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晚，贵州省毕节市公安局发出通报：撤销七星关分局对任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件涉及派出所所长及办案民警，已停职接受调查。公安局道歉在中国不寻常，这事还得从去年末说起。
11月4日，居住在贵阳市的任女士突然被毕节市七星关区洪山派出所民警用手铐从贵阳铐到了毕节，并被行拘3日。其祸因居然是任女士在小区业主群质疑业委会聘用新物业公司的行为，不满社区书记刘某的“开不开业主大会，怎么开是业委会的事”的回应，而骂刘某是“草包书记”。刘书记的警察前夫得知前妻受辱，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便跨区抓了任女士。怎么样，奇葩吧？但还有稀奇的。
今年1月10日14时，山东笏山金矿发生爆炸，10名矿工遇难、1人仍失踪。24日，山东广播电视台女记者崔立霞前往栖霞市人民医院，采访拍摄矿难伤者时，被多名警察阻挠、围殴。视频中，女记者哭喊救命。事后，网传该女记者检查报告显示其腿部骨挫伤、韧带撕裂、半月板损伤等。稀奇吧，现在警察厉害，不管是官媒记者还是公民记者，该出手时就出手。但以上这两个新闻还真不算大新闻，再听听下面的猛料。
1月23日，网易新闻报道，两年前内蒙古某市信访局长、现司法局长董仕民在一次信访维稳会议上称：有的地方公安不为成功找办法，只他妈为失败找理由，岁数大的不能打，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孕妇等等不能打，我告诉你，必须打往死里打，死了我负责。他还强调：不能让人死在监狱里，死在监狱里，事就大了。必须把这些人都给拘留了，拘十天之后都会写保证书、悔过书，效果非常好。第一必须打，第二不能死在监狱里。死在监狱里，很麻烦。
有网友说：大会上中共官员说“人民至上”，但会下却是“老弱病残孕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这不是不当言论，而是极端冷酷、极端暴力、极端非人化的邪言恶语。这样的言论，一个正常政府，官员根本就不应该，也不允许有这样的想法。
但在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有中国官员的雷人语录：
达州市达川区罐子乡党委书记罗颂在接待群众来访时，语出惊人：“威胁我就是威胁党”。吉林省辽阳市环保局长郭东坡在全局大会上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苏州市某小区业主控诉无良开发商，上访市信访局，该局领导说：“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嘛？”
时评人士赖建平认为，中共专制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一定会打压各种维权群体。所以它也需要大批打手。一些道德沦丧的人甘心充当打手也有他的动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专制造成的，中共依靠对民众的奴役来维持它的暴政。有中共暴政撑腰，所以董仕民之流才敢这么肆无忌惮残酷对待老百姓。
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全面流氓化。这既源于中共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引领，也源于社会冲突的不断加剧，导致中共不得不扩大它的维稳队伍，通过暴力维持政权的稳定。不断加剧的冲突和不断增加警察队伍，会使中共更加依赖暴力维稳。如此社会状况，中国能够维持政权的安全吗？作家郭建龙在文章《警察国家必毁于脆断》中指出，警察国家必然毁灭于脆断。
郭建龙写道：2010年6月6日，青年赛义德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赛义德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些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
埃及的政治很复杂，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就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对许多生意设置行政许可门栏，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结果，警察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变成了黑社会。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老百姓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超级稳定的幻觉。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社会仍然歌舞升平，一片祥和。
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当今中国，国家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防止人们反抗。中国比埃及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答案是不可能。
首先，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中国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钱。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中国早已走在脆断的道路上。只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中共当权者抱有侥幸心理，但又时刻恐惧不安。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任女士骂一句“草包书记”被刑拘、女记者崔立霞被警察殴打和内蒙古前信访局长董某对老百姓“必须往死里打，死了我负责”的疯狂言语表明中国已经是警察国家，只能通过暴力维护政权的稳定。但由此，中国也就走上一条不归路。
当权者要维稳，保住红色江山就必然壮大警察队伍，而警察队伍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一旦政府不堪重负就不得不放任警察利用公权力创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当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变革的火焰就开始燃烧、蔓延，并最终无法控制，革命就发生了。今天的中国与和当年的埃及何其相似，只是中国革命的后果会更加严重，不仅中共政权崩溃，而且中国也将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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