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新一波的疫情最早出现在 1 月 12 日，当日全市新增 5 例无症状感染者。1月18日当地实施全面封闭管理，交通封锁、店铺停止营业。22日东昌区的居民住处被贴上封条，家家户户禁止外出，由社区人员上门配送生活物资。但大批民众被困在家中面临断粮断药的情形，纷纷在网上抱怨“截至此刻，没有收到一分菜”、“说得好听，物资充足，在哪呢？”“通化人民太难了！”“家里一共就剩18跟蒜苔，炒了9根留了9根，万一买的菜送不到的话，这个还能挺两天。”
浙江大学社会学学者郦菁曾撰文指出，封锁举措的本意是尽快切断传染链条，但也间接导致了制度化的社会保护网络同时急速崩溃。
网络上流传着署名维舟的文章《通化休克实验》，我们看一下，一起走进吉林通化市这座40万人口的小城。
自1月12日，这座小城的防疫迅速陷入苦战。为了严防死守，15日全城第一轮核酸检测，交通停运、超市关闭；17日市区升级防控管制，各小区实施严格全封闭，18日正式宣布封城。尽管如此，到24日零点，全市仍累计确诊多达180例，无症状感染者100例，3万人接触隔离。
然而，通化引起关注，既不是因为疫情扩散之速，也不是哪个戏剧性的超级传播者，更不是变异毒株，而是因为一刀切的“休克”式防疫措施之下，市民生活陷入困窘。很多人对此根本还没缓过神来，就发现家中快断粮了。1月19日，通化市东昌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还说每户每三天可出一人采购生活物资，但21日深夜23时就又突然宣布，自当天22时起，全部居民居家封闭管理，一律不得外出，2小时后就实行封门——不但是深夜，也没多少时间外出采买，而且当你知道消息时就已经被封了。
隔离期限据说是“至少三天”，但并不确定究竟是几天，至于怎么活下去，说是社区工作人员将上门帮助解决生活物资配送需求。然而，有些人家里还不够一天吃的，又或是断药了，乃至怀孕七个月没法出门做产检的，有关部门虽然给出吉通帮等四个线上采购平台，但很多独居老人根本不会用，而在突然涌入的流量之下已陷入页面崩溃，甚至连前一天下的订单也被自动取消了。快递停了，社区电话基本打不通，菜无法配送，一些人家里每天只能白吃米饭。这座城市陷入了瘫痪。
毫无疑问，这是城市管理上的失败，也是当地市民的磨难，但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这个案例的意义远超出通化本身，疫情的冲击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昭示世人：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风险社会下突发的危机。
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蒋海燕公开向全市人民道歉，她说，目前市区内已有800多名志愿者为市民配送物资，“将尽最大努力提升配送能力，补上市民生活物资供应。”
但在一座4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里，这点人手够吗？答案恐怕是：远远不够。何况这些志愿者还要负责三项不同的任务：转运病人；入户三次核酸检测；解决市民吃喝问题。其实她说的一些措施据当地人说早就有了，可还是没人送。
吉林省其它城市日前也测核酸，人口规模甚至更大，也没有这样断供，为什么就通化这样？
因为在那些城市，家里缺生活物资社区干部给买，也可以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证明上街买，米面粮店一直营业保证民生，换言之，“市场”还是在的。通化模式则不同，它是在“紧急全员封户”的情况下，试图完全由政府管控的体系来完成生活物资配送，然而把门锁死容易，要一下子完成40万人不同生活需求的供应，可就难得多了。
既然市民没法出门自行采买，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人力储备和配给体系才能完成本可以由老百姓自发完成的事。这一安排很理想，如果政府有能力办到当然好，但就像所有乌托邦计划一样，再好的计划，纸面上和现实中总有不小的差距。
通化这次其实物资总量并不缺，但在流通体系瘫痪之后，中间渠道不通，有限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尽管忙死忙活，却无法有效及时地将物资发放下去。通化政府这次公布了10个志愿者服务手机号，那还能不被打爆？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不时可见的一幕：制度设计留下的窟窿，要让一些人超常的道德努力来填补，但却仍然填补不上。其结果，新闻发布会上说“物资充足”，且“免费配送”，但现实中却是“全城人挨饿”。
一年前武汉封城时，配送也曾很糟糕。我一位武汉朋友说，她第一次拿到团购的菜已是封城的第24天了——但那会刚好是过年之际，一般人家多少都备了点年货，提前备料，能顶久一点，团购也是自己排队去拿，不像通化不但封得早、措手不及，而且还是把门一封，说是挨家挨户送货上门，实际却办不到。
