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把把“通商宽农”念成“通商宽衣”。 AFP 00:00/14:13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中国内地网站上刊登的《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培养出一代劳动人民的贴心人！》一文 ，把目前在位的正国级和副国级领导人中的所有知青出身者全都统计出来，总共有二十七名。其中最年长者是出生于一九四八年的王歧山，年龄最小的是一九五七年出生的赵乐际。
署名“刘双”者早在张抗抗女士公开发表了《丑陋的老三届》一文之前的上个世纪末就发表过一篇同名文章。文中详细介绍说：所谓 “老三届”，是指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其中年龄最大的是６６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年纪最小的是６８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１９６５年跨入中学校门，１９６６年６月停课时年仅１４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这些“老初一”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习近平就是其中之一。
只要对习近平的“文化和学历背景“稍有关心的人士都可能已经知道，与同龄的众多”共和国红二代“一样，习近平的基础学历是从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北京八一学校“开始的。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曾在教师节之际到他的母校北京八一中学（文革前的原名是“北京八一学校”）“光宗耀祖”，被中共官媒连篇累牍地高调宣传了好一阵子。
一篇《夜读：北京八一中学是怎样一所学校》的官媒文章介绍说：北京八一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此后，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晋察冀边区政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附近军政单位的子女陆续入学。1949年，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开入刚刚解放的北平，更名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学校选择在原清朝礼亲王府、同仁堂乐松生花园旧址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后，各路解放大军，南下的、西征的、开赴祖国边疆的，以及调入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的大批干部年幼的孩子，均选择在“八一学校”读书。
荣臻学校建校初期，主要是考虑解决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子女，同时也包括干部供养（随军）的弟妹、侄辈、孙辈的入学、入托问题。然而，进城后荣臻学校（八一学校）迅速变成全党、全军子弟小学是始料不及的……。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干部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李富春、习仲勋、张闻天、薄一波、刘澜涛、滕代远、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罗瑞卿、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的子女亲属，也都在这所学校入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有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地方省委的领导干部子女全往里挤。孩子进入“八一学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待遇”。八一学校管理严格，师资优秀，教学质量高，条件待遇优越，共和国的精英们纷纷将自己的后代放心地托付给这所学校。
该官方介绍强调说：在实行供给制的年代，据说唯有八一学校的学生是享受排级供给标准。
这里所说的“排级供给标准”，指的是当时的军队干部中各级军官的粮食和服装供给标准的初始级。按照当时的中共军队官衔制度，班长是所谓的“兵头将尾”，编制上与士兵无异，排长才算“干部”。也就是说，当年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所有八一学校的“子弟”们都是吃喝穿，拉撒睡等生活和学习的全部开销，都是和军队干部一样，“国家包干”——现在的新名词叫”国库供养”。
习近平还在读小学期间的1964年，八一学校由北京军区政治部移交北京市教育局，并更名为“北京市八一学校”，至于如今的名称“北京八一中学”是“北京市八一学校”在“文革”初被解散，日后又被“复校”才取的新名字。中共官方的介绍文章还特别强调：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当年的“八一学校”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有一部分犯有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干部，他们的子女同样可以在学校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丝毫没有受到歧视。这就是为什么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之后，习近平仍然被允许继续留在该校，直到“文革”初该校被解散为止。
和大部分当年八一学校的红二代一样，习近平“文革”前也是住校生。习近平2016年以总书记之尊再回“母校”的官媒阿谀文章之一《“老学长”习近平重回八一学校，有哪些少年回忆?》介绍说：习近平现身校园内第一站就奔向了图书馆内的校史展。这里珍存着大量的学校老档案，也记载了“老校友”习近平的童年和少年岁月。在馆内一幅学校上世纪50年代的平面图上，习近平认出了当年的礼堂、餐厅，甚至是他住过的宿舍楼。习近平的初中语文教师陈秋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1965年秋季，习近平刚升入初中时，在班里，习近平的年龄稍小。
