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发,武汉封城,李文亮医生离世,社会各界发起一场全民讲真话运动,转眼已满周年。这一年,世事难料,人有不测,世界因此停摆。这一年,看过太多残酷的事件,读过太多揪心的文章,经历太多无奈的事情,写了些许沉重的文字。此时此刻,已经实在不想再去触碰那些既不能忘记,又不愿提起的沉重话题,故选一个稍微“边缘”一点的议题,对几位不同凡响的抗疫人物做个浮光掠影式的回溯,随性写下一些零星所思的感悟,算是对这不平常的一年抗疫作个追忆。

专家 :钟南山 Vs 张文宏

人生有了一定的阅历,就会把成败看淡。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一个评判标准失衡、是非观念扭曲的国家里,成功不见得就是豪杰,失败也并非一定是无能。但是,一个崇拜“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生观评价法则极其混乱、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丛林世界。

武汉封城前,钟南山出场时其实就已经肩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任,许多事公众是看不到的。疫情已经肯定压不住了,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情况迫在眉睫。对于疫情的严重性,普通人当然不会知道,但对事无巨细必报、维稳压力山大的各级官员而言,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那么假设在疫情想瞒也瞒不下去、也确实已经不能再瞒的情况下,怎样向不明就里的公众交代?由谁来捅破这层窗户纸?用什么方式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在这紧急关头,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不力的质疑和不满?怎样尽量减轻公众的恐慌和社会的失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要处理好这些问题,这里面充满着官场的学问。细细掂量,站立在官方的立场上,让钟南山出面圆场确实是最佳选择,没有之一。

2020年1月18日,疫情爆发必须封城已到不能再拖延的千钧一发之际,钟南山从深圳被紧急召至武汉,可以推测这必然是北京高层再三掂量后所做的郑重决定。为什么要选钟南山?首先,政治上信得过——这是重中之重,谁信得过?当然是党信得过。其次,知名度和公众对他的信任——这两项同样极其重要,他曾经在2003年处理“非典”(SARS)疫情时确实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才是专业和经验——说实话,在中国医疗卫生系统中,专业、学术能力比钟南山更强、做得更好的可以说比比皆是,但能把每件事做得好,并不等于样样事都能做得出。

1月19日上午,钟南山抵达武汉,开了一场又一场的会(要说是现场调研,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真正花在调研上),晚上直飞北京,又连夜开会。20日早上七点半,专家组成员集中乘车前往国务院向高官汇报工作,下午五点,在国家卫健委的安排下在新闻发布会上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这样的安排确实非常周密,试想如果新闻发布前缺少这么一个过程,突然出来一位大家并不熟悉的生面孔,铁着脸打着官腔告诉大家武汉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病毒,那里疫情已经传播得非常严重,公众的第一反应会是怎样?你们早都干啥去了?现在出了大事才醒来告诉大家?但经过这么一个环节,由钟南山出面处理,至少让普通人看了这新闻发布会,会从心里觉得要认清这种新病毒还真是一门高科技的技术活,要不是像钟南山这种身份的高级专家亲自去武汉考察调查,普通的专家对这种病毒的严重性还真识别不出来——武汉的疫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直到今天才被重视,这确实是有一定难度滴!

在这场疫情中,可以说,钟南山的开局,就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他被选中成为这场疫情的救火队主力干将,就已经注定了未来会成为党国的英雄,离开戴上那条荣光闪闪的“金链子”已只有咫尺之遥了。但是要被上面选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要让组织放心,自身还必须“清白”。疫情爆发期间,如果钟南山身处湖北,或许会撇不开预警失误之嫌;如果身处北京,或许会撇不开监管失职之嫌,就算事后做得再好,也只能算“戴罪立功”。但当时他正在深圳,没有趟上这阵浑水,确实占尽了天时、地理、人和。

图片说明:疫情期间,中国城市街头的抗疫宣传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还有一个人,在这场疫情中,他的出场更加抢眼。他出场时一个功力十足的亮相,其一招一式、一唱一和,都犹如经验老道的“戏骨子”。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就语惊四座。在武汉封城不久的当儿,那时我非常看好他的仕途,他就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他说了什么呢?他当时担任新冠疫情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1月29日,在谈到上海支援武汉医疗队谁应该先上前线时,他说道:抗疫前线党员必须先上,没有商量!

