爱拿钱入伙。贞爱是个单纯的女孩，她见有商机，便答应下来，并且，告诉人家手中有600美元。当即，崔某约定了接货的时间和地点。
17日晚10点，大雾弥漫。贞爱来到了江边，崔某先要去了贞爱手中的600美元。这时，江边影影绰绰的出现了一只小船，下来两个男子，崔说，咱们一起去接货，上船吧！贞爱上了船，一回头，发现崔某已经消失雾中了。由于夜雾笼罩，她也不知向何处，但在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初冬时节，水冷如刀，人裹在寒雾里，如沉水中。船靠上岸后，贞爱被带下船，接着被塞进了车里。瞬间，仿佛巨石压在她的心上，令人窒息，她大声的呼救，一眨眼，晕过去了……
贞爱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她不知已经身在中国的长白县城，身旁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有三十几岁，女的要比男子年轻的多。女子见贞爱醒了，递过来一瓶矿泉水，用朝鲜话说了一句：妹妹，你没事吧！一句母语，对于流落异乡且经历了一场死亡的贞爱来说，仿佛一股暖流浸入心田，她的眼睛湿润了。接着，这女子继续用朝语讲述——
我叫吉水，早知道你要过来的，15日那天，朝鲜打来的电话（手机），叫我在18号，也就是今早4点到长白两江村的道边来接你。你是幸运的，几天前，我来接一个女人，结果，看到的是漂上来的尸体。不知这条江淹死了多少了朝鲜女人，夏天，这边的大人看着孩子不让在江里凫水，说是怕淹死鬼的魂儿给拖去。
听到这里，贞爱感到十分惊愕：你是谁？你们……
吉水说，我也是朝鲜人啊！他是我丈夫（徐秀华 1974年生 辽宁省新宾县红庙子乡），2005年8月，忘了哪天，我也是从这边（长白）上岸的，然后，他买了我，花了13500元钱，这些，是我到他家后才知道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贞爱感到心里一阵针刺般的难受，仿佛在恶梦中没有苏醒……
注：徐秀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 000元——宽甸县法院刑事判决书（2008）宽刑初字第28号。（其时徐妻吉水在逃）
朝语翻译都郢女士
金将军之歌
一
2000年正月十九（2月23日），大西岔乡派出所接到一个举报电话：和平村刘汉德家买了一个高丽闺女。随即，所长彭静冬（1969年生）、教导员邹茂东（1961年生）以及民警陈德权、姜善利等四人驱车来到刘家。（注：彭静冬，卷宗亦有“彭敬东”的写法，作者尊重本人的签名）
仿佛听到大喇叭广播了似的，一下子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刘汉德老两口年已花甲，见警察找上门来，不禁有些恐慌。彭所长进屋后发现西间有个年轻的女人，不像本乡人，他便上前搭讪，女人只是摇头，于是，彭所长问刘家这女人的来历，刘汉德便从头到尾讲了起来——
刘家生活贫困，有个傻儿子，农村话叫半拉“彪”（傻）。说话间，刘家老伴（吕庆芳）拿出个小本，是残疾证，上边写着：刘庆业，1970年出生。还有照片，在“残情”一栏标明“呆傻”。因为，家穷，儿子呆傻，娶不到媳妇，这是两个老人的愁事。听说有买高丽闺女当媳妇的，刘汉德就想走这条道，但这不是手到拿来的事，要找有“门路”的人。根据打听的线索，他找到和平化工厂修车的赵师傅求其帮忙，赵师傅找到下露河一个人称“徐老大”（徐承文）的，徐又找到双合村李春奉（朝鲜族），李又找到石湖沟乡的金元熙（朝鲜族），找了这么多人，绕了一个大圈，总算有了结果。
腊月二十六这天，刘汉德老两口跟着赵师傅坐车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县城南门外一个药房旁边，晌午见到徐老大，徐让等着，他去联系“老板”（人贩子）。等天快黑了，徐老大才回来，告诉刘汉德价钱是8000元钱，刘便如数点钱给了徐老大，然后，徐去给老板送钱，让刘随后到宽甸西出口火车道“接货”。于是，刘汉德花100元钱雇了一辆吉普车，来到火车道。这时，来了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三个男人也不管刘家人看没看中人，就把那女的（朝鲜姑娘）推上吉普车，这样，姑娘就被拉到了大西岔。