正像我们上篇文章中所介绍 过的那样，按照中国大陆人正常的入学标准应该是七岁入读小学一年级，而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是6岁入读小学，所以他才成为“老三届”里的最低一届。他中学的同班同学聂卫平等人都是1952年生人。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同为老三届出身的著名知青作家张抗抗女士，在她公开发表的《丑陋的老三届》一文中文章中谆谆告诫自己的同龄人们：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说起来，比习近平年长三岁的张抗抗女士当年是所谓的“老初三”，也就是说，她在“文革”开始时已经差不多接受完了正规的初中教育，但她还是提醒自己的同龄人们：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
两年多前，笔者在本专栏的《习近平一生只接受过七年时间的正规教育》一文中，介绍了一位当年在北京与比近平初中高一届的“老红卫兵”日后的回忆：实际上，从1965年底开始，学习氛围就有所变化。在中学生中普遍流传的《青年报》、《中学生》等报纸刊物就紧跟不辍地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及其对《海瑞罢官》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而学校里各门学科的课程则越来越“边缘化”了，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说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五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两个决定，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号召“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当时按照对如上文件和社论的理解，现有的课程要改了，现行的考试不要了。事实上的停课闹革命也就此开始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号召下，学生们开始贴老师的大字报，目标是平日要求学生严格一点的老师。学着人民日报社论的口吻，把那些老师斥为“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的牛鬼蛇神”， 老师只能对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还挨了臭骂和批判。至于到1966年8月份“红卫兵”登上“造反有理”的舞台后，这些老师的遭遇就更惨了……。学生们每天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充其量只要带张报纸和一本《毛选》（那时候“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没有问世）。
就是在这样既无天灾、也无战祸的年月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停课闹革命”……。
因为1966年暴发“文革”，随之有所谓“停课闹革命”运动开始，所以当时的习近平仅仅是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初中一年级的大部分课程。时间段是1965年8月底或9月初至1966年6月。也就是说：在习近平日后成为一名”无比光荣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之前，他的实际或者说真实的基础学历是初中肄业，再精确一点说，就是他当年实际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时段不过是完整的小学六年级再加不完整的初中一年级，满打满算是不足七年时间。
在习近平的官颁正式简历中，说他是1969年1月参加工作。其实是他1969年1月开始“下乡插队”。而从1966年6月至1969年1月的这段时间里，整日高喊着“停课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宁作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口号的习近平是否也参与过“红色恐怖”活动，笔者不敢妄断，但其初中二年和初中三年的全部学习内容都是毛主席著作，也包括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及人民日报社论则是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在诸多公开场合里埋头念稿都会念错，但偶尔脱稿讲话时毛主席语录或者毛主席诗词则能朗朗上口的原因，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诗词几乎是他习近平青少年时代的全部“文化”基础！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署名刘双的《丑陋的老三届》一文中痛陈：“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把“通商宽农”念成“通商宽衣”，考虑到习近平“文革”前学习过的正规语文和历史教材中，肯定是没有收入出自《国语·晋语四》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尚能理解。
但是，从那以后的习近平在诸多国内和国际会议场合，先是把 “金科玉律”读成“金科律玉”，“颐指气使”读成“颐使气指”，再又将“精湛细腻”一词错读为“精甚细腻”，更又把“提防”念成“题防”，把““发酵”念成“发孝”，把 “老人赡养”，错误成“老人瞻仰”，把特殊念成“特出”，……，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文革”暴发之前已经在北京八一贵族学校里接受过小学六年和初中一年之大部分正规语文课教育的除习近平而外的“老初一”们不会犯的语文错误。
笔者的一位旧识是一九四九年的国民党降将后代，当年有幸入读八一学校。
该人士回忆说，当年八一学校的语文老师水平都很高，都是标准的普通话教学，所以我们从小就被要求纠正一些受家庭或者社会上的影响而发出的一些错误读音，比如济（读几）南，不能读成“记南”，拉萨（读卅）不能读成“拉撒”，等等。习近平好歹曾经在八一学校正经上过七年时间的语文课，语文错误怎么犯得这么低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