张文宏说的这句话,老百姓爱听,其实党组织更爱听。老百姓爱听,是因为平时党员、干部享受的各种待遇都要比普通人高,占尽了各种好处,现在武汉吃紧,有危险,党员理应按照自己在宣誓中承诺的冲在前面。为什么党组织更爱听?疫情形势急转直下,确实把组织搞得灰头土脸,也被老百姓骂得狗血喷头。张文宏说出的这句话,却出人意料地为组织挣了脸面,从党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凸显出了党组织在困难面前所起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张文宏这句话一出口,便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一长串党媒连续报道了一个多星期,做了许多的官样文章,张文宏顷刻就成了网红专家。

当时我翻阅了张文宏的简历:中共党员、上海市人大代表、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担任好几个医疗学术学会的重要工作,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BI医学中心、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进修。感觉此人不论是从政治、业务还是年龄等各个方面来看,在门面上都符合组织树立典型的各项标准。由此可以推定,张文宏绝不会是等闲之辈,这次脱颖而出,必定能成为一匹黑马,在体制里前途无量!

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仅仅过去一个月,2020年2月底,官媒已经在急于“甩锅”病毒的来源,“不识时务”的张文宏却接受媒体采访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新冠肺炎,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先后。他还说,病毒的源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有“确切的依据”,因此不认同病毒来源于中国境外。

3月初,武汉疫情趋缓,官媒正在开足马力渲染美国疫情失控,凸显出中国抗疫的制度优越性。此时张文宏却在直播中又不合时宜地表示:2019年至2020年流感季,美国感染2800万人,只有1.6万人死亡,所以目前的新冠疫情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来说,可从容应对。

尽管张文宏说出的话,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从专业角度去思考,应该说他讲的大部分话都是大实话,老百姓很爱听。但在党国体制下,这些话是不符合他的身份特征的,是犯了组织的大忌的,至少政治上是不够正确的。因此,后来张文宏在关于应该吃中式早餐还是西式早餐的营养问题上都会遭到小粉红的猛烈围攻,也就可以理解其原因所在了。他之后会有怎样的结果,其实至此已经不难判断。

抗疫期间,张文宏确实也说过很多政治正确的话,但是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明天他会说出怎样的话来,可以想象这肯定是组织甚为担忧的一个问题。

张文宏的人格特征决定了他在特色国情下的成败得失,尽管他在疫情中对大众做了大量非常有益的科普讲座,普及抗疫知识,在抗疫中也确实功不可没,但很明显实际上他是遭遇了“冷处理”的,这是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看看别人在抗疫中对着镜头灵巧地带领积极分子宣誓入党,说出的话那句没有说到组织的心坎里?这样一对比,尽管两者的身份都是专家,但两者在处事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两者所获得的结果当然也会迥然不同。看清了这几点,就会明白后来什么连花清瘟可以抑制新冠病毒,什么板蓝根可以抑制新冠病毒,尽管许多话老百姓听了都觉得损,但这些事儿对上面来说确实都不是什么事儿。

医生 :李文亮 Vs 艾芬

说到新冠疫情,就不能不说被称作吹哨人和发哨人的李文亮和艾芬。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俩都是如同你我的普通人,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一辈子都不会受到公众的关注。但命运就是这样不可预料,疫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俩的故事也因此传遍了全世界。

在中国的公立医院里,医护都属于体制中人。医疗系统虽然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但相对来说,医院一线的骨干毕竟是以医学专业为主业,对政治的敏感度明显要次于对专业领域的辨别力。2019年12月30日下午,艾芬主管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接诊的第二例肺部感染病人检验报告送达,化验单标明“SARS冠状病毒”等内容。艾芬在警觉中即向医院公共卫生科等相关部门报告情况,随后又将预警发到了科室医生的微信群。于是,这些信息被同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获悉后发布到了微信同学群组里,流向了社会。

