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9月10日，红二代、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在访问中，她谈到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路线图，那就是去习、非共、变革、和平。
蔡霞认为中国底层民众之所以不公开反对中共源于悠久的传统文化。她说，有人认为底层的民众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支持中共的，其实这个底层民众要进行分析。底层民众有相当多数的人是没有发声能力的。他们没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们对于现在的极权暴政统治表达不满的方法是什么呢？忍受。忍到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们就只有反抗。前几年在大城市驱赶低端人群，北京郊区驱赶了几十万人。这些民众，你听到他们有声音吗？他们没有声音。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帝制文化和小农经济文化。它有两个东西是很突出的：第一点，对权力的崇拜感和恐惧感夹杂在一块。你有权我羡慕你，同时我也很害怕你，知道一个没权的老百姓斗不过一个有权的人。因此，他们从来就是觉得，只要你不惹到我，我就不惹你。“个人自扫门前雪”，不与强权做对。你要跟强权做对，你自己就是不知好歹。他们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其实就是向强权低头。这就是小农经济传统几千年的文化造成的。到现在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仍然是有的。不到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到把你逼到不能活的地步，你不会出来说话。
第二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底层的民众知识是有限的，信息也是有限的。他们对社会的感受只能凭着自身的感觉。他们达不到那种理性去思考更深的能力，看不到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不合理。所以他们盼望明君、清官，只要你对我好一点，我就感恩戴德。
中国政治文化一直到现在都是底层的民众盼望有明君，盼望有清官。他们痛恨的是暴君、贪官。只要你是明君，我就歌颂你，我就说你好。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的就是眼前自我处境的改变，但是不可能获得根本制度上的保障，人权、平等这些东西。他们要想做到安居乐业也是不可能的，那完全看官员们的意志。
中国100多年来，将近200年了，从农业文明的社会转向现代文明社会，这个坎儿始终迈不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我们看到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和现代高科技。本来高科技是可以用来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的，但现在中国拿高科技当监视器，发展了精准地监控人民、监控社会的技术，成了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尽管在硬件上，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上似乎中国社会走得不慢，但是中国社会始终走不到现代文明社会，政治上的变革始终没有发生。
中国要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其路线图为八个字：
一是“去习”。首先要让习近平下台，打破目前这个僵局。
二是“非共”。打破中共1949年以来70年的垄断地位。它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垄断思想。它把所有的人都捏在自己手上。所以，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它不可以自己就把自己处于一个领导地位，我说了算。
三是“变革”。“变革”而不是“改革”。现在这是一套极权体制，而不是威权。威权是有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可以内部改良，上下结合地搞，但是极权制度是不可能做到改变的，因此必须废弃这套极权制度。
人类社会对宪政民主体制已经有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探索了。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它的制度健全，包括运转的有效，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去摸索。可以采用拿来主义，去借鉴人家的，废掉这套极权体制，再结合中国国情，让宪政民主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
四是“和平”。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不是血腥屠杀的过程，它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这个和平过程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体制内外的精英和大众要善于沟通、合作、妥协、谈判，大家共同地来推进中国往前走；第二就是必须要在恢复真相的基础上，通过一定方式实现“转型正义”，才有“政治和解”。
一个民族要做到和平转型，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和解的过程。这个和解不是不问是非。必须是要恢复历史真相，进行政治清算。中共1949年以来，它对人民究竟犯了多少罪孽，我觉得是必须要看的，然后就是搞政治清算，但是不能搞大屠杀。希望中国能够走过这个坎儿，使中国传统从极权政治走向宪政民主、自由民主，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得到人权保障。
