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民
提到新加坡，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想到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法治昌明等符号。至于新加坡的政治，略有了解的都知道其政治的威权主义特性，却时常忽略了其民主主义的一面。
诚然，新加坡不是完全的民主国家，其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带有明显的威权主义、家长制色彩。与西方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民主国家相比，新加坡的民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与专制主义的距离，更大于与完全民主的距离。新加坡的民主虽不完善，但其民主的一面是真实的、有力的、得到制度和法治保障的。而且，新加坡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正是由于其保有了一定的民主政治成份。
有限但真实的民主
自1965年建国起，新加坡就是民主共和国，实行多党制、普选制。作为权力重心的国会，其绝大多数成员由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而少数并非直接由选举产生的“非选区议员”，恰恰是特意留给反对党的席位。长期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拥有国会大多数席位。
国父李光耀虽然曾以铁腕手段对付反对派人士，但也明白保留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制约的重要性。李光耀时代，虽然对于许多知名的反对党人士如林清祥、詹时中、惹耶勒南等人进行了打压，但除建国前期的“冷藏行动”之外，多使用法律手段而非直接暴力。李光耀和执政集团对待反对党，采取的是限制而非消灭的态度。新加坡始终存在政治反对力量，而非极权国家那样政治被执政集团完全垄断。新加坡的反对党的确是压抑的，但是也是有很大生存空间的。而例如“非选区议员”制度，更是一种对孱弱的反对党的扶持措施。一党独大、多党并存，是新加坡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
而后李光耀时代，即前总理吴作栋至现任总理李显龙执政时期，执政集团更加开明，对待反对党人士及政治反对活动更为宽松，政治多元化趋势也越发明显。例如开放芳林公园作为新加坡唯一可以进行政治抗议活动的场所、实行总统直选等。进入21世纪，新加坡政府对于反对党的暴力打压基本绝迹，只有少数通过法律手段压制反对党人士的案例。
不同于一些国家的“民主党派”实际上为执政党的“卫星政党”、“花瓶党”，新加坡的反对党及成员均是独立自主的，与执政党是竞争关系而非依附关系，是执政党的批评者而非附和者。新加坡反对党的资金来源于党员和支持者的贡献，不依靠政府的任何资助或拨款。
在新加坡，反对党的政治活动、竞选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像专制国家的独立候选人被政府和黑社会骚扰威胁，新加坡反对党人士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由开展竞选活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涉及侮辱诽谤及种族主义言论，反对党可以畅所欲言。而新加坡的强力机构即警察、军队，均严守政治中立，不干涉和破坏反对党的运作。这是新加坡反对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新加坡民主政治真实性的体现。
多党竞争机制与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压力
李光耀认为，反对党的存在可以给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造成压力，使得执政党不敢懈怠，必须施行善政良政以获得人民认可。事实证明李光耀的判断是正确的。自1980年代以来，反对党以20-40%得票率对执政党形成有限但有力的制衡。尤其最大反对党工人党，根基深厚、政治纲领鲜明，在部分选区有着很高的支持率。2011年新加坡大选，执政党得票率仅为60.14%。若不是有集选区制等特殊选举制度，执政党在国会的席位将大幅减少。
新加坡实行的是特殊的小选区制，即单选区＋集选区制，而非比例代表制。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下，执政党获得的国会席位比例要远大于其得票比例。因为执政党只需在各选区以相对多数获胜，即可拿下选区全部议席，而不用按照得票比例分配。这无疑利于整体选情占优势的执政党。如2015年大选，执政党就以69.86%的得票率，夺得93.26%的候选席位；今年的大选中，执政党以61.24%的得票，得到89.25%的席位。
但这样的选举制度，也使执政党面临巨大压力。因为各选区参选的执政党候选人（许多是内阁成员或准内阁成员）必须与反对党针锋相对的争夺每个选区的席位，不能像比例代表制下那样因排在候选人名单前列就高枕无忧。即便是总理李显龙，也需要亲自参与竞选以击败反对党候选人，否则就将丢失总理一职。各选区候选人需要走街串巷、倾听民声，及时了解选民的需求，才能得到选区居民的认可。作为执政党候选人尤其竞选连任的候选人，还需要检讨执政期间的过失，改进政策，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才有机会再度得到选民的委托。