另一大不同在于：武汉当时没有能力测核酸，靠的是市民在加强个人防护基础上的积极自救；现在则动不动就全民几轮测核酸，而在结果出来之前，所有的人都是可疑对象，一动不许动，这就无法发挥群众动员的力量。就像有人说的：我们通化不是买不到菜，而是大家没办法出门买菜，社区人手不够，也没办法送菜。”
如今，即便是志愿者，也要拿到核酸结果才有申请资格，虽然那些线上APP，但是APP背后需要超市能正常运营，运输、流通、配送都需要人，但人却都被锁死了——既然不信任市民，那就只能坐等救援了。
在别处，至少原有的日常机制还部分维持着正常的运行，但通化“休克”式的强制做法，则意味着市场机制瘫痪、个人自救也被禁止，完全由政府接管生活物资保障。直到着手做起来，才发现其实做不到，在市民已陷入窘境后，昨晚的回应是两个办法：一是组织动员7000多名机关干部、社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配送，即加强人力动员；二是即日起至解除封闭管理，按每户5天需求量供应蔬菜包，由免费配送改为“半价配送到户”。
从封门开始，这场休克实验历时三天，“免费配送”的理想承诺被证明失败。在这期间，自发的市场行为被紧急叫停，而替代机制却跟不上，人们于是在这青黄不接中两头落空，这说到底是人为造成的短缺。
通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危机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计划经济，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诟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如果能运转，也不失为一个应对的选择。通化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现在市场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给制这样最严格的计划经济，连计划也玩不起来了。
尽管一直有人说，东北有计划经济的本能和基因，但现实却证明，它早已没了计划经济的配套和基础。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之下，即便物资堆在那儿，没有配套的系统、人员，仓促之下也调动不起来。事实上，如果计划经济能安排好，很多人可能也愿意（虽然在疫情过后，这会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现实中，它看来却是一条走不通的回头路。
通化失败的实验留下一个教训：现代城市管理需要现代的治理技术，在没有做好起码的物资保障供应运输准备的前提下，试图完全切断日常的市场流通体系，不仅在人民生活上，在政治上都是灾难性的。
既没有专业能力配备，又总揽所有权力与责任，势必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垄断所有渠道的结果，其实也承担起了无限责任：既然什么都揽在自己头上，那就别怪老百姓出事了都骂你。
一旦疫情爆发，哪个城市做好准备了？这格外考验当地的治理机制和专业化水平，准备一套应急的整体预案，如何在尽量减少社会震荡的前提下，精准地防控住疫情。不准备这些，就准备一个道歉稿，够吗？更何况，老百姓要的也不是道歉，是自己的生活。
通过维舟的文章，我们看到了通化人所遭遇的无妄之灾。通化封城的混乱和对老百姓生活的冲击，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它无非是武汉封城悲剧的再现。只是武汉封城正值春季前夕，老百姓家中大都有余粮，还可勉强过日，但通化老百姓正在挨饿。封城的目的是隔离而不是制造苦难，让老百姓挨饿不是阻断病毒的传播，而是在威胁生命。
我们需要质问通化市政府一些问题：
第一，封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政府履行了什么法律程序？如此少的感染病例，封城是否具有合理性？
第二，封城的预案在哪里？
封城后，如何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如何保障基本物资供应？紧急状况如何解决，如急诊、火灾等？
第三，如何组织大规模社会救助行动？
第四，如何保障人权？如何为民众提供经济援助？
第五，如何保障残疾人和独居老人的基本生活？
第六，如何缓解民众心理焦虑？
第七，如何反应民众的呼声和需求？
第八，如何动员社会公益组织和宗教团体参与救助活动？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我只能说，通化封城是非法的，它只是在重复武汉的悲剧。在保障人民健康的旗帜下，为什么使人民饥寒交迫？公权力到底是保护人民还是危害人民？因为通化是座小城，难道它在大国战役中微不足道？通化市的休克和老百姓的饥寒交迫再次揭示了中国抗疫模式的野蛮和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