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W：近年来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的报告

前言：当今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新修订宗教事务法规：有何新特点？

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立法

法律赋予我们信仰的权利。它包含在宪法当中。但是政府告诉人们，你只能在我们设定的范围内享有自由。

——非官方“家庭教会”基督徒

中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36条）；然而，中国宪法的这些条款并不具备司法可诉性。更有甚者，宪法规定，它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第36条）。在实践中，这是指根据五个官方认可的宗教传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开展的活动，这些传统由七个国家认可的宗教协会监督。自2005年以来，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活动进行了进一步限制。总体而言，该立法框架远未达到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公法标准，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8 条。

经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2月1日生效，取代了2005年条例。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活动的控制。《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5条），但并没有明确外国势力“支配”的含义。《条例》并规定，不得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第4条）。[5] 这些规定有可能被用来对宗教团体施加进一步的限制。修订后的《条例》在第4章重新强调，团体宗教活动必须在为此目的而指定的注册地点进行。第四章第20条还规定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其中包括当地信教民众“有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动的需要” 。此外，该法规还包括了对宗教内容传播（第45至48条）、宗教院校（第三章）和慈善工作（第56条）施加限制条件的新条款。

近年来，人权问题专家已经一再表示担心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为限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提供合法性。2015年7月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2015年7月1日通过的中国《国家安全法》对人权的影响表示关注。⁶ 他表示，该法律“ 非常广泛的适用范围” 和模糊的术语为中国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国公民自由和对民间社会实施更严格控制敞开了大门”。《国家安全法》第27条涉及宗教。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包含“国家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法》又包含宗教问题，这二者结合更加强了限制宗教自由的政策和手段。

每个人都感到新法规的压力。在新法规出台之前，已有规则，但并未严格执行。此后，政府开始敦促人们只能在指定地点进行宗教活动。

——基督教和法律专家

如下文所述，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对全国各地宗教团体（包括注册和未注册团体）的限制和侵犯与日俱增。在许多情况下，当局的行动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依据，也不符合新版《条例》的表述。尽管《条例》的内容很重要，但可以说《条例》的实际意义以及随后的宗教打压升级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该《条例》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意向宣言：是一份对宗教事务管理实施新措施的声明。

《条例》限制了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共产党员还要根据党的规则受到其他限制。虽然多年以来，中共对其党员的宗教信仰态度有所松动，但习近平上台后则重新警告中共党员不得“ 信仰宗教”。中共当局和党内文件通知指出，党员将需要提交拒绝信仰宗教的书面文件。同时，中共浙江当局说，入党申请人如果有宗教信仰将被拒绝。 ⁷ 一则新闻报道还指出，一些党员转而信仰宗教的事实 “正在受到严肃关注，其严重程度目前已经纳入党的纪检工作范围”。⁸

在当今中国，从一家上海公司的最有权势的党员高管到最偏远地区的贫穷牧民，没有人可以真正自由地顺从自己的良心。

具有中共特色的宗教生活

从2017年9月国务院颁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以来，到2018年2月该条例执行以后，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在公共敬拜和信仰实践上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程度不一的逼迫、藐视和误解，甚至包括各种企图改造和扭曲基督教信仰的行政措施。其中一些粗暴的举动，是文革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如拆毁教会建筑的十字架，粗暴干涉基督徒家庭悬挂、张贴的十字架和春联等信仰表达，强迫和威胁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强迫教会悬挂国旗或歌颂世俗国家、政党，禁止基督徒的未成年子女进入教会和接受信仰教育，剥夺和取缔教会和信徒的自由聚会等。 ⁹

以上引文来自400多位中国基督教领袖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最初发表于2018年8月。

这种有关侵犯新教教会宗教自由的描述，与世界基督徒团结会（CSW）收到的报告和大量关注中国教会问题的专家和机构发表的报告相吻合。更多中国当局侵犯宗教自由的案例还包括：

