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利
我于2020年10月4日发文“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https://yibaochina.com/238888/杨建利：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向公众说明我申请美国公民被拒的经过，文中我也透露了我当时采取的法律行动：“目前，我必须以状告国土安全部等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的方式，到法庭上把事情说清，争取合理合法的结果。”
10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两位官员Michael M. Metzgar（Associate Counsel, Northeast Law Division,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Jeremy S. Simon（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与我的律师团队联系，提议庭外和解、停止官司，并口头表达了庭外和解的条件框架。与律师团队商议后，我同意庭外和解。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的律师团队与国土安全部官员进行了两轮关于和解协议书具体内容的细节谈判，今天， 2021年1月11日，完成谈判，双方签署了庭外和解协议书。
协议书核心内容为如下几条：
1. 政府给我提供快速通道补办当年欠缺的豁免，以此获得新绿卡；
2. 重新计时，我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日子按照获得新绿卡的日子算，4年后将依法获得申请美国公民的资格；
3. 再次申请入籍时，获得新绿卡前的历史翻篇，不再成为入籍障碍；
4. 我永远放弃就2020年申请入籍被拒控告美国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利。
就此，我申请入籍美国的故事告一段落。围绕着我申请入籍的事，有一些不实猜测和说辞，我仅就重要的两条予以澄清。
1. 有人讲，我前文里说“四次申请换新中国护照均被拒”是撒谎，理由是我被看到2009使用了一本“嘎嘎新”的中国护照。
我前文所说的四次申请新护照被拒是指发生在美国的事，上下文非常清楚。我2009年使用的中国护照是我于2007年在北京获得，这本护照是我以在中国服刑5年以及美国的压力换来的。
我2002年入狱，后被判刑5年，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同意提前近一年释放我。我被带到北京国际机场，中国政府要求我签一份《提前释放具结悔过书》，然后准备在我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由一位美国大使馆一秘陪我飞回美国。
我拒绝签具结悔过书，同时要求一本中国护照、为家父扫墓（家父在我坐牢期间去世，我未能送终）和自由选择回美时间。中国政府拒不同意，于是我和政府开始了数轮近4个小时的谈判。中国政府对我的合法合理要求一项也不答应，而我也不退让，坚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拒绝上飞机。美国大使馆一秘在一旁十分着急，试图说服我未果。最后，中国政府决定再次把我送回监狱继续服刑。近一年后，2007年4月27日，我服满了5年徒刑出狱。我出狱后，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在中国国内呆了近四个月，期间我递交了护照申请，但是政府不给我任何回音。2007年8月，美、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财政部长的保尔逊，那时保尔逊正与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以及美国证监会主席考克斯密切合作应对金融危机，而弗兰克和考克斯是在美国营救我的重要领头人，他俩拜托保尔逊此行北京把我带回美国。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一开场，保尔逊就请求中方代表团团长吴仪给我颁发护照，让我回美国与家人团聚，吴仪当场答应。这就是这本护照的由来，我就是拿着这本护照回到美国，也是用这本护照于2009年出国去日内瓦开会的。
2. 有许多人认为我批评和反对川普是因为川普政府拒绝我入籍，我怀恨在心，而我指望拜登政府解决我的入籍难题。
这是完全不了解美国司法体系的说法。我入籍受挫与哪个总统当政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和美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具体执法的官员的通融度有关。在前文里我写道：
“有记者朋友问：你会因为这件事对美国政府产生憎恶吗？
不会的，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挫折而动摇我对法治和民主的信念。目前对我入籍申请的判决看似古板和不近人情，但移民官秉法律办事，这是美国法治的一部分。”
这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
接到我的诉状，迅速提议庭外和解、停止官司并快捷进行谈判而顺利达成我满意的和解结果的正是川普任内的国土安全部。无论谁当总统，都会是这样的结果。
感谢我的律师团队的出色工作，许许多多朋友对我的关心，以及我的家人和公民力量的同事对我的陪伴。自告奋勇准备在庭上为我作证的严家祺先生、徐友渔先生、夏明先生、贺保平先生、韩连潮先生、黄力平先生，还有数位美国政、学、人权界的朋友，对他们我要表达特别的谢意。
我很感恩这段申请入籍美国的奇特经历，它让我感受到更丰富多彩的人生，使我体会到面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公民的宽宏和审视。我又回归到了“无国籍”的原点，对未来命运的想象又变得的狂野和浪漫。
2021年1月11日 于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