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接续缺失的历史链条——读陈小雅《八九民运史》（2019年修订版）
这是一本堪称奇迹的巨著，也是一本带有遗憾的史书，这主要并不是说我不认同书中的某些分析和观点，而是说让一个人独自对1989年那场规模宏大的运动进行全景式记录本身就足以让中国和世界感到惭愧。遗憾的是，那场攸关中国未来的运动戛然而止后，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谈论在中国迅速成为一件危险的事，而少数流亡者不仅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施展空间，也让他们对历史的回顾与调查变得困难。相对于那样一场规模宏大的运动，一个人的力量和视野毕竟有限，所以，这本书虽然是迄今为止关于八九民运的最翔实记录，对研究八九民运来说，也免不了有遗漏和争议。
但它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没有陈小雅，即使三十年后，我们也不会有这样一本书。
陈小雅出生在一个学者型官员的家庭，八九民运爆发时她担任《中国文化报》记者部负责人，全程参与了那场运动，并从那时起就展露了她记录历史的责任感。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子女和八十年代京城文化、新闻界的活跃者，她有接触各方人物和收集资料的天然优势，但仅有这些，对完成一部长达130万字的《八九民运史》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坚持和专注。
但在六四之后，作为一个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因撰写《八九民运史》，她被工作单位解聘，成为失业者。要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即使她可以让自己清心寡欲地致力于写作，最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是不可或缺的，值得庆幸的是，按照陈小雅的说法，她的父亲——曾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方克先生，尽管与她政治观点迥然相抵，却“承诺养活我，为我提供了所有大陆公开发行的89/64出版物”。
《八九民运史》第一版面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篇幅远少于今天的版本。那时，六四屠杀过后不久，很多当事人还在坐牢，国内外的八九参与者还少有见面交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互联网还只是一个刚刚听说甚至不曾听说的新鲜物……陈小雅以永不放弃的劲头，在此后的时间里，继续寻找机会对八九参与者进行调查采访，收集一切可以收集的资料，不断充实对八九民运这一宏大事件的图画，终于有了今天这一个2019年的公民社出版的十卷全书。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和30年纪念的考虑，她委托我们公民力量筹划，让这最新的一版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来临之际问世。
《八九民运史》参考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著作，但它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除了130万字的体量使之成为一部全景式记录之外，大体以时间顺序进行的全方位立体性梳理使我们摆脱了新闻报道式的记录，而是深入到运动所涉及的各种力量和人物的活动、动机和左右两难的处境；尽管仍有一些争议之处，但从出版到今天的不断修改和充实，使之在陈小雅的亲身经历之外借鉴了许多亲历者的最新资料记录。作为一个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长期探讨者，我认为此书的记录和分析，大体符合我所了解的部分，这也是不少参与者的阅读感受，因此可以说，它给出了人们对八九/六四基本合乎逻辑的解释；三十年来，陈小雅一直生活在八九民运主要的发生地北京，大量的反复调查让很多充满疑问的悬案逐渐还原，而她作为女性的细腻和敏锐，也让书中穿插了许多“花边新闻”式的细节记录，这些看似对大历史影响不大的细节记录，不仅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而且也为人们能够对大历史的理解提供了鲜活而扎实的基础。
坦白地说，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走马观花地阅读了一遍这部130万字巨著（以后的时间里，肯定会再读），尚未能很好地消化该书提供的信息，无法对此书的内容进行全面准确概括，这篇文章不是书评，最多算是一篇短短的读后感。但我必须说，该书给我的震撼是强烈的，欲罢不能的阅读过程伴随着重燃的激情、提升的反思和难以遏制的泪水。
