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应盯着中国政府究责不放
邓聿文
2020年四月份，中国政府在清明节为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的烈士和平民举行了全国哀悼活动。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为在突发公共灾难中死去的同胞举行哀悼活动，上两次的全国哀悼，乃是对地震中的死难者，无论我们怎么不喜欢这个政府，这次中国当局向那些卑微而无辜的死难者致以国家哀思，总算是个进步，而且也顺应了民意，应该肯定。
中共领导人集体哀悼疫情中遇难的国人，图片来源：新华网
中国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至今还保持在83000例左右，死亡数字则把武汉病亡人数上调了50%。尽管这数字可信度值得怀疑，但比较而言，中国对疫情的控制程度应该算是好的。由于中国是疫情首发国，面对这个百年罕见的病毒对人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中国政府举行哀悼活动，是它需要做的，从现代政府的角度看，如果中国当局还想人们把它作为一个现代政府对待，起码对其治下的子民要有哪怕是假装的某种形式上的善意和尊重。
当今时代，即使独裁如朝鲜，完全忽视民意，我行我素，很难行得通。不过，在肯定中国政府为平民举行哀悼的同时，也要警觉它借此逃避在新冠疫情中该负的责任，对疫情的应对不力特别是初期的瞒报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全国人民必须对它追责。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原因是中国政府至今根本没有表现出要对疫情扩大化进行问责的意思。尽管2月初，当局免掉了民愤比较大的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也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事件派出了调查组，然严格来说，这只是对民意的回应，算不上严肃问责，中共对两级政权主要领导人的免职没有提出让民众信服的理由，他们虽然因抗疫不力而被免，但这只是外界的猜测，具体何因人们不知道，或许也是代人受过，另外，也未有其他党内纪律处分跟进。对李文亮事件的调查，最后也是和稀泥，草草收场，仅仅处罚两个基层警察，以致民众对该调查结果非常不满。
籍此来看，当局逃避究责的意图很明显。但这是逃避不了的，政府自己不问责，民间和社会也要去追究政府防疫不力的责任。自疫情在武汉爆发后，民间就一直有此声音，随着事态进展，究责的呼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比如在中国舆论中有影响力的学者于建嵘2月就提出了一个问责清单，把问责对象指向地方各级政府、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它们的负责人，清单规定了几种问责情形，包括未按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履行报告或公布职责，存在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若按这个清单，被问责的机构范围和人员势必很多。
如果说，中国当局之前以政府还在抗疫，问责会分散官员注意力，打击他们的抗疫信心，不利抗疫而可以置民众呼吁于不顾，那么，清明节全国哀悼活动的举行，表明抗疫进入尾声，应该响应大众呼声，给社会一个交代。对病亡人数的上调，其本意应该也是出于塑造尊重事实的形象。这些亦有利于改善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形象。近期西方对中国的疫情数据质疑甚多，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损失，当局对此一概不理，反批这是西方要甩锅给中国，把自身防预不力之责扣在中国头上，要中国承担起病毒起源的道义责任，达到诋毁和损害中国形象的目的。不论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有没有这个意图，因瞒报等导致疫情扩大对中国民众造成的生命危害和自由损失总要道歉和问责，假如中国政府这么做了，即使认为在当前环境下不宜对西方“低头”，承认错误，国际舆论看到政府对民众道歉，问责失职官员，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对本国民众负责的政府，是可以打交道的。
清明节的全国哀悼，或许中国当局有向民众道歉和认错的成分在内，然而即使有，也不能代替真正的问责。这是两回事，一码归一码。假使政府认为哀悼了人民就不应该或不要去追责，则是打错了算盘。对于问责，这不是人民过分的要求，中共自己也有专门的党内规章，去年9月当局印发了修订后的问责条例，其中第7条第9款规定“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职责范围内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或者发生其他严重事故、事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问责，问责方式有通报、诫勉，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直至纪律处分。新冠疫情造成四千多人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社会的停摆，还有恶劣的国际影响，这不仅仅是处理两位地方书记就可敷衍了事的，必须有对从中央到地方一众官员的处分包括刑事责任，乃至高层有人出来像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采访时所说，愿革职以谢天下，才可平民愤，向死难者交代。
在问责这个事情上，当局也不要抱着侥幸的将功补过心理，实在说，它是无法将功补过的，无论后期政府怎么努力抗疫，都无法弥补民众已经遭受的损失，特别是失去的生命。问责当然也不是要搞清算，民间现在也没有力量去清算中国政府，而是让当局长记性，任何时候，都要将人民的生命和权益放在政府工作的头等位置。
在2月23日的17万人视频动员会上，习近平也谈到了问责问题。他说，“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对党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各级党组织“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对紧要关头当‘逃兵’的要就地免职”。不能只是说说。也许习担心究责最后会究到自己头上，于是不做这事，但如果他真的像他声称的那样时刻为人民利益着想，有担当的话，就应该勇敢地排除障碍，厉行问责。即使自己要承担领导不力责任，该认错要认错，该向人民道歉要道歉。
关于习近平的责任问题，他至少要负起两个责任。第一，中共虽然是架老朽的机器，但在过去，它大体还能运转，是习近平把它改造成现在的唯“习”唯上，只讲政治，报喜不报忧，不敢作为，在官僚群里内部形成一种体制性谎言和群体性趋利避害，使得这个体制无力应付诸如此类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八个“吹哨人”受本单位领导批评和警方训诫，以及武汉地方政府不向社会公布人传人的真实信息，都是这个体制习惯性的自然反应，出现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奇怪，没有出现反而是奇迹。对此，习近平负有间接领导之责，因为官僚队伍的这个蜕变，正是他改造的后果。
第二，习近平向社会宣称自己一直在幕后“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生怕别人批评他对民众的生死冷漠，官方也不遗余力地为他怎样指挥这场人民战“疫”造势，把抗疫的功劳算在他头上，制造个人崇拜。既然成绩全是自己的，那么抗疫中出现的一切问题、一切责任自然也难辞其咎。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这次抗疫中的表现远不如2003年对Sars的处置，就是他的“两个亲自”导致的，人们看到，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意志支配和贯彻在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在此意义上，习本人要为此次疫情的泛滥负最重要的指挥之责。
所以，习若有某种形式的道歉和谢罪，虽然短期里会有损其权威，但也可能得到人民的原谅和支持，在中共内部带来一个正面示范效应。相信党内还是有高官有基本的羞耻之心，愿意像周先旺一样革职以谢天下，只是目前的官场生态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假如习近平不愿承担责任，当局也奈何不了他，但最低限度，对于这些官员，当局要允许他们辞职或者责令其辞职，从而从新冠疫情开始，开创一个干得不好就主动辞职的官场传统。这比什么都不做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要好得多。
在国际索赔呼声蜂拥而来的时刻，似乎追责有可能真正导致对外赔偿造成损失。但是国际上看的其实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假如没有以谣言训诫医生，没有数字造假隐瞒，没有为推卸疫情到处甩锅，那么中国不过是国际上众多受害国之一，如何能引起四面树敌的讨伐声浪呢？中国人在乎的毕竟还是中国人自己的生命健康，中国政府下一步还是老老实实地去问责。全民也要盯着这个事情不放，直到当局行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