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谁是社会主义？
——有感于见死不救的“中国特色”
裴毅然
中共老干部施平（1910～ ），云南大姚人，1938年1月加入中共，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师大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务副主任，1985年离休，至今健在。不过，他全力拥立的红色国家生生上演“万恶旧社会”的悲剧，其子施怀琳死于500元抢救费。
施怀琳（1935～1987），196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分配河南省电力局。1987年9月21日郑州街头，施怀琳骑自行车遭出租车撞击，司机急送医院，院方要收500元押金。此时，施怀琳虽然昏迷，心跳、血压等生命体征还正常。四个半小时后，司机凑齐款额，施怀琳已无血压心跳。就为500元，一条鲜活生命坐失抢救时间。若在美国，任何急诊（更不用说抢救生命），决无先收押金一说，时间第一，医院根本不考虑费用，就算病人医疗无保险、无力承担高额费用，政府也会托底。美国医院治疗收费两条线，真正“绿色通道”，决不会出现等钱不救的“中国特色”遗憾。
施平为中共奋斗终身，至今保持红色信念，但他参与营造的“社会主义”却生生葬送其子生命。最应讲人道的医院，竟将金钱看得高于生命，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正确性”？最基本的仁义都没有呵！
施子祭父
施怀琳之子施一公（1967～ ），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士，2014年12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2015年3月，他在“共产党员网”挂出祭父悼文——
这个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但是，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①]
一个很可怕的「但是」！能用这样的「但是」解脱这一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吗？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共和国，形成为钱误命的医疗体系，能够“想通”？怎么可以“放下”？为什么不追究形成这种社会态势的逻辑原因？
不过，施一公先生把这个“想通”公开出来，倒也说明很多人已明白悲剧原因不在医院不在医德，而在于“四不像”的社会体制。施怀琳枉死三十多年，至今见死不救的医疗新闻仍綿綿不断，甚至手术途中逼病人缴费……
施怀琳毕竟不是没钱救命，如果他神智清醒，只消一句：“我有公费医疗”，便能立即得到抢救。如今不少底层百姓确实没钱，面对高额医疗费，只能束手等死。
英美早就实现社会主义
所谓社会主义，当然以民众利益为旨归，致力社会福利全覆盖，尤其注重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共党国家，口号喊得很漂亮，允诺承许一大堆，可统统都是“未来时”。欧亚众赤国经济长期凋敝，食品始终短缺，供应一直限量、医疗一直低水准……社会主义的所有“优越性”都只写在纸上，落实遥遥无期。所谓“共同奔富”，成了“共同熬穷”。相反，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不唱高调，不悬靓帜，却早早实现“社会主义”。如今，美国吃政府低保人口4000余万，占人口总数的11%，庞大的「白卡阶层」，食、住、医，政府全托底。中国的社会主义，何时能达到美国今天对穷人的保障水准？我们不求对弱势人群的保障水平能跟美国看齐，只看最穷的11%的中国人能否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中国的现实却是：越有权有势不需要福利的顶层人口，得到的社会福利反而越多，清华秦晖教授定义中国实为“负福利国家”。
2018年底，一位中国妇女（笔者学生）赴美旅游，出血急诊，诊费五千余美元，人家既未收押金，也没扣人不放，这位妇女按期回国。如今，这笔费用减免至千余美元，如果她一直不付，最高惩罚也仅“拒绝入境”。
税制也可一斑窥豹。1933年，每年1万镑收入的英国人，抽所得税80%；年收入250镑以下，所得税仅3%。同年，美国单身年收入1000美元，繳纳所得税107美元；年收入100万，则抽89.95万。[②]既鼓励个人奋斗，多劳多得，激励生产，做大蛋糕，又抽富补穷，调节差距。相比共产国家的短缺经济，资本主义不是可爱实在得多？为什么要打倒？凭什么去打倒？打得倒么？
相比当代欧洲各国，美国似乎更“资本主义”，但美国的社会福利则重度偏向穷人与老弱病残（无论非裔、拉美裔），越是弱势群体，得到的政府恩惠越多。美国的“资本主义”保证了弱势人群的基本尊严。而中国，誓死保卫的“社会主义”却是越弱势的人越无尊严，甚至没有活路！
中共实质
一则共产邪说，引多少赤国误入歧途，人类支付了何等惨重代价！非正常死亡一亿、非正常生存二十亿（至少）。尤其我可爱的祖国，至今还在支付“赤色学费”——香港还在艰难抗议、大陆还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六亿农民老无所养、数代人还得为基本人权努力……
中共高悬的“社会主义无限优越性”，因虚伪而荒唐。近年，习共一路左滑，口上“社会主义”喊得越响，手上“七不讲”拧得越紧。人权律师一个个被吊销执照（“破坏安定团结”），新疆百万维民关进集中营，“金盾”网封阻断信息，强迫国民接受洗脑信息，数亿探头监视人民，最应守法的政府首先违法，且日益肆无忌惮。
中国的“社会主义”来自苏联老大哥，前俄国总统叶利钦评价苏联：
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服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③]
很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特权等级制。中国人民当然必须“七要讲”，受压迫阶级当然得倾倒“阶级恨、血泪仇”。
2019年8月 Princeton
注释：
[①]施一公：〈怀念我的父亲〉（2015-3-20），共产党员网，http://www.12371.cn/2015/03/20/ARTI1426827239859282.shtml
[②] 胡适：〈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1937-8-1），原载《独立评论》（北平）1937年。收入《胡适选集•政论》，文星书店（台北）1966年，第174页。
[③]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dts6DwAAQBAJ&pg=PA235&lpg=PA235&d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