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秦永敏先生的“玫瑰团队”创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网站，看到了浙江民主党创党元老吕耿松先生处境恶化的报道。（https://hrwcn.com/2021/04/11/监狱系统实行严管-吕耿松生命堪忧/）跟浙江的朋友聊天也证实了报道的情况，并且也了解了一些具体原因。
这种变化的起因在于吕耿松所在监狱的管理机关——浙江省司法厅对监狱李所有的不认罪的囚犯进行“严管”。“严管”的待遇包括：“不准许每月一次的与家属通话，限制物资采买，强迫政治学习，强迫观看央视新闻联播······等等。实际上，还施加诸多不能说明的变相酷刑。”
做过共产党监狱的人都知道中共监狱早在大约二十年前就实行了分级管理，有些地方分的比较细，比如我在北京二监坐牢时分为一级严管、二级严管、普管、宽管。浙江应该是分的没有那么细，但是肯定也有严管和宽管。不同级别的囚犯在购物、打亲情电话、劳动、评分减刑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其实中共管理国民按照城乡、阶级、职业、官民、是否党员、干部级别分为三六九等跟监狱犯人的分级管理在道理上是相通的，当管理者掌握了升级降级大权的时候，每个被管理者都只好主动顺从。
在胡温时代虽然政治犯也遭迫害（当时掌握政府系统的周永康制造了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三大政治案），但是跟今天相比还是要有些人情味。首先，囚犯是否认罪跟宽管严管没有关系。宽严是对囚犯是否遵守监规的判定，有些囚犯寻衅打架、欺负他人、盗窃别人财物等等确实有受罚的道理，但是是否认罪与此无关。相反，凡是不认罪的，基本都是有冤情的。因为不认罪就无法减刑，再积极劳动甚至立功都不行。而犯人最大的利益就是减刑。不认罪本身就已经带来了不公平的代价，所以不认罪的犯人除了政治犯是为了信仰和骨气，大部分不认罪的原因是希望通过申诉能纠正冤案。比如我服刑期间有个叫曾大敏的工程师，被指控贪污80万元判死缓。他坚称自己冤枉便一直申诉。所以可以兑换减刑的大量奖励都作废了。同期判死缓的犯人出狱的时候，他还有15年刑期，后来听说终于死在监狱了。
我在北京二监服刑期间有一阵还有不认罪囚犯减刑的政策，把认罪和积极劳动等其他因素一起当成评分标准。虽然仍然不公平，但是毕竟有评分得奖的机会了。这个政策没有彻底实行开，因为真正减刑的时候还是要写认罪悔罪书。
虽然共产党本身一直没有真正重视人权，但是政治空气宽松的时候，有人情味的一面还是可以显现出来。有些监狱干警同情政治犯，至少认为政治犯不像杀人盗窃那些罪犯道德品质恶劣，因此政治犯有可能比一般囚犯待遇稍好。但是如果从监狱干警到中央政法委任意一级管理者出了“党性”强的酷吏，当然政治犯遭到比刑事犯更糟糕的管束也是经常发生的。
吕耿松这次入狱时早有监狱囚犯分级管理制度，只不过浙江是政治空气不如商业气氛浓厚的地区，所以监狱的管理者并没有较真，或者说并没有因为吕耿松是政治犯就故意严管他。
习近平上台后就日益回归毛泽东极左那一套。按照中共传统的阶级专政理论，所有的囚犯都是“专政对象”。政治犯更是“阶级敌人”，而对待阶级敌人，党性强的做法就是如雷锋日记所言：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所以在政治高压下，即便有警察同情政治犯也不敢表现出了，否则就是立场不坚定、党性不强，就要受排挤和打击。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在人权领域全面倒退，在监狱管理上主要表现为：把认罪当成不严管的必要条件；把是否对习近平和中共表示驯服当成奖惩的评判标准；把监狱本来存在的裁量权收回，所有犯人待遇按分级一刀切。
于是，民主党人吕耿松先生就成了习近平恢复监狱阶级专政本色的政策牺牲品。当然他这次入狱本身也是习近平上台后恢复政治挂帅加上当局构陷的结果。最近家人看他时发现已经出现了胆囊坏死、牙齿坏死六颗、怕冷、虚弱等诸多健康堪忧的情况。
当然中共在政法领域的人权倒退表现很多，最主要表现是对警察部门的制度性制约大为减少，非法办案盛行，尤其是政治案已经没有监督制约；其次是对律师依法辩护进行法外处罚和打击；还有就是对异议人士甚至主动使用黑社会手段，比如高智晟的强迫失踪。监狱政治犯遭受进一步的迫害在这种大环境下是必然趋势。
所以今天的中国政治犯更加艰难，不仅要有对抗专制的决心和勇气，还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锻炼身体，学会苦中作乐，才有可能不被中共的专政机器吞噬掉，从而最终迎来民主胜利的那一天。