以住房问题为例。对各国民众尤其物价昂贵的一线城市民众而言，“住有所居”都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在官商勾结或资本膨胀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面对高昂房价望楼兴叹。即便买得起房，也会面临长期还贷的压力，成为“房奴”。
而新加坡政府将解决居民住房需求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由政府出资兴建房屋，以低于市场价向本国国民和永久居民提供居住年限为99年的“组屋（相当于产权房，比中国70年的产权年限还多29年）”。此外，还向毕业的大学生及弱势群体提供住房补贴，保证每个新加坡国民都买得起房。试想，如果新加坡国民整天为房价焦头烂额、怨愤滋生，执政党还能长期保持政治优势吗？
执政党努力做出成就、改善民生，急民之所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反对党有力的挑战。每五年一次“大考”中，部分选区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票差仅有10%左右，执政党稍有不慎就会被翻盘。如2011年的阿裕尼集选区和今年的盛港集选区，就是反对党以微弱优势力克执政党、“翻身”取胜的例子。这说明，即便执政党在经济发展、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做出很大成就，还面临要“做得更好”的压力，以及年轻选民求变的呼声。如此激烈的政治竞争下，执政党岂敢懈怠。
更进一步，如果执政党出现重大过失，如今有利于执政党的选举制度，可能反而让反对党获利。正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利于整体选情占优的一方。以六成选票得到九成席位的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反对党身上。因此，执政党时刻面临严峻挑战，不许发生重大的执政失误，否则将满盘皆输。如清廉、高效、遵守法律，是对执政团队最起码的要求。如果发生像中国那样的“塌方式腐败”，执政党必定在选举中输的一败涂地。
理性框架规范下的国会论争
在国会议事中，反对党成员在各项议题上诘责、批评执政党，有效的发挥了监督与制衡的作用。当然，不像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那样经常上演“全武行”，也不像欧美许多国家国会那样以“冗长辩论”等方式拖延僵持，新加坡国会议员一直以温和理性的风格示人。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独裁国家议员那样的“橡皮图章”，只是议事风格与其他民主政体不同。
有评论家认为，新加坡政治的可贵之处，就是在批判的时候还能保持理性。虽然此评论有为威权政府贴金之嫌，但也道出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特点。如台湾“立法会”经常上演的肢体冲突，并不是成熟的民主政治的表现。甚至有些冲突是典型的政治作秀行为。新加坡国会议员没有各种激烈言辞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并不代表议员不关心国民利益。如多年以来一直坐在李显龙对面的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经常就争议问题对执政党发问。
如在李光耀老宅事件上，刘程强等反对党议员的言辞不可谓不尖锐，促使李显龙正面回应相关质疑；针对互联网假新闻立法问题，毕丹星等反对党议员充分表达了对法案可能成为执政党打压异见工具的担忧。同时，国会特委会还邀请公民组织成员参与相关立法的听证会，辩论长达4个半小时。在诸如是否接纳更多移民、如何防治新冠疫情等议题上，反对党也都提出与执政党不同的见解。这些论辩都通过视频形式公开在新加坡公共传媒，接受国民的品评与反馈，形成民主参与的良性循环。
法治与善治的基石皆为民主政治
在国际各项排名如清廉指数、法治指数、经商容易度指数上，新加坡往往位居前列。其中，极高的法治水平和卓越的治理能力，为新加坡增色甚多。新加坡的政府机构以高效闻名于世；远较欧美大城市优良的治安，让人们对新加坡赞不绝口；作为国际投资的热门地区，新加坡良好的营商环境也依赖于法律的完备和治理的高效。
而有不少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将新加坡的法治与善治，归结为其实行威权主义制度。这的确有一定道理。威权统治减少了多种政治力量间的拉锯与内耗，权力集中利于决策的果断和执行的迅速。相较于欧美，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显得干净利落，充满力量。因此，许多人也主张中国效仿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实行法治至上，而非效仿欧美的民主政治。甚至，一些人将民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民主会带来低效、混乱，只要法治不要民主。