如何看待蔡霞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路线图呢？我觉得蔡霞很善良，她希望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去实现中国政治转型。蔡霞没有说明谁来主导中国社会转型，也就是谁领导中国去实现去习—非共—变革—和平。但我理解应该是指党内改革派。因为如果主导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是社会力量，则这个路线图不适用，因为社会力量通过革命的方式直接摧毁的就是中共政权。蔡霞的政治转型模式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共党内存在完成中国政治转型的政治反对派。我认为，中共党内存在反对派，但力量分散，并未能形成合力。中共党内不满习近平极权政策的人很多，包括中共元老，但在中共政权生死存亡之时，他们会支持习以维护政权的稳固，因为他们都在一条船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党内对习牢骚满腹，但尚不足以反抗习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将是颜色革命。对此，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去年1月21日，在中共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大谈政治安全。习近平强调了两点：网络和青年。他说，现在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在网络，而网络的主体受众是青年人。很多境内外势力都在想方设法通过网络，培养他们价值观的认同者，甚至培养现有政权的反对者、颠覆者。前些年发生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以及最近欧洲发生的“黄马甲运动”，无一不是从网络发酵，以青年人为参与主体，最终造成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几天前，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他说要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始终坚持把防范政治风险置于首位，严密防范、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
什么是颜色革命呢？为什么习近平对它如此恐惧呢？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如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菲律宾的“黄色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香港的雨伞运动等等。目前颜色革命已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等几个国家取得成功，推翻了原来的亲俄政权，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建立了自由民主政府。但部分中东国家新政府建立之后，因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派的争斗，未能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权，政治争端不断。今天发生在委内瑞拉和白俄罗斯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就带有颜色革命色彩。
中国具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主要特征，一是执政党腐败；二是社会分配不公；三是经济发展停滞；四是民族矛盾突出；五是政治反对力量崛起。六是非政府组织存在；七是西方民主力量支持。对比中国应该说条件基本具备。中共的腐败可谓登峰造极，几乎到了无官不腐，全民腐败的地步。习近平之所以严厉反腐，其目的就是保住共产党和它的红色江山。但由于习近平反腐不是制度性反腐，目前新一轮腐败已经卷土重来。中国权贵集团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了两极分化，盛世蝼蚁。从目前来看，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和战狼外交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直线下降。外资纷纷撤离，中国中小微企业大规模倒闭，汹涌的失业潮正在席卷各地，房市、股市、金融等也频频报警。在习近平治理下，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维吾尔再教育集中营、藏民自焚事件以及禁止蒙古语教学事件已经使民族冲突严重升级。人权观察发布的2019《世界人权报告》表示，习近平当局修宪滥权，镇压藏人、维吾尔人，迫害宗教自由，是人权倒退最多的政权之一，已经达到了“六四”大屠杀以来的最严重程度。
如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反对势力正在集结。去年，中国百位知名的知识份子发表了“改革开放”40周年感言，指出“改革已死”。这上百位公知公开质疑，中共是“假改革”。北大教授郑也夫对中共隔空喊话，他说“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的淡出历史舞台”。他表示，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苦难，“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机制，是时候该退出了。许章润教授痛斥习近平反潮流、逆现代、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任志强怒斥习是一个不穿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蔡霞教授直指中共是政治僵尸，习是黑帮老大。尽管他们是单独发声，但在中国境内存在大量的拥趸和同盟军。
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特别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六路人马，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对习近平红二代的倒行逆施和复辟回潮进行顽强的抵抗。他们是自由知识分子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们；党内民主派；民运异议人士；基督教自由派以及崇尚宗教信仰自由的其他人士；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人士等。各路民主人士在风雨中一如既往地抱团取暖、守望相助。实际上，当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大象无形的自由民主大联盟，做好准备去迎接中国宪政转型的壮丽日出。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政治转型已经丧失党内改革派主导的可能性。由于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政策已经加快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步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看清中共的极权主义面目，正在放弃绥靖政策，开始与中共直接对抗。国际、国内形势的改变将会大大鼓舞海内外民主运动力量，颜色革命的条件已经成就。它如同地火正在燃烧、蔓延，并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喷发而出，势不可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