• 拆除未注册的教堂建筑。例如山西省拥有50,000名会员的金灯台教堂。¹⁰
• 强制关闭未登记的教会。例如关闭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有超过20年历史的基督之家教会; 警方没收了5000多册书籍，电子设备和宗教材料，随后还将教会认定为“ 非法宗教组织” 。¹¹
• 当局强迫注册的和未注册的教堂安装闭路电视设备，监控教堂内部进行宗教仪式的房间。2018年9月，由于北京锡安教堂拒绝在建筑物中安装24个闭路摄像头，当局关闭了该教堂。.¹²
• 逮捕和拘留未注册的教会领袖。例如，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王怡牧师和他的妻子蒋蓉在2018年12月遭到拘留。¹³ 2019年12月，王牧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9年徒刑。¹⁴ 蒋蓉已获得保释。
• 从私人住宅和教堂中拆除并销毁带有宗教信息的横幅、招贴和壁砖等等。
• 威胁扣留低收入基督教家庭的政府“低保”，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 对房东施压，禁止他们向未注册的教会出租聚会场所，并将基督徒从被政府关闭的教堂驱离。
• 迫使注册的“三自爱国教会”以唱“红歌”和悬挂国旗等方式，向中共表忠心。

政府的最新政策是，他们不想要任何类型的独立教会。他们希望所有教堂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忠于共产党。

——未注册教会基督教徒，2019年4月

自新版《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实施以来，这类事件愈演愈烈，但有些案例可追溯到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案例研究之一： 活石教会

活石教会是位于贵州的一个未注册基督教会，当局对他们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压制措施，以迫使教会加入“三自爱国教会”。该教会于2009年在贵阳市成立，发展迅速，到2015年已有700多名成员。教堂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说教会使用商业建筑聚会是非法的。几个月后，仰华牧师于2015年12月被捕。为了迫使他合作，审讯人员对仰华牧师以酷刑和死亡相威胁。在2016年12月仰华牧师被判处入狱两年半，而在2017年2月15日，教会前执事张秀红被判处5年徒刑。张的刑期后来减为三年，缓刑五年。教会另一位牧师苏天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于2018年5月被追加六个月软禁。

一位接受CSW采访的活石教会成员描述了当局的行为：

“与政府之间的问题激化始于2015年左右。当局开始监视我们的活动。他们来干涉我们的礼拜活动，并且极具破坏性。他们宣布我们是一个非法的宗教团体，并试图迫使我们关闭教会。所有成员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几人被捕。苏牧师和仰华牧师都被指控犯有同一罪行，泄露国家机密，但这只是剥夺他们自由的借口。

“教堂的成员现在被拆散为几小组，每小组最多20人。不过，大约有一半的成员已经离开。他们感到害怕。政府威胁说他们会丢掉工作，或者警告他们的孩子不会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他们说了一切可以施加压力的方法。”

这位接受CSW采访的教堂成员最后说：

“对活石教会的镇压就像是一次实验。现在当局看到这个方法行之有效，他们在中国许多不同地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新《条例》清楚地表明了政府严控教会的决心。很清楚，《条例》是一项宣言：对于那些试图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教会将实施零容忍。”

• 2018年6月19日：仰华牧师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后被释放，但急需医疗服务。
• 2018年5 月：苏天富牧师被判处一年徒刑，缓刑两年，并进一步监视六个月。
• 2018年2月11日：白云区法院强行将已被查封两年多的教会物业以542万元低价“拍卖”给一家国有公司，并将拍卖所得偿还宗教局的罚款。
• 2017年8月7日：张秀红被拘押两年多后获释。
• 2017年6月28日：南明区宗教局以2009-2015年间非法收取奉献为由，对苏天富和仰华牧师做出罚款700多万元的行政处罚。
• 2016年12月30日：仰华牧师被判处两年半徒刑。
• 2016年1月22日：仰华牧师（李国志）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
• 2016年1月：教会在其律师李柏光的协助下向贵阳市南明区城市行政执法局提起法律诉讼。
• 2015年12月21日：仰华牧师因非法拥有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刑事拘留。
• 2015年12月14日：苏天富牧师因“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被拘留。
• 2015年12月13日：余雷和王瑶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
• 2015年12月9日：300名警察和执法人员查封了活石教会所有三个集会地点；仰华牧师被行政拘留；还有另外两个人也被拘留。
• 2015年11月18日：地方当局通知教会，将商业建筑用作教会集会场所是非法的。国保人员对苏牧师进行“家访”。
• 2015年7月至8月：教会执事张秀红，因“非法经营”罪被拘留; 会计帐簿被没收，帐户被冻结。
• 2015年5月：当地民政局宣布教会为“非法组织”。
• 2014年11月8日：当局动用数百名政府人员包围教会所在的大楼。
• 2009年：活石教会成立。

