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论政的优秀典范
——悼念杨力宇教授
周义澄
杨力宇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又是长期交往的朋友。近年来疏于联繫，日前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不免涌出几分惊愕，几分惆怅。
（杨力宇教授，图片来自独立中文笔会）
青年时代 追求民主自由
上世纪八十年代底我刚到美国，就知道美国大学里有好几位著名的华裔学者。杨力宇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对两岸关係特别热心，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意见，有较大的影响力。
与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三届北美华人学术研讨会上，这是我来美国后首次参加学术会议。会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丘宏达，马英九，邵玉铭等人。杨力宇先生与我虽然不在同一个课题小组内，但是他提交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与台湾的大陆政策之比较研究；我的论文题目是发展海峡两岸的多边政党关係——大陆共产党除了与台湾国民党外，还可以与其他政党如民进党打交道；而台湾国民党除了与执政的共产党外，还可以与大陆八个民主党派建立关係。我觉得与先生有共同的兴趣点可谈，在交流中也瞭解到先生的背景：生于大陆，在台湾成长，到美国发展，与两岸有天然的连结。
先生在新泽西州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亚洲系担任系主任，后来邀请我去他学校给研究生班讲课。先生还主动帮我这个大陆学人联络，申请在西东大学做访问研究（Research Scholar）的职位，虽然最后没有达成目标，但这份情意我始终不敢忘怀。他是我长期任职的《北京之春》中文杂志社的编辑顾问，相互之间常有电话邮件来往。1995年春我们有一次长谈（收入《流亡者访谈录》，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他告诉我，五十年代中期他在台大读书时，对胡适、雷震、殷海光这些自由派大师很敬佩，参与办刊物《台大思潮》。力宇先生多年关注台湾与大陆的民主化问题，致力研究两岸关係，八十年代初大陆开放，得以回国探亲频繁来往于两岸之间；1989年风波之后，先生对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显得特别关切，皆在情理之中。
会见邓小平 尖锐提出批评
杨力宇先生的出名与邓小平不无关係。邓小平著名的“一国两制”构想，就是在会见杨力宇时首次提出来的。在台湾，两岸关係长期以来是一个不能公开探讨的敏感话题，政界的敌我意识颇爲强烈。1983年3月，杨力宇和朱永德、丘宏达、高英茂诸教授爲天下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了“中国统一之展望”学术讨论会，还邀请大陆学者参加会议。讨论会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杨力宇等到大陆学术交流。6月先生到达北京，访问了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等单位。离开北京前社科院院长马洪告诉杨力宇，邓小平有意会见。
6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了杨力宇，杨尚昆等人作陪。先生在会见一开始就讲述了自己对两岸关係的看法，批评了中共坚持对台湾不放弃使用武力以及在国际组织中孤立台湾的政策。先生特别提到中共外交部要取代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席位的事件，说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推动双方交流，达到统一的目标。先生告诉我邓小平听到这样尖锐的意见很感意外，但是态度好，听得进去。邓小平回答，在不放弃使用武力上没有让步的可能；而对杨力宇的第二个批评却做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说台湾可以留在亚洲开发银行，但不能用“中华民国”的名义，要用“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的名义。邓小平把整个对台政策作了全面阐述，包括将来台湾可以保持现有社会结构，保持军队，维持对外经济关係等等，这就是有名的“邓六点”新政，实际上就是后来正式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最早构想。力宇先生对邓小平在亚洲开发银行上面的态很欣赏，认爲这是两岸关係的重大突破，但是又担心这个承诺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到香港，不顾中共新华社人士的反对，就在《七十年代》杂志上发表了邓小平的有关讲话，希望把这件事确定下来。先生的政治敏感也告诉他，邓小平显然希望他把有关信息传到台湾去，于是先生设法通过不同渠道将会见的内容告诉了台湾方面。可惜的是对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台湾当局却不能接受，错失了一个好机会，直到1988年台湾才重返亚洲开发银行。
关注人民福祉 嚮往和平繁荣
力宇先生与两岸领导人广有交往，出版过蒋经国、连战、李登辉的传记。除了邓小平外，他还在大陆当局的安排下会见过胡耀邦、赵紫阳。
先生高度评价胡耀邦对民衆的关怀及对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尊重。胡耀邦对文革给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及民衆带来的伤害所做的尖锐批判，使杨力宇深受感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认爲这是意识形态上的大倒退。先生说他从未看见一位中共领袖对人民的爱护及关怀如此强烈，认爲胡耀邦是一个富有人性及同情心的领袖，是中共领袖中的“异数”。先生觉得胡耀邦在民主自由上面的觉悟性远比邓小平高，可惜没有政治权术，倒台太早。
