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过去，拜登时代登场。就美中关系言，各方都在观察和想象拜登政府会有一个怎样的对华政策。
和四年前特朗普比起来，拜登时代的美中关系将明显受到两方面的强有力约束。一是美国的内政，具体说，新冠疫情、经济重振、党争和政治极化、社会撕裂，都将严重影响拜登的对外政策，至少初期要将施政重点放在国内，解决上述问题。二是特朗普的对华遗产。特朗普四年最大的外交改变是重置了美中关系，在大选败北后的两个多月里，它的政府仍然在不停地攻击中国，如解除40多年来形成的对美台官员接触的“自我设限”，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做法宣布为“种族灭绝”行为。不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攻击有着何种私人目的，它呈现出的“强硬”色彩在目前美中对抗的背景下使拜登改善美中关系的努力大受抑制，拜登也只能在特朗普搭下的对华政策框架内寻求改变或修复。
新冠疫情在美国的失控是特朗普政府的无能。最近两月，每天的感染人数达到一二十万，死亡人数二三千，总的感染人数超出2千2百多万，死亡40万多，相当于每15人有1人感染，每825人有1人死亡。以这样一个数字和规模扩散，怕真是要全民免疫才能控制疫情，但这个代价太大了，恐要让几百万无辜的人死亡。疫情不能控制，经济也就不能重启，更多的人失业等待政府救济。去年的经济是负增长，今年也悬。如果美国不能尽快使经济复苏，靠宽松货币度日，债台只会高居，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原有的种族矛盾、蓝红矛盾、阶层矛盾、党派矛盾等更会激化，国内撕裂更会严重。在此情况下，拜登很可能无法带领美国全力迎接中国的挑战。
不仅如此，由于疫情在美扩散所造成的对美经济的打击，中美的实力差距也在快速缩小，中国在经济上很可能比预期的更快赶上美国。这大概是一个共识。比如，近期多个国际智库预测中国将提前5年、最早将于2028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尽管美国的总体实力依然要强于中国，但经济是基础，中国一旦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并将经济实力转化成科技、军事等实力，成为一个和美国比肩的对手，那时美国要再制中恐怕就力不从心。
正是看到这种后果，拜登上台前夕出台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并在上任首日签署17项行政命令，涉及新冠疫情、经济不景气、气候变化和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不公等，在就职典礼的讲演中，拜登的中心词就是团结。这表明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抗疫和恢复经济，弥合国内的分歧和撕裂，而不是防阻中国。至少初期会是这样。只有控制住疫情，让经济和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才能在和中国的竞争中“胜过中国”。
拜登当然也感受到了中国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所以才会在国安会下新设印太政策协调人一职，以统领美国政府的对中政策。普遍认为拜登政府将会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外交，打民主和人权牌。尽管美国在政府交接期出现了国会骚乱一幕，让美国的民主灯塔之光有些暗淡，然而民主和人权外交依然会是美国对待专制国家的最好“武器”。布林肯在成为国务卿之前就已表示，拜登当政后，会将民主和人权摆在对华政策的关键位置，并在这些问题上更有力地回击北京。如果美国要“站在强势地位上与中国接触”，那么这个“强势地位”除了实力之强，就是价值观之强。布林肯自己也说，在全世界出现“民主的衰退”的当下，中国正试图利用这一点提升影响力，美国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担当自由世界的领导角色，复兴国内民主，并在世界范围内重振与民主国家的联盟，用民主来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这也即拜登在选胜演说讲的并在就职演说中再次予以强调的，美国要以榜样为力量，而非仅仅用力量的榜样。那么在对华关系上，以榜样为实力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弥合国内分歧，推行人权和价值观外交，让中国民众重拾美国民主的信心。
这并非意味着拜登向中国示弱。美国传统的对待竞争国家的外交手法是“说软话举大棒”。拜登大概也会这样，他很可能是那只笑眯眯的老虎，但不会是一只笑眯眯的猫，其和川普的区别只在方式和手段，强硬应是他们共同的底色。拜登提名的内阁人选，包括准国务卿、国家情报总监、财政部长，日前在参议院的听证中都表示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尤其是布林肯不仅认可特朗普政府谴责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还赞同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较强硬立场。拜登自己在竞选中也把中国在新疆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鉴于民主、人权和价值观是民主党的“党魂”，民主党政府一向主张和注重民主和人权外交，在这方面比共和党政府更坚定，当拜登和布林肯两位主要的外交决策者在新疆问题上都同意特朗普政府的定性时，有可能在上台初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
一般来说，美国历届政府开始对中国都会表现出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这是要向美国人民表示不会对共产政权妥协。但在过一阶段后不管出于何因，会慢慢地软化强硬立场，甚至有可能和中国走向“蜜月”。特朗普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例外，然而即使是特朗普，却也在初期强硬后马上有所缓和，后来就算打贸易战，他也和习近平“惺惺相惜”，不愿意对后者恶语相向。由此而言，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强硬不让人奇怪，尤其考虑目前的美中关系，对华强硬是两党和多数美国选民的共识。可也正因如此，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不只是简单地为显示立场。拜登本人做过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且长期在参议院从事外交工作，他对中国事务很熟悉，不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坛素人不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外交事务，上台后有一个熟悉过程。他的多数内阁成员也都有过政府经历，和中国打过交道，甚至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设计者。因此，在目前美中的大气候下，拜登政府表现出的对华强硬，就不能仅仅以新政府上台之初惯有的表现来认知。由于在人权问题上对北京的强硬立场和态度，拜登政府和北京的冲突，很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提前发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一味反中，虽然民主人权是对华外交的重点，但不会有明确的改变中共和中国体制的想法。“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前不久在一场公开演讲中阐述美中关系说，“一种智慧和恰当的做法也许是，彼此都停下来，深呼吸。也许后退一些，反思一下。考虑一下双方都可以迈出的一小步，释放在未来至少保持一种可行关系的愿望。”换言之，在坎贝尔眼里，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制度，美国也不会撤出亚洲，但双方可以从放宽签证政策，改善记者、大使馆处境等“一小步”积累善意，合作共存。从这个角度说，拜登不会采取特朗普式做法挑衅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会继续支持台湾，但不会去挑战一个中国政策。这就降低了两国军事冲突的风险。这也说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外交，是一种事后防御而非事前进攻，也即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而把重点放在打击北京对人权的侵害上，这是和特朗普政府稍有差异的地方，后者的人权政策直接针对中共统治本身，进攻和防御兼具。
可以把拜登政府今后的对华做法，用一句话来概括：（强）硬而不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