很明显,发布这样的信息,从本质上论原本都属出于好意,只是在同行之间提个醒而已,如果硬要从其它角度看问题,充其量也只能说为了在自媒体上博眼球。他们俩的身份都是党员,生活也算顺畅,应该说并不具有故意冒犯组织或欲引起社会恐慌的动机和目的,他们也并不是想当“救世主”的角色。但他们俩确实不了解组织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性,由此导致后来路人皆知的李文亮被警方传唤训诫和艾芬被院方严厉训斥。从这一事件中应该可以看到,也正因为两人原本都并非出于恶意传播疫情消息,所以不论是李文亮被警方训诫,还是艾芬被院方训斥,甚至期间还把发布信息的行为当作传播谣言来处理,他俩对这样的处理在内心里必然会感到相当的委屈和不服,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疫情至此平息,这些事就会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沉入海底。但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必定会将这两人推到人生的风口浪尖上。2020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中报道武汉市公安局依法处理了“8名发布或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违法人员”,并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试想,如果不是内部已经对疫情的状况相当担心、对有关疫情的信息管控得相当严格,地方上一件司空见惯的“传谣”个案,怎么可能会惊动中央电视台出面“辟谣”?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随着疫情的爆发,1月23日武汉不得不史无前例地实施封城,警方当初“依法处理8名发布或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违法人员”和央视的“辟谣”,顷刻间就变成了官方自打耳光的狠招。什么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

1月30日,已在呼吸与重症医学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18天的李文亮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终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次日,他在病床上通过自媒体接受媒体采访,道出了自己被公安传唤的经过,可以看出此刻已经身染重疫的李文亮对遭受这样的处罚深感委屈。该新闻发布后,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公众质疑政府压制“吹哨”的悍然大波。2月7日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李文亮因抢救无效去世。李文亮的去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李文亮事件因此也成为近年来政府维稳处置公共事件的最大败笔,其造成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

疫情状况的严重程度和李文亮之死,对艾芬内心的触动是非常强烈的。艾芬用微信上传疫情的真实信息,被院方处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训斥”后,原本她的工作和生活都已逐渐回归了平常,而且她在疫情期间的工作也一度被官方所肯定,武汉广播电视台还播放了《艾芬,40多天不下火线的“巾帼英雄”》,报道艾芬在疫情期间带领近200人的团队,日夜坚守在发热门诊、留观病房。 2月13日《湖北日报》在《武汉中心医院急诊兵团奋战40余天 时时都在拼搏 天天都在战斗》的报道中,以及3月8日《人民日报》在《巾帼英雄战疫魔——献给抗疫最前线的“半边天”》的文章中,都点名称赞艾芬是抗疫中坚守阵地的巾帼英雄 。

但是,武汉疫情的严重性,以及李文亮和其他同事之死,在艾芬心中留下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这在3月10日《人物》杂志发表的对艾芬的专访《发哨子的人》一文中可以寻找到答案。文章说道,艾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通过这席话,读者可以把艾芬当时的内心世界和被压抑在心灵深处的人性和良知一览无遗。但也正是因为这席话,给艾芬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党支部书记和科室主任,不论是从公共卫生的防治角度考虑,还是从党组织所宣传的理论原则出发,艾芬说出的这席话从理论上讲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正如武汉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在抗疫期间所说的一样:“救人命是最大的政治,实事求是是最大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宣传的理论与实际之间往往充满着矛盾,艾芬的“老子到处说”这句话,事实上是组织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她的这句话,对组织来讲,要比当初她把疫情信息上传到微信群里性质还要严重。正是这句话,才是艾芬后来被彻底“冷处理”,甚至成为维稳对象的真正原因。艾芬的人性和良知没能给她自己带来丝毫的好处,反而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这正是为什么这个社会悲剧会不断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尽管李文亮作为抗疫先进个人被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但其获奖介绍中并没有提及他“吹哨”的事迹,这表明政府并不提倡“吹哨”的做法,也不会向后人树立这样的榜样。确切地说,与其说李文亮获奖是因为政府对他在抗疫期间的行为表示认可,不如说让李文亮获奖能够更有效地平息波涛汹涌的民意。谈到这里,我们至少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李文亮现在还好好地活着,他是否还有可能获得一个类似的奖项?还是不可避免地像艾芬一样必须去面对软硬兼施的维稳套路?许多事确实很难能够说清楚。