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众正遭受与新教团体类似的限制和侵犯。例如，在河南省，全省范围内对所有基督教团体的镇压使天主教和新教教堂都被拆除，所有会众都对此感到愤怒和绝望。但是，梵蒂冈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历史和当前关系以及关键的主教任命问题也决定了天主教徒的处境。从历史上看，有些神职人员和主教是由中国政府单独任命而未经教皇批准；其他一些被梵蒂冈认可的人又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有些则是得到双方的认可。

2018年9月22日，罗马教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协议细节尚不清楚，但有可能根据协议，中国当局将向梵蒂冈提交主教候选人，而教宗拥有最终否决权。教宗也承认了七名之前没有被罗马接受的中国主教。

该协议得到一些天主教徒的欢迎，他们认为该协议可以为中国和国际上的天主教徒带来更大的团结。但是，国内外有更多其他人反对该协议。他们担心，协议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在宗教自由迅速恶化之时，梵蒂冈似乎在间接地为中国政府迫害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宗教团体的行为背书。批评者质疑协议对那些属于“地下教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会众意味着什么，尤其是那些因拒绝被“爱国教会”收编而多年遭受拘押和软禁的神职人员。

我们敦促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保护宗教自由为基础，并结束宗教迫害。不幸的是…… 我们看不到即将达成的协议有任何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停止对教会的迫害并停止其对宗教自由的侵犯。

由大学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人权活动家和律师发起的致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公开信¹⁵

自协议签署以来，出现了以下一些涉及神职人员个人的新变化：

• 苏贵鹏神父2018年10月在宣化教区沙地房遭到软禁，2018年12月解除软禁但是禁止他参与管理教区事务。¹⁶
• 宣化教区东城天主堂的赵贺神父2018年10月被拘留，2019年1月获释。¹⁷
• 崇礼西湾子教区张贵林神父和王忠神父于2018年冬季被拘留，当前状态未知。¹⁸
•  在浙江，温州主教邵（彼得）祝敏¹⁹ 于2018年11月9日被当局带走，2018 年11 月23日获释；同月，当局释放了自2017年12月起遭到11个月拘留的丽水神父陆丹华²⁰
•  2019年1月，南阳教区主教靳禄岗成为了政府承认的助理主教。据天亚社（UCAN)消息 ，他是2018年9月份协议签署之后第一位得到官方安排的地下教会神父²¹
• 河北省）宣化教区的助理主教崔泰现年68岁，他于2018年4月被拘留，他被允许在2019年农历新年期间探望亲戚。在最近这次拘留之前，他曾遭遇若干次软禁或是被监禁在“再教育营”。

协议签署两个月之后，枢机主教陈日君在香港为蔚和平神父举行追思弥撒。2015年11月，人们在山西太原的一条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警方声称他死于自杀，但教会领袖和观察人士对此解释表示质疑。²² 另外一个牧师，河北保定刘红更神父2015年5月7日失踪；教会成员后来发现刘神父被拘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教会的一些成员能够探访刘神父，后者不知道拘留他的原因。十月份，刘神父的母亲原本要去看望她的儿子，但他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无法联系。从那以后，他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就再没有他的消息。²³

基督教一直以来被中国当权者视为“外国”宗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似乎特别怀疑基督教。伊斯兰教，尽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被也被视为外国渗透的潜在工具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尤其如此。

案例研究之二： 新疆地区的大规模拘禁

在2017年和2018年期间，出现了大量报道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很多维吾尔人更愿意称为“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的民族被广泛拘留在政治“ 再教育营”中²⁴。包括CSW在内的人权组织已充分记录了这些拘留营的资料，²⁵ 这些资料的来源包括对目击者和受害者家人的访谈，以及公开的招募通知、政府采购和建筑招标、中国官方媒体、诉讼过程中的证词（哈萨克斯坦）、学术研究²⁶ 、国际媒体报道²⁷ 和Google Maps图片。随后在2019年11月，《纽约时报》透露他们收到了400多页泄露的中共内部文件，这些文件进一步证明了大规模的残酷镇压行动，是由中共最高领导层精心策划的。²⁸ 强有力的证据确凿无疑地表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正在发生大规模拘禁，这些行为同时违反了国内法和国际法。