对于赵紫阳，先生认爲总的印象不如胡耀邦。赵比较温和，主张国际间和平交流合作﹐也谈政治现代化，在民主思想上比邓小平要高明一点，但基本上还是同一个模式，这跟胡耀邦不一样。但是先生对赵紫阳的看法在六四事件之后有了很大转变，他觉得赵紫阳爲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敢于牺牲自我﹐放弃自己的权位﹐承受多年非法监禁﹐这很了不起。力宇先生是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评审委员，这个基金会每年评选“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先生提名并在评审会上通过了赵紫阳爲1989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1989年5月风雨满楼之时，热切关注中国大陆学生运动的杨先生就在香港发表文章，提出中共政府对广场学生运动可以採取的三种策略：上策是对话谈判；中策是断水断电，迫使学生撤退；下策是用催泪弹。可是想不到最后用的是真刀真枪，先生认爲这是下下策，不可原谅。
比较两岸领袖民主观念，先生认爲蒋经国是后知后觉，去世前不久才开放党禁报禁，但是至少还是“觉”了，改变了历史。而邓小平在民主政治上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如果邓小平能够从经济开放走向政治改革，在历史上就是一位巨人；其悲剧恰恰是要去阻挡民主潮流。在先生心中，民主、自由、法治、和平、统一、繁荣，才是两岸人民的最终目标。
超然书生论政 设计两岸互动模式
在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知识份子介入政治的古老传统。力宇先生认爲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书生论政”的途径，先生自认爲是属于第二种类型。作爲一介书生，先生的兴趣在于分析政策，议论时政，提出批评，发表建言，而不是参政从政。先生对中国的前途，特别是两岸的政治民主化及经济繁荣发展非常关切。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是出于一种认同中华文化的强烈意识和希望早日看见民主、繁荣、统一的中国的理想，显示了知识份子的社会责任。我觉得先生议论两岸政局总有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与两岸领导人熟识，但从不取宠邀功，而是认真爲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出谋划策。先生后来做的最大的官是“侨务委员”。我曾经开玩笑地问他有了这个“官职”是否会影响论政的超然性。先生回答，侨务委员不是官，而是谘询职务。先生自认早在美国“落草”，无任何政治野心，对现实政治无意介入，对做官更是毫无兴趣。多年来祇是以一介书生的地位，本著学者的良知“书生论政”，他认爲知识份子不能关在象牙塔中从事纯学术研究，因爲中国的前途时时牵挂在他心中。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不仅作理论研究，还是许多具体可操作的政治模式的设计者。先生就大陆和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关係及地位提出许多新构想，创造了诸如“一国两队”、“一国两席”、“一国两府”“一国两岸”等等两岸关係模式。可谓挖空心思，殚精竭虑。
先生最早从1980年奥运会的实际情况提炼出“一国两队”模式；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事实扩展爲“一国两席”模式。就是在承认祇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和台湾在国际组织中拥有两个席位。在许多国际经济、科技组织中都可以採取这样的做法，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亚太经互会议，关贸总协定等。“一国两席”是在国际的经济、技术组织中处理两岸地位关係的最佳的可行方式。我与先生还讨论过这个“一国两席”模式是否可以推行到联合国。先生认爲联合国是一个政治组织，在现阶段台湾进不了联合国，至多作爲一个观察员。
鉴于长期以来“一国两制”台湾不能接受，“分离分治”大陆不能接受，所以先生后来又提出“一国两岸”模式。他觉得“两府”、“两制”都是政治名词，而“两岸”是一个中性名词，一个地理概念，容易被双方接受。所谓“一国两岸”的内容是“一个中国，两岸对等”。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双方维持各自的解释。在两岸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双方应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和平解决争端，终止敌对状态。台湾不追求台独路线，大陆不以武力威胁。在时机成熟时，双方领袖再在“一个中国，两岸领袖，对等谈判”的基础上举行高峰会议。
先生身上具有浓厚的书生气与理想主义味道，他认爲学者提出的意见，不需要考虑政治领导人是否一定会採用。不事帝王，祇为苍生。他曾经一厢情愿地设想，如果胡耀邦能够继续作总书记，加上赵紫阳配合，中国就有希望。先生在大陆访问时，还曾经向一位领导人建议把“四个坚持”改爲“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被人嘲笑了一番。
先生对台湾官方同样提出过不少批评，他与连战是台大同学，连战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先生还给连战内阁的政绩打分数。他觉得比较起来，台湾官员跟大陆官员不一样，受过西方民主教育，很多人自己本身也是学者，因而大部份政治领袖都能够听学者的意见。先生说在蒋经国时代，大量海外留学的学人回台湾服务，成了新一代的领导层，他们跟第一、二代领袖完全不一样，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远比以往的领袖强。而在中国大陆，留美留欧或留日的回国学人员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层次，没有达到决策层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中国史上活跃于两岸关係政治舞台上的学者群中，杨力宇先生是一位佼佼者。