这样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没有法治的民主，就会使民粹泛滥、社会无序；反过来，没有民主的法治，必然沦为专制者的工具，丧失法治的公平性与独立性。
具体到新加坡，这样的道理同样成立。新加坡固然是威权主义体制，其成功也与威权主义的高效有一定关系。但人们却忽略了其威权政治中的民主成份对法治与善治的影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政治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专制政权不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新加坡没有多党竞争和真实的普选，即便高薪养廉，也难免腐败的一塌糊涂。遏制腐败的法律如操纵在执政集团手中，其首要目的是维护统治，必然不能全力反腐。专制的中国大陆，就是只会选择性反腐，将反腐作为政治斗争、排除异己的工具。
专制政权不仅导致腐败，还会使用暴力维护统治，独占政治权力，剥夺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国家法律自然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变成人治的手段。试想，如果新加坡没有真实的民主选举，其法律的制定、修改、诠释和执行，又有谁来约束和监督呢？没有民主，被随意操弄的“法治”还有什么权威性和可信度？那样的新加坡还是法治社会吗？人民对名为“法治”实为人治的国家还有什么信心？又如何吸引外部投资和人才入驻？
同样，良好的治理能力即“善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反对党的挑战、政党轮替可能性带来的压力，促使新加坡执政党提高效率、改善施政，真正服务于人民，以保住执政地位。如果没有了民主框架下的多党竞争，其政权高效和良政的动力何在？难道靠共产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崇高理想吗？前苏联、中国已经给出了答案。如同开放和竞争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国家治理的进步也需要民主政治的活力。
因此，新加坡的法治与善治，均是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没有民主，只有威权，新加坡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国民更不会有现在的生活质量。而试图只学习新加坡的威权主义，而排斥新加坡民主政治尤其多党制和普选，是不可能复制新加坡的成功的。没有民主的威权，就是纯粹的专制，与法治和善治无缘。
正在走向更加民主的新加坡
必须承认的是，新加坡的民主的确很有局限性，其威权色彩浓厚。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集团控制着立法、行政机构，并且实质上也深深的影响着司法机构。现在新加坡的政治格局依旧是一党独大，反对党不仅弱小，还面临着执政党多种方式的打压。反对党人士时常面临来自政府的法律诉讼，以及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得不谨言慎行以免得咎。而实现民主最主要的手段即国会选举制度，本身就是有失公正、利于执政党而不利于反对党的。总体上看，新加坡还是强调秩序多于自由、发展优先于平等的保守主义、威权主义国家。
不过新加坡政治和社会正在悄然发生改变。新一代新加坡公民的权利意识更加强烈，也更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近10年来反对党的声势日益增强就是例子。今年大选，反对党破天荒的赢得两个集选区，就和年轻一代求变的心态有关。即便执政党做的还不错，许多国民也不再抱有守成的观念，而是希望政坛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新加坡的公民组织不断增多，新一代公民运动人士正在成长，证明新加坡国民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更多的人积极追求政治权利与自由。
新加坡的经济早已进入第一世界，政治不会一直落在后面。新加坡人已经以行动证明了对政治革新的渴望，走向更加民主是大势所趋。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加坡政治的多元化会更加明显，威权主义会逐渐褪色，民主政治将蓬勃发展。这不仅对新加坡是利好，也给了华人社会一个优秀的示范。效率与秩序是必要的，但民主更是不可或缺。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秩序，才会真正稳定；民主政治前提下的效率，才能真正造福人民。
对中国大陆而言，需要学习新加坡的，是它的民主而非威权，是它的法治而非苛酷。而拿新加坡威权主义为专制背书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是故意歪曲事实和选择性解读。未来的民主中国，自然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但无论什么道路，都不能绕开民主政治，不能舍弃政治多元化和普选制等现代民主国家应具备的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