自2017年以来，据信有超过100万人没有任何罪名而被拘禁在政治“再教育营”。最近的估计数字则高达300万人。

遭到拘留的原因包括：

• 有亲戚住在国外
• 在线获取宗教资料
• 到访过某些“敏感”国家
• 社区宗教活动
• 表示“错误思维”或“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
• 有时根本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被送往所谓的再教育营的人无法获得法律顾问，也没有上诉机制。通常不会告诉他们的家人他们被关押在哪里或何时被释放。拘留营内卫生条件非常糟糕，人满为患。被拘留者遭受殴打，睡眠剥夺，强迫用药和单独监禁。2018年11月28日举行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米日古丽•图尔荪（Mihrigul Tursun）描述了她新疆的一个拘留营被监禁的经历:²⁹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二次被监禁时在老虎椅上遭受的酷刑。我被带到带一个电椅的特别房间。审讯室只有一盏灯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皮带和鞭子。他们让我坐在在一个高脚椅是，他们按一个按钮我的手脚就被固定和锁紧。为了让电击发挥最大作用，他们事先剃光了我的头发。当局把头盔一样的东西戴在我头上。每次被电击，我的整个身体都会剧烈颤抖，疼痛难当。我真的宁愿死也不愿经受这种折磨并求他们杀了我。”

尽管并非所有的被拘留者都是穆斯林，但民族似乎是与拘留有关的最重要因素，当然宗教因素也很重要。不仅一些人因从事和平宗教活动而被拘留，而且目击者还报告说，被拘留者必须在拘留营放弃伊斯兰教，并承诺不信奉宗教。被拘留者被迫违反他们的宗教信仰吃猪肉或喝酒。在2018年和2019年，有报告称一些被拘押者被转移到黑龙江、山东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监狱。

“ 我的婆婆…… 不停地为她那些被关押在拘留营的孩子们哭泣…… 她孤身一人，没有人来照顾她…… 她忍受着饥饿和痛苦的煎熬。”

——一名家人在新疆的澳大利亚维吾尔人

在难民营外，当局拆毁了新疆地区数千座清真寺。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将其描述为“对维吾尔宗教、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全面攻击。” ³⁰

甚至小规模、和平的日常宗教活动和宗教认同表达也被政府视作可疑行为。对新疆居民，特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非汉族的居民实施了有据可查的极端监视，这意味着任何社区的任何性质的公共集会都受到严格控制，任何团体在注册地点外的宗教聚会都遭到禁止。

经济剥夺已经发生，中国政府几乎没收了维吾尔人的全部财物，使他们陷入赤贫状态。维吾尔语被禁止。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自由受到限制。维吾尔族正在经历一场种族灭绝。

——一名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族男子

政府干部被安置在维吾尔人的家中，以日夜监控他们的行为。维吾尔人不能进行宗教活动，不能弹奏民族乐器，也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父母在拘留营的孩子被从家中带走并安置在国家机构中。当地一所孤儿院的维吾尔族工作人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工作的这家机构已经人满为患，有些孩子年仅六个月大，他们“ 就像是被关在牲口棚子里”³¹

中国政府声称这些拘留营是职业培训中心，他们在与极端主义作斗争。实际上，超过100万人的大规模监禁已经构成了人权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点。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因为是所谓的“外国”宗教而遭受来自政府的特别的压力，但其他宗教信仰同样处于严格管控之下，因为政府号召所有宗教团体实现宗教信仰“中国化”，要求他们展示“爱国之情”，实际上意味着要求他们保持对共产党的忠诚。据自由亚洲电台称，2018年8月，著名的少林寺举行了引人注目的升旗仪式，这是该寺150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此类仪式。来自统战部的官员在仪式现场监督。³³ “寒冬”是一份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的网络杂志，出版方是新宗教研究中心（CESNUR）。这份网刊报道了中国政府对道教³⁴ 和其他传统民间宗教的打压，包括关闭寺庙、摧毁宗教塑像和材料。³⁵ 同样在2019年4月，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报道，江苏省当局在一个月内拆毁了5,911处寺庙，称之为“自文革以来对这种信仰最大规模的破坏” 。 ³⁶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藏传佛教“另眼相看”：证据确凿且持续不断的针对藏人团体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行为，正体现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所描述的“ （中国政府）对藏传佛教徒和达赖喇嘛的对抗和敌对策略”。³⁷ 人权组织说，共产党把“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并指责达赖喇嘛“煽动分裂主义” 。这种手段使得当局可以惩罚藏人和平表达自己宗教认同的行为，甚至可以打击那些对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温和批评。

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包括对寺院和重要法会等宗教活动的介入性武装监控，部署配备防暴装备的武警是一个典型特征。这意味着这样的宗教庆典几乎都类似一场军事演习。此外，当局严厉打压与达赖喇嘛有关的任何活动。这包括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在家里或手机里拥有达赖喇嘛的图像和教导材料。

