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常夸耀它的经济成就，它的快速崛起，好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还用经济模型进行了论证，后来中国还拍了部纪录片叫《厉害了我的国》。且不说，中国的数字的真实性，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因为经济崛起不是文明崛起。不愁吃，不愁穿只是动物的理想，人的理想是文明的进步。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真正崛起呢？因为中国人今天还不能说人话，自由表达。按理说，中国老百姓不能讲真话是怕他们寻衅滋事，官员应该可以自由表达吧。君不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很“自由”地将新冠病毒指向美国军人，华春莹就很天真地问：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上推特和脸书呢？结果无数网民跟着问：是啊，为什么呢？
事实上，官员更不敢讲真话。现在官员接受采访，记者都把标准答案写在纸上举着，让他们照着读。这是个好办法，官员、记者都不会犯错。但这种照稿读与电视认罪又有什么区别呢？无论中国的GDP数字如何高歌猛进，但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中国已经是一个不能讲真话的国家，它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中国人不会讲真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因言获罪，祸从口出。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说假话和违心的话。当权者用假话空话套话愚弄民众，民众用假话空话套话以自保。武汉新冠病毒被发现后，李文亮医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发文预警，结果他和八名医生都被警察训诫。他们的真话被视为造谣惑众。许章润和任志强发文章讲真话，劝告当权者应以黎民苍生为念，不可执迷于一己之私，但结果许章润被嫖娼，任志强获刑18年。张展、陈秋实、方斌等公民记者深入武汉报道疫情讲真话，结果张展被判刑四年，陈秋实、方斌被禁言消声。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因怒斥中共政治僵尸而被迫流亡海外，被取消退休养老待遇。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敢言而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投入监狱，企业被强行接管。
马云有钱任性应该可以讲真话，但去年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马云一冲动说，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马云这一席演说，无论正确与否，应该是他心里的话。但他就闯了大祸。马云等蚂蚁集团高管被监管当局约谈，上市被直接叫停。世界最大的IPO顿时化为一缕云烟。
讲真话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讲真话，人才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信任，有创意，有热情，有干劲。 讲真话也是善政的基础。假话的背后，是当权者的蛮横霸道和社会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它必然带来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和腐败盛行。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当权者妄自尊大、盲目自信，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昏聩，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1984年，习仲勋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提议道：“能不能出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或者制度？”习近平没有继承他父亲的衣钵，而更多接种了毛泽东极权主义的毒素。
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果没有一个讲真话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瞎折腾。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的国家，人民只有噩梦而不可能有美梦。
时评人士郎遥远曾在文章《讲真话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紧要》中写道：中国是个神奇国度，每个人都有一个面具，一副处世盔甲。庙堂上演《宫心计》，官场上演《现形记》，江湖上演《水浒传》。教育撒谎，从小写作就假大空；媒体撒谎，《新闻联播》怂恿当事人背台词；官场撒谎，不讲真话，更是一门从春秋战国发端、历代王朝发狂、沿袭至今发臭的官场显学。
中国官场的欺瞒文化，是历代昏君或暴君的专制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喜欢指鹿为马，喜欢被阿谀吹捧，讲真话的臣民统统没好下场。真话不重要，关键是表忠心。在权力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屏蔽真理，才能继续当皇上。
中国自古不乏铁骨铮铮，暴君之下成了冤魂，昏君之下成了异类。比干、伍子胥是中国历史第一代讲真话被昏君“焚炙”的代表；岳飞、于谦是中国历史第二代讲真话被昏君斩决的代表；谭嗣同、秋瑾是中国历史第三代讲真话被昏君杀头的代表；瞿秋白、史量才是中国第四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枪毙的代表；刘少奇、彭德怀、张志新是中国第五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折磨致死的代表。
一个不容置疑的常识是，如果因言获罪，大有人在，那这个国家还处在黑暗之中。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想堵住讲真话嘴巴的领导人，都不是好鸟，必败无疑。而官场欺上瞒下，往往会让主子摔得很惨。袁世凯听信谗言，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命运都蒙骗到沟里了。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讲真话制度的建立，是神话的破灭，是真话的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场讲真话、传真知的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大繁荣，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文艺复兴崛起了大英帝国，人文精神传播到美国，成就了一部联邦宪法，从捍卫公民讲真话到捍卫公民一切人权，维系了美国社会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繁荣和稳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第一个讲真话时期，是春秋战国，宗师林立，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第二个讲真话时期，跨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大兴文字狱的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苏俄革命纷至沓来，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仁人志士救国图强，民国大师群星璀璨，专制王朝土崩瓦解，剪了千年奴才的小辫子。第三个讲真话时期很短，只有昙花一现，伟大领袖鼓励讲真话，结果是引蛇出洞的权术，讲真话者一概被打倒，从灵魂与肉体一并折磨甚至消灭。
第四个讲真话时期，离我们很近，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和全民共识，伟大领袖从神坛搬下了人间。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碰撞、激荡、融合、创新。思想文化、科学艺术、民营经济、宗教领域，全面迎来复苏的春天。老中青三代众志成城，充满信任与友善。中央领导带头广开言路，把各路有识之士请进中南海，面对面交流请益。意识形态出现“三宽部长”，各种反思、各种辩论、各种尖锐批评，公开见诸报章。那个时候，不管有多少问题存在，但中国人相信未来“春光更明媚。” 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恪守教条主义、自信主义，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两豆塞耳，闭门造车。大跃进放卫星的教训极为深刻，GDP数字成橡皮泥人的教训，至今仍让当局者迷。中国经济数字有多少政绩纵欲、有多少杀鸡取卵、有多少注水猪肉？在经济领域，有多少特权通吃的肮脏内幕？在司法领域，有多少被遮掩的权力狰狞？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多少说真话、说真心话的自由舞台？
谎言依然会传播，但捍卫讲真话的制度，会在第一时间消解谎言。在美国有许多像《华盛顿邮报》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这样的杰出媒体人，无论政府打压还是名利诱惑，都无法阻挡他们追逐真相的脚步。布拉德利率领部下夺得了18个普利策奖；水门事件持续发酵的28个月里，安排发表400多篇真相报道，迫使尼克松引咎辞职。他说：“只要记者说的是真话，并且客观公允，就不需要担心后果。”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
郎遥远的文字深刻、尖锐，但中国的现实却更加残酷。同为时评人的李承鹏在他的文章《你删除得了世界，却删除不了尊严》中这样写道：说话是一种尊严，是记忆的尊严，是情感的尊严，是智力的尊严。可是不知何时，我们竟被删掉这份尊严。这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时代，让人们产生巨大不安：究竟是春天前通常有一个糟糕的冬天；或是这糟糕的冬天，意味着根本不会再有春天。
当说话不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利，却要等待权力的授予······这件事让一个泱泱大国蒙羞。我们可以不要高楼，但要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可以不要GDP世界第二，但要有说话的地方。我们可以不要航母编队，但要有说话的安全。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所有令人尊重的大国，人民都可以自由地、毫无畏惧地说话。
尊严是个人的需要，也是国家的必要。很难想像，一群连自己的尊严都不顾的人，会去顾国家的尊严，一群没有尊严的国民，却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群猪从来不会保护猪圈，就这么简单。
中国不拒绝尊严，就不要拒绝这些祝福。何况，中国已别无退路，只有跟上文明世界的脚步。上帝造世界，并非让人类苟活，而是让尊严有个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