事若不顺喝凉水也塞牙，没想到这姑娘不跟傻小子睡觉，她不会说中国话，就伸出小手指比划，意思刘家儿子好比“小拇指”，她没看上。刘老伴也用手来比划，可怎么劝也不行。所以，半个月了，姑娘就睡在老人的屋里。傻儿见这情景也不言不语，只管天天去放牛。
彭所长听完叙述后，提出要对刘家罚款两万元钱。话一出口，刘老伴（吕庆芳）顿时愁容满面——
“我家也没有钱，我们买这个高丽也不和我儿子上床，没看好我儿子，我们再住两天看看，能行就留着，不行再说。派出所的人还叫我们掂倒（凑集）钱，就走了。
过了四五天，派出所的这几个人又开车来我家和我们要钱，这次还弄来一个女翻译（崔光玉），能有30多岁。我们还是没有钱给，我告诉他们，这个高丽姑娘我们养活不住，白天还得看着，不看着就往外走。”（《询问笔录》2002年2月1日）
这时，女翻译和高丽姑娘说了一会话，然后，再翻译给所长听——这朝鲜姑娘叫木兰，1973年生于朝鲜新义州龙川郡一个工人家庭，来中国之前在一个工厂做工。2000年1月26日，两个朝鲜男子说带她和妹妹去中国赚钱，于是，踏冰过江，上岸后躲进一个山洞里，天亮后木兰被卖到了大西岔乡，不知妹妹流落何地。
女翻译转过脸来对刘老伴说，这个高丽姑娘没看上你儿子，她不愿在你们家。
“派出所的几个人说，老太太（吕庆芳）这个高丽姑娘你家里养活不住了，我们带走吧！就把高丽姑娘带走了，以后也不知怎么处理的，也没和我们要钱。”（《询问笔录》2002年2月1日）
其实，让木兰姑娘坐上警车离开刘家，这是彭所长的“解救”行动——
“在2000年2月初的一天旁晚，我（王玉宏，派出所雇佣的锅炉工）听彭所长他们在所里议论说，和平（村）老刘家买的那个高丽妇女挺可怜的，咱们去给她弄过来，给他找个好人家。”（卷宗190——194页）
放牛的刘庆业，2004年6月访谈。
二
晚上，彭所长将木兰安排在派出所侧面的小卖店（文哲秀家）住下后，回到所里和邹茂东说，想法给她找个高丽人家，语言还能沟通。这时，在一旁的王玉宏说，咱街下头老郑家（朝鲜族）的儿子没有媳妇，老郑头又是个退休老师，他家条件挺好的，我去老郑家说一说。彭所长说，行，你去吧！我看老郑家买这个高丽姑娘最合适。
大西岔派出所的冬季取暖，是自家烧一个小锅炉，所以，雇了一个锅炉工王玉宏，由于，所里没有食堂，早餐也在王家。平时派出所经常指使王玉宏干些跑腿的事，这样，日子久了，王玉宏似乎成了所里的“编外”警察。
王玉宏来到郑家，进屋头一句话，郑老师（郑龙三），有个好事啊！
郑问，什么好事？王玉宏滔滔不绝的讲起来，和平村老刘家买了一个高丽闺女，这个闺女看不上老刘家儿子，派出所把她领回来了。现在有好几家想买，但派出所要17500元，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我和所长彭静冬、教导员邹茂东合计过了，大西岔街里就你家有条件买这个高丽姑娘。你看行的话，明早到派出所看看这个闺女。郑问，多少钱？王说，17500元。闻此言，郑老师有些皱眉头。
次日早七时许，王玉宏又来郑家，催促去看高丽姑娘。
八时许，郑龙三和老伴朴贞玉、儿子郑东洙一起来到王玉宏家。一进门看见民警彭静冬、邹茂东、陈德权和那个高丽姑娘正在一起吃饭。王玉宏说，郑老师，就是这个高丽姑娘，你们看看吧！
郑老和夫人看过后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又问儿子怎么样，儿子说还行。
郑老说，那就买吧！
王玉宏说，人，你们已经看好了，价钱就是17500元，你们交钱吧！
郑老说，太多了，能不能少点？
王说，我给你们喊个数，就17000元。
郑老说，那我也得回去借一借啊！
王说，回去抓紧点，两天之内把钱交到派出所。
郑老若有所思的样子，他问彭所长，以后司法机关要追究责任怎么办？
彭说，这事就不用你管了，以后有什么事由我们承担。接着又说，以后要是生小孩，我保证通过计生部门为你们办一胎准生证。这都不用你操心。郑老看彭所长说的斩钉截铁，也就放心了。