2016年7月，当局“改造”运动造成了四川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Larung Gar）数以百计的房屋被拆除。五明佛学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之一，人数超过10,000。³⁸ 在另外一所佛学院，亚青邬金禅林（Yachen Gar），有多达1000名尼师在官员下令之后被迫离开佛学院返回原籍。³⁹ 在2016年11月，六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包括一名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就五明佛学院和亚青邬金禅林的强制拆除和强行驱逐信众的问题致信中国当局。信中表达了他们对有关报告中“ 对和平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并任意逮捕和拘押”等问题的关切。⁴⁰

拆毁寺院和朝拜场所，强行驱逐僧尼，使得藏传佛教和整个藏区伤痕累累

从亚青邬金禅林（Yachen Gar）被逐出的藏族尼师被迫“表演中国爱国歌曲并学习跳舞”并观看政治宣传片。据RFA称，当一些尼师痛哭流涕时，看守对她们拳脚相加。⁴²

还有大量针对藏传佛教徒的侵犯人权行为与宗教自由问题相互交织，其中包括限制僧俗群众的迁移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诸如滥用酷刑、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等等。2012年1月，中国当局拘留了数百名去印度参加达赖喇嘛时轮金刚法会返回西藏的藏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人士相信，前往印度的7、8千名朝圣者中有数百人在拉萨市公安局古扎看守所接受“再教育”，这个看守所以对待犯人特别残暴而臭名昭著。⁴³

根据RFA引用的消息来源，2019年又有数千名的僧尼被遣散，据报道还有一些较早被遣散的僧尼依然受到拘押，接受“政治教育”、遭受殴打。⁴¹

如同其他宗教团体的神职人员，那些同时是重要社区领袖和试图保障人权的藏传佛教僧人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打击对象。在2015年7月，西藏最著名的政治犯和宗教领袖之一，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监禁期间逝世，他显然是在因“煽动分裂”罪名被判入狱之后遭受了酷刑。⁴⁴

虽然本报告中描述的大多数宗教和信仰团体包括了政府注册或独立/未注册团体，但还有第三类团体一直是政府积极追剿和迫害的对象。在中国至少有20个宗教或信仰团体被官方认定为“邪教”，这个词通常翻译成英文为“ heterodox teachings” 或“evil cults”。1999年，中国公安部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非正式地称为“ 610办公室”，其目的在于根除法轮功以及后来被列为“邪教”的其他信仰群体。属于此类团体的个人一直受到《刑法》第300条的指控，该条禁止“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的实施”。处罚包括拘留、监视和剥夺政治权利，罚款，或合并处罚并处罚款，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⁴⁵

2017年，非盈利性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探究了对《刑法》第300条的一项新司法解释。这项新司法解释提高了判处三至七年刑期必要的“基准证据” ，同时扩大了“轻微罪行”的类别。对话基金会注意到新解释在减轻判刑方面更加宽大的趋势，并认为新解释可能导致“邪教罪犯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数有所降低”。不过，对话基金会也注意到，新解释还使得囚犯在刑满后可以被剥夺政治权利长达五年。以前，这仅适用于因“ 危害国家安全” 和许多暴力犯罪而被判刑的囚犯。 ⁴⁶ 法轮功和全能神教（也称东方闪电）被认为是最大的两个被列为邪教的团体。这两个团体都受到政府的严厉迫害。

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一直被禁止。中国境外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持续不断地报告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遭到逮捕、监禁、酷刑和监禁期间死亡的消息。另外，人权律师戴维· 马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内阁部长戴维·基尔古（David Kilgour）和中国分析师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发表的一系列报告提供了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包括其他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已经成为强制摘取器官的受害者。CSW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报告，但对由大律师和前法官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 主持的“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简称“中国法庭”）得出的结论深表关切. ⁴⁷ 该法庭于2019年6月作出最终判决：

强摘人体器官已经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集中针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和医学检查是比较近期的情况，针对这一群体的器官强摘证据可能会在将来一定时期出现。本法庭未得到与中国器官移植产业相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已经被拆除的证据，也未得到关于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获得人体器官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得出结论：器官强摘时至今日仍在进行。⁴⁸ 法庭进一步得出结论，针对法轮功和维吾尔人的危害人类罪已经得到了毫无疑问的证实。