通过李文亮和艾芬两人的命运,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善良、单纯、人性和关爱这些在正常社会里被人们公认为人之优点的人格特征,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都有可能成为对自身造成不利甚至是伤害的人格弱点。尽管艾芬在疫情中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落,但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艾芬仍然是一位心地较为纯粹的人。新冠疫情发生一年后,消息指艾芬已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右眼几乎失明,正在为此进行维权。艾芬自己作为一名医疗经验丰富、三级甲等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她身上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个社会的许多弊病已经根深蒂固、防不胜防。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具有善良和单纯的品格会比他人需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那么这样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良性的社会。问题出在哪儿呢?

护士 :镇艳 Vs 于×慧

与其他几位抗疫“网红”不同,镇艳的姓名在媒体上出现的次数极少,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名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她,为此还特意搜寻过关于她的背景资料,但是根据我的阅读范围和阅读量来判断,感觉要了解有关镇艳的详情确实不易,并且至今未能在媒体或网络上看到有她的照片出现。而于×慧(注:为避免对当事人产生两次伤害,本文对部分当事人姓名用×作替代处理)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她从默默无闻到被捧得大红大紫,一夜之间又被抛入人生的低谷,个人隐私被扒得全无,历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但是,不论是镇艳还是于×慧,她俩在抗疫期间经历的与众不同的人生,为我们了解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另类视角。

2020年2月24日,武汉封城刚刚满月,英国老牌医学杂志《柳叶刀》网刊刊登两位中国医护撰写的英语通讯:Chinese medical staff request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istance in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中国医务人员请求国际医疗支援抗击COVID-19》)该文叙述了支援湖北的医护在武汉封城第二天到达那里后,耳闻目睹武汉一线医护人员救治新冠病毒肺炎病人所面临的艰难情况,请求全球医务工作者来中国支援武汉抗击新冠病毒。

在许多发达国家,护理工作是一项崇高、受人尊敬的职业。在我认识的一些加拿大注册护士中,有不少人拥有硕士或更高的学位,她(他)们在门诊和病房中从事着非常普通的工作,她(他)们的人生价值是通过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与关爱,以及整个社会对护理工作重要性的认同中得到充分体现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尽相同。在许多医院里,普遍的情况是,相对来说护士的地位、作用和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医院和社会的充分重视,护士成了医疗卫生系统中默默无闻的一族。正因为如此,当镇艳以一名护士的身份,在武汉抗疫的关键时刻,用英语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这样一篇态度鲜明的通讯时,确实使人感觉眼前一亮,特别显眼。

中国医疗网站“丁香园”两天后转发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稿,但几小时后就被撤稿。随后,《柳叶刀》上发表的英语原文据说因作者的要求也作出了撤稿处理。这篇文章的第二作者就是镇艳,当时网上出现的一条有关她的身份简介说她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医部副主任护士(该文的第一作者是中国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护理部研究员曾迎春博士)。

根据已经透露的消息,这篇通讯发表后,该文被有关部门认定“严重失实”,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护理部研究员曾迎春也因此“涉嫌造假”被扣上“学术不端”的帽子,遭到了系统性的强力维稳。但是,关于镇艳后来的情况外界至今仍然一无所知。那么,对于像镇艳这样有理想、对人生目标有所追求的个体而言,在这种情况之下,她的上进心会不会从此被抹杀殆尽?当个人的良知掉进“政治不正确”的漩涡时,是去奋不顾身地守护良知,还是应该明哲保身丢弃良知?如果选择守护良知,那么对个人而言又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些正是我和不少人共同担心的几个问题。

在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个体究竟有没有自由选择人生目标的充分权利?当个人目标与“政治正确”发生冲突时,是牺牲个人目标,还是放弃“政治正确”?在这样的冲突中,个人有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如果说镇艳的故事使得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的话,那么于×慧的故事,或许可以为我们拆解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官媒报道称,武汉封城后,24岁的于×慧以护士身份辗转700多公里路程,历经22小时,来到武汉加入援鄂志愿者队伍,连续56天在瑞安隔离点医疗组做义工。就事论事,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于×慧不顾个人安危对社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这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可称得上是非常高尚的行为,确实值得颂扬。但是,在一个世风日下、政治主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的大环境下,一件原本朴实的善事都有可能因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被权力包装得面目全非。这对于×慧也不会例外,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权力饥不择食,急需树立典型,这种例子是很容易被政治嗅觉灵敏的宣传部门捕捉到后大做文章的。

