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常夸耀它的经济成就,它的快速崛起,好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还用经济模型进行了论证,后来中国还拍了部纪录片叫《厉害了我的国》。且不说,中国的数字的真实性,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因为经济崛起不是文明崛起。不愁吃,不愁穿只是动物的理想,人的理想是文明的进步。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真正崛起呢?因为中国人今天还不能说人话,自由表达。按理说,中国老百姓不能讲真话是怕他们寻衅滋事,官员应该可以自由表达吧。君不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很“自由”地将新冠病毒指向美国军人,华春莹就很天真地问: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上推特和脸书呢?结果无数网民跟着问:是啊,为什么呢?

事实上,官员更不敢讲真话。现在官员接受采访,记者都把标准答案写在纸上举着,让他们照着读。这是个好办法,官员、记者都不会犯错。但这种照稿读与电视认罪又有什么区别呢?无论中国的GDP数字如何高歌猛进,但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中国已经是一个不能讲真话的国家,它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中国人不会讲真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因言获罪,祸从口出。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说假话和违心的话。当权者用假话空话套话愚弄民众,民众用假话空话套话以自保。武汉新冠病毒被发现后,李文亮医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发文预警,结果他和八名医生都被警察训诫。他们的真话被视为造谣惑众。许章润和任志强发文章讲真话,劝告当权者应以黎民苍生为念,不可执迷于一己之私,但结果许章润被嫖娼,任志强获刑18年。张展、陈秋实、方斌等公民记者深入武汉报道疫情讲真话,结果张展被判刑四年,陈秋实、方斌被禁言消声。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因怒斥中共政治僵尸而被迫流亡海外,被取消退休养老待遇。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敢言而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投入监狱,企业被强行接管。

马云有钱任性应该可以讲真话,但去年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马云一冲动说,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马云这一席演说,无论正确与否,应该是他心里的话。但他就闯了大祸。马云等蚂蚁集团高管被监管当局约谈,上市被直接叫停。世界最大的IPO顿时化为一缕云烟。

讲真话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讲真话,人才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信任,有创意,有热情,有干劲。 讲真话也是善政的基础。假话的背后,是当权者的蛮横霸道和社会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它必然带来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和腐败盛行。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当权者妄自尊大、盲目自信,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昏聩,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1984年,习仲勋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提议道:“能不能出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或者制度?”习近平没有继承他父亲的衣钵,而更多接种了毛泽东极权主义的毒素。

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果没有一个讲真话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瞎折腾。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的国家,人民只有噩梦而不可能有美梦。

时评人士郎遥远曾在文章《讲真话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紧要》中写道:中国是个神奇国度,每个人都有一个面具,一副处世盔甲。庙堂上演《宫心计》,官场上演《现形记》,江湖上演《水浒传》。教育撒谎,从小写作就假大空;媒体撒谎,《新闻联播》怂恿当事人背台词;官场撒谎,不讲真话,更是一门从春秋战国发端、历代王朝发狂、沿袭至今发臭的官场显学。

中国官场的欺瞒文化,是历代昏君或暴君的专制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喜欢指鹿为马,喜欢被阿谀吹捧,讲真话的臣民统统没好下场。真话不重要,关键是表忠心。在权力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屏蔽真理,才能继续当皇上。

中国自古不乏铁骨铮铮,暴君之下成了冤魂,昏君之下成了异类。比干、伍子胥是中国历史第一代讲真话被昏君“焚炙”的代表;岳飞、于谦是中国历史第二代讲真话被昏君斩决的代表;谭嗣同、秋瑾是中国历史第三代讲真话被昏君杀头的代表;瞿秋白、史量才是中国第四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枪毙的代表;刘少奇、彭德怀、张志新是中国第五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折磨致死的代表。


一个不容置疑的常识是,如果因言获罪,大有人在,那这个国家还处在黑暗之中。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想堵住讲真话嘴巴的领导人,都不是好鸟,必败无疑。而官场欺上瞒下,往往会让主子摔得很惨。袁世凯听信谗言,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命运都蒙骗到沟里了。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讲真话制度的建立,是神话的破灭,是真话的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场讲真话、传真知的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大繁荣,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文艺复兴崛起了大英帝国,人文精神传播到美国,成就了一部联邦宪法,从捍卫公民讲真话到捍卫公民一切人权,维系了美国社会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繁荣和稳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第一个讲真话时期,是春秋战国,宗师林立,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第二个讲真话时期,跨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大兴文字狱的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苏俄革命纷至沓来,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仁人志士救国图强,民国大师群星璀璨,专制王朝土崩瓦解,剪了千年奴才的小辫子。第三个讲真话时期很短,只有昙花一现,伟大领袖鼓励讲真话,结果是引蛇出洞的权术,讲真话者一概被打倒,从灵魂与肉体一并折磨甚至消灭。

第四个讲真话时期,离我们很近,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和全民共识,伟大领袖从神坛搬下了人间。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碰撞、激荡、融合、创新。思想文化、科学艺术、民营经济、宗教领域,全面迎来复苏的春天。老中青三代众志成城,充满信任与友善。中央领导带头广开言路,把各路有识之士请进中南海,面对面交流请益。意识形态出现“三宽部长”,各种反思、各种辩论、各种尖锐批评,公开见诸报章。那个时候,不管有多少问题存在,但中国人相信未来“春光更明媚。” 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恪守教条主义、自信主义,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两豆塞耳,闭门造车。大跃进放卫星的教训极为深刻,GDP数字成橡皮泥人的教训,至今仍让当局者迷。中国经济数字有多少政绩纵欲、有多少杀鸡取卵、有多少注水猪肉?在经济领域,有多少特权通吃的肮脏内幕?在司法领域,有多少被遮掩的权力狰狞?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多少说真话、说真心话的自由舞台?

谎言依然会传播,但捍卫讲真话的制度,会在第一时间消解谎言。在美国有许多像《华盛顿邮报》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这样的杰出媒体人,无论政府打压还是名利诱惑,都无法阻挡他们追逐真相的脚步。布拉德利率领部下夺得了18个普利策奖;水门事件持续发酵的28个月里,安排发表400多篇真相报道,迫使尼克松引咎辞职。他说:“只要记者说的是真话,并且客观公允,就不需要担心后果。”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

郎遥远的文字深刻、尖锐,但中国的现实却更加残酷。同为时评人的李承鹏在他的文章《你删除得了世界,却删除不了尊严》中这样写道:说话是一种尊严,是记忆的尊严,是情感的尊严,是智力的尊严。可是不知何时,我们竟被删掉这份尊严。这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让人们产生巨大不安:究竟是春天前通常有一个糟糕的冬天;或是这糟糕的冬天,意味着根本不会再有春天。

当说话不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利,却要等待权力的授予······这件事让一个泱泱大国蒙羞。我们可以不要高楼,但要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可以不要GDP世界第二,但要有说话的地方。我们可以不要航母编队,但要有说话的安全。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所有令人尊重的大国,人民都可以自由地、毫无畏惧地说话。

尊严是个人的需要,也是国家的必要。很难想像,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会去顾国家的尊严,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却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群猪从来不会保护猪圈,就这么简单。

中国不拒绝尊严,就不要拒绝这些祝福。何况,中国已别无退路,只有跟上文明世界的脚步。上帝造世界,并非让人类苟活,而是让尊严有个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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