《八九民运史》从1915年写起，那一年胡耀邦出生在湖南浏阳。胡耀邦可能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推动者中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却以其真诚、勇敢，成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和一个时代的符号。对整个中国来说，那是一个思想资源贫瘠的年代：传统已被毛泽东彻底毁坏，而西方文明也被隔绝将近三十年。这就注定了所有的人都只能是探索者，现在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处在现代社会边缘，最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人们充满了期盼和幻想，却又幼稚得令今人晒笑。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或争议话题，有些充满创见，有些不知所云，有些只是鸡零狗碎的泡沫，但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时代，在那个必须探索前行的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人们逐渐摆脱毛泽东思想束缚，而魏京生在喊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它”后的入狱，又为这一探索设定了坚硬的藩篱，值得自豪的是，中国人走出长期的文化沙漠后，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政治民主化对当代社会的关键作用，邓小平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急于让社会恢复活力，但他对政治民主化的警觉、恐惧和防范贯穿其推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胡耀邦未必是一个民主化的自觉推动者，但他基于常识认知和人道主义情怀，反对“整人”，试图让政治不再严酷，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一大批党内改革派的宽容和一定程度的保护下，民间力量开始成为中国政治中弱势但无法消除的力量。
《八九民运史》同时记录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民间力量的发育，和体制内“实践派”与“诠释派”的合作与分歧。八九民运不是凭空而起，而是借助党内两派的分歧，艰难成长起来。本书对八十年代中国党内各派力量和关键人物的脉络有较为清晰梳理，在解读当时中国政治上有较为全面而精确的揭秘、分析。
八九民运展现了民间社会令人吃惊的动员能力，这一动员能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种力量来自于人的本能，也来自对三十年反人性政治的激情反动。正如改革开放最初的动力来自民间，比如安徽小岗和江浙小贩，八九民运展现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融入现代社会的急切心理，但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缺少应对这一社会需求的心理和知识准备：基于匈牙利和波兰的“教训”，邓小平始终对自由化思想严防死守；李鹏僵化地以苍白的“政治正确”应对复杂社会；赵紫阳热衷于新权威主义，甚至在常委会上也总是拿邓小平压人，而不是耐心化解对手的敌意……的确，各种资源和权力仍被共产党控制，但对民间社会的兴起和蕴含的力量，即使开明派赵紫阳也缺少认知和心理准备，更不要说应对权力与社会紧张关系的政治技巧。
在胡耀邦去世的那一刻，学运的爆发已不可避免，在当时，无论邓小平、赵紫阳还是李鹏，都不希望学运的规模扩大，虽然他们对如何化解学运冲击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专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他们来说，尽快压制或劝退学运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他们都已没有能力从容应对民间力量的冲击：邓小平的四二五讲话激怒了学生，诱发共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游行；4月30日回京后，赵紫阳五四讲话、亚行讲话的效果，也只能借助官方媒体自欺欺人的报道，展示给他的党内对手；至于李鹏，在气势汹汹的戒严讲话后，他与杨尚昆指挥的十八万大军被市民和学生成功阻拦长达十五天，最后只能用坦克为他的政府开道。
由于对现代政治规律的漠视和无知，八九民运的迅速崛起让中国政府手足无措，时代变了，暴力不再万能，从1989年4月20日的新华门事件开始，中共就开始使用暴力，即使后来使用了举世震惊的坦克暴力，但直到今天，他们再也无法用暴力消除反对声音。但李鹏不懂这一点，李鹏一开始就抱怨中央意见不一致，对学生不够强硬，但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在1989年，赵紫阳完全将处置学潮的权力交给李鹏，他就能避免学运的升级吗？未必。赵紫阳出访朝鲜期间，既未反对邓小平对学潮问题的意见，也未干涉李鹏主持常委会工作，但八九民运最大和最关键的突破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在1989年4月27日的北京大街上，李鹏和乔石指挥的武警已经无法阻拦学生和市民的脚步！
