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
前些日子，看到河南一个牧师（河南商丘市基督教协会长宋永生）坠楼而亡，留下了一封遗书称“自己心力交瘁”，“教会受到统战等部门逼迫”，总而言之，“我实在是心累了”。我听说基督徒不可以自杀，可见走上不归之路的牧师，内心的深处是多么的痛苦啊！
由此想到十六年前，一个同事之死令我悲哀。他自杀了，从一座大桥跳了下去。他叫余波，检察院的法医，年方四十，喜爱音乐，会拉小提琴，哥唱的也好。听说他的死和一起案件有关，即中共宽甸县委书记商殿举受贿案。商书记被捕后，采取了取保候审，住进了医院。当法官到病房来叫他去法庭听读宣判时，却只发现其留下了的一封遗书，似乎自杀了。后来从青岛把他缉拿归案，牵扯出若干“包庇”犯，并且发现在一个本上记着案发后行贿人的名单，其中就有“余波”，大概给了商一、二万元。由于官方始终没有公布实际数字，所以，只能是“大概”了。余波死后的次日，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听他父亲讲，死前的几个夜晚，余波手捧着圣经，大声呼喊：“天父啊——！”朋友说余波应该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我不懂，问为什么，他也只是听说而已。由此，基督徒不能自杀，对我来说成为一道谜。
2011年春，我到孤山了解百年前丹麦人的一段历史，年代如此遥远，只能寻找与这段历史有渊源的“后人”了。由长安老大夫便是如此一位“晚辈”，他的父母当年都是就读于丹麦传教士所办的学校，父亲由传宝曾在三育中学，岫岩西山医院附属护校，后成为医生；母亲丛淑玉毕业于神道学校。夫妻二人都服侍于在孤山教会，丈夫做执事，妻子为执事长。文革一场狂飙，打砸教堂，拆掉钟楼，烧毁圣经，教会人士被游街批斗。由传宝挺刑不过，自缢而死。听到此这，我不禁发问，基督徒是不能自杀吗？由先生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而是否认其父自杀，因为，根据当时父亲的体征不符合自杀的说法，很可能是被打死的。
我又问，除了你父亲而外，还有基督徒自杀的吗？由先生告诉我，在那年（1967）自杀的还有教会的执事刘宝，牧师孙信爱。
（图片说明）1966年6月30日，以红卫兵为主干的500余人对孤山的文化古迹进行了扫荡，“砸烂的文物主要有：泥塑、木雕铜铸像有四百多尊；碑碣十三通；壁画五十余幅。”（张所文《大孤山古庙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的破坏》，张曾任孤山文化馆长，图片见于网络）
对于孙信爱之死，我拜访了孤山的王维刚先生，他热衷于民间历史，家里几辈都是孤山人。谈起基督徒自杀的事情，王维刚指着孙牧师自杀（1967年3月）的地点说，孙信爱被毒打之后，关在牛棚里，晚上，趁人不备，忍痛爬出了五十余米，来到一口井沿，一头扎了进去。
孙信爱在19岁那年“信而受洗”，皈依上帝，风雨四十年，竟然在一个漆黑之夜投井了。生命是上帝的赐于，选择自杀，是违抗上帝的，此乃基督教的常识。作为一个牧师为何选择了自杀，难道上帝不是他的庇护和避难所吗？
1921年丹麦传教士所建的孤山礼拜堂，钟楼拆除，堂改民宅（1968），丹麦人留下的杏树成为了见证，摄于2016年春。
年轻时孙信爱受洗之后，先是读了五年的函授——南京金陵神学院。然后，入读安东劈柴沟神道学校以及湖北滠口信义神学院，又是一个五年。并且，在哈尔滨、宽甸、岫岩、安东等地传道，1937年按立牧师，仅从牧师算起传道也是30年了。从神学教育和传道经历而言，在教徒的眼里孙信爱的信仰是“坚如磐石”的。然而，当逼迫来临之时，他的脊梁却如芦苇似的折断了。
1950年夏，在政府的策划下，基督教发起了“三自革新爱国运动”，提出“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清除潜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败类”。于是，孙信爱在孤山教会做出了“革新”的举动，一是，“为断绝与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革除了聂乐信（1898年来孤山的丹麦女教士，崇正女校和贫民救济所的创立者）的会籍，解除参加教会活动的权利”；二是对于“效忠于帝国主义分子”（聂乐信）的何柜纳、于桂春，革除其传道职务，并开除会籍。（引自孙信爱卷宗其亲笔写下1600余字的：《何柜纳、于桂春反动言行》）特别赶尽杀绝的是，何、于本是两个单身姊妹，和年已古稀的聂乐信同居教士楼，却被孙率众驱逐，两姊妹走上了颠沛流离的自由传道生活。后来，孙又写了1600余字的检举材料提供于司法机关。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警方逮捕何、于二人的几天之后，孙信爱被打了“右派分子”，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孙信爱欲哭无泪，他由“顺服权柄”，堕落为背主卖友，从基督教的牧师变成了“统战”的一枚棋子。然而，仍在“效忠”之际，却被一棒子打入了地狱，这岂不是“卸磨杀驴”吗？瞻前顾后，穷途末路，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网络图片：文革时各种宗教都受到当局鼓动下的迫害）
当历史迈入了新世纪，正当人们庆幸反右、文革成为历史，甚至开始遗忘那段历史的时候，当年的悲剧却一件又一件的接连发生了。宋牧师的绝望不仅是眼下的逼迫太急，即便是暂度难关，未来的逼迫也许更甚。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宁肯违背基督徒“不自杀”的信条也不肯再活下去的决绝。
在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里，独裁者“不仅要当皇帝，还要当上帝”，犹如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办法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真理。但是，这种信念所固有的残忍、专横、暴虐和凶恶从来没有如此有力地表现出来。”所以，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牧师的悲剧还将继续。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