对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的批评支持
先生历来关心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在海外建立民运组织，从事民主运动，总是给予高度评价和鼎力支持。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下，先生对民运队伍中的不良份子窃取民衆捐款的卑劣行爲严厉批评，毫不客气。面对外界对整个海外民运的无端指责时，先生又常常挺身起来辩护。他一直认爲海外民运队伍中人才济济，《北京之春》杂志办得不错，在学校图书馆里很受欢迎。他告诉我，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一报到就到图书馆看民运刊物。当有人指责民运队伍内斗分裂的时候，先生便说这是政治民主多元化的正常现象，对民运人士不要苛求。他还跟我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汪祖荣教授写了一本关于孙中山的书，说到孙中山当年在美国的所作所爲与现在的大陆民运人士没有什么两样，从纽约募款到芝加哥，再到旧金山，从来没有公布过帐目；而现在的民运人士还一本正经公佈捐款帐目呢。我听了哈哈大笑。先生也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推动台湾有关方面从道义和物质层面支持大陆人士在海外的民主运动。
邀请我讲课 细论江泽民
先生知道我曾经在复旦大学担任教职，1996年2月，他邀请我给他们亚洲系的研究生班就中国当代政治作一次演讲。离开中国多年，我依然非常留恋大学讲台，嚮往与青年学子的交流。不过我如实告诉先生，自己在复旦哲学系给本科生及理科研究生开的课，都与政治无关。先生说他读过我的政论文章，于是我也没有再推辞。
西方媒体对中国“第一位具有大学学历”的最高领导人甚感兴趣，有些海外民运政论家、时评家则把江泽民称爲是邓小平的“第三具牺牲”，是“又一个华国锋”。应先生要求，我讲课的题目是“江泽民的政治资源”，主要是对大多数人所共知的现象作一些分析，基本上不作什么预言和猜测，也没有小道消息。
当时我提出江泽民的政治资源比较突出的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技术官僚的知识学历；二是“海派”的地域文化背景；三是温和的政治风格；四是平民出身与亲民形象；五是对六四事件不负直接责任(比杨尚昆、李鹏更有进退馀地)。江泽民的弱项是临危受命，缺少合法性基础；作爲技术官僚，在意识形态上较弱，所以它急需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和理论体系。讲课结束时有同学提问，未来江泽民会有什么治国的锦囊妙计？我说自己不是算命先生，中国大陆政治又是一个不可预测系统。不过我回答，如果江泽民真的身怀锦囊，那么里面大致藏有三大妙计：1，缓和地重评八九民运六四事件（比如给受难者发抚血金）；2，签订台海两岸长期和平协定；3，与达赖喇嘛对话低调处置西藏问题。我说未来中国发展究竟怎样，要看江泽民及其团队的智商几何，中国老百姓福分深浅。我对先生说，我这是跟著他“书生论政”。
几天后收到先生来信，十分客气地说我的演讲“非常生动深入，大家反应极好”，还说“希望以后再借重”。同时收到了讲课费支票包括交通补贴。事后我根据先生建议，将讲稿整理成文章，准备在《北京之春》上刊登。当时编辑部有人提出，此文对江泽民的评述过于正面，不适合在民运刊物上发表，于是作罢。直到2011年6月，才交杨建利在《议报》期首次公开发表。
难忘一件小事 总觉心存愧疚
2014年香港《前哨》杂志12月号上发表了力宇先生的文章《黑心商人与清流企业家》，指出食品安全风暴摧毁了台湾“美食王国”的形象，赞扬了台湾企业界的清流——蔡衍明主持的旺旺集团“坚持食品安全，拒绝牟取暴利”的理念。不过先生提到“蔡衍明曾经致赠我一些旺旺食品，我带回美国后与家人安心分享”。这一点似乎触动了我这个新闻系本科出身者的敏感神经，心想这涉及到採访者与被採访者关係的职业道德准则。我知道全世界大多国家禁止新闻记者从事商业活动，要求大衆传播媒体将广告与新闻报道清楚区分；规定记者不得接受被採访者或报道对象给予的任何形式的礼物，更不能接受贿赂，不得利用职业活动之便谋求个人利益。在採访过程中，记者必须做到不受贿、不接受报道对象的吃请，不接受与报道内容有关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差旅费以及礼物。这些规范的目的是爲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作爲社会公器的大衆媒体的公正性。于是我就此给《前哨》编辑部写了一信，说杨力宇先生作爲採访者接受被採访者的礼物，违背了记者的道德准则。当然力宇先生是独立撰稿人，不是《前哨》杂志记者。但是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杨力宇与蔡衍明建立了一个採访者与被採访者的关係，此时此刻一定要遵循记者的职业守则。杨力宇先生接受了被採访者的礼物，文章的真实性和报道的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
我在信中表示，自己素来敬重对社会深表关怀的独立学者杨力宇先生，觉得先生可能是在漫不经心中忽略了细枝末节；专业的《前哨》杂志不应当在此类问题上掉以轻心。没想到《前哨》态度严肃认真，全文发表了我的来信，题目是《採访者不可以接受被採访者的礼物》，副标题是“——就杨力宇先生文章提出一点意见”。《前哨》总编辑刘达文先生与力宇先生是好朋友，我不知道在刊登这个来信时，达文先生是如何与力宇先生沟通的。此后我与力宇先生打过几次电话，均未联繫上。后来先生搬家，更难以联络。我当然相信先生虚怀若谷，对我提出这种意见不会介意，但是我仔细想想，觉得自己实在过于吹毛求疵，小题大做。我完全可以採取与先生单独沟通的方式交流看法，不必公开发表批评信件。我这种居高临下一本正经教训他人的鲁莽行爲，造成了一种不知如何弥补的遗憾。
力宇先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