这时，木兰有些神情不安，虽然言语不通，但似乎感觉到这些人在安排自己的命运。彭所长对木兰的神情似有觉察，便对她说了几句话，然后，让郑老翻译，郑老就用朝语说，派出所这个同志让你到我家做儿媳妇，以后要好好孝敬老公公、老婆婆。木兰听了这些话后，显得有些恐慌的样子——
“我（木兰）有些紧张，有些害怕，他们看我挺紧张的，有一个派出所的人还唱了一首《金日成将军之歌》。完后，派出所的一个人叫我跟姓郑的老头走，我当时不愿意去他家，但我一个人在那也没有办法，不走也不行，就跟姓郑的老头到他家了。”（《询问笔录》2002年2月7日）
按照朝鲜族的规矩，姑娘要从娘家出嫁。可是，娘家隔着一条江，只好找个“替身”。所以，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郑家把木兰送到“媒人”王玉宏家。结婚这天，王玉宏开着警车把姑娘送到了郑家。
第三天晚上，郑家特意为派出所摆了一桌酒席，有彭静冬、邹茂东、陈德权等民警，大家聚在一起吃酒，陪客敬酒的是新郎和新娘。彭所长推杯换盏，笑逐颜开，也许，他心里在为“解救”的成功而兴奋。
大西岔乡副乡长姜文成与作者，于2004年6月访谈。
三
从前的乡下有补锅匠，也叫锔盆锔碗的，挑着担子走村串乡。如今，不是穷的打破了碗也舍不得扔了，这门千年的手艺活也就没了。但是，随着生活的前行，出现了代替石磨的钢磨，所以，就有了修钢磨的工匠。
2000年8月，一个修钢磨的人在太平哨乡南吊村的老邹家做活，这家的男人叫邹玉杰，是本乡泡子沿中学的老师，一般来说，老师都是比较健谈的。他和修钢磨的聊了起来，修钢磨人姓刘，听口音好像是黑龙江一带的，东奔西走的人，自然见多识广，打开话匣子也是滔滔不绝。中间，邹老师的妻子插话说，不知哪儿有卖高丽姑娘的，儿子27、8岁了，还没有媳妇。刘说，大西岔的老郑家有个高丽姑娘要卖。邹妻问大概多少钱，刘说，听说老郑家花了一万好几千块钱，邹妻说，哎呀妈呀！那么多……
经过打听，刘工匠说的这条小道消息是真的，木兰和丈夫婚后感情不和，难以为继。可以想到，看着身边的一个大活人心里堵的慌，是很难长久忍耐的，因为她不是小猫小狗可以送人。所以，丈夫想给她送回朝鲜，郑老于心不忍。
8月21日傍晚，邹老师夫妇带着儿子（邹景平），请来邻居朝鲜族人安明雪夫妻，自然是当翻译了，雇了一辆130（轻型载货）一起坐车来到了40余里外的大西岔乡。然后，在街上打听老郑家，恰巧，碰上了修钢磨的老刘，听说去老郑家买高丽姑娘，刘自告奋勇——带路，但事成之后要给个赏钱，邹老师一口应允。
邹老师迈过郑家门槛便自报家门，听说这位不速之客是同行，郑老师自然是热情相待。这时，邹老师发现一个女人脸朝着炕里在啜泣，好像刚才吵过架，原来这女人就是郑家的儿媳。看这气氛，邹老师觉得来的不是时候，赶紧说明了来意，接着，两个老师开始了对话（《询问笔录》2002年2月7日）——
“这个高丽姑娘我们要买得多少钱？”
“我买她花了一万七千元，你怎么也得给我补偿补偿吧！”
“我哪有那么多的钱，我带来了只有五千元钱。”
郑老师沉下脸皱着眉头，瞥了一眼炕上擦眼抹泪的儿媳，心里暗自叹息……
邹家来的翻译和木兰说了要带走她的意思，木兰含泪点了点头。当晚，她跟着邹家人坐车离开了曾被警察“解救”的大西岔乡。
邹老师把木兰领到家后，想到她没有户籍，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仿佛脸上纹着字的囚犯，不仅受歧视，而且，随时可能被遣返。于是，邹老师想着应该给儿媳办户口。几天后，派出所姓孙的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到邹家，要收取境外人员管理费3000元钱。邹家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暂且交了1500元钱。之后，县公安局政保科来人又收了200元钱，名曰境外人员登记。邹老师以为收了钱就可以办户口了，于是，他来到太平哨派出所，一个姓潘的警察告诉他“办不了”。这就是说，儿媳要一直生活在没有户口的黑影里了。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朝鲜女人木兰走了三个中国人家，第一次是上岸后被贩卖给呆傻人，第二次她坐警车出嫁郑家，第三次是被郑家“转卖”邹家，两个教师都是花了钱的，唯独那次唱“金将军之歌”，她感觉有些云遮雾障的。