出于形势的需要,宣传机器闻讯后立刻开足了马力,荣誉也接踵而至。于×慧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接连收获了“南通五四青年”奖章、“外省支援武汉优秀志愿者奖杯”、“最美援鄂护士” 、荣登“江苏好人榜”、“江苏最美人物”、“江苏最美青年抗疫先锋”、“中国网事·感动2020网络感动人物”、“四个100先进典型暨百名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等各种荣誉称号,她还被安排到学校、部队等单位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会;被安排火线入党、举行一个人的入伍仪式,还被圆了军嫂梦——2020年10月7日,在各方安排下青年军人王×向护士姑娘于×慧浪漫求婚,第二天,两人便举办了订婚仪式,官媒大加渲染,鱼水之欢溢于言表。

不料几天后于×慧被网友扒出已是人妻,还育有孩子,离婚官司尚未了结。曾经涉及另外两起民事诉讼,因为欠下债务,银行账户已被法院冻结,还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而官方此时却立刻翻脸不认人,不但官媒集体删除以前刊登的相关报道,南通市卫建委工作人员还说“她不是医疗工作者,也不是医疗卫生系统的”,称于×慧“根本没有护士资格证”。武汉市武昌区卫健局也表示他们登记的志愿者名单中根本没有于×慧的名字。而各大门户网站上诸如《从为武汉拼命的“美女英雄”到戏弄全中国的“渣女骗子”,她只做了这10件事》之类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把于×慧的个人隐私扒得精光。为了“甩锅”,官家全然不顾于×慧的个人感受,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谁更无赖谁更渣,其实众人早已一目了然。

最美护士于×慧嫁兵哥哥王×,一周后翻车人设坍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急剧反转的戏剧场面,其实爆出的是意识形态领域这台舆论宣传机器的老朽破败和现实社会里道德一地鸡毛这两方面真实状况的组合。在一个长久以往价值观混乱、荣辱观扭曲、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里,尽管形势急需,但即使戈倍尔再世,也难以为官方在众人面前塑造出一个完美动人的形象了。

不可否认,在该事件中,于×慧内心里确实存在着那么一丝的不安分,这原本并不算什么不可原谅的大错误。事实上,恰恰是权力这帖无良的春药,才造成了于×慧内心欲望的不断膨胀。在于×慧事件中,权力出于自身的私利,不顾实际竭力拔高设立的标本,以此营造出一种权力所需的夸张甚至是虚假的道德楷模。不料这预设的情节出人意料地出轨翻车。为了挽回局面,权力和其管控下的媒体又不顾当事人的内心感受,一面倒地极力诋毁当事人,把当事人的隐私在光天化日之下扒得精光,而权力反而把自己打扮成了受骗上当的受害者。但是,于×慧“骗术”再高明,她只凭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做到从全国42322名援鄂医护人员中脱颖而出?又是怎么通过入党政审的?她自己凭借什么才能做到在全国范围内把自己捧上天的?可见没有权力操控的影子,于×慧在这场游戏中简直寸步难行。出事后权力迅速抽身而出,落井下石,扮演成受害者的模样,如此无良,是可忍孰不可忍?正如李文亮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在此笔者也为这样的不平吼上一声,算是给这种制度下那些数不胜数的于×慧式的受害者们鸣一声冤,叫一声屈。

纵观抗疫人物的遭遇和命运,随手列举几个样本,便可以粗略勾勒出党国体制下有关人生成败得失的几条屡试不爽的法则:
(1)飞黄腾达离不开假大空;说真话不会有好结果。
(2)组织只放心两类人:政治上靠得住的活人和政治上靠不住的死人。
(3)想要用热脸去贴组织的冷屁股,还真先要仔细掂量掂量自己配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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