李鹏抱怨赵紫阳，甚至在他的日记中屡屡流露出无比“委屈”的心理，那么，赵紫阳就没有抱怨，就不委屈吗？当李鹏觉得赵紫阳不肯认真倾听他意见的时候，邓小平又何曾认真倾听过赵紫阳意见？！
政治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始终隐藏在幕后，直到6月9日才出现在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按照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内容形成的四二六社论一直是八九民运中学生与政府争执的焦点，邓小平也始终不允许在四二六社论的问题上松口，却抱怨李鹏把他的讲话扩散到社会上，即使5月17日在他的家中做出戒严决定后，他还不忘嘱咐要对他的再一次讲话予以保密。这可能是一种让世界上所有政治家都感到不解的怪事：最高权力的掌控者拒绝对万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公开表明态度，始终躲在幕后指挥，直到事情不可收拾后以镇压结束。
从《八九民运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赵紫阳阵营、李鹏阵营，还是当时中共的一般高干，无论是否支持镇压，大都会强调“和平”或“避免、减少伤亡”，只有邓小平一开始就谈到“流一点血”，抛开王震那种血窟窿的热处理和冻冰棍的冷处理恐吓，邓小平可能是很少几个一开始就准备了要流血的人。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邓小平具有极强的预见性，而他的逻辑是基于东欧的经验，“你让一步，他们进一步，你再让，他们再进第二步，直到推翻共产党”（大意）。确实，几十年反人性政治具有极强的反弹力，民众的动员规模一旦突破一个临界点，恐惧感的降低会让激情与理智混合，部分参与者会提出不合实际、甚至不合理的要求，在一个能够容忍并接受异见的社会中，这不是不可解决的大问题，但在邓小平看来，这是完全不可容忍的。
长期以来，六四的惨剧发生后，对五一三绝食的争议一直存在。无组织的民众动员起来后，“打得出收不回”这一问题一直困扰许多当年的参与者，《八九民运史》中关于阎明复与陈小平、项小吉、戴晴等民运参与者的对话过程有非常珍贵的记录，5月14日，当阎明复重重地说出“如果学生不撤，这一回赵紫阳就完了”的时候，对上层政治缺少了解的对话者或许未必都会相信这句话的预言，但很多对各方因素有所了解的学运领袖已经意识到从策略上讲，此时不撤可能意味着对他们更为不利的局面，但学运领袖并没有在撤退问题上影响广场多数学生的能力。从一开始学运就很警觉地不让自己成为上层斗争的砝码，但在复杂的棋局上，此时他们已无法避免自己被李鹏一方利用，从而让赵紫阳失势——多么荒唐的逻辑和现实！我不敢说李鹏一方从一开始就想让学潮蔓延从而借机整垮赵紫阳，比如说故意用四二六社论刺激学运，这种阴谋论的观点有太多不合逻辑之处，但到了这个时候，当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可能走进广场，对中共来说，局势近乎失控，动用暴力的“理由”越来越充分，李鹏已经不需要“借机”整垮谁，因为赵紫阳确实没有机会了——胡耀邦之后，主张给社会较多宽松空间的又一堵薄薄的挡土墙也将倒下，直到今天也不再有。
但史诗般的四二七和五四游行之后，学运遭遇的是袁木式的“对话”，是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不改，对学运的积极分子来说，这种挫败感如何忍受？拳头打在棉花上，一切照旧，而他们唯一的筹码就是聚集，是终于可以形成大规模凝聚的人数。发起绝食前有过激烈争论，柴玲的演讲终结了这种争论，学生再次走向广场，但即使没有柴玲和北大的绝食者，谁又能说其他人、其他学校，早一点晚一点，不会发起这样的抗议？而一旦有几百人走出这一步，同样会是海啸一般涌来的支持。
开明的赵紫阳给不了学生任何东西，强硬的邓小平拒绝给学生任何台阶，而短期内形成的学运，还不足以以民主方式或任何其他决策方式形成收放自如的行动能力，更何况，绝食抗争本就是个体权利。
1989年，学生和市民创造了太多的奇迹，从最终效果来看，策略上也存在关键性的失当，但这只能从事后反思的角度来谈，而在当时，政府对现代政治的无知，民间对抗争策略的陌生，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政府软硬皆施，一度展现了相当的宽容和灵活性，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也总是慢上半拍；如果说历史曾给过民间抗争力量机会，也只是稍纵即逝，对这样大规模的人群来说，是很难抓住的，更何况从一开始，很多民运参与者就不曾有过高期望，很多人原本就是怀着一种悲壮的牺牲精神，以发出声音为目的，这一点他们做到了，全世界都听到了这被压抑四十年的声音。
权力与民众长期的隔离与对抗，让信任变得如此不可能——如果说有值得信任之处的话。彼此都不想给对方以喘息的机会，都只能进而不能退，因为机会一旦丧失，可能是满盘皆输：阎明复虽然不惜以自己做人质为条件，也无法让学生暂时撤离，而政府总在学运疲惫之时，不愿让学运自行消化内部的反对声音，急切地动用戒严和坦克。
根本上来说，无论政府还是当时的学生组织，都存在“合法性”问题。政府之所以不愿或者说不敢给学生多一些空间，是因为非民选政府有太多潜在的“敌人”，而不只是已经坐在广场的学生，他们不敢赌；从学运一方看，人员流动性和时间的仓促，让学运组织的权威性也随时面对质疑，为了维持对学运的影响，领袖人物也只好迎合激进的声音，而无法以具有权威性的有效组织来制定对自身有利的策略——对原子化社会中突破强大封锁而终于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过高的要求。