在邹家的木兰和三岁的女儿，2004年6月访谈。
四
有的刑事案件仿佛一出戏剧，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大西岔派出所所长彭静冬的涉案经历便是如此。
宽甸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侦查“拐卖”案件中，发现大西岔所长彭静冬有涉嫌贩卖朝鲜妇女的行为，遂于2002年3月25日将彭静冬涉嫌贩卖妇女的有关材料上报市公安局案审处予以请示，经市局案审处研究认为：彭静冬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二百四十条规定的贩卖妇女罪构成要件。
3月26日、27日，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彭静冬、邹茂东、陈德权、姜善利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当警察的在评判某个犯罪嫌疑人之时，有个习惯用语：“具有反侦察能力”。说这话，往往由于嫌疑人不肯按照审讯的“圈套”来供述，或者拒供。其实，真正有“反侦察能力”的应该是非警莫属，因为，既经过了专门训练，又富有侦查经验。事实正是如此，彭静冬没有束手待毙，他和“难兄难弟”搞“攻守同盟”，把涉嫌“贩卖”说成是“解救”，而且，是“集体行为”（卷宗）。与此同时，派出所雇用的锅炉工王玉宏推翻了原来的口供，“不承认他实施了具体贩卖行为和彭静冬让他这么做等情节”。（卷宗）由此，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随之，县局将此案移送宽甸县检察院审查，提请逮捕。于是，县院检察委员会在审查“彭案”（简称）时，在研究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出现了三种意见：
一是，“彭案”等四人构成了拐卖妇女罪；
二是，应对彭，邹（教导员）二人定罪；
三是，虽然，彭案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但属于该派出所的集体行为。开始的主观动机是为了解救被拐卖的朝鲜妇女，但是，本县对越境的朝方人员没有收容机构，以至被解救的朝鲜妇女无法安排。该所收钱的处理方法是违法的，但没有中饱私囊。鉴于这种特殊的特定的条件，对彭案四人不应定罪，不批准逮捕。检察长石德春同意第三种意见。
在讨论案件时，众说纷纭的现象是不奇怪的。总有些棘手的案件，不然就不会有这个名言：棘手案件出伟大的法官。所以，不论案件怎样棘手，说大人则藐之，尽管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县院检察官孙鹏便是如此，明知上述的情形之下，依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彭静冬的行为构成犯罪，“尽管王玉宏在批捕、起诉审查时完全翻供，”但是，“王玉宏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已得到郑龙三、朴贞玉、木兰的印证，同时也得到（同案人）邹（茂东）、陈（德权）的佐证，翻供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足以采信。尽管彭静冬一开始就不承认是贩卖，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出卖的故意。”（卷宗）
无论如何，彭静冬幸运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