全能神教（CAG）在1995年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定为“邪教”。 ⁴⁹ 根据全能神教发表的2018年年度报告，仅在2018年，就有11,111名教会成员因参加教会活动而被捕，多达20人因迫害而死亡。该报告引用了来自不同省份的政府文件，概述了反全能神教的运动。该报告还详细介绍了持续发生的对全能神教成员的侵犯行为，包括拘禁期间遭受酷刑、严密监控以及被施加强大压力背弃信仰。还有若干从海外返回中国的教会成员下落不明⁵⁰ 根据对话基金会的研究，全能神教成员是仅次于法轮功的第二大因《刑法》第300条被定罪的群体。⁵¹

美国国务院《2018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列举了几个侵犯全能神教成员宗教自由权的报告，其中包括2018年在贵州一名全能神教成员在拘押期间死亡的案例；当局告诉家人她自杀了。当家人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时，当局对他们以丢掉工作和子女无法上大学相威胁。在教会报告同时被美国国务院引述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成员被逮捕并遭受酷刑25天，然后被送往医院，头部颅骨严重受伤。她在数月后丧生。⁵²

对宗教信仰自由维权人士的打压

在2015年7月开始的被称为“709镇压”的事件中，超过300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及其同事和家人遭到了讯问、拘留，有些甚至被囚禁或被失踪。他们中有很多是因宗教或信仰而被捕的人士的代理律师。

案例研究： 在中国进行宗教自由维权

宗教信仰自由案件在中国具有政治敏感性。受理此类案件的律师可能会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恐吓；如上所述，那些一直受理宗教信仰自由案件的律师会成为政府打压目标，并可能被判入狱或失踪。但是，即使是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案件，得到司法公正也存在巨大障碍。从律师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障碍包括满是持枪警察的法庭、当局伪造证据、律师被禁止与客户见面，以及在刑事调查期间刑讯逼供等等。有时，当局还向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说服”律师撤案。

“酷刑主要发生在刑事调查阶段或审判阶段。使用酷刑的目的主要是获取口供，并使被拘押者服从。有时，在拘押期间，警察命令一部分被拘押者虐待另一部分被拘押者。”

——人权律师

维权律师报告说，情况根据地点、时间和案件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某个具体案件涉及某个重要政治人物，那么公安系统必将对律师及其律师事务所施加更大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一位经验丰富的宗教信仰自由维权律师说，律师应该坚持法治，主张律师介入的合法性，拒绝与任何违法行为合作并坚持履行律师的职责。

类案件获得公正审判的可能性很小：“ 在宗教案件中被捕的人最终被判无罪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在涉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案件中权力滥用无处不在，” 律师说。但是就律师而言，“ 尽量利用所有司法程序是基本原则” 。

同时，可以改进的领域非常有限。律师报告说，一些程序性保障措施已经得到改善，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律师比以前更容易看到案件档案。但是，他们强调，条件因地区和宗教团体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除非坚持不懈，否则律师无法会见他们的客户。”

——维权律师

对于律师本身而言，总体压力日益沉重，这迫使一些律师缩减其在“敏感”案件上的工作规模或干脆退出了该行业。从2015年开始拘押维权人士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形势依然惨淡。尽管如此，一份由中国维权律师团体为纪念“709事件”四周年而发表的声明让人们看到了些许希望：

“四年来，尽管有关当局穷尽一切手段抹黑人权律师或逼迫被捕的人权律师认罪，但出人意料的却是，那些人权律师正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尊敬和关注，像高智晟、唐荆陵、唐吉田、江天勇、刘巍等人权律师的事迹正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权律师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愿意与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一起坚守民主和法治的价值，一起尊重和捍卫人权。”⁵³

结论

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不断要求中国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更重要的是与中国民间社会站在一起并予以支持，他们才是中国发生变化的真正希望所在。

本报告谨献给无以数计的维权人士、律师、牧师、新闻工作者和网民，他们选择捍卫思想自由、宗教信仰和良心自由。他们自己冒着巨大的风险，没有希望得到回报甚至没有希望得到感谢，他们拒绝接受对这一基本权利的日益增长的限制，并拒绝无视他人的痛苦。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大学和商业公司必须尽一切所能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捍卫者，以及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保护所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CSW要致谢为本报告创作插图的巴丢草。 巴丢草是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艺术家和人权捍卫者。在2016年在接受一个采访时他表示：“漫画和肖像能创造出一种统一的视觉符号…..以向公共舆论施压。也许这样的压力有助于改善哪些狱中人士的处境，以及安抚被迫害者的家庭成员”（洛杉矶书评，“盯住老大哥—和中国政治漫画家巴丢草的问答” 201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