在《八九民运史》中，陈小雅认为人们忽视了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的作用，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但她对“营地联系会议”的运作情况记录不多，这可能与“营地联席会议”比其它学运、工运组织更大的流动性有关，对这些史料的挖掘，对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是有意义的，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多看到这方面资料。
每一个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即使是自始至终的骨干、领袖，都只能看到运动的一部分，《八九民运史》作为一本三十年心血的产物，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那场运动。八九民运是一场以广场和街头为中心地运动，但绝不限于广场和街头，通过陈小雅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比当时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支持更大的社会同情，其中包括体制内的官员，比如说来自军界、人大和民主党派的同情，八九民运被镇压，但这些史实让我们可以相信，当呼唤自由和民主的变革再次到来时，支持者的数量绝不应该被今天看似沉默的假象所欺骗。
但民间力量的参与是最为关键的。多年来，我们了解很多有关八九民运的感人故事，《八九民运史》给了我们更多的故事。1989年是很多参与者的青葱岁月，1989年春夏的街头曾经站满无数亲爱的兄弟姐妹，无数个素不相识的亲人。每一个人心中保存的八九情感和记忆，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被抹杀的财富。
许多人的生命因杀戮而终止于1989年6月4日，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不为我们所知。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在他们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后，历史无耻地陷入沉寂，而他们的亲人陷入无边的伤痛与无助。我曾无数次对八九民运做过假设性的回顾，甚至痛惜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令人遗憾的巧合，但似乎所有真诚的现身者、务实的掌权者乃至残暴的镇压者，除了邓小平，无人能够改变八九民运的结局，而邓小平则是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要这么做的逻辑，作为个体，太多的参与者都已尽了全力，我们不能改变什么，或许这是中国命定的劫数。但历史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眼泪，我们不能因为悲伤而忽略八九留给我们的财富——经验与教训。《八九民运史》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关于八九/六四最全面的记录，这是我们有形的财富。
陈小雅付出三十年时间给我们的这些记录，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价值，但就历史研究而言，八九民运史是缺失的一环，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太少太少，远远不够，尤其是考虑到八九/六四作为中国社会、政治上的重要转折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成为纯历史问题，而必然对中国未来具有无可替代的多重价值，陈小雅的130万言巨著代表着对八九/六四研究的一种态度，这只是开始。
陈小雅曾要求朋友在评论《八九民运史》的时候，提出尖锐的批评，也许这并非仅仅出于她的谦虚，而是凭一人之力，不可避免地会存有记录上的偏颇和缺失，比如说，这本书对北京之外的学运记录涉及不多，对港澳台和海外的活动也较少谈及，而这都是八九民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八九民运的一些参与者对某些记录的准确性存有争议，本书的采访对象可以继续扩大（前提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安全）；另外，在八九/六四话题解禁之前，无论如何，我们也只能触及事实的一部分，正如今天我们只知道二百多人的受难者名字。这就决定了《八九民运史》的文本是开放性的，当一本全面的《八九民运史》写成之日，中国将进入另一个时代。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值得阅读、值得讨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